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代，是中西文化交流盛况空前的时代，隋、唐王朝在文化上执行并蓄兼收的开放政策，外国使节、僧侣、商人纷至沓来，珍禽、怪兽、奇花、异草、香料、药石、珠宝、金银与玻璃器皿、织物、矿产品等海外珍奇，随之纷纷流入中国；佛教盛行，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也先后传播中土；西亚伊朗、中亚昭武九姓（粟特）也把其极富特色的文化（主要是音乐、舞蹈、绘画）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内地。面对这多彩的外域文明的东来，隋唐文化犹如“长鲸吸百川”，表现出非凡的吸收力与消化力，对各种外来文化进行合理的抉择、损益、取舍，得其滋养，使自己的内涵更博大，外貌更灿烂、绚丽。

一、中西交通史上的辉煌时代

古代中国与西方各国间的交通，历史非常悠久。即使从公元前126年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开始算起，到隋代也已有近7个半世纪的历史，就是在魏晋南北朝的大分裂时代，中原南北诸王朝也一直与西域保持着联系。隋唐王朝的政治大统一，为中西交通辉煌时代的来临，创造了条件。

汉唐时代的“西域”一词，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西域”主要指我国新疆地区，广义的“西域”则凡通过“丝绸之路”所能到达的地区，如亚洲中部、西部，印度半岛，欧洲东部和非洲北部，都包括在内。隋唐使用“西域”概念，一般是广义的，特别是中亚地区，通常是西域的基本范围。隋朝中西交通的开通，是从隋炀帝“通西域”开始的，隋文帝时代，张掖是内地与西域接触的前哨。隋炀帝即位后，十分注重开拓西域，他派裴矩前往张掖主持“通西域”的工作，裴矩是个很有办法的人，史书上说他对“西域诸胡”，“啖以厚利”，“导之入朝”。大业中，西域“相率来朝者”达三十余国，既有位于我国今新疆地区的高昌、焉耆、龟兹、疏勒、于阗，也有在今中亚的康国、石国、锻汗、挹怛、史国、末国、吐火罗、曹国、乌那曷、穆国、曹国等。裴矩在与西域诸胡的交往中，经过“寻讨书传，访采胡人”，丹青楷写，完成《西域图记》三卷，这部书详细考辨西域诸国，记载了各国山川地理、风俗物产等情况，记下了西域的三条交通干线：北道是自敦煌出发，从伊吾北经蒲类海、突厥可汗庭，渡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地中海；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过葱岭，又经锻汗，苏对沙那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于波斯湾；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槃陀，过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帆延、曹国，至北婆罗门，达于印度洋。《西域图记》一书是针对当时中原对西域“诸国山川未有名目，至于姓氏风土，服章物产，全无纂录，世所弗闻”的情况而撰写的，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对隋唐中西交通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

隋炀帝“通西域”，为唐朝西域的开拓做好了铺垫。唐初，西域受西突厥的控制，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太宗派遣侯君集平定了高昌，在西州交河城设安西都护府，统领西域内附诸族。显庆二年（657年）唐军征服西突厥阿史那贺鲁，西突厥汗国灭亡，其领地纳入唐的版图。臣属于西突厥的中亚诸国也望风归附，唐西部边疆拓展到两河（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及波斯北境。唐设昆陵都护统西突厥五咄陆部，设濛池都护统西突厥五弩失毕部，还在天山以北设金山都护府，管辖天山以北，金山以西，巴尔喀什湖以南，两河流域以东的广大地区，治所在庭州，隶属于安西大都护府。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在庭州置北庭都护府代替了金山都护府。景云二年（711年）北庭升为大都护府，与安西大都护府并列，安西大都护府只领龟兹、于阗、疏勒、焉耆四镇，管辖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及葱岭以西诸部；北庭大都护府镇抚天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以南，远至两河流域的西突厥十姓诸部落及各蕃国，仍统昆陵与濛池两个都护府，唐朝在西部边疆的统治体制基本确立下来。安史之乱以后，关陇失守，东西阻隔，但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仍控制着西域五十七国及十姓突厥。大约在贞元七年（791年）之后，安西、北庭最终沦陷于吐蕃。[32]

