初唐是唐诗发展的起点，还残留着旧的痕迹，同时也显得稚嫩，但正因为有旧的痕迹，才显得新诗风的可贵，正因为稚嫩，才显出勃勃生机。

初唐的诗歌可以从唐太宗谈起。太宗不仅延揽文士，而且自己也从事诗歌创作。他的诗颇受南朝以来宫体诗的影响，如《咏烛》诗：

焰听风来动，花开不待春。

镇下千行泪，非是为思人。

诗虽袭用褚亮《咏花烛》诗中所云“莫言春稍晚，自有镇开花”。但其构思精巧，体现出典型宫廷咏物诗的特征。唐太宗的诗往往也有一种豪壮之气，题材也要宽广一些。如《饮马长城窟行》、《帝京篇》、《过旧宅》、《还陕述还》等，都有一种豪壮的气势、雄视一代的襟怀。只是从艺术手法上看不时显露出仿袭、生硬的痕迹和状态。太宗周围的文人也多从事于诗歌创作，如“杨师道退朝后，必引当时英俊，宴集园池，而文会之盛，当时莫比”。“太宗每见师道所制，必吟讽嗟赏之。”[8]由此可推知，当时朝臣赋诗，多南朝之旧，以丽藻为工。

太宗周围的文人中，最著名的是虞世南。世南早年仕陈，以“文章婉缛”而知名当世。后历隋入唐，一直为宫廷文人，所以诗也多以奉和、应诏、侍宴等类作品为主。唐太宗对虞世南的诗很欣赏，称为一绝。可见他俩的诗风是相近的。从总体上看，虞世南在力排宫体诗中最为颓靡的艳情诗；同时又创作典范的宫体诗，这在其奉和应制诗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即使是边塞题材的诗，也往往将其固有意象纳入规范的宫体诗程式之中。不过，虞世南的诗大都构思精巧严密，感受敏锐，从而在程式化的宫廷诗制作中透露出一些新鲜的生气与美感，如《春夜》诗云：

春苑月徘徊，竹堂侵夜开。

惊鸟排林度，风花隔水来。

又如《咏萤》诗云：

的历流光小，飘摇弱翅轻。

恐畏无人识，独自暗中明。

以上诗分别描述了鸟、萤独特动态的一个片断，通过巧妙的联想、新奇的比喻，凝结为精致的诗句，给人一种新鲜的美感。

唐太宗的朝臣中，有些人的诗还显示了开阔襟怀与豪壮气势。其中著名的是魏征。魏征今存诗以《述怀诗》为代表：

中原初（一作还）逐鹿，投笔事戎轩。

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

杖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

请缨系南粤，凭轼下东藩。

郁行陟高岫，出没望平原。

古木鸣寒鸟（一作雁），空山啼夜猿。

既伤千里目，还惊九折（一作逝）魂。

岂不惮艰险，深怀国士恩。

季布无二诺，侯嬴重一言。

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

诗充满了悲凉苍劲之气，在初唐朝臣诗中，风格独树一帜。

后于虞世南、魏征，并对当时诗坛产生影响的宫廷诗人是上官仪。

上官仪，陕州陕（今河南三门峡市旧陕县）人，贞观年间举进士，太宗闻其名，召授弘文馆直学士，又迁秘书郎。“太宗雅好属文，每遣仪视草，又多令继和，凡有宴集，仪尝予矣。”至高宗朝，宠任不衰，他“本以词彩自达，工于五言诗，好以绮错婉媚为本。仪既显贵，故当时多效体者，时人谓之上官体”[9]。

上官仪讲求诗的形式美，提倡诗要“六对”、“八对”。据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七引李淑《诗苑类格》载如下：

