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不仅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唐代文学的繁荣、诗歌的昌盛，而且对唐代文化的其他方面，诸如教育、学术、思想等，都有极大的影响。而这一切，可以说，都是通过左右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与命运来实现的。

一、科举制度激发了知识分子的活力

许多人概括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常用“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一语。儒家所说的“君子”，主要是指知识分子，即所谓“学而知之者”。所以，“自强不息”，主要体现的是古代知识分子对待命运的态度。中国知识阶层与西方知识阶层相比，从形成之初，就缺乏独立意识，但中国知识阶层却有更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古代社会，小农生产更多的是依靠经验而不是知识，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集权政治却极具复杂性，为社会精英展现才智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因而，中国知识阶层从产生之日起，就追求参与政治，建立一个理想社会。参政就成为其表现社会责任感的基本思路，孔夫子为中国知识人设计的道路，就是“学而优则仕”。这也就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基本价值观。

但知识分子为获得政治参与权而进行的奋斗历程是漫长的。高度集权的专制政治确立之初，地主阶级对知识分子本能上是排斥的，这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刘邦拿儒生的帽子撒尿等事件中，很明显地表示出来。陆贾、叔孙通、董仲舒为了争取儒生的政治地位，苦苦努力，但东汉末的“党锢之祸”还是再一次击碎了知识分子左右政局的梦想。汉代的察举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虽也有过考试选官，虽也给少数知识分子留有一点入仕的空隙，但总的来说，政治的大门是对知识分子关闭的。

但是，随着地主阶级的日渐成熟，他们对知识在统治中的作用有了较明确的认识。加之，教育的普及面日益拓展，知识分子队伍不断壮大（主要是寒人知识分子的崛起），这都推动了官吏选拔制度的变革。

科举制的基本作用是促进统治阶级的内部不断更新，使地主阶级政权具有一种开放性与流动性。任何一个统治阶级，当其长久占据统治地位，趋向腐朽就是一种历史必然。隋唐统治者从南北朝士族的堕落中认识到了统治集团必须不断吸纳新鲜血液的必要性，在其官吏选拔体系中，门荫制度主要保证既得利益者的特权，而科举制则主要发挥补充活力的功能。特别是唐代科举制，对举子资历的限制极为宽松，除贱民与工商杂色外，均能应考。而唐代后期，进士科考对出身的要求放得更宽，县吏、工商市井、僧道、节镇衙将及贫寒之家的子弟，都有中进士的[79]。这使唐政权的统治基础更广泛，也使统治阶级在开放与流动中保持活力，这对唐代封建社会走向极盛，是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的。

隋唐科举制的确立，为古代知识分子参与政治开辟了一条途径。科举制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吏，“一切以程文为去留”，“才学”成为科举及第与否的主要标准，不管是策论取士，还是诗赋取士、经义取士，崇尚的都是知识，这和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是一致的。科举制使政府公职向所有有知识的人开放，这正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这一传统政治理想与人生理想的实现。所以，科举制的实行，使隋唐知识阶层欢欣鼓舞，以满腔的热情投入举业是可想而知的。

隋唐时期，科举制确实高度激发了知识分子的活力。在隋唐的极盛时代，“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读书人从幼年时就表现出了超凡的才华，李白“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80]；刘晏八岁即“献颂行在……号神童，名震一时”[81]。“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82]，这是白居易一生中最为快慰的事。仕与隐本来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生命的双重旋律，但在科举制的**面前，唐代知识阶层的感觉却是：“王者无外，谁为方外之臣；野无遗贤，谁为在野之客。”[83]尽管唐代文人有时也会吟出“欲射狼星把弓箭，休将萤火读诗书；身贱自惭贫骨相，朗啸东归学钓鱼”[84]之类的句子，但他们的内心是鄙弃隐逸的，入世是唐人生命的主调，而入仕又是其世俗情操的基本追求。

盛唐知识分子有一种蓬勃向上的青春心态，从某种角度讲，这种心态是科举制造就的。科举制使知识分子看到了希望，对自己的未来充满美好的憧憬。这种对自我的确信与对前途的炽热企盼，常在诗歌中流露出来。每当开科之际，士子们怀珍袖玉，满怀信心，汇聚帝京，个个都“期美禄必取，期殊科必中”，坚信“一鸣从此始，相望青云瑞”[85]。即便科场失利，一时虽也颇感失落，但很快就能调整心态，相信这只是时运不济，应当“利吾器以俟其时”。三月放榜，七八月士子们就又开始忙“夏课”，准备新的“行卷”。确信“金马招贤会有时”。

