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古就有设立史官的传统,但官修史书的制度化则完成于唐代。所谓“官修史书的制度化”,实有两层含义:一是官修前代“正史”,成为唐以后历朝历代的一个传统;二是史馆修国史,即当代人修当代史,成为一种制度,保证了历史记载的延绵不断。
一、史馆修史制度的确立
史馆修史制度是从古代的史官制度演化而来的。据《周官》所记,周代就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五史的职掌范围很广,不仅掌管记言记事,而且兼有政治和宗教方面的职能。汉武帝时设立太史令,仍是“以著述为宗,而兼掌历象、日月、阴阳、管数”[1]。到魏明帝太和年间,在中书省设著作郎,则专掌修史。在史职日趋专门化的过程中,史馆修史制度也萌生了。一般认为,东汉时聚集史臣于兰台及东观,编修《东观汉纪》,为官修当代史之肇始。北魏时,于秘书省设立著作局,“北齐因之,代亦谓之史阁,亦谓之史馆”[2],“史官以大臣统领者谓之监修”[3],史馆、监修之名的出现,标志着史馆的基本格局奠定了。唐朝建立之后,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于门下省设置史馆,使其成为职官体制中固定的常设机构,同时确立了以宰相监修国史、修撰官由他官兼任的史馆组织原则,标志着史馆修史制度正式形成。
史馆修史制度是对私人修史的否定。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统治者入主中原,战乱不息,政权更迭频繁,官府的资料容易散失,不得不靠私家记录;另外,许多汉族文人士大夫,在民族矛盾的尖锐冲突中,也借修史来宣扬民族精神。因而,这一时期,私人修史之风很盛。但私人修史,也有严重的缺点,刘知几就指出:私人修史采摭不精,“夫同说一事而分为两家,盖言之者彼此有殊,故书之者是非无定,泾渭一乱,莫之能辨”[4]。私人修史占有的第一手文牍材料有限,因而不得不采自传闻,历史记载的准确性就较差。隋、唐国家统一,政权稳定,私人修史之风已不适应时代的需要,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年),就下令:“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5]禁绝私人撰集国史的同时,隋文帝还下令让王劭与辛德源、刘炫、刘焯等同修国史,在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王劭死之前,完成了“录开皇、仁寿时事”的《隋书》80卷。唐太宗则更将史馆移于禁中,宰相监修,“重其职而秘其事”[6],史馆“掌修国史”成为国家制度。
史馆专修国史制度,与私人修史相比,孰优孰劣?历代史家的看法并不一致。唐朝的史学批评家刘知几就对史馆修史提出许多批评,但并不能据此就否定唐代的史馆修史制度。从史学本身的特点而论,编撰史书能否取得较高的成就,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其一,资料条件;其二,修史人员的素质。若论到集体修史,还要考虑人员的组织是否得当。
资料条件极好,唐代史官队伍的素质也极佳。唐代史职很受尊崇,“得厕其流者,实一时之美事”[9]。唐政府对于史官的甄选非常重视,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年)颁发的《简择史官诏》,就提出史官必须“操履贞白”、“谠正有闻”、“业量该通”,也就是史德、史才兼备,“方堪此任”。唐德宗贞元九年(793年),要任命蒋武为史馆修撰,“上重难其职,制未可下前,召见于延英殿”[10],可见皇帝对于史官选任是多么重视。唐代史官队伍有三个明显的特色:第一,膺任史职者大多为博通古今、饱学多识之士。如吴兢“励志强学、博通经史”,路隋“博涉史传”,韦述续修吴兢《国史》,“文事简约,萧颖士以为谯周、陈寿之流”,其他如徐坚、刘知几、韩愈、沈既济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学者。第二,尊尚“不虚美、不隐恶、据事直书”的优良史风。