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官修前代“正史”举措的出台与背景

“正史”之名，始见于梁朝阮孝绪的《正史削繁》。在目录学上，正式把“正史”作为史书的一个种类，则始于唐人所编的《隋书·经籍志》。按照《隋志》的解释，“正史”是指那些仿照《史记》、《汉书》体例而作的纪传体史书。中国自古就有设立史官的传统，不过，作为“正史”的纪传体史书，在唐朝以前，大多是个人撰修的。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私人修史之风盛行，18家晋史，大多出于私撰。

隋唐的大统一，结束了长达4个世纪的混乱局面，重建了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官修前代“正史”成为统一时代中央政权在文化领域中的一个新的重大举措。

唐修前代“正史”，始于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当时担任起居舍人的著名史学家令狐德棻鉴于“近代以来，多无正史”，就提议修史，唐高祖欣然采纳他的建议，下诏修魏、齐、周、隋、梁、陈诸史，并提出了“务加详核，博采旧闻，义在不刊，书法无隐”的要求。由于缺乏组织经验，这次修史“历数年竟不能就而罢”[28]。

贞观三年（629年），唐朝的统治已稳固下来，极其重视“文教”的唐太宗下令重修前代“正史”。这一次组织工作做得相当严密，首先，在中书省设置秘书内省，作为修史的专门机构。[29]其次，精选人才，分头撰述。由令狐德棻、岑文本、崔仁师负责编撰周史，起用具有家学渊源的李百药、姚思廉分撰齐史和梁史、陈史，隋史则由魏征和孔颖达、颜师古编纂，可谓各用其长。当时众议以魏史已有魏收、魏澹二家，已为详备，就放弃了重修魏史的打算。“五代史”的编修工作，由房玄龄任总监，由魏征“总加撰定”[30]，由令狐德棻“总知类会”[31]，即协调诸史的内容和体例。贞观十年（636年），“五代史”修成。

“五代史”只有纪传，没有志，不能称为全史。贞观十五年（641年），唐太宗又下诏令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等修《五代史志》，高宗显庆元年（656年），《五代史志》30卷修成，由长孙无忌领衔奏上，编入《隋书》。

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又鉴于晋史“十有八家，虽存记注，而才非良史，事亏实录”，令“依修五代史故事”，设立修史所，“铨次旧闻，裁成义类”，重修《晋书》。这次修撰工作由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掌其事”，由来济、陆元仕、刘知翼、卢承基、李淳风、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崔行功、辛邱驭、刘允之、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等“分工撰录”，最后由令狐德棻、敬播、李安期、李怀俨四人“总其类”，“详其条例，量加考正”。[32]仅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就修成奏上。

唐朝政府如此重视前代“正史”的编修，是有其时代背景的。

第一，政治稳定的需要。开皇九年（589年），隋军突破长江天险，消灭了陈王朝，长达4个世纪之久的大分裂局面结束了。但如何巩固统一的中央集权，实现政治稳定、社会安定，是统治者面临的一个新考验。隋朝在这方面的努力是失败的，二世而亡。唐王朝统一全国后，尤其着意探讨长治久安的政治方略，而总结前代得失、借鉴历史经验，是形成新的统治政策的最主要的思想源泉。唐高祖在《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中，就明确提出：“考论得失，究尽变通”，“多识前古，贻鉴将来”，为的是“握图御宇，长世字人”。[33]唐太宗更是常讲“以古为镜，可以明得失”，“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可见，修前代“正史”，在唐初，首先是一种政治需要。唐太宗让魏征“总加撰定”五代史，并主编《隋书》，魏征亲自撰写了《隋书》的序，对隋亡的历史教训，作了极为深刻的探讨，提出了许多极有价值的政治见解，魏征也就成了贞观统治集团中最富政治经验、政治智慧的一员，而贞观君臣能主动地借鉴历史经验为现实政治服务，这也是王朝政治成熟的一个标志。

