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我国内地后，经过四五个世纪的流传，到隋唐时期，进入了全盛期，形成若干中国式的佛教宗派，出现了一大批高僧大德，求法、译经和传教活动空前活跃。以致多年以来，许多学者在论述中国学术的发展阶段时，都习惯上把隋唐佛学与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相标举。
一、狂热的崇佛与灭佛
在中国，宗教的发展总是与政治气候的变化密切相关的。宗教只有依附于统治阶级、并在统治阶级的大力扶植与支持下，才能得到发展和传播。晋僧道安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1]佛教在隋唐五代时期的兴盛与衰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随着隋王朝的建立和统一局面的再现，佛教也结束了南北异趣的状态而走向统一，并在隋王朝的大力扶植下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隋文帝父子，为了维护他们寿命并不长久的封建统治，采取了各种办法，其中包括扶植、利用佛教的办法。据说隋文帝杨坚诞生在尼姑庵中，13岁以前一直由尼姑智仙抚养，自幼在宗教氛围的熏陶下成长，自然对佛教有一种特殊的敬奉之情，所以在他统治期间，形成佞佛浪潮。其实，这只是隋代佛教兴盛的一个原因，更深层的因素在于巩固隋王朝的封建统治。隋文帝杨坚是通过发动宫廷政变而夺取北周政权的，他在改朝换代建立新朝之时，为了给自己披上君权神授的神圣外衣，利用宗教大造舆论。如为了说明杨坚是非同一般的“神人”、“异人”，佛教徒不遗余力地制造了种种神异传说，说他降生时“紫气充庭”，尼姑智仙预言：“儿天佛所佑”，“此儿所从来甚异，不可于俗间处之”。并命名曰“延罗那”，“言如金刚不可坏也”[2]。这类金刚、罗汉转世的神话，是君权神授论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佛教对中国封建文化的渗透于此可见一斑。杨坚建立隋朝以后，鉴于北周武帝曾采取抑佛政策，给佛教以沉重打击，他立即采取了崇佛政策，借以争取民心和广大僧俗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另外，隋文帝对佛教的支持和扶植，还含有借统一南北佛教的文化政策以促进军事上统一全国的行动。同时，杨坚也深谙佛教劝善化民、资助王化的政治功用，他曾对灵藏和尚说：“律师度人为善，弟子禁人为恶，言虽有异，意则不殊。”[3]宗教与法律是国家统治必不可少的两手。
隋文帝即位以后，立即改变北周武帝抑佛的政策，转而采取大力恢复和扶持佛教的方针。他在后来的一道诏书中公开宣称：“朕皈依三宝，重兴圣教。”[4]有学者将他崇佛的活动概括为5个方面：广建寺塔、广度僧尼、广写佛经、广交僧侣、广作佛事。[5]杨坚登基以后，立即下令在他所谓“龙潜”时，所经历过的45州，“皆悉同时起大兴国寺”[6]，同时诏令五岳各建佛寺一所。《续高僧传·总论》说：“隋高荷负在躬，专弘佛教；开皇伊始，广树仁祠，有僧行处，皆为立寺。”有数字说，“自开皇之初（581年），终于仁寿之末（604年）……海内诸寺，三千七百九十二所”[7]。至于建塔，仅仁寿年间（601—604年），隋文帝先后3次下诏，在全国113州各建舍利塔1座，共113座。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乙）里说：“前后置塔诸州，百有余所。”由此可见，隋文帝一朝全国各地真可谓“寺塔林立”了。关于度僧，《隋书·经籍志四》记载：“开皇元年（581年），高祖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一时信教者纷纷出家，至于那些假借出家名义，规避王役者也不在少数，有数字表明，仅开皇十年（590年）新度之僧即多达五十余万之众。[8]关于广写佛经，《隋书·经籍志四》也有记载：“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据法琳《辩正论》卷三说：“自开皇之初，终于仁寿之末……凡写经论四十六藏，一十三万二千八十六卷”，另外，还“修治故经三千八百五十三部”。同时，还对伪造的佛经进行了甄别、刊定。隋文帝结交、笼络和尚的情况，也相当突出，灵裕、法论、智舜、昙迁、慧远、慧藏、僧休、宝镇、洪遵、灵藏、智炫等，或受文帝征召，或为他所赏识，出入宫禁，随驾巡幸，恩宠一时。其中尤以所谓“布衣之友”灵藏，最得宠信，《续高僧传·灵藏传》说：“藏与高祖，布衣之友，情款绸狎。及龙飞兹始，弥结深衷，礼让崇敦，光价朝宰。”他能随便出入宫廷，“与帝等伦！坐必同榻，行必同舆”，连当朝宰相也得向他“两日一参”，难怪隋文帝感叹：“弟子（按：文帝自称）是俗人天子，律师是道人天子，”并准许他随便度人出家，仅他前后所度僧尼，即有数万之多，真是炙手可热，权倾朝野。为了表示对佛教的“虔诚”，隋文帝还经常大作佛事，如请和尚祈雨，受戒，释囚，修治经、像，大行布施等。开皇五年（585年），文帝敕云：“自今以后，讫朕一世，每月常请二七僧，随番上下转经；经师四人，大德三人，于大兴殿，读一切经。虽日览万机，而耳餐法味，每夜行道。皇后及宫人，亲听读经，若有疑处，问三大德”[9]。次年，因天旱，一次就敕请僧300人于正殿祈雨，文帝及五品以上大臣，皆席地而坐，“北面而受八戒”[10]。至于布施，更是慷慨，开皇十三年（593年），隋文帝为复兴佛教，和皇后一次性施绢就多达12万匹，王公以下，舍钱数百万，赏赐庄田无数。[11]正是在隋文帝的带头倡导下，佛教事业开始走向兴旺。
隋末农民大起义，埋葬了隋王朝，也沉重地打击了佛教势力。“大业末年……法轮绝响，正教陵夷。”[14]义军所到之处，“破县烧寺”[15]，“佛寺僧坊，并随灰烬；众僧分散，颠扑沟壑”[16]。以至唐初，“天下寺庙遭隋季凋残，缁侣将绝”[17]。佛教势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很大冲击。