唐朝西域的开拓，对中西交通的发展意义深远，其中最主要的是保证了西域“丝绸之路”的畅通，即裴矩在《西域图记》中所讲到的从敦煌西去，分北、中、南三条干线而达于西海（地中海）的通道的安全。在隋和唐前期，中西人员往来，主要是通过西域道。安史之乱以后，陇右及安西、北庭先后沦陷，东西阻绝；而与此同时，海船制造和航海技术有了较大的进步；唐朝的经济重心也南移，扬州成了当时最繁荣的城市，这些因素促进“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新唐书·地理志》保存了唐代地理学家贾耽的《皇华四达记》的部分内容，其中“广州通海夷道”条下记录了由广州到波斯湾的航海路线和船行日数等具体情况，也就是所谓海上丝绸之路。大体上说，是从广州出发，沿越南海岸南下，穿越马六甲海峡，绕过苏门答腊，西行至狮子国，再沿没来国（印度马拉巴）海岸北上，抵达新头河（印度河）口。从此沿波斯湾海岸西行，经阿曼湾到达波斯湾头，最后溯幼发拉底河至阿拉伯首都缚达城（巴格达）；另外，也可从没来国海岸横越阿拉伯海，到达东非沿岸和亚丁湾等地，然后再趁季风沿阿拉伯海岸进入波斯湾。全程航行至少需要3个月。[33]

另外，还有“草原丝绸之路”。隋唐时代，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很多是通过北方草原各族作为中介而实现的。当时回鹘等少数民族政权中有很多中亚胡商，他们转运物品，走的就是草原道。

此外，还有两条通往南亚的陆路，一条是从柘东城（今云南昆明）西去，过太和城（今云南大理附近）至永昌（今云南保山），西渡怒江至诸葛亮城（腾越附近），入骠国（缅甸），经万公（即孟拱），西度黑山至东天竺迦摩波图（亚萨姆西部），又西南至中天竺国东境，又西至摩揭陀国（巴特那）；另一条是从甘肃经青海，入西藏（即文成公主入藏路线），然后越喜马拉雅山，过尼泊尔至波特那。

西域的拓展，“丝绸之路”的畅通，使唐朝的声名远播异域，外国使者频繁地到中国来“朝圣”。西域内附诸国来的最多。仅据《册府元龟》统计，在贞观元年（627年）至大历七年（772年），康国（撒马尔罕）使臣来长安朝贡31次，石国（塔什干）21次，安国（布哈拉）17次，曹国（撒马尔罕西北）10次，米国（撒马尔罕东南）9次，史国（碣石城）7次。另外，吐火罗（在阿富汗境）朝贡约35次，拔汗那（费尔干纳）朝贡约27次，罽宾（克什米尔）朝贡约8次。南亚、西亚甚至欧洲各国也不断派使者到唐朝来，据粗略统计，大食（阿拉伯帝国）遣使来华达37次，五天竺（印度）共遣使来华19次，狮子国（斯里兰卡）3次，拂菻（东罗马）7次。西班牙在上元元年（760年）也曾派出一支18人的访唐团体。

写本《大唐西域记》（唐）敦煌莫高窟发现

隋唐王朝也曾派使者出访外国。隋朝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曾经派常骏和王君政出使赤土（在今泰国境内）国，受到赤土国王的热烈欢迎，赤土王还遣其子那邪迦随常骏等回访中国。使赤土成为唐朝从南方输入印度文化的一个连接点。隋炀帝还曾派韦节、杜行满等人出使西域诸国，杜行满在安国得五色盐而返。唐朝贞观十五年（641年），恒河下游的摩揭陀王遣使来华，唐太宗“遣卫尉丞李义表报使”，出访印度，李义表途经尼泊尔时，受到国王那陵提婆的热情接待，提婆邀请李义表等参观“阿耆婆沵池，池广数十丈，水常湓沸，共传旱潦，未始耗溢，或抵以物则生烟，釜其上，少选可熟”[34]。贞观、显庆间，唐朝还曾三次派王玄策出访印度。第一次是作为李义表的副使，从吐蕃、泥婆罗（尼泊尔）道到达印度摩揭陀国的首都巴特耶，使团在印度逗留了一年多，巡礼佛迹。在登五舍城附近的灵鹫山时，凿石为铭，又立碑于摩诃菩提寺，记下使团的活动和观感。贞观二十一年（647年）王玄策与蒋师仁再次出使印度，并将由玄奘译成的《道德经》梵文本送到东印度迦摩缕波国（阿萨密）童子王手中。第三次是奉命送佛袈裟到印度摩诃菩提寺，归国后，仿照摩诃菩提寺的弥勒像，在长安敬爱寺督工塑了弥勒像。三次出使的成就，使王玄策成为中印文化的一位伟大使者。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唐）义净著

