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士科的一枝独秀

科举是唐代知识分子的政治出路，在诸科之中，进士科对知识分子最具吸引力。

唐代常举六科中，明法、明书、明算是选拔专门人才的科目，并不是有文化的士子都可应举的。秀才科举行时间不长。而明经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则远不如进士科。

首先，考进士远不如考明经容易，因而社会对考中进士的人看得更重，而有才华的士子也以考中进士为荣。

在隋、唐初，最难考的是秀才。秀才考试，是“试方略策五道”[60]，方略策不同于时务策，它要求考生不仅要精通时事，而且要引经据典，提出经世治国的方略，这是很不容易的，所以贞观以后，“举人惮于方略之科，为秀才者殆绝，而多趋明经、进士”[61]。高宗永徽二年（651年）正式废除秀才科。秀才科废止后，进士科的考试最难，考中进士最受社会重视，所以，唐代文献中，有时也把应进士举的人称为“秀才”。

考进士难于考明经，首先是进士每年录取的人数较少，而明经的相对较多。据徐松《登科记考》的统计，贞观时平均每年录取进士9人，永徽、显庆间平均每年录取14人，武则天统治时期平均是20人，开元以后，每年录取的进士在三四十人左右。而明经每年及第的人数大约是进士的二三倍。再从中举率的角度看，杜佑曾经说：“其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一二。”[62]唐代前期，每年应进士举的人约1000人，中举率只有百分之一二，而明经的中举率是十分之一二。当时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明经易考，30岁才考中明经就是“老明经”了；进士难考，50岁考中进士也还是“少进士”。

进士难于明经，还有一个方面是考试内容的差别。从隋代开始，明经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但隋唐时代，儒家并不受重视，隋代民间“佛书多于六经数十百倍”[63]。唐太宗曾力图兴“文教礼乐”之治，但到唐高宗就“薄于儒术”[64]。儒学不受社会重视，钻研经学的人也极少，士子们只是为考试才学一点儒家经典，所用的一点功夫也主要是死背硬记，而明经考试中的帖经与墨义也主要是检验考生对经文与经疏的记诵程度，这种考试很难体现一个考生的学识水平。进士科在隋炀帝时就试策，所以士子们“辑缀小文，名大策学”。这种试策和秀才的试策是一样的，据《北齐书·儒林传》记载，河清初，刘昼“举秀才，入宗考策不第，乃恨不学属文”。可见试策主要是看文章。唐代进士科仍是按文学之科的路子发展，高宗永隆二年（681年），令进士科在试策之外，加试杂文两道，并加贴“小经”。宋人欧阳修评价说：“大抵重科之目，进士尤为贵，其得人亦最为盛焉。方其取以辞章，类若浮文而少实；及其临事设施，奋其事业，隐然为国名臣者，不可胜数，遂使时君笃意，以谓莫此之尚。”[65]进士科之所以有“得人之盛”，与考试内容应有一定关系。文章取士，比起明经肤浅的、死背硬记的考试，还是能给士人们以较大的自由发挥的余地和表现自己才华的机会，所以，有才华的士子竞趋进士科，以致“老死于文场”，“亦无所恨”，就可以理解了。

由于上述原因，唐朝前期，人们在观念上就以“进士为士林华选，四方观听，希其风采”[66]。知识分子“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一心一意考进士。唐太宗在端门上看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得大叫“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若不是进士出身，意下还“终不为美”。参加进士举的人，在应考之前，就被推重为“白衣公卿”、“一品白衫”[67]。进士科的一枝独秀，于此可见一斑。

其次，进士及第者升官较快。特别是在唐代后期，进士科成为高级官吏的主要来源。

唐朝前期，尽管人们在观念上视进士为“士林华选”，但在仕途上，明经与进士所差无几。从制度规定而言，明经及第，吏部铨选授官时，叙阶还要高出进士及第者一阶。另外，隋唐官学盛时，高官子弟在京都儒学中学成之后，应明经举的比较多，所以，唐前期明经出身者中有相当数量的高官子弟，他们由于资荫的关系，“释褐”授官时，叙阶要远远高于寒门子弟。唐代前期高级官员主要来源于门荫出身者，当然包括具有门荫与明经及第双重身份的官员。