唐王朝建立以后，对隋代的宗教政策有所调整，但仍很重视对佛教的管理和利用。唐高祖本人是信仰佛教的，如他早年曾为子世民祈疾造像；[18]起义之初，又在华阴祀佛求福；及即帝位，也搞过一些立寺造像、设斋行道的崇佛行动。[19]但由于太史令傅奕为首的一批大臣鉴于隋亡的教训，上疏亟言佛法害国蠹政之弊，敦请废佛，于是，唐高祖于武德九年（626年），下诏沙汰佛、道二教。但因为玄武门之变的发生，高祖被迫退位，沙汰令最终未能执行。
唐太宗李世民本人并不迷信佛教，他曾说过：“朕于佛教，非意所遵。”[20]但他出于政治的考虑，也扶植和利用佛教。贞观三年（629年）下令在旧战场建寺7所，度僧三千，超度双方战死亡灵；舍旧宅通义宫为尼寺；为报母恩，大行布施绢200匹。唐慧立、彦悰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记载：“计海内寺三千七百一十六所，计度僧尼一万八千五百余人。”唐太宗还重视佛经的翻译和介绍工作，在贞观初就建立译场，组织人员翻经译典。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大量佛教经、像，使汉传佛教深入藏区。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西行求法归来，受到朝廷隆重欢迎。太宗将他请到洛阳宫中倾心交谈，并想请他襄赞军务，共征辽东，但为玄奘力辞。于是太宗在京城长安慈恩寺为他组织了3000人的庞大译场，使他得以高质量地重译、新翻佛经75部、1335卷。由于太宗的推崇，佛教各宗派，如三论、天台、华严、净土、律宗等，都得到了较大发展，尤其是唯识宗盛极一时。但太宗对佛教的过快发展也做了一些限制，如在即位之初，派遣治书侍御史杜正伦检校佛法，清肃伪滥僧尼，对私度僧尼者，处以极刑等，力图将佛教的发展纳入朝廷控制的轨道中来运行。
唐高宗、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也都信仰佛教，其中尤以武则天为甚。在她执政期间，把佛教的崇拜推上一个新的**。武则天想当女皇，但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男尊女卑、阳贵阴贱，“牝鸡司晨”一向被视为国家大忌。于是武则天就把视线转向宗教，寻求女主受命临朝的理论依据。《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载：“载初元年（689年）……有沙门十人伪撰《大云经》，表上之，盛言神皇受命之事。”其经文中提到女主受命处云：“尔时众中，有一天女，名曰净光。……即以女身，当王国土，得转轮王……实是菩萨，现受女身。”又说：“是天女者……为众生故，现受女身。……尔时诸臣即奉此女以继王嗣。女既承正，威伏天下！”[21]据敦煌残卷《大云经疏》解释：“经曰：‘即以女身，当王国土’……今神皇王南阎浮提一天下也。……经曰：‘女既承正，威伏天下，所有国土，悉来承奉，无违拒者’，此明当今大臣及百姓等，尽忠赤者，即得子孙昌炽……皆悉安乐。……如有背叛作逆者，纵使国家不诛，上天降罚并自灭！……”长寿二年（693年），菩提流志翻译的《宝雨经》中也说：“尔时东方有一天子，名日月光，乘五色云……实是菩萨，故现女身，为自在主，经于多岁，正法教化，养育众生，犹如赤子，令修十善，能于我法广大住持，建立塔寺，又以衣服、饮食、卧具、汤药，供养沙门。……”这两部经不但预言女主临朝，而且还露骨地点出武则天的本名“曌”（“名日月光”，即日月当空之意）。这样就为武周革命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根据。武则天立即“制颁于天下，令诸州各置大云寺，总度僧千人。……九月九日，壬午，革唐命，改国号为周，改元为天授，大赦天下，赐酺七日”[22]。因此佛教为女皇所特别垂青，“以释教开革命之阶，升于道教之上”[23]。武周一代，大兴佛事，大修寺院，大造佛像。长安四年（704年），在洛阳城北邙山的白司马坂，铸造一尊特大铜佛像，向天下僧尼募捐17万缗，劳民伤财。她又让面首薛怀义监造特大夹纻佛像一尊，“高九百尺，鼻如斗斛”，小拇指上便可以坐下几十人。为了安放这尊大佛，在明堂北修建“天堂”一座，“日役万人，采木江岭，数年之间，所费以万亿计，府藏为之耗竭”[24]！在佛教诸宗中，武则天最崇信华严宗，华严宗的实际创始人法藏经常出入宫禁，为女主说法。武则天曾亲自参加《华严经》的翻译工作，并为之作序，华严宗在中唐红极一时。禅宗北派领袖神秀也得到女皇的礼敬，“肩舆上殿”，武则天“亲自跪礼，时时问道”，深加宠信。
都督夫人太原王氏礼佛图（摹本）唐敦煌莫高窟130窟
唐玄宗继位，鉴于佛教的过度发展，曾对佛教采取限制政策，如禁止百官与僧尼往来，禁止坊市铸佛、写经，禁止僧徒敛财，检括伪滥僧尼等。但他还是比较重视佛教的，他曾亲自注疏《金刚经》，“颁行天下”，下令天下诸郡，立龙兴、开元两寺，取官物铸金铜佛像，送开元寺供奉，尊礼善无畏、金刚智、不空所谓“开元三大士”，并受不空“灌顶礼”，由他们3人传来的密宗由此而兴起。佛教在这时进入了鼎盛期。
安史之乱使北方的佛教受到重创，但由于僧人曾帮助朝廷军费开支，仍然深得帝王赏识。肃宗曾接受不空“灌顶菩萨戒”，被尊为“戒师”，“官至卿监，爵为国公，出入禁闼，势移权贵”[25]。代宗佞佛更加狂热，吐蕃入寇，他不积极组织力量抵御，却亲临“道场”行香，诵经念佛，祈求保佑。据说代宗宫中经常有100名和尚念经，官给衣粮。他所任用的3个宰相元载、王缙、杜鸿渐，也都非常佞佛，以致“京畿良田、美利，多归僧寺”[26]。
唐代法门寺7迎佛骨表
到唐宪宗在位期间，佞佛达到另一个**，最突出的事件就是迎佛骨进京。当时传说凤翔法门寺“护国真身塔”里有佛手指骨一节，塔门30年一开，“开则岁丰人泰”。因此，唐代皇帝曾先后7次开启地宫，奉迎法门寺佛骨舍利。每次迎奉佛骨舍利，都会掀起一场朝野上下的佞佛浪潮。其中尤以宪宗和懿宗朝奉迎佛骨影响最大。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迎佛骨入京，先在宫中供奉3天，然后送诸寺巡回展览。佛骨到京时，“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唯恐在后。百姓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27]，掀起了一场迎佛骨的宗教热潮。对此，韩愈上疏表示反对，触怒宪宗，险丧性命，遭到贬斥。唐懿宗时又再迎佛骨，大臣上疏劝谏，他竟说：“但生得见，殁而无恨也。”[28]咸通十四年（873年）四月八日，“佛骨至京，自开远门达安福门，彩棚夹道，念佛之音震地。上登安福门迎礼之，迎入内道场三日，出于京城诸寺。士女云合，威仪盛饰，古无其比”[29]，造成了极大的浪费。但是狂热的崇佛，并没有换来佛祖的保佑，宪宗、懿宗都是在迎佛骨后不久就死了。
