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对外文化交流的扩大和发展，除了原有的佛、道二教得到重大发展外，从西亚、中亚和西域各地又相继传来了祆教、景教、摩尼教以及伊斯兰教等新宗教。它们在内地的流布，推动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丰富了隋唐五代文化的内容。

一、祆教的流传

祆教，是公元前6世纪，波斯人琐罗亚斯德（Zoroaster）创立的，所以又称琐罗亚斯德教。该教以《阿维斯陀》为经典，通称《波斯古经》。教义一般概括为“神学上的一神论和哲学上的二元论”，认为宇宙间有善恶两种力量在进行斗争，善神代表清净光明，恶神喻意污浊黑暗，人们应该从善避恶，弃暗投明。该教以火象征光明，代表善神，而加以崇拜，所以又称拜火教。除拜火以外，还崇拜日、月、星辰。中国人认为它拜天，其神曰“胡天神”，并特为它造“祆”字以代称其神，所以又被称为祆教。有时又连称为火祆教。

公元3世纪萨珊王朝（229—652年）兴起后，定火祆教为国教。从此，中亚昭武九姓诸国和我国古代新疆地区的疏勒（喀什）、于阗（和阗）、焉耆等城邦，也相继成为崇拜火祆教的地区。

关于火祆教传入内地的最早年代，中外学者曾作过大量的论述。陈垣先生认为在516至519年之间，他说：“中国之祀胡天神，自北魏始，灵太后时（516—527年），胡天神初列祀典”[54]。饶宗颐先生则认为“更应在其前”[55]。总之，从史书记载来看，北魏、北齐、北周的皇室都曾带头奉祀火祆教，说明祆教在内地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

伊斯兰教兴起以后，火祆教受其逼迫，在7世纪中叶以来，大批祆教徒东迁。政府为了有效地管理该教，继承前朝旧制，设管教之官府称萨宝府，官职分为萨宝、祆正、祆祝、率府、府史等，主持祭祀，自四品至七品不等，也有流外四、五品，《隋书·百官志》论北齐官制云：“有京邑萨甫二人，诸州萨甫一人，”隶属于鸿胪寺的典客署。又云：隋代有雍州萨保，视从七品，诸州胡二百户已上萨保，视正九品。唐代有萨宝视流内正五品，萨宝府祆正，视流内从七品，有萨宝府祆祝，视流外勋官，萨宝率府，视流外四品，萨宝府史，视流外五品。[57]宋敏求《长安志》卷十说：“萨宝府官，主祀祆神。”皆以胡人充任其职。向达先生引用了隋《翟突娑墓志》和唐《米萨宝墓志》，翟突娑父娑摩诃，曾任大萨宝，米氏则以萨宝为名。[58]信仰其教的人，也主要是胡人。《新唐书·百官志》记载：“两京及碛西诸州火祆，岁再祀而禁民祈祭。”证明火祆教并不是能在老百姓中随便传播的。所以，火祆教虽然很早就传入内地，但其发展及传播并不很广，据会昌五年（845年）灭佛时同时禁断火祆教的政府公告称：“勒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还俗。”[59]火祆教徒加上大秦景教徒也才不过两三千人。可见，火祆教在中国流传并不很广。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拓片（唐）

宣宗大中初年，兴复佛教，祆教同样也被解禁，准许在胡人中流传。宋人张邦基著《墨庄漫录》卷四提到东京开封府城有火祆祠，其庙祝姓史，自云：“家世为祝累代矣，藏家世补受之牒凡三，有曰怀恩者，其牒唐咸通三年（862年）宣武节度使令狐（绹）给；有曰温者，周显德三年（956年）端明殿学士权知开封府王（朴）所给；有曰贵者，其牒亦周显德五年（958年）枢密使权知开封府王（朴）所给。自唐以来，祆神已祀于汴矣；而其祝乃能世继其职，斯亦异矣。”从考古发掘资料也可证明祆教在晚唐仍在流行，陕西西安土门村唐咸通十五年（874年）苏谅妻马氏墓志的出土证明了这一点。据马氏墓志载，马氏及其夫苏谅均为波斯人，都是祆教徒，苏谅曾任左神策军教兵马使。志文用汉文和婆斯婆罗钵文合刻，纪年使用祆历，并用祆教善神为死者祝福。马氏死时，距波斯萨珊王朝灭亡已有二百余年，而死者仍用故国文字和历法镌刻志文，信奉其国教。可见祆教在晚唐五代的胡人中仍在流传。