但由于观念上人们视进士为“士林华选”，有才华的士子多愿考进士，进士及第后，往往又去应制举。制举本身也是才学之科，特别是其中有相当数目的科目属文学之科，因而进士参加制举有一定的优势。进士尽管授官时品阶较低，进士甲第，从九品上叙阶，乙第从九品下叙阶，但进士升迁较快。由于他们的文化程度较高，朝中清要之官丞、郎、给、舍常选于进士，而这些清要官正是朝廷公卿将相的候选人。唐初进士并不多，但据统计，高宗时科举出身做到宰相的11人中，明经只有2人，进士则有9人。唐玄宗开元元年到二十二年（713—734年）的27名宰相中，进士出身的有8人，制举出身有5人，明经有4人[68]。这也说明，人们把进士举子视为“白衣公卿”是有缘由的。

与进士科一枝独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唐后期明经与制举的衰落。明经考试以帖经与墨义为主，但帖经的成绩具有关键意义，在唐后期更成为及第的主要标准。“明经以贴诵为功，罕存旨趣”[73]的弊端，很早就有人指出了。这种肤浅的、死背硬记的考试，完全窒息了士子们的独立思考和创造精神，也使明经的声誉和社会地位逐步下降。唐肃宗至德元年（757年），允许人“纳钱”买明经出身，常衮“非辞赋登科者莫得进用”的政策，堵塞了明经的出路，许多人都产生了“明经碌碌”的观念。在现实中，尽管明经录取的人数并未减少，但明经出身的人大多担任中下级官吏，做到高官或成名者极少[74]。

附带需要说明的是，五代时期，明经科颇有起色。关于这一点，《文献通考·选举考》讲得极明白：“五代自晋汉以来，明经诸科，中选者动以百人记。盖帖书墨义，承平之时，士鄙其学而不习，国家亦贱其科而不取，故惟以攻诗赋、中进士者为贵。丧乱以来，文学废坠，为士者往往从事手帖诵之末习，而举笔能文者固罕见之。国家也姑以是为进取之途，故其所取反数倍于盛唐之时也。”这段议论除说明五代时士人重视考明经外，也反证了唐代进士科的一枝独秀。

二、进士行卷与唐代文学的繁荣[75]

泛泛而言，唐代进士科是以文才优劣作为选拔官员标准的科目，是文学之科，是诗赋之科，但在有唐一代三百年中，进士科的考试内容和录取标准，还是有一些变化的。

唐初进士试策，策文的好坏是录取进士的唯一依据，评价策文水平则主要是看文章的词华。唐高宗调露二年（680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奏请进士在试策外，加试杂文两道，并贴小经，确立了进士三场试的格局。杂文包括箴表铭赋之类，到开元年间，杂文才主要考诗赋。天宝时，进士被视为文学之科，进士三场试中，最关键的是杂文——诗赋的考试，帖经不合格，可以试诗来“赎帖”，进士科真正变成了“以诗赋取士”的科目。贞元以后，出现了“以文章取士”取代“以诗赋取士”的趋势，但诗赋作为进士三场试中的一场重要考试，则始终未变。

进士虽被视为文学之科，但科考中的应试诗、文并没有多少上品。进士科促进唐代文学的繁荣，主要是通过“行卷”这一中介实现的。

隋唐五代时期，科举考试的试卷是不糊名的，考生的姓名明明白白地写在卷面上，这就使主考官评定考试成绩时，有对人不对文的可能，更重要的是，隋唐五代科举制还保留着一些荐举制的遗风。特别是进士科，主考官在决定及第名单时，不单纯依据卷面，考官在定榜之前，要采访士子们的社会声誉，制成“榜贴”，作为录取进士的重要依据。主考官在确定“榜贴”时，自然要参考当时社会达官名流的意见，有时还邀请与自己关系特别密切的达官与自己共同决定取录名单，或者干脆委托他人制榜，这种现象叫做“通榜”。

关于唐代科考的这一特点，前人言之甚详，如宋人洪迈就讲：“唐世科举之柄，专付之主司，仍不糊名。……故其取人也，多公而审。”[76]所谓“公而审”，主要就是能够把社会上公认的优秀人才选入及第名单之中。考生为得到社会的承认，平时结交名流、激扬声价，成为一种风气。

直接关系能否及第的是“行卷”。所谓“行卷”，就是应试的举子将自己的文学创作加以编辑，写成卷轴，在考试前呈送给当时社会政治上和文坛上有地位的人，请求他们向主司（主考官）推荐，借以增加自己及第希望的一种手段。