法门寺
唐武宗在位期间，发动了著名的“会昌灭佛”事件。会昌二年（842年），武宗开始敕令僧尼还俗，至五年（845年）达到**，除割据河北的成德、魏博、幽州和吐蕃占领下的河西、陇右等地区未能执行敕令外，“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30]。这次灭佛对增加唐王朝的财政收入以及缓和社会矛盾起了一些作用，对佛教也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武宗死后即位的宣宗立即下令恢复佛教，但总的说佛教已元气大伤，除佛教禅宗恢复发展起来以外，其他佛教宗派都在不同程度上衰微。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年），又对佛教进行了一次严厉的抑制。下令废除没有敕赐寺额的寺院30336所，迫使僧侣大批还俗，并禁止私度僧尼，使后周控制的劳动力和土地大量增加。并下诏悉毁天下铜佛像以铸钱，规定“民间铜器、佛像，五十日内悉令输官，给其值；过期隐匿不输，五斤以上其罪死”[31]。这两次抑佛事件，加上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抑佛行动，史称“三武一宗灭佛”。此后，佛教的发展势头更趋颓微。
二、佛教经籍的翻译与撰述
隋唐时期的佛典翻译、整理工作基本上由国家主持。政府设译经馆或指定寺宇，或组织译场，延请人翻译。
鎏金铜观音造像（五代·吴越）1958年浙江金华万佛塔塔基出土
《陀罗尼经咒》印本（局部放大）（唐）1975年西安出土
隋代最著名的翻译家有那连提耶舍、阇那崛多、达摩笈多和中国僧人彦琮等人。那连提耶舍（490—589年），北天竺人，北齐天保七年（556年）来华，受到文宣帝的优待，在昭玄寺从事翻译工作。北周武帝灭佛时易俗服避乱于外。隋开皇二年（582年）回到长安，先在大兴善寺，后迁广济寺主持译经，直至开皇九年（589年）百岁圆寂。共译出《大方等日藏经》、《大庄严门经》、《德护长者经》、《莲花面经》等8部28卷。阇那崛多（527—604年），北天竺人，西魏大统元年（535年）来华。北周武帝灭佛时回国避难，为突厥所留。开皇四年（584年）文帝邀请他回大兴善寺主持译经。从开皇五年（585年）至仁寿末年，共译出《佛本行集经》、《大方等大集护经》、《大威德陀罗尼经》等共39部192卷。达摩笈多（法密，？—619年），南印度僧人，开皇四年（584年）十月到达京师长安，住大兴善寺。后炀帝在洛阳上林苑设置译馆，请他从事翻译。从开皇初至大业末的28年间，共译《起事因本经》、《药师如来本愿经》、《摄大乘论释论》、《菩提资粮论》、《金刚般若论》等9部46卷。中国僧人彦琮（557—610年）也参与了阇那崛多和达摩笈多的译经事业。他记录了达摩笈多游历西域诸国的见闻，写成《大隋西国传》，并著有《达摩笈多传》、《辨正论》、《通报论》、《福田论》、《沙门不应拜俗总论》等论文，开皇十二年（592年）被请入大兴善寺主持译经。他精通梵汉文字，论定翻译楷式，有十条八备之说。
唐代佛典的翻译事业成就更高。以前译经多由西域僧人担任，尽管他们精通梵汉语言，但毕竟对中国文化深层的东西了解较少，故所译经文对中国人来说总有隔膜之感。唐代以后翻译工作则主要由精通教义、深晓梵文的中国僧人担任，质量遂大为提高。贞观年间，玄奘主持慈恩寺译场，取得巨大成就。他不仅译经数量多，而且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译经分工制度和工作程序。从贞观十九年（645年）开始，共译出《大般若经》、《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摄大乘论》、《成唯识论》、《俱舍论》、《顺正理论》等经论75部1335卷，且经义准确、文辞优美。义净（635—713年）敬慕法显和玄奘的事迹，从广州经海路到达印度，历时20余年，访问30余国，带回大量梵本，在洛阳佛受记寺翻译，并与实叉难陀合译了80卷本《华严经》，单独翻译了《金光明最胜王经》、《孔雀王经》等56部230卷。实叉难陀（学喜，652—720年）除译《华严经》外，还译成《入楞伽经》。地婆柯罗（翻译时代674—688年），中印度人，武后垂拱年间在两京的东、西太原寺及西京广福寺译出《华严经·入法界品》、《佛顶最胜陀罗尼经》、《大乘显识经》等共18部。菩提流志（翻译时代693—713年），南印度人，武则天时译出《大宝积经》120卷，因其中有女人可以为帝王的文字，深受武后赏识。不空（705—774年），北天竺人，金刚智弟子。他入天竺国带回密教经典1200卷，译出《金刚顶经》、《金刚顶五秘密修行念诵仪轨》、《大乘密严经》、《发菩提心论》等111部，143卷，对密宗的形成产生了很大作用。唐代在译经的数量和质量两方面都超过前代，总计译出佛典372部，2159卷。至此，印度大乘佛教的要典基本上都已被翻译过来。
随着译经的增多，需要统一整理编目，以便诵读、缮写和寺院的藏书。隋文帝时两次敕令撰集经录，开皇十四年（594年）由大兴善寺法经等20人撰《众经目录》7卷（通称《法经录》），仁寿二年（602年）由彦琮主持把《法经录》重新编为《仁寿众经目录》5卷（通称《仁寿录》）。此外，费长房还撰有《历代三宝记》15卷（通称《长房录》）。唐代在此基础上又加工增订编成多种目录，唐初有德兴、延兴二寺《写经目录》，为玄琬编写，共录720部，2690卷。显庆三年（658年）所编西明寺大藏经《入藏录》，共录600部，3361卷。此后靖迈撰写了《古今译经图纪》，道宣编了《大唐内典录》。武周天册万岁元年（695年），明伶编成《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到开元十八年（730年），智升撰写《开元释教录》，入藏目录共录1076部，5048卷，成为后来一切写经、刻经的权威性依据。