“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唐人能一生锲而不舍、孜孜以求，醉心于举业，原因当然是举业能给他们带来荣誉和地位。科考及第，无异一步登天，孟郊的《登科后》非常形象地表现了士子及第后的得意情态：“昔日龌龊不堪嗟，今朝**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进士放榜之后，有各种名目的喜庆宴席，闻喜宴、樱桃宴、曲江宴、月灯阁打球宴、关宴等，不一而足，这是为新科进士们充分享受荣誉而设的。最负盛名的是曲江宴，士女如云，春意融融，上至公卿，下至市民，都涌到曲江岸边观看新科进士们的风采，年轻英俊者便成为公卿豪贵东床择婿的抢手货。

雁塔进士题名帖

科举制给知识分子带来的不仅是个人的荣誉，更主要的是给知识分子参与政治、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开辟了一条途径。知识分子是社会良心的化身，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意识，比较倾向于通过直接参与政治，建立符合自己理想的政治秩序来实现。所以，唐代知识分子对个人功名，即对当官的追求，是和其社会责任感联系在一起的。科考及第的人都希望能“立登要路津”，得到展现自己的才能，“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86]的机会。“致君于尧舜”是唐代士人的口头禅，若不能“出将入相”，退而求其次，或者投身军旅，奔赴边疆，建功立业；或者为民父母，造福一方，做一名循吏。正是因为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使唐代士人普遍有一种昂扬奋发的时代气质，追求轰轰烈烈，“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87]，文人的这种英雄主义气概，在其他朝代是不多见的。

唐代科举制度是不成熟的，特别是考试不糊名，取士并不完全根据卷面成绩而定，作为一种制度，这显然是不完善的。但历史往往是辩证的，正是这种不成熟性，使唐代科举制度缺少后代完善后的那种僵化气息，而充满活力。尽管唐代科举取士中存在请托、走后门等问题，但总体上看，正像宋代学者所称赞的那样，“其取人也，多公而审”。靠着这一条，一大批读书人，特别是下层寒士，被选拔出来，构成唐代社会政治与文化生活中的一支活跃的力量。特别是使唐代官僚队伍的素质，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兼有实学之才的唐代大诗人杜牧就讲：“国朝自房梁公以降，有大功，立大节，率多科第人。”[88]大唐盛世的出现，与其有一支较高素质的社会管理队伍是分不开的。唐代的行政管理效率特别高，主要得益于有健全的法制[89]，管理的法制化，一个基本前提就是管理队伍的知识化。隋唐科举制度，有利于知识阶层政治、社会地位的提高，知识分子社会作用的发挥，对社会进步是大有裨益的。

二、科举制对知识分子思想文化活动的影响

隋唐科举制度在为知识分子提供社会进身机会的同时，也成为左右知识分子价值观念与命运的一根魔棒，知识分子受教育的方式、文化活动的内容和前途命运的设计，自觉不自觉地都受到这根魔棒的指挥。

教育是造就读书人的第一个环节，科举本应是教育制度的延续，但科举制度又反过来影响了唐代教育的发展方向。科举产生之初，对唐代文化教育，特别是教材、教法和考试制度等方面的发展，是有促进的，但学校教学内容和科举有一定的距离。学校教育要求学生通经，即以明经义为主，但科举在调露二年（680年）改革后，明经、进士加试帖经，在以后的发展中，明经确立“以贴诵为功”的考试，主要是检验考生识字、背诵能力，这是小学功夫，蒙童先生教授子弟即可达到要求，不一定非要到官学中去学习。进士科沿着文学之科发展，并且地位越来越高，“缙绅虽位极人臣，而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90]。文学是一门尚灵性、不重师承的学科，隋唐官学教育的内容主要是经学，文学教育是欠缺的。从武则天时代开始，由学校出身参加科考的人就越来越少，每年中举者“两监惟得一二十人”[91]。当时士人读书以参加科举为主要目的，学校教育在这方面难以胜任，自然就会衰落。唐玄宗时曾一度下令，“罢天下乡贡，明令举人不由国子及郡县学者，勿举送”[92]。这种强制性的措施缺乏合理性，很难坚持下去。安史之乱以后，官学极度衰落，私人讲学、私学、家学并举，教育呈多元化发展态势，同时，利用山林、寺院的良好环境读书自修的风气蔓延开来，发展出后来的书院教育。