早在武则天时期，科考中就出现了请托之风。天授年间，薛谦光在奏疏中就讲到当时举人，“驱驰府寺之门，出入王公之第，上启陈诗，唯希咳唾之泽；摩顶至足，冀荷提携之思。故俗号举人，皆称觅举”[77]。“上启陈诗”，正是行卷最早的代名词，后来则又称投献、投贽、投卷等，“行卷”之称在晚唐时代才流行起来。

唐朝后期，进士及第与否，更主要地取决于士子们的社会声誉，因而，“行卷”之风更为盛行。据《南部新书》的记载：每年六月，举子们就汇聚长安，租借静坊、庙院、空闲宅第居住，作新文章，叫做“夏课”。秋冬之际，举子们就开始四处奔走，选择行卷的对象。初次行卷，一般包括两项内容：一项是一封书信，把对方肉麻地吹嘘一番，然后自我吹嘘中夹带着苦苦的恳求；另一项就是把自己的作品装订成册，投献上去，请求审阅、指导。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对方能赏识自己，为自己造声誉，并向主考推荐。还有一种情况，是举子们把自己的作品集直接投献给主司，称为“纳省卷”或“公卷”。投献一次没有引起注意，就再投一次，称为“温卷”。行卷的目的是为取得他人的赏识，所以行卷中的作品基本上是举子们的精心之作，体现了较高的文学水平。

行卷中的作品，往往既有诗赋，也有古文、小说。不过，最主要的还应是诗赋。

唐代进士科“以诗赋取士”，促进了唐诗的繁荣，已为人所共识。宋人严羽《沧浪诗话》就已指出：“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王嗣奭《管天笔记》外编《文学门》也说：“唐人以诗取士，故无不工诗。竭一生精力，千奇万怪，何所不有？”清康熙御制《全唐诗序》也说：“唐当开国之初，即以声律取士，聚天下才智英杰之彦，悉从事于六艺之学，以为进身之阶，则习之者固已专且勤矣。”但需要说明的是，唐虽“以诗赋取士”，但唐人应试诗却极少佳作。究其原因，考试时往往临时命题，考生没有充分的时间去酝酿，当然就难以创作出好的作品。好在进士录取时，也不完全以试卷为唯一标准，而要综合考虑士子们平时的声誉。行卷诗正是士子们营造声誉的精心之作。

由于“行卷”关乎自己的前程，士子们平时在日常生活中，就时时留意观察生活，观察社会与自然，捕捉诗材与灵感，并研习吟咏，不断积累。士子们在创作行卷诗时，因为主题比较自由，他们就可充分调动自己的生活素养，创造出自己感受最深的作品，也就能够表现出较好的思想内容和较高的艺术水平。因而，行卷诗中名篇佳作迭出。比如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就是一首行卷诗。相传白居易初到长安应举，去拜见大诗人顾况，顾况瞧不起他，见他姓名中有“居易”二字，就嘲弄地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但当他读到白居易行卷中这首诗时，不由得吟咏起来：“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这首诗把木草荣枯与人生联系起来，显示了青春的勃勃生机，令顾况大为感动，说：“有才如此，居亦易矣！”并为之延誉，使白居易声名大振。

行卷诗的另一篇代表作是朱庆馀的《近试呈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这首诗用比兴手法，以新婚拜舅姑（公婆）比喻自己行卷时的心态，以画眉深浅是否合于时髦，来巧妙地试探自己的文章是否合张水部的口味，委婉含蓄，深富情韵。张水部就是中唐著名的大诗人张籍，张籍当时虽只是一个水部员外郎，但他与韩愈、白居易、元稹、李绅等颇有交情，他把朱庆馀的行卷精选26篇，向朝官们广为推荐，“朝列以张公名重，无不缮录而吟咏之”，朱庆馀“遂登科第”。[78]

行卷诗的精品自然不止上述两首，据程千帆先生研究，流传到现在的《唐百家诗选》，就是一部唐人行卷诗的总集，其中有许多思想性较强、艺术性较高的脍炙人口的篇章，如崔颢《黄鹤楼》、王昌龄《出塞》、李颀《古从军行》、《古行路难》、戴叔伦《女耕田行》、卢纶《和张仆射塞下曲》、张继《枫桥夜泊》以及王建的一部分新乐府，可谓千古传诵。此外，如李贺的《雁门太守行》、李绅《悯农》、聂夷中《咏田家》三首，都是用来行卷的作品。