隋唐五代的佛经流传主要还是手抄本，不便保存。为了防止经籍流失，特别是鉴于魏武、周武两次“法难”，避免大量佛经被付之一炬，隋代幽州（今房山）云居寺僧人静琬开始了石刻经文的壮举，自隋大业一直延续到清康熙三十四年，前后千余年，共刻经石一万五千余块，佛经1122部，3572卷。静琬在题刻中说：“此经为未来佛□难时拟充底本，世若有经，愿勿辄开。”他们将石经埋于地下，成为一批宝贵文物。
三、佛教宗派的全面繁荣
隋唐是中国佛教宗派的形成时期。每个宗派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寺院财产和传法世系。宗派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佛教已经发育成熟。
天台宗理论的主要特征是宣扬定慧双修、止观并重的原则，调和南北方佛教之异同。从汉代佛法初传时，南北方佛教流派就形成了不同风格。北方侧重禅定，南方偏重义理。南北朝时期政治、经济、军事的对峙更加巩固了南北方不同的学风倾向。隋朝的统一为佛教理论风格的汇同提供了条件。天台宗这一体现宗教上统一的新宗派，正是随着隋王朝的统一应运而生的。
2．吉藏和三论宗 根据佛教史资料，三论宗的绪统为：
龙树（提婆）——鸠摩罗什——僧肇（或道生）——昙济——僧朗——僧诠——法朗——吉藏
龙树、提婆是印度佛教大乘空宗的奠基人。鸠摩罗什在姚秦时代来华弘传空宗之学，译出印度中观学派的《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合称“三论”，为以后三论宗的创立提供了思想理论依据。自此师徒相传，研究者群起。僧肇为罗什弟子，对宣传般若空观学说有很大贡献，被三论宗的创始人吉藏尊为“玄宗之始”，并常以什、肇并称。什肇的学说原流传于北方，刘宋时曾入关研习“三论”的僧朗，将三论之学传入南方，他长期在建康城郊的摄山栖霞寺传法，被尊为“摄山大师”。后又有僧诠、法朗依次相传，遂有“摄岭相承”的三论学派。到隋代，吉藏发扬光大摄岭相承的学说而建立了三论宗。
三论宗，因以《中论》、《百论》、《十二门论》为主要经典而得名。又因其主张“诸法性空”，也称“法性宗”。因天台宗、华严宗也自称“法性宗”，所以又称为“空宗”。三论宗的创立者吉藏（549—623年），俗姓安，祖先为西域安息人，故有“胡吉藏”之称。先世因避仇而迁居南海（今广州），后又迁金陵（今南京）。吉藏生于金陵，年少时即随法朗出家学“三论”，19岁时即学有成就。陈隋之际，江南大乱，他在各废寺广搜文疏，浏览涉猎，学识大增。隋平定百越（今浙江、福建一带）后，他到会稽（今浙江绍兴）嘉祥寺讲法，受学者多达千余人，被尊为“嘉祥大师”。后应隋炀帝之请，赴长安住日严寺，完成“三论”注疏，并撰代表作《三论玄义》，树立自己的宗要，创立了三论宗。
三论宗的中心理论是以真俗二谛为纲，从真空的理体方面揭破一切现象的虚妄不实，宣传世间、出世间等一切万有都是众因缘和合而生，是无自性的，也就是毕竟空无所得，但为引导众生而用假名来说有，这就是“中道”，就是一切无所得的中道观。若依此宗的无所得理论，成佛也是依假名门的方便说教，人亦无佛可成。他们破除对涅槃有得的执着，理论上虽然彻底，但却造成了信仰上的困境。吉藏门下有慧远、智凯、硕法师等。硕法师门下的元康曾在唐太宗时奉诏入长安讲“三论”，著述颇多，今仅存《肇论疏》3卷。另外，吉藏门下有高丽僧慧灌，传三论宗于日本，为第一传，二传智藏，三传道慈都曾来中国留学。三论宗在日本奈良时代颇为流行，但在中国流传不久便趋衰微。
3．信行和三阶教 三阶教为隋代信行所创立，因主张佛教分为三阶，故名。又因主张普遍信奉一切佛法，也称“普法宗”。
信行（540—594年），俗姓王，魏郡（治所在今河南安阳）人。少年出家，博涉经论，重视修持。隋开皇初被召入京，建立三阶道场，宣扬三阶教。三阶教的出现反映了北朝两次灭法事件在佛教界所投下的浓重阴影。南北朝末期，《摩诃摩耶经》和《大集月藏经》相继译出，其中的“末法”思想在佛教徒中产生了强烈影响。信行所创立的三阶教以他所著的《三阶佛法》为主要依据，把全部佛教按“时”、“处”（所依世界）、“机”（根机，指人）分为三类，每类又各分为三阶：第一阶从佛灭后500年间为“正法期”，“处”是净土佛国，只有佛、菩萨修持大乘一乘佛法；第二阶从佛灭后600至1600年间的1000年为“像法期”，“处”是秽土，人是凡圣混杂，流行大小乘（三乘）佛法；第三阶是从释迦牟尼死后1600至10000年间为“末法期”，“处”也是秽土，人是“邪解邪行”，佛教日益衰微。信行认为当时已进入末法时期，众人不应满足于只念一佛、诵一经，而应普归一切佛（“普佛”），普信一切佛法（“普法”）。三阶段宣传皈依普佛、普法，为末法众生唯一得救的法门。
三阶教在宗教实践中，提倡以苦行忍辱为宗旨，乞食，一日一餐。反对偶像崇拜，不主张念阿弥陀佛。认为一切众生都是真佛，所以路见男女一概礼拜，称为“普敬”。死后实行“林葬”，即将尸体置于森林，供鸟兽食用，称之为以食布施。还经营“无尽藏”（储蓄信施之款），劝信徒施舍钱粮由寺院库藏，然后布施或借贷给贫苦信徒，也供修缮寺塔之用。这样就拥有了本派独立的经济基础。
信行本人身体力行，他的行为近乎苦行僧。信行的弟子有本济、净名等多人，在长安建有化度、慧日、光明、慈门、弘善5寺，盛行一时。但三阶教的这套末世理论不符合隋唐时期封建盛世的社会心理，在社会上影响始终不大。且统治者担心这种末世思想会动摇国政，一直将三阶教视为异端。隋文帝开皇二十年（600年）朝廷明令禁止，唐武后证圣元年（695年）还明令判为异端，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年）废止无尽藏院，断绝其经济来源。但由于三阶教鄙视上层僧侣的豪华生活，厌弃宗派之间的相互攻讦，且“无尽藏”对下层僧侣和民众有一定的吸引力，所以三阶教仍得以在民间暗中流行三百余年，直至唐末才湮没无闻。不过其传承谱系不甚清楚。