第二，意识形态统一的需要。中央集权国家，极重视思想意识形态的统一。唐朝在唐太宗时期，首先搞了《五经定本》和《五经正义》，统一了经学。在史学领域中也提出了“正史”的概念，官修“正史”，也就是要统一历史观念、历史认识。史书中第一个敏感问题是所谓“正统”问题，魏晋南北朝时，私人修史成风，常常不免拘于成见，“南方谓北为索虏，北方指南为岛夷”，隋、唐王朝要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辩护，统一“正统”观念就非常必要。隋文帝命魏澹等改修《魏书》，目的之一是要以“西魏为真，东魏为伪”[34]，为西魏、北周争得正统，就等于摆正了隋朝的地位。令狐德棻建议修“六代史”时也说到：“陛下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古今？”[35]这不仅把修前代史与继统问题联系在一起，还点出另一层深意，即史书是为帝王将相树碑立传的，像周史、隋史，关乎李唐先人的形象问题，自然该由官方定议，不能任人私议。唐太宗在《修晋书诏》中还提出史书具有“彰善瘅恶，激一代之清芬；褒吉惩凶，备百王之令典”的作用[36]，私人修史，褒贬出于私意，自然不符合统一价值观念的要求。隋朝开皇十三年下令禁止私修国史和臧否人物，主要着意于当代史的编修，唐朝官修前代“正史”，则把前朝历史的评价权也控制在朝廷手里，这是封建的中央集权不断强化意识形态统一的反映。

第三，文化复兴的需要。隋唐政治一统，经济繁荣，发展文化事业也自然要提上议事日程。早在武德五年，令狐德棻就提出：“窃见近代以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阙。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十数年后，恐事迹湮没。”[37]唐太宗时期，“大阐文教”是其基本政策之一。贞观二年（628年），任命魏征为秘书监，整理国家图书，数年之间，“秘府图籍，粲然毕备”[38]。贞观四年（630年）又组织学者们整理“五经”。显然，整理前代史料，官修“正史”，是当时文化复兴工作中最为紧迫的大事。

二、“六书”的特点与价值

所谓“六书”，即指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和新修《晋书》。关于“六书”的成书经过，已见前述，这里主要分别介绍它们的特点与价值。

《梁书》56卷：本纪6卷、列传50卷；《陈书》36卷：本纪6卷，列传30卷。作者均题姚思廉（557—637年）。姚氏本为江南吴兴人，其父姚察仕陈为吏部尚书，陈亡入隋，移居关中万年县（今陕西西安市）。梁、陈二史的撰修，是姚察的未竟之业，贞观三年诏令魏征与姚思廉同撰二史，但魏征只是“裁其总论”而已，“其编次笔削，皆思廉之功”。[39]

《梁书》、《陈书》虽有缺点，但由于有关梁陈二代的历史，留下来的史料极少，只有李延寿《南史》于“二书”有所补正，所以研究梁陈二代史，“二书”仍是最主要的文献。

《北齐书》50卷：本纪8卷，列传42卷。作者李百药（565—648年），定州安平（今河北安平县）人。其父是隋代著名的政治家李德林。李德林少有才名，仕齐官至中书侍郎，预修齐史。入隋后奉诏续撰。李百药因父旧稿，杂采他书，完成了这部反映北齐一代80年历史的纪传体“正史”。

《北齐书》在北宋时，已残缺不堪，据清人钱大昕与赵翼的考证，原书本纪8卷，只存1卷，列传42卷，只存17卷。中华书局在标点整理《北齐书》时，发现列传第四十二篇也非李百药原文，所以李百药原文现存已不过17篇。今通行的50卷本，大部分是用《北史》和唐人高峻的《高氏小史》配补的。不过，《北史》在写作时，大多因袭《北齐书》原文，所以，现在的通行本仍然大体体现李百药原书的特点与价值。