科举制为读书人凭知识来获取官职开了一条途径，它对读书人的治学方向与方法，也起一种导向作用。唐代进士科为“士林华选”，时共贵之。进士的录取，“主司褒贬，实在诗赋”，所以很多士子都把自己的精力“劳心于草木之间，极笔于烟云之际”，唐代诗歌因之几乎发展到登峰造极，成为中国诗史上的一座高高耸立的丰碑，后代再难企及。由此也带来一些消极影响，唐人自己已经注意到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士子们“驱驰于才艺，不务于德行”；另一方面就是士子们祖尚浮华，“日诵万言，何关理体”，造成“士林鲜体国之论”的积弊[93]。科举制度对唐代的经学也产生了很消极的影响。唐朝贞观年间，为适应教育与科举考试规范化的要求，唐太宗命颜师古、孔颖达等人考订五经，并加疏正，为《五经定本》和《五经正义》，颁行全国，令士子们诵习，并作为科举考试的依据。科举考试中有关经学方面的考试，如帖经、经义，只要求应试者死背硬记，把《五经正义》揣摩的烂熟，就能取得好成绩，不允许自由发挥。更有甚者，士人为了应考，“咸以《礼记》文少，人皆竞读”[94]，至于文繁义缛的《周礼》、《仪礼》、《公羊》、《谷梁》诸经，则无人问津，以致治此学者常有独学无友之叹。还有更简便的办法，“明经射策，不读正经，抄撮义条，才有数卷”[95]，把这点东西记熟了就去应考。士人因循陋习、不愿独立思考的学风，与科举制有极大的关系。

知识分子的主要社会功能是用思想文化活动参与社会生活，充当社会先导的角色。哲学是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隋唐五代时期的哲学却相对贫困，纯思辨的哲学几乎无人理睬，作为哲学载体的经学极为守旧。学术领域中像刘知几、杜佑那样的大师极为罕见。这都与科举制有一定的关系。

第一，科举制的实施，使宦门大开，知识分子醉心于举业，不愿从事冷静的学术研究与思考。

如前所述，“学而优则仕”是孔夫子以来历代知识分子苦心孤诣的政治理想。科举制下仕途大门的顿开，把唐代知识分子的注意力彻底地吸引了过去，士子们如醉如痴地奔波于应举的道途，使他们没有精力做精深的学术思考与研究。进士科的祖尚浮华，明经科的浅薄直露，使学子也没有必要对学问深钻细研。受科举制的左右，当时知识阶层的价值观形成一种读书——科举——做官——“致君于尧舜”的思维定式，他们坚信能做官就能干出一番事业，“宁为千夫长，胜作一书生”，因而很少有人愿意致力于思想文化活动。科举制使知识分子整体蜕变，发生了异化。

第二，知识分子与统治者合流，削弱了其独立意识与批判精神。

作为社会先觉的知识分子，独立意识应是其基本的品格，冷静地批判社会现实，是其基本的社会职能。中国封建官僚政治，由于科举制的实行，使其建立在广泛的社会基础之上，增强了它的稳定性。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而做官后，就成了附着在封建地主阶级皮上的毛，他们的思想意识也与统治者合流，知识阶层的主体，成了地主阶级的代言人。特别是经过隋唐之际局部更新的统治阶级，朝气蓬勃，营造出了大唐盛世，知识分子对现实统治的信任远多于怀疑。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知识阶层的主体成了封建地主阶级的附庸，这正是科举制度给中国知识分子造就的悲剧。

注释

[1] 《隋书·儒林传序》。

[2] 《旧唐书·礼仪志》。

[3] 《旧唐书·儒学传上》。

[4] 《新唐书·选举志下》。

[5] 《旧唐书·儒学传上》。

[6] 同上。

[7] 《唐会要·学校》。

[8] 参见《新唐书·百官志三》、《旧唐书·职官志三》。

[9] 国子、太学、四门合称“三馆”，唐玄宗时又在国子监设广文馆，所以后来称国子监儒学为“四馆”。

[10] 唐高宗、玄宗时，还把《老子》也列为必修课。另据《新唐书·百官志》：“习正业之外，教吉、凶二礼，公私有事则相仪。”

[11] 参见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学校与科举·私学的兴起》，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