4．玄奘西行和法相唯识宗 法相唯识宗是唐代玄奘及其弟子窥基创立的宗派。因用许多佛教范畴对世界一切现象进行概念的分析、解释，宣扬“万法唯识”的唯心论，故名。又因他们二人常住慈恩寺，窥基还被称为慈恩大师，所以又称慈恩宗。还因以《瑜伽师地论》为根本教典，又称瑜伽宗。《解深密经》、《成唯识论》，《瑜伽师地论》，即一经二论为此宗的最基本的典籍。
唯识宗的师承系谱如下：
无著——世亲——陈那——护法——戒贤——玄奘——窥基——慧沼——智周
无著、世亲是印度大乘有宗的创始人，其思想经过陈那、护法的发展，由戒贤传与玄奘，从印度照搬回中国。
玄奘（约600—664年），俗姓陈，本名袆，缑氏（今河南偃师）人。幼年出家，青年时游学于长安、洛阳、益州、荆州、赵州、扬州等地，遍访各地高僧大德，穷尽各家学说，声名鹊起，曾被推选为长安庄严寺十大德之一。玄奘在钻研佛经的过程中，深感当时各地佛理异说不一，“莫知适从，乃誓游西方，以问所惑”[32]。贞观三年（629年），他从长安出发，过玉门，涉流沙，翻葱岭，越雪山，历尽艰难险阻，辗转抵达中印度摩揭陀国王舍城，入当时印度佛教中心那烂陀寺，师从主持大乘有宗传人戒贤学习瑜伽行系的学说达5年之久。之后，他曾一度离开那烂陀寺，遍游印度各地。4年后回那烂陀寺，应戒贤之请为寺众讲《唯识抉择论》，沟通大乘中观学派和瑜伽行派两大派系的争论，并用梵文著《会宗论》和《制恶见论》。为此，戒日王还在曲女城为他专门设立大会，召集五印度沙门、婆罗门以及其他各种学派的学者六千余人参加，以他的“二论”论点作为大会的中心议题，任人出难驳，经18天而无1人能改动1字。从此，玄奘受到大小乘佛教徒的一致推崇，名震天竺，声誉日隆，成为当时印度大乘学系的最高权威，对印度大乘佛教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结束了17年的游历访学生涯，携带657部梵文佛典，毅然东归，回到长安，受到朝廷的隆重欢迎。唐太宗亲自接见并挽留他还俗从政，被他谢绝。在朝廷的支持下，他长住慈恩寺主持译经工作，在长达19年的时间里，有计划、有组织地新译、重译佛经75部1135卷，其中有小乘重要经典《大毘婆沙》200卷，瑜伽学集大成《瑜伽师地论》100卷，中观学派根本经典《大般若经》600卷等。由于玄奘精通经、律、论三藏，被称为“三藏法师”，俗称唐三藏、唐僧。他所翻译的佛典严谨，质量高，成为我国翻译史上的一大壮举。他的弟子辩机根据他口述的西行经历写成《大唐西域记》，记述了玄奘所亲践和传闻得知的138个国家和地区城邦的山川地貌、风土人情，成为研究中亚、印度半岛等地历史和佛学的重要典籍。
玄奘门下人才济济，最著名的有神昉、嘉尚、普光和窥基[33]，称为“玄门四神足”。玄奘在译经的同时，对门人讲解有宗思想，开始创立唯识宗。他的弟子窥基继承了他的事业，撰写了大量的阐发有关经论的疏、记，有“百部疏主”之称。窥基的《成唯识论述记》成为后世唯识学者的经典论著。由于他弘扬了玄奘所传之学，充实了唯识宗思想，使该宗盛极一时。窥基之后有慧沼（650—714年），初随玄奘，后师从窥基，因长住淄州大云寺，遂称“淄州大师”。他所著的《成唯识了义灯》为该宗重要著述，对弘扬唯识思想多有贡献。慧沼弟子智周（668—723年），著有《成唯识论演秘》等书，也是研究唯识论的重要典籍。智周的弟子有新罗人智凤、智鸾、智雄，日本人玄昉等，将唯识宗传入日本，成为奈良六宗之一。
法相唯识宗奉印度大乘有宗，即从无著、世亲相承而下直到护法、戒贤、亲光的瑜伽行系学说。其基本理论是用逻辑的方法论证外境非有，内识非无，即“唯识无境”说；非常重视“转依”，即转变思想的认识，视认识上的由迷转悟为修持目的；主张五种姓说，认为有一种无性有情者永远不能成佛，改变了过去“众生皆有佛性”的看法。由于它照搬印度佛学理论，过于繁琐且不合潮流，所以在中国没有生命力，仅三传就由盛而转衰了。但由玄奘传入的印度因明学，对我国逻辑学、思维科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5．道宣与律宗 律宗是中国佛教史上以研习和传持戒律为主的宗派。它所依据的经典主要是小乘法藏部（昙无德部）的《四分律》，加以大乘教义的阐释而形成宗派，又称四分律宗。
律，即戒律。它是规范佛教徒行为的准则，有了统一的规范，宗教组织才能团结有力，教徒行为才能整齐划一，在群众中形成较大影响，所以佛教一向重视戒律的作用。从典籍上说，戒律是经、律、论三藏之一；从教义上说，戒律是戒、定、慧三学之首。律宗认为：“金科玉律，唯佛能制”，也就是说戒律出自佛祖之手，神圣不可违背。实际上，释迦在世时可能只规定有“五戒”、“十戒”等一些简单禁条。后世卷帙浩繁的“律藏”，出于印度部派佛教时期。其中，昙无德部的《四分律》，萨婆多部的《十诵律》，弥沙塞部的《五分律》，上座、大众部的《摩诃僧祇律》，从曹魏以后相继传入我国。魏嘉平年间，印僧昙摩迦罗（法时）来华，在洛阳“立羯磨受法，中夏戒律始也”[34]。南北朝时，律学名家辈出，南朝有十诵律师，北朝有四分律师。到隋唐时期，适应大一统国家的出现，佛教内部也需要实行统一的戒律以加强自己的组织，在这种情况下道宣创立了律宗。律宗谱系如下：
道宣（596—667年），俗姓钱，吴兴（今浙江湖州）人，一说丹徒（今属江苏）人。10岁出家，20岁时师从智首，钻研律学，在诸律中偏重《四分》。他曾参加玄奘译场，深受唯识宗的影响，所以又用大乘教义解释《四分律》。他的著作有《四分律戒本疏》、《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疏》、《四分律删繁补缺行事钞》，被后世学者称为三大部，对四分律作了定于一尊的解释。因他长期在终南山隐居传道，世称“南山律师”，他所开创的宗派称南山宗或南山律宗。道宣学说的主体是心识戒体论。所谓戒体是指弟子从师受戒时所发生而领受在自心的法体，也即由授受的作法在心理上构成的一种防非止恶的功能。他说《四分律》通于大乘，以“阿赖耶识”所藏种子为戒体。他把戒分为止持、作持两门：止持是“诸恶莫作”的意思，规定比丘250戒、比丘尼384戒；作持是“诸善奉行”的意思，包括受戒、说戒和衣食坐卧的种种规定。他说《四分律》从形式上看属于小乘，从内容上看当属大乘。道宣门下有受法传教弟子千人，其再传弟子道岸又请得唐中宗墨敕，使最后奉持《十诵律》的江淮地区改奉南山的《四分律》。这样全国佛教的戒律就基本上趋于统一了。