唐上官仪曰，诗有六对：一曰正名对，天地日月是也；二曰同类对，花叶草芽是也；三曰连珠对，萧萧赫赫是也；四曰双声对，黄槐绿柳是也；五曰叠韵对，彷徨放旷是也；六曰双拟对，春树秋池是也。又曰，诗有八对：一曰的名对，送酒东南去，迎琴西北来是也；二曰异类对，风织池间树，虫穿草上文是也；三曰双声对，秋露香佳菊，春花馥丽兰是也；四曰叠韵对，**千般意，迁延一介心是也；五曰联绵对，残河若带，初月如眉是也；六曰双拟对，议月眉欺月，论花颊胜花是也；七曰回文对，情新因意得，意得逐情新是也；八曰隔句对，相思复相忆，夜夜泪沾衣。空叹复空泣，朝朝君来归是也。

其“六对”是对辞藻而言，“八对”是对诗句而言，涉及事类、喻义、句式、词性、音韵各方面。它们所探讨的诗歌形式美，是南朝绮靡诗风的继续和发展，不过，对律诗的最终定型成熟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

“六对”、“八对”主要是讲对偶技巧的，从今存上官仪的诗作看，也确实精于对偶的，如咏史诗《王昭君》：

玉关春色晚，金河路几千。

琴悲桂条上，笛怨柳花前。

雾掩临妆月，风惊入鬓蝉。

缄书还待使，泪尽白云边。

诗中“玉关”、“金河”、“桂条”、“柳花”、“临妆月”、“入鬓蝉”等各类辞藻精心对偶铺排，宛如一幅昭君出塞的彩绘图，而悲怨之情消掩几尽。上官仪使宫廷诗的创作进一步精致化，把宫廷诗的创作推向了一个更高的阶段。

就在唐初朝廷君臣怀恋沉溺于宫体诗余韵的时候，宫廷外唐诗却展现着新的生机，这就是王绩和初唐四杰的诗歌创作活动。“初唐四杰”是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他们和王绩的社会地位都比较低下，受传统的礼教束缚也比较少。他们在诗歌创作中努力摆脱宫体诗的影响，力图开拓新的题材和诗风，同时对诗的格律形式也有所探索。其中王绩的诗歌创作活动先于“四杰”。

王绩，生年约在585至590年之间，卒于644年，自为之字曰无功，号东皋子，绛州龙门（今山西稷山）人。隋末大儒王通之弟。曾数次做官，但官职都很小，并都因酒而未终，半道而去，是一个不受礼教束缚的人。此外，他又接触普通人民的现实生活，所以写出来的诗清新朴素，有现代生活气息，如他的《野望》诗：

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

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

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

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

而他的《秋夜喜遇王处士》更显得有闲适情趣：

北场芸藿罢，东皋刈黍归。

相逢秋月满，更值夜萤飞。

这些诗已开唐代山水田园诗的先声。王绩是唐代最早摆脱南朝浮艳诗风的人，为唐代近体诗的形成做出了贡献。近年发现了《王无功文集》五卷本，使王绩在唐代诗歌史上的地位更加引人注目。从王绩所存诗歌来看，多为五律、五绝，大都或基本合乎格律。此外，王绩诗立意也多清新刚健，气势恢宏，已大有唐律唐韵的规模旨趣。总之，王绩对唐代诗歌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王绩之后，“初唐四杰”在唐代诗坛名噪一时。他们的诗已冲开宫廷、台阁的束缚，去描述人民生活、自然风光和边塞风情。诗的题材转移并扩大了，风格也变得清新刚健了。他们的诗歌创作实践对扫除南朝宫体诗余风，开创唐代诗风，起着重要的作用。四杰之中，以王勃才气最高，成绩最大。

