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在经过南北朝时期的改造充实，到隋唐五代时期已经发展为较成熟的宗教，进入了鼎盛期。这一时期道教发展的声势浩大，各地道观林立，道徒众多，求仙学道之风遍及帝王公卿、工商百姓，道教活动的盛行，对当时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崇道**迭起

隋代是个短命的王朝，只存在了37年。由于隋代统治者对佛教的过分尊崇，所以给人一种假象，好像是道教受到了贬斥和压抑，其实不然。隋代统治者对道教采取了利用、控制和防范措施，促进了道教的稳步发展，为道教在唐代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基础。

北周武帝出于富国足兵的愿望，曾在灭佛的同时，限制道教的发展。隋文帝杨坚在辅政时，为取代北周，曾两次下令兴复佛、道二教。一些政治嗅觉敏感的道教徒揣摩其意，为他改朝换代积极鼓吹，如道士张宾、焦子顺密告以受命之符。杨坚即皇帝位后，这两个道士立即受到重用，并下令修道观、度道士。同时对毁坏偷盗天尊像、岳镇海渎神形者，处以不道罪；对道士毁坏天尊像者，以恶逆论处。隋文帝杨坚为了证明自己是“祗奉上玄，君临万国”的真龙天子，还曾亲临老子故里亳州，并命薛道衡“建碑作颂”[43]。

隋炀帝杨广亦尊礼道教徒，他为藩王、坐镇扬州时，就曾开置四道场，由国司供给，释李两部各尽搜扬。当时，许多道教上层人物出入藩府，为杨广夺嫡张目，像高唐人乙弗弘礼就密告杨广当“为万乘主”，受到重用。杨广还师事道教领袖人物徐则、王远知等，迷信道教金丹术，企求长生不死。他在京城置道术坊，在中央机构中置崇玄署，以规范道教的管理。这些措施对道教的发展都较为有利，据杜光庭《历代崇道记》载：隋代仅在长安和洛阳两京建道观就达60座，度道士三千余人。

《老子化胡经》

（唐）甘肃敦煌发现

道教在隋代尽管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与隋王朝的佞佛政策相比，道教的发展还是有限的，所以在隋末群雄并起时，道教徒又捏造了许多图谶为他们服务。道士桓法嗣就伪造了《孔子闭房记》鼓吹王世充当“应符命为天子也”而受到重用。[44]在道教图谶中，有一条“李氏当王”的谶语最为流行，隋炀帝听信方士之言，将关陇贵族集团中的李远家族灭族，而李渊则受到猜忌，李密则参加了杨玄感起兵，后又成为瓦岗军的首领，李轨则据此占武威，自称大凉皇帝。

唐朝是道教的鼎盛期，道教的发展**迭起。唐王朝在创立的过程中，就与道教结下了不解之缘。李渊太原起兵前，道教徒王远知、歧晖、李淳风等，就或密告符命，或预言李渊当建立新王朝，或借老君口传言当受天命。晋阳起兵后，道教徒不仅继续捏造霍山神话和羊角山神话，借太上老君之口为李渊集团鼓气，而且还有不少逸民道士，远辞丹灶，投军效力，贞观名臣魏征就曾经做过道士。当李渊集团进军关中时，楼观道士歧晖还以观中资粮尽数接济李渊之女平阳公主的部队，还改名歧平定以示拥护，并发道士80余人向关接应。道教对李唐王朝的鼎力相助，自然也得到唐王朝的尊崇。

李唐王朝建立后，为了神化自己的统治，认道教教主李耳为祖，大加封号，大立道观，谒祠礼拜，优礼道士、女冠，提高道教在三教中的地位，令天下士人皆读老子书，科举考试中设道举，给道士加官晋爵，修《道藏》等，道教的发展盛极一时。

唐高祖曾因晋州人吉善行于羊角山传老君言“子孙享国千岁”而于其地立庙祭祀，武德七年（624年）还亲自到楼观，拜谒老子祠。唐太宗于贞观十一年（637年）于亳州修老君庙，并度道士和拨给庙户以奉香火。当时，有僧人智实和法琳称李唐皇室非老子之后，智实被杖不久死去，法琳则被流放。唐高宗即位后，不仅亲自到亳州谒老君庙，并且追尊老君“太上玄元皇帝”号，下令王公百僚皆习《老子》，于科举考试中加试《老子》，还令天下诸州普置道观、度道士等，形成了道教在唐代发展的第一个**，道教的理论化建设也大大加强。