二、景教的流行

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支派，由曾任君士坦丁堡主教的叙利亚人聂思脱里（Nestorias）创立。该教因反对基督教的“三位一体”说而被视为异端，受到迫害，公元5世纪以后在波斯得到很大发展，并于唐初传入中国。

景教传入内地时，又称“大秦景教”或“大秦教”。大秦指罗马。随着唐初西域之路的重新打通，中西交流更加频繁。贞观九年（635年），叙利亚人阿罗本等教士经波斯来到中国长安，在唐廷受到礼遇，唐太宗派大臣房玄龄等率仪仗赴西郊迎接，准许其译经传教，贞观十二年（638年），唐太宗下诏赞扬该教：“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生成立要，济物利人，宜行天下。”[60]于是下令在长安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廿一人”。可知太宗并未真知该教教义，只觉得其教合于道家之旨，有利教化，故予支持。高宗时允许在各州建景教寺院，封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不少教士还供职或服务于朝廷和军队。

景教寺院初建时，因其教传自波斯，故名波斯寺，相沿至玄宗天宝四载（745年）下令改称大秦寺。肃宗、代宗、德宗诸帝都尊重该教，建中二年（781年），曾于大秦寺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石至今仍保存在陕西省博物馆，是研究景教在内地流传的重要材料。碑文的作者景净为波斯人，它记叙了景教在唐代前期传播的情况。从碑文记载来看，该教颇受皇室及上层的礼重，如太宗优宠阿罗本；玄宗令高力士送五圣写真（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帝之画像）供奉于大秦寺内，诏佶和、罗含等教士于兴庆宫修功德；肃宗宠教士伊斯以贵职；代宗于圣诞日赐天香以告成功。大臣如房玄龄、魏征、尉迟恭、郭子仪等，也尊崇该教。景教受中国当时习俗及佛教的影响，多用时语传布教义，如称教士为“大德”、“僧”、“僧首”，教士亦有通佛、道、儒学者，所以其教得以受容于中国社会。但其教士及信徒多为外国人，碑文所记72个景教徒的名字，即以汉文和叙利亚文对照，所以该教流传并不很广。

武宗会昌灭佛时，景教和祆教同时被禁断，但在边远地区仍有景教活动。敦煌遗书中曾发现过几种有关景教的典籍，如《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尊经》、《大秦景教宣元本经》、《一神论》、《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等，说明景教在西北地区仍在流行。此外，阿布·赛义德《东游记》提到唐末黄巢起义军攻占广州时，杀回、景、祆教徒及阿拉伯商人12万或20万人之多，无论这一记载是否确切，但至少可以说明当时沿海一带有不少西来新宗教徒保持原来的信仰。

三、摩尼教的传播

摩尼教创立于公元3世纪的波斯，因创教人摩尼（Mani）而得名。我国旧译明教、末尼教、牟尼教、明尊教、二尊教等。该教在琐罗亚斯德教的基础上，吸收了基督教、佛教、诺斯替教等教义，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信仰，并创立一套独特的戒律和寺院制度。初在波斯广泛传播，后受祆教排斥，定为异端，摩尼被处死。但摩尼教却传至亚非欧广阔的地区。该教基本教义为“二宗三际论”。“二宗”，指光明与黑暗两种力量；“三际”，即初际、中际和后际，也即过去、现在和未来。该教认为，在原初没有天地之际，光明与黑暗、善与恶是相对的二元，各拥有自己的王国。光明的德性是爱、信、忠实、崇高（具足）、贤明、温顺（忍辱）、智慧、了解、秘诀、洞察；黑暗的德性是愚痴、**欲、自大（自誉）、乱他、嗔恚、不净、破坏、销散、死亡、诳惑。在中际，即世界创造之后，黑暗侵入光明王国，并与光明相混同。光明王国的主宰——大明神或大明尊为摆脱世界的黑暗，率领其使者或侍从净气（净风）、妙风、明力（妙明）、妙水、妙火与黑暗王国的主管——凶神及其僚属烟雾、熄热、恶风、黑暗、湿气进行长期斗争。在斗争中，大明神通过其使者善母创造了原人——人类始祖的形式，但原人在参加和黑暗的斗争中也被凶神所败，投入地狱深渊。大明神为拯救其使者和原人，最后派出先知摩尼。在摩尼及其宗教的教化之下，于世界终末的后际终于战胜黑暗，光明与黑暗又恢复各自的王国，彼此分离。[61]从摩尼教的教义来看，似乎与祆教有些相似，实际上有显著的不同，摩尼教不仅讲善恶二元，而且教义中始终贯穿善恶二元论，是典型的二神论宗教。