《北齐书》最主要的特点是体例完整。北齐是承袭东魏而来，《北齐书》本纪在创立北齐的文宣帝高洋之前，首列神武帝高欢、文襄帝高澄的本纪，这一方面说明了北齐建国的渊源，另一方面补充了《魏书》关于北魏晚期和东魏历史记载的不足，极有价值。《北齐书》的列传写得也较好。北齐立国短暂，政治上缺少建树，大臣“鲜始终贞亮之士”，“无奇功伟节，资史笔之发挥”，[42]但李百药写的列传，仍能做到资料比较丰富翔实，这是极可贵的。

《周书》50卷：本纪8卷，列传42卷。作者是令狐德棻、岑文本、崔仁师等人。岑文本仅撰写了史论，崔仁师是令狐德棻的助手，主要工作是由令狐德棻完成的。

令狐德棻（582—666年），宜州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出身门阀贵族，官至国子祭酒，是唐初一位著名的史学家。他首倡官修前代“正史”，除主撰《周书》外，对“五代史”的纂修负有“总知类会”之责，是房玄龄、魏征而外另一位对“五代史”的编修负有全面责任的史官。后来修《五代史志》时，“其先撰史人，唯令狐德棻重预其事”[43]。此外，还参与《太宗实录》、《高宗实录》及《艺文类聚》等书的修撰，对唐初的文化复兴事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周书》记事起于宇文泰，终于周静帝，记述了宇文氏王朝70余年的兴衰起落。《周书》的特点，一是在本纪的编撰中采用于连带叙述他国史事的关照法。当时国内是宇文周集团、高齐集团与南朝梁陈三足鼎立，在政治、军事及经济文化方面，三方都有紧密的联系，《周书》本纪在主要记述西魏、北周大事的同时，也连带述及东魏北齐和梁陈的迁革兴废，可以使人视野开阔，从当时总的政治态势中了解北周政治历史的背景及因果关系。这种写法，被赵翼誉为是叙述“列国鼎沸”的分裂时期历史的“书法之最得者”[44]。《周书》的另一个特点是资料比较丰富。《周书》在撰写时，可供参考的现成资料主要是北周史官柳虬撰写的起居注和隋代牛弘编撰的《周史》18卷，令狐德棻在搜罗史料时，“旁征简牍，意在摭实”[45]，下了很大的工夫。《周书》不仅为后人了解周朝的历史提供比较丰富的史料，而且还保存了许多重要的文献，比如《庾信传》中收入其《哀江南赋》，这篇文学名作正因《周书》得以流传后世；《周书》还有一个特点是叙事繁简得宜，文笔简劲。当然，《周书》也存在一些缺点，最主要的是“御用”色彩较浓厚，因为唐朝统治集团和北周的渊源关系极密，所以《周书》过分地为自己集团的先人们脸上贴金，丧失了历史的客观性原则。但从总体上说，《周书》的史料价值还是不可否定的。

《隋书》85卷：本纪5卷，志30卷，列传50卷。《隋书》的纪传部分是“五代史”的最后一种，至于其志，当时修成时虽俗称《五代史志》，但细考其内容，可知其记述独详于隋，从书法上讲，对梁陈周齐往往只举其朝代名，而隋则称帝号或年号，可见当初编修时即以隋为主，所以成书后就附入了魏征主编的《隋书》中，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