武则天出于改唐为周的政治目的，曾大力扶植佛教，为她当女皇大造舆论，与此同时，道教受到一定程度的压抑，如她规定释教在道教之上，僧尼处道士之前，并且削去老君“太上玄元皇帝”之号，等等。但她也清楚地认识到“佛道二教，同归于善”[45]，所以她不仅襄赞高宗搞过一系列的崇道活动，而且她也利用道教为她服务，并且还搞过求仙炼丹一类的活动，这样就使得道教在原来的基础上得到继续发展。

升仙太子碑局部拓片（唐）

唐中宗即位后，复周为唐，道教的地位也有所恢复，他下令老子依旧为玄元皇帝，贡举人习《老子》，令天下诸州立观等；睿宗本人不仅醉心道术，建玄元皇帝庙，而且还鼓励他的两个女儿金仙、玉真公主出家为女冠，并为她们修建了富丽堂皇的道观。

唐玄宗继位后，唐代道教的发展达到最**。他给老子追加的封号越来越尊崇，天宝二年（743年）正月加“大圣祖”，八年（749年）六月加号为“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十三年（754年）二月加号为“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同时，庄子、文子、列子、庚桑子也分别被尊为南华、通玄、冲虚、洞虚四真人号。开元二十四年（736年），诏令道士、女冠籍隶宗室，归宗正寺管理，确立了道教为皇族宗教的尊崇地位。后来，又于崇玄馆置玄学博士，设道举，以四子所著书为真经，创立太清宫朝圣制度，下令修《道藏》等。在唐玄宗的狂热扶植下，道教在唐代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期。

安史之乱曾使唐代道教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但从玄宗晚年刮起的道教神仙怪异之风，到中唐日益掺入浓厚的巫术迷信倾向。唐肃宗曾借玄元皇帝神化他的统治，唐代宗则下令大规模度人入道，修建规模宏丽的乾元观。他们重用王玙、黎幹和道士李国祯等，“命巫媪乘驿行郡县以为厌胜，凡有所兴造功役，动牵禁忌”[46]，斋醮祈禳，且无虚月。唐德宗即位以后，曾谋有所振作，他讨厌巫祝怪诞之士，下令不得奏置宫观和度人入道，但自四镇连兵、泾原兵变之后，德宗被迫出逃，他也由最初的反对巫祝迷信变得开始疑神疑鬼起来，如他相信术士桑道茂之言，“以时日禁忌为意”，又重用道教色彩浓厚的宰辅大臣李泌、韦渠牟、关播、李元平、陶公达等人，使道教巫术迷信之风越刮越烈。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则对道教的长生久视之术迷恋很深，他们向往神仙不老之境，重用道徒方士，合炼金丹。宪宗听信皇甫镈、柳泌、李道古之言，因“服饵过当，暴成狂躁之疾，以至弃代”[47]；穆宗在惩办毒害宪宗的山人方士之时，却又饵其金石之药，以致过早辞世；敬宗还是一少年天子，却也求访天下异人，冀获灵药，得长生久视之道；文宗则重用善合金丹的郑注为相，以至引起民间惊惧。

至唐武宗时，形成了唐后期崇道的又一个浪潮。唐武宗笃信道教，他在即位之后，立刻召集道士赵归真等81人入禁中，于三殿修金箓道场，武宗亲受法箓。他还听信道士邓元起、赵归真、刘玄靖等人的蛊惑，兴起会昌灭佛。同时又大兴土木，于禁中建成望仙楼、降真台等穷极奢丽的建筑，追求神仙长生之道。乃至后来也“饵方士金丹，性加躁急，喜怒不常”[48]而至英年早逝。宣宗即位以后，虽然诛杀了赵归真等12人，又兴复了佛教，但他也迷信神仙之术，曾遣使罗浮山，迎道士轩辕集问长生之术，后来又服食了道士卢紫芝等人的金丹，以致疽发于背而卒。即位的懿宗虽然佞佛，却也崇道，他曾借玄元皇帝名义捏造谶语以证明自己即位的合理性。僖宗在位时，唐末农民大起义风起云涌，他乞灵于道教大圣祖以帮助他重现太平，他不但宠信道士，亲受法箓，而且还大搞崇道活动，以期挽救行将覆灭的唐王朝，但这些崇道活动都未能阻止唐王朝灭亡的命运。

综观有唐一代，据杜光庭统计，所造宫观1900余所，度道士1500余人。这个数字尚不包括王公贵戚及公卿百姓所舍庄宅为道观者，同时还有大批私入道的伪滥道士及道姑等，总计全国道观数应超过6千座，道士也应多于4万名。[49]