但是，由于对《四分律》的理解和运用不同，与道宣同时的还有扬州日光寺的法砺（569—635年）开创了相部宗。长安西太原寺东塔怀素（625—689年）开创了东塔宗。它们各成一派，长期争论，不得统一。唐代宗大历十三年（778年）敕令三系学者代表集会，讨论鉴定统一流行的戒律。虽由国家出面调和异义也未见成效。不过由于相部、东塔二宗相继衰微，唯南山一宗独承法统，绵延不绝。中国佛教由于道宣律宗的流行，僧人在修习大乘三学时，仍重视遵行上座部戒律的止作二持。
江苏扬州鉴真纪念堂
在律学传人中还有两个特别值得一提的人物，即义净和鉴真。义净（635—713年），是唐代继玄奘之后的又一位伟大的旅行家。他曾于咸亨二年（671年）从广州浮海赴印度那烂陀寺钻研佛学并游历30余国，历时25年回到洛阳。共带回梵文经书400部，译经12年，译出56部230卷，其中翻译的一切有（萨婆多）部律，共约80余卷，是一位著名的律藏翻译家。他还写成《南海寄归内法传》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二书，记录了南亚很多国家的社会、文化和宗教情况，是研究7世纪南亚和南洋诸国历史、地理的宝贵资料。鉴真（688—763年），俗姓淳于，扬州人。对律宗有很深的研究，在扬州大明寺讲律传戒。他曾5次东渡日本未成，双目失明，终于在天宝十二年（753年）第6次东渡成功，将律宗传入日本，开日本律宗之源。
6．法藏和华严宗 华严宗是一个中国化的佛教流派，因其崇奉《华严经》而得名。又因武则天赐号其创始人法藏为“贤首”，后人称法藏为“贤首大师”，故又称贤首宗。还因此宗发挥“法界缘起”的旨趣，也称“法界宗”。
《华严经》是印度有宗一派的重要经典，东汉就有汉译本。东晋时由佛陀跋陀罗译出60卷本，影响渐大，当时便有不少学者研究，但未形成宗派。陈隋时期的杜顺是其开拓者。其传承谱系如下：
杜顺——智俨——法藏——澄观——宗密
杜顺和智俨是华严宗思想的先驱者。杜顺，法名本为法顺（557—640年），俗姓杜，故世称杜顺和尚。雍州万年（今陕西长安）人。18岁出家，先习禅法，后学《华严》。相传著有《华严法界观门》、《华严五教止观》。智俨（602—668年），俗姓赵，天水（今属甘肃）人。12岁出家，师从法顺于终南山至相寺学《华严经》，世称至相大师。曾钻研地论学南派慧光的经疏，领会《华严》别教一乘无尽缘起要旨和《十地经论》中的六相义，著有《华严搜玄记》、《华严孔目章》、《华严五十要问答》、《华严一乘十玄门》等著作，至此华严宗理论已粗具雏形。
《南海寄归内法传》（唐）义净著
法藏（643—712年）是华严宗的实际创始人。其祖先为西域康居人，本人生于长安。17岁出家，师从智俨受《华严经》，深得玄旨。后参加《华严经》80卷本的新译工作，对经文理解更为透彻。他曾奉敕为武后讲解新《华严经》，据说讲至“华藏世界品”时，“地皆震动”，武后特下敕褒奖。[35]又曾入宫为武则天讲经，以殿前金狮子为喻，令武后豁然领解，后整理为《华严金狮子章》。他还著有《华严经探玄记》、《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华严旨归》、《华严问答》等著作约百余卷。至此华严宗理论已经成熟。由于华严宗为武则天的统治服务，所以特别受到武后的垂青，武氏曾亲自为《华严经》新译本作序，使华严宗盛极一时。法藏积极参与政治，“内弘法力，外赞皇猷”，唐中宗时曾赏以三品衔，[36]为他造5所大华严寺。法藏还曾为唐睿宗授菩萨戒，成为皇帝的门师。
法藏以《华严经》为依据，又吸收玄奘新译的一些理论，完成了判教，充实了观法，建立了宗派。他宣扬“法界缘起”理论，认为本体是现象的根据、本原，一切现象均由本体而起。由此说明一切现象和本体之间、现象和现象之间都是圆融无碍的。佛教各宗派的教义也是圆融无碍的。“圆融无碍”是观察宇宙、人生的法门，也是认识的最高境界。
法藏的弟子很多，慧苑、慧英、宏观、文超、智超、玄一皆为其中佼佼者，对华严宗都有所发展，但也生出许多歧义。慧苑传法铣（718—778年），法铣传澄观（736—839年）。澄观以纠正歧义、恢复法藏时代华严原貌为己任，批评了慧苑的判教理论和缘起学说，重新发挥法藏的教义，中兴华严宗，被尊为四祖，成为华严宗的集大成者，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因他长住清凉（五台）山传道，世称“清凉国师”。著作有《华严经疏》、《华严经随疏演义钞》、《华严法界玄镜》、《华严心要法门》等。其后，宗密（780—841年）融会禅宗和华严两系思想，宣扬禅教一致论，确立了华严宗新的发展轨道。因他常住终南圭峰山，世称圭峰大师，被尊为华严五祖。他的著作主要有《禅源诸诠集都序》、《华严原人论》、《华严心要法门注》等二百余卷。宗密死后，随即发生武宗灭佛事件，华严宗受到沉重打击，寺院被毁，经论失散，从此一蹶不振。五代时虽仍有传人，但社会影响已经很小了。
7．慧能和禅宗 “禅”是由梵文Dhy??na音译而来，也译“禅那”。意译则是“思维修”、“弃恶”、“静虑”等。禅定是佛教六度之一，意即静坐沉思，称为坐禅，在印度大小乘佛教都很重视，因而形成大小乘不同的禅法，禅宗由此而得名。又因禅宗自称“传佛心印”，以觉悟所谓众生心性的本原佛性为主旨，又称佛心宗。因唐代北方的神秀主渐悟和南方的慧能主顿悟，形成不同派别，而有“南北宗”、“南北禅宗”之称。后来慧能创立的南宗战胜神秀的北宗，成为中国禅宗的主流。南宗所传习的不是自古以来所修习的次第禅，而是直指心性的顿修顿悟的祖师禅。后来南宗禅先分为南岳怀让、青原行思两系。后在唐末五代年间，南岳一系又分出沩仰、临济两宗，青原一系分出曹洞、云门、法眼三宗，合称禅宗五家，也号称五宗。
按照禅宗开列的谱系，西土从释迦牟尼以下到菩提达摩为所谓“西天二十八祖”，其说并无实据。中国禅宗谱系见下页。