王勃（650—677年），字子安，绛州龙门人，王绩之侄。王勃早年因家贫入仕，但恃才傲物，不谙官场之道，仕途并不得意，后渡南海寻父，堕水而卒。终年27岁。

王勃因早逝，诗留传至今的不多，题材也还不够广泛，内容风格虽有承袭六朝堆砌辞藻的余习，但于纤丽婉畅之中，有浑厚的气象，显示了唐代诗歌发展的新趋向。同时他对五言律诗格律的建设和七言歌行的提高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王勃诗以《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最为著名：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文人自古伤别离，离别诗也大都写得很伤感，但王勃这首送别诗却写得悲凉豪壮，一扫儿女缠绵之态。起句“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就令人视野开阔，诗中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更成为千古名句。又人们常常对异地风光感受强烈，作为北方人的王勃描绘江南景物的《采莲曲》是他另一首名诗。《采莲曲》是乐府旧题，《江南弄》七曲之一，内容描写采莲女的生活及相思之情，同时也描绘了江南的水乡风光。王勃在诗中杂用三、五、七言句，节奏显得非常和谐。

从今存诗作来看，杨炯在四杰之中成就最低。

杨炯（650—693年），华阴（今陕西华阴县）人，曾任校书郎、崇文馆学士、詹事司直等职，恃才简倨，与同僚不合，后迁任地方官，卒于任上。杨炯所存诗以写边塞的五律较有特色，其中又以《从军行》为著名：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初、盛唐诗人多向往边塞生活，边塞诗也成为唐诗重要题材之一，这首诗是边塞诗早期的优秀之作。

四杰中以卢照邻年最长。

卢照邻（637？—689年？），字昇之，号幽忧子，幽州范阳人，仕唐，初授邓王府典签，又出任益州新都县尉，因风疾去官，后疾重，不堪其苦，自投颍水而死。

卢照邻擅长七言歌行，以《长安古意》最为著名。他在这首长诗里描绘了长安社会的繁华富丽、贵族生活的豪奢****以及都市景象的喧闹繁忙，展示了统治阶级的横暴和堕落，以及他们必然走向空虚幻灭的结局。诗中哲理的升华，也是诗人积极入世思想的反映；诗中“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的爱情观，迸发着宫体诗所没有的**；“楼前相望不相知，陌上相逢讵相识”，体现出打破旧的家族世系与社会关系后所表现出的新的时代气息。这种新的人际关系，有着平等竞争的新意蕴，从而激励着人们建功立业的精神。诗的最后虽然也写到了作者在长安的清贫生活，但其情思不仅是回旋于个人生活的狭窄天地，而是回旋于变易不息的历史长河中，不是为了个人的悲欢离合而缠绵悱恻，而是在大的范围内思索人生哲理，这正是唐代诗人精神风貌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唐诗超越古今的生命力所在。

卢照邻曾游蜀地，又因事谪戍西边，这不仅扩大了他的诗歌题材，也影响着他的诗歌风格。他在这些地区写的《早度分水岭》及一些边塞诗，苍凉壮大，已有盛唐之气。

在四杰中，骆宾王经历最丰富，诗作也最多。

骆宾王（640—684年），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人，做过武功、长安主簿及长安县令等小官，不得志于官场。曾参加徐敬业反对武则天的起兵，因写《讨武曌檄》而著名。

骆宾王擅长七言诗行，代表作为《帝京篇》，内容篇幅与《长安古意》相近，但更多辞赋辅排，“当时以为绝唱”。他还久戍边地，今天看来，他的边塞诗写得更好一些，如《边城落日》：

紫塞流沙北，黄图灞水东。

一朝辞俎豆，万里逐沙蓬。

候月恒持满，寻源屡凿空。

野昏边气合，烽迥戍烟通。

膂力风尘倦，疆场岁月穷。

河流控积石，山路远崆峒。

壮志凌苍兕，精诚贯白虹。

君恩如可报，龙剑有雌雄。

诗有一种昂扬奋发的豪侠之气。而另一首《夕次蒲类津》还有一种立功边塞的豪情壮志。又如《边夜有怀》、《至分水戍》等也都是较好的边塞诗。此外，其名作《在狱咏蝉》寄悲病于比兴之中，宛转切情，在艺术上更为成熟，是初唐五律中的名作。