五代十国时期，也有不少帝王崇信道教。朱温建立后梁，虽然废太清宫、紫极宫为庙观，但他也笼络有名望的道士，如赐道门威仪郑章号贞一大师，道士夏隐言赐紫；后唐庄宗信任道术之士周玄豹、程紫霄，还以狂热的神仙迷豆卢革、卢程为相；明宗不但修葺宫观，还曾召道士12人于中兴殿修金箓斋，以名位笼络道士郑遨等，赐陈抟“清虚处士”号；后晋高祖石敬瑭也“慕黄老之教，乐清静之风”[50]，礼道士张荐明为师，访以治世之道；后周世宗一方面抑佛，另一方面又崇道，他曾召陈抟，问飞升黄白之术。十国中也有不少君主崇道。前蜀王建尊礼道门领袖杜光庭，封金紫光禄大夫、蔡国公，进号广成先生；后主王衍亲受道箓，起上清宫，尊神仙王子晋为“圣祖至道玉宸皇帝”，并狂热学仙，终至亡国；后蜀主孟昶，也崇道，他曾奉道祈禳，并有道号“玉霄子”；吴王杨行密崇信道士聂师道，号问政先生，建紫极宫以居之；南唐烈祖李昇好神仙方药，敬重茅山道士王栖霞，终因服食金丹中毒身死；吴越王钱镠敬重道士闾丘方远，赐号洞玄先生，又师事道士钱朗，招道士为其炼丹；闽王王璘，好神仙之术，道士陈守元、巫者徐彦林，与盛韬共诱之作宝皇宫，极土木之盛。这些统治者们崇道程度虽然不同，但他们所进行的一系列崇道活动都促进了道教的发展。

二、道派的兴盛融合

道教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分化发展之后，在南北朝末又呈现融合趋势。隋唐大一统王朝的相继再现，打破了地域分割界线，为道教的融合进一步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带动了道派的繁荣兴盛。

茅山宗是隋唐五代时期道教的主流派，其传承世系如下：

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李含光——韦景昭——黄洞元——孙智清——吴法通——刘得常——王栖霞

茅山宗的许多宗师出身仕宦之家，谙熟政治，他们虽然身披道服，却积极参与政治，甚至还扮演了帝师的角色，从而带动了茅山宗的发展。

王远知是隋唐之际茅山宗的著名宗师，他出身琅邪王氏，祖、父都曾官至南朝州刺史。他自幼聪慧，博览群书，曾入茅山拜陶弘景为师，学其道法，后又师事宗道先生臧兢。他热衷于政治，在南朝、隋、唐风云变幻之际，以善于观察政治风向而闻名，受到南朝陈、隋、唐统治者的优渥，使茅山宗在这个时期得到很大的扩展。隋炀帝杨广为晋王坐镇扬州时，曾迎他入宫，亲执弟子礼。唐高祖李渊未发迹时，他又密告符命，唐太宗李世民尚未登基前，他又预言当作“太平天子”，所以，他一直受到隋唐统治者的宠信。死后，被谥为“升真先生”，追赠金紫光禄大夫。王远知的弟子很多，最著名者有潘师正、徐道邈、陈羽、王轨等。王轨与潘师正分传茅山道于南北，至韦景昭时又合二为一。

潘师正居中岳传道50余年，其祖、父也皆于北朝官至州刺史。据说他生有仙骨，幼无童心，少年丧母后即出家为道士，随王远知学道法，后居嵩山传道。唐高宗李治曾多次驾幸嵩山，咨访道要。永淳元年（682年）卒，高宗及天后追思不已，赠太中大夫，赐谥体玄先生。他的弟子18人，以韦法昭、司马承祯、郭崇真、吴筠等最为知名。他对茅山宗在北方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的思想见于《道门经法相承次序》，汇集了南北朝以来的各派道经，显示了他对各家的融汇态度。

司马承祯，字子微，法号道隐，河内温（今河南温县）人，出身仕宦之家。少好学，薄于为吏，年21出家为道士，师事潘师正，居嵩山，学其符箓及辟谷导引服饵之术，后止于天台山传法。武则天闻其名，召至都，降手诏以赞美之；睿宗时，又访以阴阳术数之事；玄宗从其受法箓，又为他在王屋山筑观。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卒，赠银青光禄大夫，谥曰贞一先生，并为御制碑文。他和当时的许多文人士大夫来往密切，与陈子昂、卢藏用、宋之问、李白、王维、孟浩然、贺知章、王适、毕构为仙宗十友，扩大了茅山宗在文士中的影响。他在道教理论上也多所建树，主要著作有《坐忘论》、《天隐子》等十余部，对茅山宗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他的弟子有70余人，唯有李含光、焦静真得其道。