长孙无忌、敬播等撰《太宗实录》,颇多详直,刘知几《史通》更高标“彰善扬恶,不避强御”,很受当时人推崇,徐坚读后,感叹“为史职者宜置此座右也”[11]。尽管唐代史官不见得人人都具备这样的史德,但如果实录直书形成一种风气,成为史家的信条,则对少数爱憎以私、曲笔饰非之辈还是有一定制约力的。第三,重视家学传统。如蒋氏一门,从蒋武起,“世以儒史称”,“与柳氏、沈氏父子相继修国史实录,时推良史,京师云《蒋氏日历》,士族靡不家藏”[12]。其他如刘知几一门,令狐德棻一门,几代都有以史职显名于世者。家学相沿,史家的修养一般都较好,有利于史官队伍素质的提高。后人对于唐代史家的评价也很高,清人赵翼在论及《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时说:“旧时史官本皆名手,故各传有极工者”,又说“如《郭子仪传》,乃裴垍所修,首尾整洁,无一酿词。因此可知唐史官之老于文学也”[13]。虽然唐代史官队伍中不乏尸位素餐、平庸无能之辈,但就其主体来说,素质还是优良的。
最后,我们来考察唐五代史馆的组织。唐五代史馆按照宰相监修、修撰官由他官兼任的组织原则,其人员配置由监修、修撰人员以及典书手、楷书手、亭长、掌故、装潢直、熟纸匠等各种辅助人员构成。监修的职责是对修史工作进行督促和审查,引荐史馆的修撰人员。唐代前期,监修之职不专任,如景龙中,宰相纪处讷、杨再思、宗楚客、萧至忠4人同时监修国史。但到唐代后期,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一般“宰相常以一人监修国史”[14]。宋代,监修国史只设一人,就成为定制了。可见,唐代史馆制度还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当中。
唐初设立史馆时,史馆修撰人员多以他官兼修国史,也聘用职位较低但有史才的人为直馆(或称直国史),参加编修工作。兼修国史的官员,其本职一般都较显重,有的虽贵为宰相,仍兼修国史。实际上,许多人虽有修国史之名而无修国史之实,所以天宝时,便设立了史馆修撰。唐代宗大历年间,进一步规定了史馆修撰的名额。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年),根据监修裴垍的奏请,“登朝官领史职者,并为修撰;未登朝入馆者为直馆。修撰中以一人官高者判馆事”[15]。判馆事者职责,据《五代会要·修史官》所记:“自除修撰外,应馆中著述及诸色公事,都专主掌”。即负责馆中的日常事务。
史馆修撰、直馆是史书的具体编修人员,史馆有修撰任务,他们每人各负责撰写一部分,责成事功。长庆三年(823年),监修国史杜元颖在一份奏疏中说:“臣去年奉诏,各据见在史官,分修《宪宗实录》,今缘沈传师改官,若更求人,选择非易。沈传师当分虽搜罗未周,条目纲纪,已粗有绪。……其沈传师一分,伏望勒就湖南修毕,先送史馆,与诸官详考,然后闻奏。庶使官业责成,有始终之效;传闻摭实,无同异之差。”[16]杜元颖的奏疏中,反映了两个问题:其一,史官对于自己撰写的部分要自己选择、搜集材料,并根据修国史的基本原则,自己撰定条目大纲;其二,各史官的史稿完成后,还要统一审稿定稿。史馆修史的一般程序是史官依据起居注、时政记及各种文牍档案材料编成实录,然后在实录的基础上修撰国史。贞元元年(785年),韦执宜奏请,史官要先把资料编成长编性质的“日历”,每月底,在馆中共同讨论定稿,成为实录。可见,史馆修史是采用分工执笔、统一定稿、集体成书的编修方法,书成之后,由监修领衔上奏,藏之于府。
综上所述,唐代史馆荟萃当代史界精华,组成修撰集体,利用资料上独特的优越条件,修撰人员责成事功,分工合作,这是修撰国史的一种较好的方式,它具有私人修史所不可比拟的优势。当然,唐五代史馆制度也还存在一定的局限。如史馆“通籍禁门”,修史要体现当权者的意志,避讳、回护在所难免;史书的命运又常受政治风云变幻的影响。此外,唐代史馆监修的职责只限于对修史的监督和审查,对于史书不负刊削之责,不尽铨配之理,刘知几称之为不符合“总领之义”[17]。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唐代的监修还不是修书的主编,对于一个修史集体,这不能不是一个缺陷。
二、从实录、国史到《旧唐书》