总之，“四杰”的诗还没有彻底从南朝宫体诗的影响中摆脱出来，但唐诗却从此展现了它无限的生命力。诗歌从狭小的宫廷生活圈子里走出来，去思索人生哲理，感叹道路艰辛，伤怀送别离去，描述边塞及自然风光，向往立功游侠，托物言志，慷慨悲歌，反映的生活面较前大为开阔了。

在四杰基础上把唐诗发展更推进一步的是陈子昂。

陈子昂（681—702年），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射洪）人，初为《感遇诗》而知名。24岁举进士，上书论政，得到武后重视，任为麟台正字，再迁为右拾遗。他支持武则天的政治改革，但也常上书指陈时弊，曾随武攸宜讨伐契丹，后解职还乡，为县令陷害，收系狱中，忧愤而死。

陈子昂在诗歌理论上，继承刘勰、钟嵘反对南朝形式主义诗风，标举“比兴”、“风骨”的传统，反对唐初宫廷诗人们所推崇的齐梁“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的诗风，提倡“风雅兴寄”和“汉魏风骨”。所谓“兴寄”，就是要求诗歌发扬批判现实的传统，要求诗歌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所谓“风骨”就是要求诗歌有高尚充沛的思想感情，有刚健充实的内容。陈子昂继“四杰”之后提出这样的诗歌主张，对涤**南朝以来的浮艳诗风，开辟新的诗风更有着积极的意义。

陈子昂的诗较之四杰，内容更广阔丰富，思想也更复杂深刻。如边塞诗是一个传统而古老的题目，但陈子昂所写的边塞诗，有的表现了对边塞将士的爱国热情遭到压抑的同情；有的揭发了袭击吐蕃的穷兵黩武举动。他从征塞北时还写下了因将帅无能，使边民不断遭受侵害，而深表愤慨的作品。陈子昂的边塞诗表现了强烈的现实性。他比“四杰”进步的地方，就在于他敢于揭露现实的黑暗，从生活的旁观者，变为生活的干预者。这在陈子昂其他题材的诗中也得到了表现，如他对武则天倡佛教做佛事而劳民伤财，深表不满。他的《感遇》诗之十九曰：

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

黄屋非尧意，瑶台安可论！

吾闻西方化，清净道弥敦。

奈何穷金玉，雕刻以为尊？

云构山林尽，瑶图珠翠烦。

鬼功尚未可，人力安可存？

夸愚适增累，矜智道愈昏。

陈子昂的这些诗曾引起杜甫的强烈共鸣：“悲风为我起，激烈伤雄才。”也引起杜甫的深深尊敬：“千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此外，陈子昂比“四杰”高明的地方又在于他不仅感悟人生，体认哲理，也关心朝政，表现出强烈的入世愿望和对建功立业的追求，如《送魏大从军》曰：

匈奴犹未灭，魏绛复从戎。

帐别三河道，言追六郡雄。

雁山横代北，飞塞接云中。

勿使燕然上，独有汉臣功。

诗中有一种昂扬壮大的感情基调，有着非凡的抱负和磅礴的气势。

由于现实的无情，有时陈子昂也陷入苦闷，感叹人生祸福无常，向往出仕成仙，流露出佛老的避世思想，但不能简单地看作是消极。在陈子昂的避世思想中也往往蕴含着一种气魄、一种力量，充满着时代赋予他的强大自信，也因此，他才能写出千古绝唱《登幽州台歌》：

……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纵览历史，慷慨悲歌，苍凉浑茫，与宇宙融为一体。这是洪钟巨响，所表现的不是哀愁，不是失望，更不是消沉，是一种积极进取的壮大了的浓郁感情，也就是将要流于盛唐诗歌里的生命之泉，也就是陈子昂艺术追求之所在：风骨。