摩尼教图和经典（唐）

新疆发现

该教戒律可简单概括为“三封十诫”。三封即口封、手封和胸封。口封是不吃酒肉，不说谎言；手封是不做坏事；胸封或称**封，即戒**欲。十诫是：不拜偶像，不谎语，不贪，不杀，不**，不盗，不诈伪或行邪道巫术，不二心，不惰，每日进行4次祈祷，实行斋戒和忏悔。[62]

摩尼被处死后，该教得以迅速传播，遍及亚、非、欧广大地区。摩尼教从西域传入中国，先至新疆地区，后至内地。武周延载元年（694年），“波斯国人拂多诞，持二宗经伪教来朝”[63]。女皇武则天亲自接见了摩尼教经师，令其与僧徒辩论。武则天悦摩尼教教义，留其课经。这是摩尼教入中国的最早记载。

摩尼教在中国流传的过程中，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有逐步佛教化的倾向，并主张调和摩尼教和佛教、道教的关系，认为摩尼、释迦、老子三圣同一。它在唐代曾两度合法传播。一在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年）之前，一在天宝以后。史载：开元七年（719年）六月，“吐火罗国支汗那王帝赊，上表献解天文人大慕阇”[64]，盛称其人智慧幽深，无所不知，可询问君臣事意及摩尼教法，乞为置法堂供奉传教。慕阇乃中亚摩尼教团中的高级僧侣。开元十九年（731年），摩尼教经师奉玄宗之命，于集贤院翻译《摩尼光佛教法仪略》。近代敦煌遗书中曾发现该经残卷，此经已将摩尼教的基本教义教规介绍出来；同时该教与道教互相依附，与佛教彼此渗透，形成中国摩尼教的新特点。该经有一段关于老子化摩尼的经文，云：“我乘自然光明道气，从真寂境，飞入西那玉界苏邻国中，降诞王室，示为太子。舍家入道，号末摩尼，转大法轮，说经戒律定慧等法，乃至三际及二宗门，教化天人，令知本际。上至明界，下及幽涂，所有众生，皆由此度。”又谓“三教混齐，同归于我”，“是名总摄一切法门”。此处老子化胡并非西晋王浮《化胡经》原文，乃唐人所增，内中混同三教，把释迦、摩尼视为一体，用道教、佛教解说摩尼教法，皆唐人观念。开元二十年，玄宗发布敕令：“末摩尼法，本是邪见，妄称佛教，诳惑黎元，宜严加禁断，”但“以其西胡等既是乡法，当身自行，不须科罪”。[65]这道禁令，不准唐人信奉，但胡人则不在限制之列。

天宝以前，传摩尼教至中国者，主要是波斯、吐火罗等中亚、西亚国家；至德以后，使摩尼教在中国广泛传播者则为回鹘。摩尼教传入回鹘，应当和传入中原的时间相去不远。当唐人禁断摩尼教时，在回鹘则臣君上下，一致尊奉，成为国教。安史之乱时，唐政府曾两借回鹘兵平叛，所以唐廷亦解除禁令，准许摩尼教在内地传布。从大历三年（768年）批准在长安为回鹘建摩尼寺，名曰“大云光明寺”[66]，到大历六年（771年），又下敕在荆、扬、洪、越等州各置大云光明寺一所，[67]至元和二年（807年）又在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三所。[68]摩尼教从京师长安扩展到今山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苏、浙江等广大地区，成为仅次于佛教的外来大宗教。在回鹘派来唐朝的使团中，常常有许多摩尼教徒同行，如元和十二年（817年），回鹘遣摩尼8人至；[69]长庆元年（821年）五月，回鹘宰相、都督、公主、摩尼等573人，入朝迎公主；[70]唐政府曾于贞元十五年（799年）四月，以久旱令摩尼师祈雨。[71]

唐武宗时，回鹘汗国解体，摩尼教和景教、祆教、佛教等外来宗教同时遭到禁断，各地的摩尼教寺院被关闭，财产没收，甚至还有在京城的女摩尼72人死的情况，外国教徒送远处收管。[72]遭此打击，摩尼教由公开活动转入秘密传教。