东汉时安世高便开始在中国传布小乘禅法，深受北方僧俗重视。南朝梁武帝时，南印度的菩提达摩到金陵见武帝，因两人见解不同，答问不契，又渡江北上，到北魏传授禅法，以《楞伽经》宣扬的世界一切事物由心所造的思想为印证。据说达摩在少林寺面壁10年，他所创的“壁观”，与传统禅法不同，不仅是冥心静坐，而且是“理入”。“理者，借教悟空，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凡圣等一，坚持不移，不随他教，与道冥符。”[37]即借禅定思虑自身的佛性，坚定信念，尽扫尘迷，与真如合一。达摩传法（还有袈裟）给慧可，慧可又传僧璨，为禅宗初祖、二祖、三祖，称为“楞伽师”一派。唐初道信在楞伽禅法外又参用了般若法门，称四祖。道信门下有法融，因住金陵牛头山而创禅宗支系牛头宗。弘忍（601—674年）为道信直传弟子，在黄梅双峰山东的冯茂山传法40多年，常劝僧俗持《金刚经》，宣扬世界一切事物都虚幻不实，人们对现实世界不应执着。他的这种说法被尊称为“东山法门”。弘忍门人多至七百，其中著名的是神秀和慧能，分别开创“北渐”、“南顿”两派。
北宗神秀（606—706年），俗姓李，开封人。少年出家，投于弘忍门下为上座，有两京法主、三帝国师之称。弟子普寂（651—739年）、义福（658—736年）等在长安传授禅法。北宗强调“拂尘看净”，力主渐修，要求打坐“息想”，起坐拘束其心，曾盛极一时。
南宗慧能（638—713年），俗姓卢，先世范阳（今北京南）人，父亲因贬官至岭南新州（今广东新兴）。慧能自幼丧父，家境贫寒，以打柴养母度日。据传，因听人诵《金刚经》而发心学佛，遂投弘忍门下，先在碓房舂米做苦役。弘忍晚年欲传法时，召集众弟子各出一偈以证心意。上座神秀作偈云：“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表达了他重视宗教修习的渐悟倾向。当时仅为伙头僧的慧能不识字，请人代笔写一偈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本清净，何处惹尘埃。”[38]弘忍见他识地透彻，就在夜间秘密把法衣传给他，并叮嘱他急速南下隐居，待时机成熟再出来行化。于是慧能到广东曹溪（今曲江东南），在怀集一带隐遁达15年之久，然后南下到广州法性寺（今光寿寺）。据传，当时有两个僧人争论风幡，一说是风动，一说是幡动，争论不休，相持不下。慧能便插嘴说：“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而是你们的心动。僧人听了十分诧异，寺主宗印法师便请他至上席，相问佛法，慧能对答如流，并乘机出示黄梅衣钵，随之应请，为僧人开示僧门。他曾相继在广东韶关大梵寺、曹溪宝林寺传法，其门人法海将其录为《坛经》（全称为《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慧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此经的中心思想是注重性净，强调自悟；认为人本来是有心性（佛性）的，彻见此心性便能成佛；提倡单刀直入，顿悟成佛。慧能所倡导的这种方便法门，又结合世俗信仰而推重《金刚经》，一扫几百年来佛教大量译经、诵经，大搞宗教仪式，长时间坐禅的修炼方法，在僧俗中造成了极大震动，使禅宗思想和流派迅速遍及全国。慧能的宗教改革乃是中国禅宗的真正创源。
慧能身后，禅宗分成菏泽、青原、南岳三大系统。菏泽神会（？—760年），初师神秀，后投于慧能门下，秘密传法后去岭北传教。当时北宗势力正盛，神会在滑台（今河南滑县）大云寺举行大会，论定达摩一宗的法统，评定南北是非，力争正统，攻击北宗没有得弘忍衣钵，不是正系。批评北宗“师承是旁，法门是渐”，造成了慧能是达摩以来的直接继承者的印象，使南宗势力大增，北宗从此门庭冷落。神会也被尊为七祖，其法统为菏泽宗。弟子有无名、法如等，三传至圭峰宗密，提倡禅教合一。宗密为华严宗传人，菏泽宗至此中绝。
南岳怀让（677—744年），少年出家，在曹溪随慧能学教15年，后往南岳传法。弟子中以道一最为著名。道一（709—788年），俗姓马，后世称马祖。年幼出家，在南岳结庵而居，终日坐禅。怀让问曰：“大德坐禅图什么？”道一答：“图作佛。”怀让乃取一砖在地上磨。道一问：“磨砖作么？”怀让答：“磨作镜”。道一惊异地问：“磨砖岂得成镜耶？”怀让反问：“磨砖既不能成镜，坐禅岂得成佛耶！”[39]道一由此顿悟，深得怀让禅法，往福建、江西一带建立丛林，聚徒说法，弟子众多，禅宗至此大盛。马祖的高徒有怀海（720—814年），在洪州百丈山（今江西奉新）创立禅院，并制定“禅门规式”，为后代奉为圭臬，是为“百丈清规”。唐末五代，怀海的弟子灵祐（771—851年）嗣法，长住潭州沩山（今湖南宁乡）弘道；灵祐的弟子慧寂（814—890年）在袁州（今江西宜春）仰山接化，师资相承，别开一派，称沩仰宗，五代时繁兴一时，至宋4代而亡。怀海的又一弟子希运（？—855年），住高安（今属江西）黄檗山，有弟子义玄（？—867年），在镇州（今河北正定）滹沱河畔建临济院，别成一大宗派，称临济宗。到宋代成为禅宗中最发达的流派。
青原行思（？—740年），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从慧能得法后回吉安，住青原山静居寺弘法。同门希迁（700—790年）后又归于行思门下，人称石头和尚。当时希迁和道一分别为江西和湖南两地禅学的中心人物，称并世二大士。希迁传惟俨，惟俨传昙晟，昙晟传良价（807—869年），良价住筠州洞山（今江西宜丰）传法。弟子本寂（840—901年）得法后住曹山（今江西宜黄）传法，创曹洞宗。希迁还传道悟，经三传至义存，义存的弟子文偃（？—949年），住韶州云门山（在今广东乳源）光泰寺弘法，创云门宗。义存的弟子还有师备，经二传至文益（885—958年）在金陵（今南京）清凉寺弘法，学者云集，南唐中主李璟赐以“大法眼禅师”称号，开创“法眼宗”。云门、法眼在宋初中绝，仅曹洞一系流传下来，不过远不如临济宗发达。
禅宗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不重禅定，强调顿悟。具体而言，沩仰宗主张众生和万物都有佛性，只要明心见性即可成佛；临济宗重视当面问答，针对不同对象进行说教，特别是采用棒喝来暗示和启发问者，以迅疾的手段或警句使人省悟，机锋峻烈，成为中唐以来最为盛行的禅宗流派；曹洞宗宣传理事不二、体用无碍的思想，“家风细密，言行相应，随机利物，就语接人”[40]；云门宗奉行佛性普现万有，真理不可名说，应随机教化的说教方式，宗风“孤危耸峻，人难凑泊”[41]；法眼宗阐扬“对病施药，相身裁缝，随其器量，扫除情解”[42]的禅风。禅宗对佛教的这种改革，使之更易为中国士人所接受，同时也吸引了大批下层劳动群众。所以，佛教经过“会昌法难”的打击后，各宗派都相继衰落，唯有禅宗迅速恢复，在五代以后一枝独秀。宋明禅学与佛学几乎成了同义词，大众化和中国化正是其奥秘所在。