陈子昂的诗作从形式上看，还不够多样，五律诗作也较少，但其中有的也颇为可观，如《度荆门望楚》：

遥遥去巫峡，望望下章台。

巴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

城分苍野外，树断白云隈。

今日狂歌客，谁知入楚来。

全诗思路清晰，笔势流畅，很有独到之处。

与子昂大致同时，也对唐诗发展做出一定贡献的著名诗人，还有张若虚、刘希夷、上官婉儿、沈佺期和宋之问。

张若虚，生卒年不详，扬州（今江苏扬州）人，曾官兖州兵曹，以文知名京都，唐玄宗开元年间还在世。诗篇多散佚，《全唐诗》仅录存两首，其中《春江花月夜》，清词丽语，韵调优美，广为人们所传颂。他在诗中以春江月夜为背景，用轻快流畅的笔调，形象细致地描绘了相思离别的情景，没有同名宫体诗的浓脂腻粉。诗中虽也有伤感，但这伤感是对人生的一种感悟，与自然的一种交融，在伤感中追求和展现诗歌的纯美和明丽，这正体现着唐代强盛的风貌。

与张若虚诗风相近的是刘希夷。

刘希夷，生卒年代不详，汝州（今河南临汝）人，《旧唐书·乔知之传附刘希夷传》称其“善为从军闺情之诗，词调哀苦，为时所重，志行不修，为奸人所杀”。

刘希夷诗以《代悲白头吟》最为著名。他在这首长诗中，感叹青春不能长驻，红颜不能永存。全诗在悲叹人生，但通篇又是那样清纯明丽，给人一种向上的朝气。其中“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两句，言人所欲言而未言之语，传诵古今。这似乎是叹惜人生短促，但却展示了大自然生生不息的无穷生命力。初看他的作品“词调哀苦”，但并不是引导人们走向绝望，如他在《晚憩南阳旅馆》中的“途穷人自哭，春至鸟还歌”句即是如此。他的诗在与自然的交融中，在悲苦中，总令人感到有一种涌动的活力，体现着时代的风貌。

唐代诗坛沈佺期、宋之问齐名，并称沈、宋。沈、宋同为武后时期的宫廷诗人，并因谄事张易之而被贬江南。但值得称道的是他俩同对诗歌格律所做出的贡献。《新唐书·宋之问传》称：“汉建安后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之问、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元稹也说：“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10]律诗发展到沈、宋手里才完成了体制建设，达到了成熟定型的地步，明确划开了古体诗和近体诗的界限。他们运用这种形式，写出了优秀的作品。

沈宋诗虽不乏格律精工之作，但内容多是奉诏而作的应制诗。其他题材的诗以沈佺期的《独不见》为著名：

卢家少妇郁金堂，海燕双栖玳瑁梁。

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

白狼河北音书断，丹凤城南日夜长。

谁为含愁独不见，更教明月照流黄。

《独不见》是乐府“杂曲歌辞”旧题。这首诗描写相思离别，以海燕双栖起兴，从对环境气氛的渲染，表现出思妇孤独的心情。诗从形式上看已是完整的七律。七律在初唐还处于萌芽状态，作者很少，这首诗是较早的优秀之作。

沈、宋南贬之后，生活发生了变化，也给他们的诗作带来了变化。宋之问的《度大庾岭》为其南渡的代表之作：

度岭方辞国，停轺一望家。魂随南翥鸟，泪尽北枝花。山雨初含霁，江云欲变霞。但令归有日，不敢恨长沙。

遭贬南溟，忧伤度岭。怀土思乡，置词比兴。情景交融，含蓄婉转。幽怨沉郁，对仗工整，形式完美。深化主题，情挚动人，表现了一种全新的风格。他与沈佺期在这方面的倡导和成就，为人们赞为“丰蔚”，誉称“新声”。

就在沈宋体走向成熟的过程中，朝中由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掌命，并代帝、后及长宁、安乐二公主作诗，又评第群臣之作，以定赏赐。于是上行下效，律诗遂成风气。此后，诗人得以循辙运斤，佳作泉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