李含光，本姓宏，因避孝敬皇帝李弘讳，改姓李。广陵江都（今江苏扬州）人。开元中从司马承祯传受道法，开元末，玄宗召问理化，拜为师，赐号玄静先生。玄宗曾多次致书问讯，赏赐优厚。他整理上清经法，注意教理发展，更进一步扩大了茅山宗的影响。

韦景昭，丹阳延陵人，初师事包世荣，天宝中奉诏侍李含光归茅山，大历中受正传，卒于贞元初。

黄洞元，南岳人，早游华阳，与李含光为师友，后至茅山住下泊宫，学韦景昭之学，卒后，德宗赐洞真先生号。

孙智清，年少时入茅山，师事黄洞元，大和六年（832年）为山门威仪，会昌元年（841年）奉召修生辰斋，武宗赐明玄先生号。

吴法通，润州丹阳人，曾参加科考不中，入茅山随孙智清为道士。僖宗曾遣使受大洞箓，尊称为度师，赐号希微先生。

刘得常，金陵人。17岁时作《大道歌》，师事吴筠，居紫阳观20年，传道法。

王栖霞，唐末避乱于寿春，从问政先生聂师道传道法，后至华阳，从威仪邓启遐受大洞经诀。南唐李昇召至金陵，加金印紫绶，号玄博大师。

综观茅山宗在隋唐五代三百多年间，共传10代，在茅山宗历史上分别被尊为第10代至19代。茅山宗能兼收并蓄，吸收三教之长，并融汇三洞经法，不持门户之见，采取开放态度，且有一个独立而严密的传承体系，人才辈出，香火不断，使茅山宗终于成为隋唐时期道教的主流派。茅山宗除了这10代宗师外，还涌现出不少大师，如与潘师正齐名的王轨，居茅山传法，弘扬茅山道法于南方，他曾随王远知赴隋炀帝杨广召，又得唐太宗垂青，常向他咨访道要。他卒于高宗时，弟子最著名者有戴慧恭、包方广、吴德伟、王元熠等十余人。其中包方广传包法整，法整传包士荣，士荣传韦景昭。另外，像潘师正的弟子吴筠，也是当时著名的茅山宗大师，他颇善文辞，与文学之士多有交往，曾与李白、孔巢父等诗篇酬和，玄宗闻其名，征召他待诏翰林，问以道法，深受器重，天宝中辞还山，主要论著有《玄纲论》和《神仙可学论》等十余部，对道教的理论建设有重大贡献。茅山宗在王远知的努力下，得到隋唐统治者的重视；在王轨和潘师正的弘扬下，在南北得到普遍发展；在吴筠和司马承祯时期，理论建设大大加强，上清经法渗透其中，使得茅山道法流布全国；李含光充当“帝师”，比其前辈大师更受到统治者的优宠，在统治集团上层中进一步扩大了影响，更加使得茅山宗“玄门以彰”，在盛唐时臻于极盛。李含光以后，茅山宗逐步走向衰落。

楼观道在魏晋北朝时期已经成为道教的一个重要派别，他以陕西盩厔（周至）终南山麓的楼观为中心，成为我国西北乃至北方道教活动的重要区域。

歧晖在大业七年（611年）就预言“当有老君子孙治世”。李渊晋阳起兵后，他又测定李渊必是“真君出世”，尽以观中资粮接济平阳公主军。李渊进军关中时，他又改名歧平定，发道士80余人向关接应。李渊建唐后，立即下诏褒奖歧晖，并授以银青光禄大夫。以后，唐高祖还多次谒楼观以示崇敬。

巨国珍，武功人，性淳厚好神仙学。隋文帝仁寿四年（604年），年30时于楼观入道，卒于唐太宗贞观八年（634年）。

田仕文，右鄠人。隋文帝开皇七年（587年）入道，师事韦节，学习三洞经法及符诀，又诵《灵宝》、《生神章》二经。卒于贞观十七年（643年）。弟子最著名者为尹文操。

尹文操，天水人（今甘肃天水）。少时即入道，颇得唐高宗赏识，“出入供奉，询德咨量，救世度人……三十余年，以日系月，始终不绝。……君臣同悉，救书往复，日月更回”[51]。唐高宗以晋府旧宅为太宗造昊天观，以他为观主。他曾奉敕修《玄元皇帝圣纪》，神化李唐王朝。高宗授以银青光禄大夫，行太常少卿。著作有《祛惑论》等，弟子有侯少微等。