《隋书》的特点与价值主要表现在：（1）对隋朝“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作了深刻的反思，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如前所述，唐太宗诏修“五代史”的主要目的是“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认真总结隋亡的经验教训尤其重要，所以唐太宗让魏征直接主持《隋书》的编撰。据记载，《隋书》的序论，都是魏征所作，对隋亡的反思，也主要体现在魏征的史论中。魏征在《隋书》史论中，从多层次、多角度对隋亡的原因做了分析，他首先指出：隋朝的灭亡“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是“起自高祖，成于炀帝”[46]，这个见解开阔了人们的认识视野。接着，他对隋亡“成于炀帝”作了重点分析，指出隋的兴亡取决于统治者是“安民”还是“虐民”，隋炀帝严刑峻法、穷兵黩武、营造不休、巡幸不止、取之无道、用之无节，“虐民”者必然“覆舟”。《隋书》卷六六后论还提：“大厦云构，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得人者昌，失人者亡，能否发挥统治集团内部各种人才的作用，是政治成败的一个关键。这些观点，对于成就“贞观之治”，是具有重要作用的。[47]（2）史料价值极高。编纂《隋书》时，距隋亡只有十几年，不仅当时能看到的有关隋史的文献最全，而且修《隋书》诸臣，大多亲身经历过隋的灭亡，耳闻目睹，了然于胸。这些有利条件，使《隋书》在史料之完备、鉴别史料之精审等方面，都超过他书，成为“五代史”中最精备的一种。（3）体例严谨，文字简练。《隋书》继承《史》、《汉》优良传统，于纪传篇第安排、材料组织都极讲究。更重要的是《隋书》十志，是《汉书》以后历代“正史”中志最完整的一种，也是最好的一种。宋人郑樵就评价“《隋志》极有伦理，而本末皆明，可以无憾，迁、固以来，皆不及也”。[48]《隋志》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主要得益于充分发挥了史臣的专长，天文学家李淳风撰写《天文》、《律历》、《五行》三志，当时即有“最可观采”之称；由魏征订定的《经籍志》是《汉书·艺文志》之后目录学上的又一部杰出的篇章。《隋书》在文字简练方面也享有盛誉，清代史学家赵翼就指出：“《隋书》最为简练，盖当时作史者，皆唐初名臣，且书成进御，故文笔严净如此。《南北史》虽工，然生色处多在琐言碎事，至据事直书，以一语括十数语，则尚不及也。”[49]这个评价是令人信服的。

《晋书》130卷：本纪10卷，志20卷，列传70卷，载记30卷。《晋书》成于众手，前后参与修撰的有20余人，唐太宗还亲自写了《宣帝纪》、《武帝纪》、《陆机传》、《王羲之传》4篇末尾的“论”。

新修《晋书》是以臧荣绪《晋书》为底本，旁采诸家晋史及《十六国春秋》、《世说新语》等野史小说资料而成的。

《晋书》的特点，一是体例上有所创新。“志”的叙事始于汉末，弥补了陈寿《三国志》无“志”的缺憾；又援《东观汉纪》之例，设立“载记”，记十六国史事[50]，被刘知几称为“可谓择善而行，巧于师古者”[51]；列传合传较多，便于观览，且多载有用文字，如鲁褒的那篇著名的《钱神论》，就靠《晋书》得以流传下来。二是喜欢引用小说中的资料，生动有余，但不辨真伪，难成信史，常被后人讥为文人修史的大忌。《晋书》有优点，也有缺点，但据刘知几的说法，唐修《晋书》成书后，“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竟从新撰”[52]。说明新修《晋书》确有高出旧史的地方。特别是在今天，18家晋史俱已散佚，这部新修《晋书》就成了我们研究两晋一个半世纪历史的主要资料，其价值就更大了。

三、李延寿与《南史》、《北史》

在唐初朝廷组织编修五代史、志及《晋书》的过程中，涌现出了一位极有心志的青年史学家——李延寿，他独立完成了《南》、《北》二史，“二十四史”中他一人独撰两部，可知他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李延寿没有做过什么大官，以致他的生卒年也不可详考。但知他家本是陇西大族，他的父亲李大师（570—628年）也是一位史学家，隋朝末年参加了窦建德的农民起义军，唐朝建立后，被长期流放，直到武德九年（626年）才赦归相州（今河南安阳），贞观二年（628年）就去世了。

李大师在青年时期，就有修南北朝史的远大抱负，据说他“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常欲改正，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53]。他的夙愿未能完成，就带着“没齿之恨”去世了。