摩尼教徒生活俭朴，不茹荤，不饮酒，死后裸葬，且提倡同教人相亲相恤，互助合作。其教义中的向黑暗斗争、争取光明的宣传，很容易为下层劳苦大众所接受，成为农民组织反抗压迫斗争的外衣。五代后梁贞明六年（920年），陈州人毋乙、董乙利用摩尼教起义，一时声势甚盛，但被镇压。[73]后来摩尼教逐渐与中国民间秘密宗教相结合，成为农民运动的有力工具。[74]

四、伊斯兰教的初传

伊斯兰教由穆罕默德于公元7世纪初在阿拉伯半岛创立，至8世纪初已发展成为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世界性大宗教。该教以《古兰经》为根本经典，信奉安拉。宣扬安拉为宇宙间唯一的全知全能、无所不在的造物主和真神，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受命传达神意，治理人世。

公元7世纪初，穆罕默德统一阿拉伯半岛后，东灭波斯，西陷开罗，建立了势力达到中亚、南亚和北非的阿拉伯帝国，中国史书上称之为大食。穆罕默德用《古兰经》鼓励他的门徒：“为了追求知识，虽远在中国，也应该去。”从此，大食和唐王朝间的政府和民间往来非常频繁。但是在唐代，没有明确记载伊斯兰教传入的时间。学者们关于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内地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史学界一般倾向于陈垣先生的见解，把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大食国派使节来长安，作为伊斯兰教正式传入中国内地的标志。[75]阿拉伯商人在中国沿海与边远地区行商并建寺做礼拜，也许要更早一些。从永徽二年到贞元十四年（791年）间，大食遣使来唐达37次之多。长安、洛阳、扬州、广州、泉州等地都有为数众多的阿拉伯商人，不少人还在中国定居落户，娶妻生子，出现“五世蕃客”、“土生蕃客”，成为中国最早的穆斯林。据《资治通鉴》卷二三二载，唐德宗贞元三年（787年），李泌检括长安胡客有田宅者达4000人之多，其中以阿拉伯和波斯客为最多。这些来华的使节、商人、旅行家、航海家便是宗教传入的媒介，伊斯兰教信仰随之进入中国内地和沿海，他们的宗教风俗受到政府和当地人们的尊重。这些胡客或蕃客往往在沿海城市相聚而居，居地称“蕃坊”，虽无史料证明他们立有礼拜寺，不过既有共同信仰，必有相应的宗教生活，又处在中国人之中，不免与中国传统信仰互相渗透。如在长安考中进士的李彦升，即大食商人的后裔。据9世纪到过印度和中国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在他的《印度·中国游记》中记载，当时广州有伊斯兰教判官1人，依本教风俗管理本国人民，举行宗教仪式。这说明，随着阿拉伯人的来华，伊斯兰教也传入中国，并且唐政府似乎已设立官职管理其教。据说著名的伊斯兰教徒瓦哈伯，即曾在广州传教。

天宝十年（751年），唐朝与大食在怛罗斯发生了一次战争，唐军失败，被俘者不少。唐兵杜环被俘至大食居留十余年，归作《经行记》，对阿拉伯的伊斯兰教有真切的观察和记载，称伊斯兰教为大食法，这是中土著述中最早谈述伊斯兰教的记载。杜环在《经行记》里说：“其大食王（哈里发）号暮门……有礼堂容数万人，每七日，王出礼拜，登高座，为众说法。曰：‘人生甚难，天道不易，奸非劫窃，细行谩言，安己危人，欺贫虐贱，有一于此，罪莫大焉。凡有征战，为敌所戮，必得生天；杀其敌人，获福无量。’率土禀化，从之如流。法唯从宽，葬唯从俭。”又说：“其大食法者，以弟子亲戚而作判典，纵有微过，不至相累。不食猪狗驴马等肉，不拜国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而已，其俗每七日一假，不买卖，不出纳”[76]。这可以说是介绍伊斯兰教的最早报道了。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王朝“亦用其国兵，以收两都”[77]，这些大食兵士，不少就落籍中国。这种因战争的关系而带动的交往亦推动了伊斯兰教的传布。

祆教、景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等西方新宗教的传入，在更大范围内推动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伴随宗教而来的文化、艺术，丰富了中国当时的文化内容；同时也使盛唐文明更远地走向西方。这些宗教的传入，使中国内地居民的宗教信仰更加多元化，并且加速了多元文化的融合过程，使其逐渐渗透到传统文化和民间习俗中去。宗教的东传，也带动了丝绸之路和海上交通及国际政治交往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