史馆的职责,《旧唐书·职官志》中明确规定是“掌修国史”。唐人所说的“国史”,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国史”就是本朝史,也就是唐朝当代史,包括历朝实录和狭义的“国史”。[18]所谓狭义的“国史”,是指唐人自己修的纪传体本朝正史。唐朝有比较健全的史馆修史制度,唐朝的历史记载也远比前代详备,实录、国史自成体系,为后来《唐书》的修撰,打好了基础。
实录的修撰,始于南朝的梁。《隋书·经籍志》杂史类著录《梁皇帝实录》两种,分别记梁武帝、梁元帝朝事。二书今已失传,其体例如何,不得而知。唐人修本朝史,始于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全书三卷,记述了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到入长安登位近一年间的史事。《史通·古今正史》讲:“惟大唐之受命也,义宁、武德间,工部尚书温大雅首撰《创业起居注》三篇。自是,司空房玄龄、给事中许敬宗、著作佐郎敬播相次立编体,号为实录。”可知房玄龄等创修实录,与《大唐创业起居注》是有一定继承关系的。
房玄龄等编修的实录有两种,均成书于贞观十七年。一种是《高祖实录》20卷,另一种是《今上实录》20卷。“今上”是指唐太宗,这部《实录》记事的下限止于贞观十四年。由此可知,唐朝皇帝的实录并不一定要等到皇帝死后才修,皇帝在位时编修实录的工作就开始了。《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的唐朝前期诸帝实录中,可以确认为是该皇帝生前就修撰的实录还有几种:一是许敬宗等修的《皇帝实录》30卷,记唐高宗事下迄于乾封;二是张说等修的《今上实录》20卷,记开元初事;还有一种是《开元实录》47卷,成书于天宝年间,安史之乱时焚毁于长安兴庆宫史馆。皇帝生前就纂修实录,这对保存史料无疑是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
唐朝后期,政局混乱,实录编修失时,除沈既济等修的《建中实录》10卷是在唐德宗生前撰成的外,其他皇帝的实录都是在死后才开始修撰的,加上政治斗争的干扰,避讳太多,修实录的进度迟缓,像《宪宗实录》,在穆宗长庆二年(822年)开始修纂,一直拖到文宗大和四年(830年)才修成,这中间皇位已经下传了三世。到唐朝晚期,修实录的工作更加迟滞,唐武宗以后,宣、懿、僖、昭、哀诸朝的实录就没能修成。
实录是一种编年体的当代史,基本上是按照年月日来记录朝政大事与皇帝言行,很像“正史”里的本纪,不过内容要比本纪充实得多。依据现存韩愈《顺宗实录》看,唐朝实录中还有一种立传的体例,即在某个重要人物去世的这一年月下,在记录其逝世的同时,还要附带为他写个小传。这对纪传体“国史”的编修提供了便利条件。
唐朝纪传体国史的编修,始于姚思廉。《史通·古今正史》称:“贞观初,姚思廉始撰纪传,粗成三十卷。”高宗显庆元年(656年),长孙无忌、令狐德棻等又续作50卷,合成80卷。后来许敬宗又续修添成100卷。但许敬宗所作纪传,“或曲希时旨,或猥饰私憾,凡有毁誉,多非实录”。唐高宗咸亨四年(673年),曾下诏令刘仁轨等改修,左史李仁实参加了改修工作,“续撰于志宁、许敬宗、李义府等传,载言记事,见推直笔,惜其岁短,功业未终”。武则天长寿年间,春官侍郎牛凤及别撰《唐书》110卷,刘知几评价:“凤及以喑聋不才,而辄议一代大典。凡所撰录,皆素责私家行状,而世人叙事,罕能自远。或言皆比兴,全类咏歌,或语多鄙朴,实同文案,而总入编次,了无釐革。”[19]质量如此之差,自然很难流行。
武则天长安三年(703年),又下诏令李峤、朱敬则、徐坚、刘知几、吴兢等修唐史,“采四方之志,成一家之言”,勒成《唐书》80卷。吴兢还私撰《唐书》89卷,《唐春秋》30卷。
开元、天宝之际,出现了一位著名史学家,那就是史官韦述。史称韦述“嗜学著书,手不释卷”,他有感于国史“虽累有修撰,竟未成一家之言”,始定类例,补遗续阙,写成《国史》113卷。后人评论韦述《国史》“事简而记详,雅有良史之才”[20]。安史乱军攻陷长安时,官府所藏106卷本《国史》焚毁于兴庆宫史馆。韦述舍家抛产,独抱所修《国史》藏于南山,这部《国史》才得以保存下来。唐肃宗时,著名史学家柳芳在韦述《国史》的基础上,撰成《国史》130卷,记事上起高祖,下止乾元,这是唐人整理编定的最后一个国史定本。