唐代“以诗赋取士”的独特方式，不仅促进了士子行卷之风盛行，还吸引了大批士大夫潜心钻研作诗，在平日的交往中也以诗歌酬唱为重要内容。送别、贺赠、酒宴欢聚，都要作诗，作诗好坏成了显示一个人才能优劣的重要标准。这样一种社会风气，正是唐诗繁荣的社会基础。

进士行卷之风还推动了古文运动的勃兴。中晚唐古文运动的健将韩愈、柳宗元、李观、张籍、李翱、李汉、皇甫湜、沈亚之、孙樵等，都是进士出身。他们为了应试，都谙熟诗赋，但在行卷时，却多用古文，如李观《帖经日上侍郎书》所举献省卷文9篇，都是古文，这种方法，自有助于古文的传播和流行。

古文家以诗赋为应试的敲门砖，当他们进士及第，成为当世显人后，反过来利用可以接受行卷的方便，向后进士子们宣传自己的古文主张。《唐国史补》卷下《韩愈引后进》条云：“韩愈引致后进，为求科第，多有投书请益者，时人谓之‘韩门弟子’。”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也说：“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韩、柳均以“奖掖后进，开启来学”为己任，晚辈士子们也很乐意投到他们的门下，以期得到他们的提携和指导。士子们向韩、柳辈行卷，自然要投其所好，接受其文学主张；韩、柳在指导后学的过程中，也把自己的文学主张灌输给他们。这是古文运动的勃兴中至为重要的一环。

进士行卷之风，还推动了唐代传奇小说的发展。

唐代传奇小说在贞元、元和间勃兴，和行卷有一定关系。我们知道，文学创作的基本功主要是叙事、抒情、议论，科举考试中，诗赋可以反映作者的抒情能力，策论可以表现作者的说理能力，独有叙事能力在科考中难以表现出来。传奇小说以叙事、描写人物为主，是一种皆具“史才、诗笔、议论”的体裁，所以从中唐时起，士子们就乐于以这种能表现自己多方面文学才能的文体来行卷。元和十年（815年），李师道遣刺客谋害宰相裴度，裴度仆人王义为保护裴度而以身殉难，这一年，许多考进士的人都写了《王义传》，来作行卷。

用传奇小说来作行卷，还与朋党之争有一定的关系。行卷之风盛行，本身就造成了考生与主考官和行卷对象间的亲密关系，主试公卿与达官显人们也常借机拉拢新进士人，结党营私，排斥异己，这是唐后期“朋党之争”不息的一个重要原因。传奇小说是随意之作，可以虚构，一些士子为了博得达官显人们的青睐，就在自己的小说中或隐或显地攻击异己。最明显的例子是《周秦行纪》。当时牛李党争方炽，李德裕的门人韦瓘就假托牛僧孺之名写了这篇作品，文中让牛僧孺以第一人称讲述了自己的一次旅途奇遇，叙述了牛僧孺与诸后妃的种种悖逆之事，从政治上、名节上诬陷牛僧孺。传奇小说作为攻击中伤敌对方的工具，在行卷中被大肆应用，也是传奇小说在贞元、元和之际勃兴的一个原因。

据陈寅恪、程千帆先生的考证，牛僧孺的《幽（玄）怪录》、《传奇》和李复言的《续玄怪录》、裴铏的《传奇》都可能是行卷之作，这些传奇小说作品集，也是流传至今的唐人小说中的一些精品。

总而言之，唐代文学的繁荣，特别是诗歌的昌盛，自然有着社会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的原因，但行卷之风的盛行，无疑是一个直接的原因。除此而外，唐代科举制度中的进士科，适应社会上文化正在普及、官吏文化水准亟待提高的现状，采取了以文取士、以诗赋取士的方式，使诗文成为知识分子博取功名的手段。利禄的**，吸引了几乎整个知识层群体毕其全副精力投身于诗文的揣摩、创作，使唐代社会的文学水平从整体上达到一个很高的层次，正是这样的社会氛围，才能孕育出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等一大批文学巨匠。他们中的许多人，如李白、杜甫，尽管并未考中过进士，但他们几乎都有为中进士而拼搏的经历，也许他们的许多文学精品既非省试诗，也非行卷之作，但他们能创作那样高水平的诗文，却是受了科举制“以文取士”造成的重文学、重诗歌的社会风气的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