秉承家学的李延寿并未因是政治异己分子的后代而受到唐王朝的歧视。贞观三年开始修五代史时，年轻的李延寿就被起用，与同样年轻的另一位文学家敬播一起在颜师古、孔颖达手下做《隋书》史料的删削整理工作。后来又因令狐德棻、褚遂良的引荐，参加了《晋书》、《五代史志》的编修。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南北史资料，于是产生了“追终先志”的想法，利用职务之便，在编辑官史之暇，昼夜抄录“旧事所未见”者，前后用了16年的工夫，修成《南史》80卷（包括本纪10卷，列传70卷），《北史》100卷（包括本纪12卷，列传88卷）。修成后，请著名史学家令狐德棻校订一遍，在显庆年间奏上，据说唐高宗曾亲自为其序，可惜序文已佚。但这也足以使李延寿私修前代史合法化，纳入了官修“正史”的范畴。

李延寿撰写南北史时，是拟司马迁《史记》而作，也就是说要贯穿一种通史精神。这种通史精神是隋唐政治大一统观念在史学中的反映。南北朝时期，南北分隔，在史书中也充斥着褊狭的正统观念与华夷之别观念。进入隋唐时期，政治上的大统一，也促进了民族大融合，这就要求史家们必须重新审视南北朝的历史，在修史时，应从全国统一、天下一家的观点出发，通观全局，总揽南北，平等地对待南北诸王朝。用通史体裁分撰《南史》、《北史》，正是现实对史学提出的新要求。

在具体写作方法上，李延寿主要是利用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魏收《魏书》和唐修“五代史”这8部正史，用抄录、连缀的方法，重新编次，“除其冗长，捃其菁华”，同时还参考了正史以外的各种杂史小说一千余卷，用以“鸠聚遗逸，以广异闻”[54]，并订正“八书”中的错误。重新改作后的“南、北史”，与“八书”相比，它的主要成就在于：第一，体例统一，叙事条贯，节省篇幅。改编之后，南、北朝诸帝本纪前后相接，历史发展脉络清晰；列传在删去许多重复立传的同时，还删节了许多大臣奏议、文人诗文等芜词。这样就大大压缩了篇幅，“八书”总共566卷，而“南、北二史”仅180卷，约占原书卷数的1／3，字数的1／2。[55]所以宋人在编《新唐书》时，称赞“二史”“颇有条理，删落酿词，过本书甚远”[56]。大史学家司马光也认为“二史”“叙事简径”，“无烦冗芜秽之辞”，“陈寿之后，惟延寿可以亚之”[57]。所以，《南史》和《北史》更便于读者了解南北朝政治演变的轨迹，阅读起来省时省力。第二，“二史”不仅仅是简单地“抄撮”八代史，而且还于“八书”多有增补修正。据赵翼的研究，《南史》对《宋书》删除较多，特别是许多文章删掉了；对于《南齐书》则增添了不少事实，补充了资料；对于《梁书》有删节，也有增补；对于《陈书》则无大增删。《北史》于北魏部分全取材于《魏书》，但删节较多；对于《周书》、《齐书》增删不多，对于《隋书》则几乎全用旧文[58]。“二史”订正“八书”的地方，一是纠正旧史在朝代更替之际的一些曲笔、回护之辞；二是辨正了旧史记载中的史实错误。正因为“南、北史”有这样一些优点，所以“自南北史行而八书俱微，诵习者鲜，故愈久而阙佚愈甚”[59]，到了宋朝，反要以“南、北史”来填补《魏书》、《周书》、《北齐书》的残缺。

当然，李延寿的“南、北史”也有缺点。一是删削有不当之处，如《魏书》所载李世安《均田疏》，是一篇重要经济文献，《北史》竟删而不录；二是增添的文字，有很多是依据小说、野史，掺杂不少妖异、征祥、谣谶等荒诞内容；三是祖述《史记》，却没有承继司马迁重视书志、年表的传统，没有修志，不能阐明南北朝典章制度的因袭之迹，没有修表，却喜搞家族合传，时序观念较差，头绪不清。正因为有这样一些缺点，“二史”虽便于阅览，“八书”却也不可偏废，后人将其并列入“廿四史”，正是对二者价值的双重肯定。

“廿四史”中，唐朝所修的就占了8部，官修前代“正史”的优良传统，也由此开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