8．净土宗 净土宗是专修往生阿弥陀佛净土法门的佛教流派，故名净土宗。传说东晋庐山慧远曾邀集18人，成立“白莲社”，发愿往生西方净土，因此，又名莲宗。慧远因此也被奉为净土宗始祖。不过当时并未形成净土宗流派，只是代有传习者。北魏昙鸾（477—543年）在山西玄中寺提倡净土法门，撰有《往生论注》等，依照龙树的《十住毘沙婆论·易行品》创立难行、易行二道之说。宣扬世风混浊，没有佛的帮助，靠“自力”解脱很困难（即难行道），而凭借佛的愿力（他力）往生净土是易行道。他认为一心专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便可往生净土。昙鸾是净土宗形成之前的重要传承者。
净土宗的真正创始人为隋唐之际的道绰和善导。道绰（562—645年），原为涅槃学者，后在玄中寺见到记载昙鸾事迹的碑文而受到启发，专心修习净土法门，日诵“南无阿弥陀佛”7万遍，大力提倡凭借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为净土法门的唯一出路。他的弟子善导（613—681年），后到长安光明寺传教，撰《观无量寿经疏》和《往生礼赞》等，阐述立宗的理论根据，组成了完备的理论和行仪，正式成立了净土宗。史载，当时从善导教化的人不可胜数，有的竟诵《阿弥陀经》10万至50万遍，念佛日课1万至10万声，净土信仰得到极大发展。
净土宗的经典为三经一论，即《无量佛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和《往生论》。此宗重信仰而不重理论，宣扬以修持念佛行业为内因，以弥陀愿力为外缘，内外相应，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此宗强调不一定要通达佛经，广研教乘，也不一定要静坐专修，只要信愿俱足，一心称号念佛，就可往生净土。念佛法门原有3种：一是称名念佛；二是观想念佛，即观佛32种相，80种好；三是实相念佛，即观法身非有非无中道实相之理。慧远提倡的是后两种法门，昙鸾则三种兼弘，后经道绰到善导，只侧重于称名一门了。
隋唐时期的佛教各宗派大都教理深奥，仪轨繁杂，不利于普及，较多流行于上层和知识阶层中。而净土宗理论简单，法门简易，很适合在大众中传播。所以，虽经会昌法难打击，但仍能渡过难关，继续流传，一直到近现代，并且在12世纪时还远播日本。宋以后的禅宗、律宗、天台诸宗的学者多兼弘净土。净土宗也是中国化、世俗化的佛教重要流派。
9．密宗 也称密教、秘密教、真言乘、金刚乘、瑜伽密教等。它是印度密教在中国流传的结果。印度佛教在发展的后期，出现了与传统的印度宗教——婆罗门教相结合的密教。它既保留了佛教的基本信仰，又吸收了婆罗门教的内容。其特征是主张身、口、意三密相应，即手结契印（手式、“身密”），口诵真言咒语（“语密”），心作观想佛尊（“意密”）。他们认为佛祖的“真言”、“密语”是不能见诸文字、广为传布的，只能对接受灌顶仪式的弟子密传，由此而与“显教”的诸多流派相区别。密宗是佛教诸流派中最具神秘色彩的宗派，它自称受法身佛大日如来深奥秘旨的传授，为真实言教，而真言奥秘，不经灌顶，不经传授，不得任意传习及显示给别人，它以用咒语（陀罗尼）作为修习方便，仪轨极为复杂。
密教经典很早就传入我国，但密宗的创立却在唐代。唐前期，中印交通发达，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年），南印度僧人善无畏带来传承印度密教胎藏界密法的《大日经》，与弟子一行译出，成为密宗的主要经典。开元八年，南印度僧人金刚智及其弟子北印度僧人不空传入《金刚经》，由不空译出，开始传习印度密教金刚界密法。后来，传习这两种密法的善无畏、金刚智经过彼此互相传授，融合充实，在中国创立了密宗。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三人被称为“开元三大士”。善无畏曾受玄宗礼遇，被尊为国师，设内道场，为皇族宁王、薛王等灌顶受法。金刚智亦被尊为国师。不空曾于天宝元年（742年），秉承师命，赴印度和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寻求密藏梵本，于天宝五载返回中国，带来密教经典1200卷，译出111部，143卷，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四大翻译家之一。他曾设内道场，为玄宗、肃宗、代宗灌顶受法，成为三代帝师。曾被加封鸿胪卿、开府仪同三司、肃国公，赐实食封3000户，辞而不受。圆寂后谥为大辨正广智不空三藏和尚。在开元三大士的大力弘扬和中唐诸帝的推崇下，密宗曾繁盛一时，特别受到宫廷贵族们的垂青。
汉地密宗的重要传人有僧一行和释惠果。一行（637—727年）和尚学识渊博，曾学禅、律、天台诸宗，后投入善无畏门下，协助译经。他精通天文、历算、阴阳五行学说，撰成《开元大衍历》，还推动了世界上第一次实测子午线的壮举，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天文学家。惠果（？—805年），曾向善无畏学胎藏界，向金刚智学金刚界，深得唐代宗信任，曾任内道场护持僧。后又接受德宗、顺宗的皈归，亦是三朝国师，深受敬重。他的弟子众多，有南爪哇僧辨弘，日本僧空海、义操等。后来，空海回国传播东密，义操的弟子门人传播台密，将密宗传入日本。
密宗虽曾盛极一时，但其传播和修持的方式非常不利于其发展，尤其是它的修行仪式中有一种宣扬纵欲的男女双修方式，很难为汉地重家族伦理的文化相协调。所以，密宗虽然在盛唐和中唐的帝王贵族中广为流传，但在惠果死后，就逐渐在汉地失传了。不过，从印度传入西藏的密教结合当地的宗教，发展成为后来的喇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