楼观道本有崇老的传统，力主老子化胡说。李唐王朝建立以后，为了给他们的统治披上一层神圣的灵光，大搞“尊祖”、“崇本”活动，竭力神化老子。楼观道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当时许多有关老君的神异传说都和这个道派有关。所以楼观道受到唐朝统治者的殊宠，大大地提高了它的社会地位。楼观道还善于融汇各道派之长，如茅山宗就曾给予它不断的影响，同时它又吸收了重玄派的思想，博采众长，融汇南北经法，使其发展充满了活力。

南岳天台派是茅山宗第12代司马承祯所传，此派以居住于南岳、天台传道而得名。所传授的经法为上清大洞秘法或三洞经箓。其传承世系为：

司马承祯——薛季昌——田虚应——冯惟良——应夷节——杜光庭

这个道派闻名者颇多，如田虚应的弟子中，陈寡言、徐灵府、刘玄靖等人也颇知名，冯惟良的弟子还有叶藏质、沈观等，陈寡言则传刘处静，徐灵府传左元泽，刘玄靖传吕志真，叶藏质、沈观、刘处静、左元泽等又传闾丘方远，闾丘方远的弟子颇多，聂师道、程紫霄、夏隐言等最知名，聂师道的弟子中有邓启遐、王栖霞等最出色。

南岳天台派秉承其祖司马承祯的传统，也颇有善于走上层路线者。如薛季昌曾被唐玄宗召入宫中，延问道德，甚受恩宠；田虚应应潭州郡守请，祈雨；冯惟良曾受宪宗诏，不赴；应夷节所居道坛，武宗赐名道玄院；叶藏质本为叶法善之后裔，曾上疏懿宗奏乞石门山居为玉霄宫；刘玄靖，敬宗时诏入思政殿，问以长生事，武宗时又召入禁中，请授法箓，赐以银青光禄大夫、崇玄馆大学士，号广成先生；闾丘方远是传扬南岳天台派的重要人物，吴越王钱镠曾为他建宫观以居之；聂师道，大受吴王杨行密宠信，敕广陵建玄元宫以居之，褒美为逍遥大师、问政先生，入室弟子十余人，皆赐紫；杜光庭对道教的建设贡献巨大，这和他得到统治者赏识是分不开的。他在僖宗朝即被赐紫，充麟德殿文章应制，成为道门领袖，中和元年（881年），随僖宗入蜀，遂留成都。后事前蜀王建，为光禄大夫、尚书户部侍郎、上柱国、蔡国公，赐号广成先生。后主王衍从其受道箓，以为传真天师，崇真馆大学士。他学识渊博，精通儒、道经典，一生著述甚多，是道教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从这些道教人物的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出南岳天台派之所以蔚为大派的原因。

此外，还有洞渊、北帝二派。洞渊派起源于晋末居马迹山的道士王纂，以斋咒为人治病为特点。到唐高宗、武则天时，有道士韦善俊，“诵《道德》、《度人》、《西升》、《升玄》等经，人有所惠，悉为赈救之用”[52]。睿宗、玄宗朝，又有道士叶法善，出入宫廷，参与政治，大受统治者信用。其弟子有百余人，以暨齐物、尹愔最知名。其后又有刘玄和，号混成子，凿井汲水为人治病，多所痊愈，弟子有范仙舟。《道藏》中有冠洞渊字之经，即属此派经籍。北帝派授北帝箓等经籍，治六天鬼神、辟邪禳祸之事，属上清别派。唐道士有麻姑山邓福唐，名紫阳，诵天蓬咒，感北帝授剑法。紫阳子华封，名德成。德成从子名延康。其后有居茅山之邓启遐，受箓于龙虎天师及何元通。王栖霞常问学。又有桃源黄洞元，授弟子何元通。这派与上清、正一有较密切的关系。

中、晚唐五代十国期间，在西南巴蜀地区，有传《镇元策灵书》一派。此派假托神仙降授道书，实际上是与二葛一派有关的修炼之书。此派由宋冲元开始传授，玄宗时有翟乾祐，遇真人，授以与正一道有关的三科秘术，代宗时召入京，赐号通灵大师。翟乾祐传舒虚寂，舒虚寂传向道荣，道荣传任可居，共5世而止。

除以上道派外，还有些道士道派不明，道术不拘一格者，这种情况正好体现了唐代道派演化融合的趋势。

从这一时期道教发展的情况来看，茅山宗成为道教的主流派，它在教理上受到重玄宗的影响，又吸取了灵宝斋法，融入了正一法，融汇了道教各派。这种情况正好适应了隋唐大一统的国家政权建设的需要。[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