[12] 《通典·职官·总论郡佐》。

[13] 《李元宾文集》卷五。

[14] 《刘梦得文集》卷二十五。

[15] 《隋书·儒林传》。

[16] 王绩：《游北山赋》自注。

[17] 《隋书·儒林传》。

[18] 《旧唐书·孔颖达传》。

[19] 《旧唐书·儒林传》。

[20] 《旧唐书·裴休传》。

[21] 《旧五代史·罗绍威传》。

[22] 文莹：《湘山野录》。

[23] 《唐会要·学校》。

[24] 《旧唐书·苗晋卿传》。

[25] 《旧唐书·王质传》。

[26] 参见李正宇：《唐宋时代的敦煌学校》，载《敦煌研究》，1986年第1期。

[27] 《新唐书·陈子昂传》。

[28] 元稹：《白香山集序》。

[29] 参见严耕望：《唐史研究丛稿·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香港，新亚研究所，1969；宋大川：《略论唐代士人的隐居读书》，载《史学月刊》，1989年第2期。

[30] 《旧唐书·隐逸传》。

[31] 《新唐书·隐逸传》。

[32] 参见李斌城：《论唐代士大夫与佛教》，《魏晋隋唐史论集》，第2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33] 参见冯晓林：《中国隋唐五代教育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4] 嘉庆《九江府志》卷十。

[35] 《范文正公文集·窦谏议录》。

[36] 《新唐书·新罗传》。

[37] 《唐会要·蕃夷请经史》。

[38] 《颜氏家训·勉学篇》。

[39] 《通典·选举·历代制》。

[40] 《梁书·儒林传序》、《隋书·百官志》。

[41] 《梁书·武帝纪上》。

[42] 《周书·苏绰传》。

[43] 《周书·宣帝纪》。

[44] 《隋书·高祖纪上》。

[45] 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5页，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

[46] 《唐摭言·统序科第》。

[47]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南北朝后期科举制度的萌芽》，124～13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

[48] 《隋书·高祖纪下》。

[49] 《旧唐书·李密传》记载李密以父荫为亲侍，宇文述对他说：“弟聪令如此，当以才学取官。三卫丛脞，非养贤之所。”这也说明隋人对“以才学取官”的重视。

[50] 《唐摭言·争解元》。

[51] 《封氏闻见记·贡举》。

[52] 《新唐书·选举志》。

[53] 《旧唐书·高宗纪上》作“郭待封、张九龄五人居上第。”此引自《册府元龟·贡举部·考试一》。

[54] 《旧唐书·崔仁师传》。

[55] 《旧唐书·崔信明传》。

[56] 《新唐书·选举志》。

[57] 《旧唐书·韦执宜传》。

[58] 《通典·选举·杂论议中》。

[59] 《文献通考·选举二》。

[60] 南北朝末秀才即试策，隋代又加试杂文。不过当时的策更重文章，与唐之“方略策”似有不同。

[61] 《封氏闻见记·贡举》。

[62] 《通典·选举·历代制下》。

[63] 《资治通鉴》卷一七五。

[64] 《旧唐书·儒林传序》。

[65] 《新唐书·选举志》。

[66] 《通典·选举·历代制下》。

[67] 《唐摭言·散序进士》。

[68] 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进士科与高级官吏的选拔》，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

[69] 参见《旧唐书》之《魏玄同传》、《萧至忠传》。

[70] 《旧唐书·姚崇传》。

[71] 《旧唐书·崔祐甫传》。

[72] 《封氏闻见记·贡举》。

[73] 《唐会要·帖经条例》。

[74] 参见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明经地位的变化》，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

[75] 本题的写作主要参考程千帆：《唐代的进士行卷与文学》。

[76] 《容斋四笔·韩文公荐士》。

[77] 《旧唐书·薛登传》。

[78] 《云溪友议》卷下。

[79] 参见傅璇琮：《论唐代进士的出身及唐代科举取士中寒士与子弟之争》，载《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2期。

[80] 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

[81] 《新唐书·刘晏传》。

[82] 白居易：《慈恩塔》。

[83] 《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选举典、科举部艺文。

[84] 殷尧藩：《下第东归作》。

[85] 刘禹锡：《送韦秀才道冲赴制举》。

[86] 李白：《在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

[87] 李白：《侠客行》。

[88] 《樊川文集·宣州上高大夫书》。

[89] 参见王永兴：《论唐代前期行政管理的较高效率与法制的关系》，载《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90] 王定保：《唐摭言》。

[91] 《册府元龟》卷六十四《学校部·奏议三》。

[92] 《新唐书·选举志》。

[93] 《全唐文》卷四三三刘峣《取士先德行而后才艺疏》、卷三五五赵匡《举选议》。

[94] 《通典·选举典》。

[95] 《册府元龟·贡举部·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