柳芳在编修《国史》的时候,深感叙天宝以后事“率多阙漏”[21],后来他在流放黔中(今贵州)的途中遇到高力士,打听到了许多开元、天宝时的政事轶闻,因《国史》已经奏闻,不好更改,就又撰写了《唐历》40卷,这是一部编年体的唐朝国史。到唐宣宗时,下令由宰相崔龟从监修,编成《续唐历》30卷,记事下迄唐宪宗元和末年,把编年体国史的编修也纳入了史馆修史的范围。
唐末农民大起义,结束了腐朽的唐王朝的统治,但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安康与幸福,中国却从此进入了近半个世纪的军阀混战的五代十国时期。
北方的梁、唐、晋、汉、周5个小朝代,统治时间虽极短,却都很重视修史,史馆的工作一直没有停顿,史官们勤勉地从事史料征集与实录修撰的工作。
当代诸帝实录的编修依然是史馆工作的重点。后梁编修的实录有两种,一种是《梁太祖实录》30卷,另一种是为补充《太祖实录》遗漏而撰的《大梁编遗录》;后唐明宗天成四年(929年),史官张昭远等修成后唐《懿祖、献祖、太祖纪年录》和《庄宗实录》,以后又续修了《创业功臣传》、《后唐明宗实录》;后汉史官贾纬修成《后汉高祖实录》,在后周太祖广顺元年(951年),又补撰了《后晋高祖实录》、《后晋少帝实录》;显德五年(958年),张昭远等修成《后周太祖实录》,后来王溥又续修了《后周世宗实录》。五代实录的撰修官张昭远、贾纬、王溥等都是著名的史学家,因而,五代实录的水平还是相当高的。
五代史馆的另一项伟大成就,就是修成了《旧唐书》。在唐朝,官修前代史的工作,并不是在史馆完成的,不过,官修前代正史这个优良传统,却为五代诸王朝所继承。唐朝灭亡后,有关唐朝的遗存史料,是由史馆保存的。从后梁时开始,征集唐朝史料的工作就由史馆负责,在后梁末帝龙德元年(921年),史馆就建议征集史料:“如记得前朝会昌以后公私,亦任抄录送官,皆叙直书,不用文藻。”[22]后唐明宗时,庾传美从成都搜访得唐高祖以下九朝实录,诏付史馆,长兴二年(931年),史馆上奏提请征集唐宣宗至昭宗时史料,以“备编修,冀成一代之信书”[23]。后晋天福六年(941年),正式下诏编修唐史,由宰相赵莹担任监修,在史馆“别置史院”[24],由张昭远兼判院事,专门负责唐史的修撰工作。参加这次修撰工作的还有史馆修撰贾纬、赵熙、郑受益、李为先、吕琦、尹拙等。开运元年(944年)七月,赵莹罢相,刘昫接任监修之职,第二年六月书成奏上,遂书刘昫等撰。全书200卷,包括本纪20卷,列传150卷,志30卷。当时叫《唐书》,宋代欧阳修、宋祁的《新唐书》修成后,才改称《旧唐书》。
从天福六年始修到开运二年(945年)成书,前后不到5年的时间,成书如此之速,主要得益于有唐人的国史、实录旧本可以凭借。赵莹在最初拟订的编纂原则中就强调:“褒贬或从于新意,纂修须按于旧章。”[25]事实上,《旧唐书》的前半部分,也大多抄录唐人国史、实录原文,清人赵翼就指出:“《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还说:“旧时史官本皆名手,故各传有极工者。”《四库全书总目》更明确地说:“大抵长庆以前,本纪惟书大事,简而有体;列传叙述详明,赡而不秽,颇能存班范之法。长庆以后,本纪则诗话、书序、婚状、狱词委悉具书,语多枝蔓;列传多叙官资,曾无事实,或但载宠遇,不具首尾。”《旧唐书》纪传的后半部修得不好,主要原因是晚唐史料残缺,唐宣宗以后各帝本无实录,《唐武宗实录》在五代时,也仅存一卷,而崔龟从的《续唐历》只修到唐宪宗元和末年。那些没有经史馆整理过的文书档案资料,在唐末战乱中损失惨重,五代各朝虽屡次下诏征集,但收获不大。贾纬在修《旧唐书》时,曾撰《唐年补录》65卷,乃系“采掇近代传闻之事及诸家小说,第其年月”[26]而成,《旧唐书》有关晚唐的史事,主要是依据此书写成的,要做到详明信实,自然很难。不过,对于贾纬、张昭远等在搜集、整理、编次晚唐史料方面所做的努力,还是应该肯定的。
《旧唐书》在志的编修方面,还是很有成就的。赵莹原计划修十个志,即礼仪、乐、历、天文、五行、地理、职官、经籍、刑法、食货,后来又增加了一个《舆服志》。后人评价,这些志总的来说“搜集的资料比较丰富,讲得也很有条理”[27]。
《旧唐书》是第一部完整地反映唐朝兴衰的纪传体史书,对唐代史料的保存,功不可没。特别是在唐人实录、国史已失传的今天,其史料价值就更可贵了。这是五代史馆的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