唐朝还派使臣去过拂菻，唐高宗显庆年间，曾以阿罗喊“差充拂菻国诸蕃招慰大使，并于拂菻西界立碑”。

除了官方的使节往来外，民间自发的商贸、文化交流活动也极为频繁。唐朝方面，西去求经的僧徒很多，最著名的是玄奘和义净。玄奘是一位伟大的旅行家和杰出的文化使者，他在贞观三年（629年）从长安出发，踏上了西去印度巡礼佛迹和寻求佛法真谛的旅程，经甘肃入新疆，涉天山，过热海（伊克塞湖），至突厥可汗庭，而后经中亚石国、康国等地，出铁门，渡雪岭，到达印度。他巡游五印度，搜集佛经657部。还曾应戒日王请求，和五天竺僧徒辩论，开会18天，受到大小乘佛教僧徒的推崇。贞观十九年（645年）他回到长安，前后19年，翻译佛经75部，1331卷，对于佛教文化在我国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玄奘还撰成《大唐西域记》12卷，记载了印度等南亚、中亚一百多个古国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地理位置、城市大小、人口多寡、生产状况等，是中西交通史的一份极珍贵的历史文献。义净走的是海路，他在咸亨二年（671年）下南海乘船，经室利佛誓（苏门答腊），入耽摩立底国（在恒河口），然后游历印度各地达25年，搜集梵本经律论近四百部，回国后译出56部，还撰成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其他西游的名僧，还有悟空、玄照、道希、慧超等。

大食旅行者陶俑（唐）

中国商船在公元前2世纪时就已驶达印度，到五六世纪时便能航至两河流域了。隋唐时代造船业极发达，有一种名叫“苍舶”的大船，长达20丈，可载六七百人。中国商人乘船频繁出没于南洋诸国及印度、波斯等地，运销中国的瓷器等，所以海上“丝绸之路”有“陶瓷之路”的别称。

持壶大食人黄釉陶俑（唐）传陕西西安出土

外国僧侣、商人到中国来得更多。来华僧侣最多的是印度佛教高僧，此外也有许多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祆教徒来华立寺传教。外国商人以昭武九姓胡商和波斯、阿拉伯商人为最多，他们或做珠宝生意，或买卖香料药材，或转贩丝绸皮毛，或开酒食店。此外，还有许多乐工、舞女、质子、留学生流寓唐朝各地。有许多人长留不归，娶妻生子，逐渐华化。京师长安汇聚的外国人最多，据《通鉴》记载，唐德宗时检括长期留居长安的“胡客”得4000人。“胡客”主要是来华经商的粟特人、波斯人、大食人。长安西市有波斯邸，春明门往南，大大小小的胡店星罗棋布，还有许多以回鹘人身份久居长安“举质取利”（放高利贷）的九姓胡商。广州是当时最大的外贸港口城市，阿拉伯旅行家麦斯俄迭说：“广府城人烟稠密，仅仅统计伊斯兰教人、基督教人、犹太教人和火祆教人，就有20万。”有的学者估计，李勉做广州刺史时，广州每年来华的外国商人，至少也在80万以上。[35]据说唐末黄巢起义军进攻广州时，死于战乱的胡商就有12万人。扬州、泉州也麇集了不少外国人，至德初，田神功在扬州搞迫害，“大食、波斯贾胡死者数千人”[36]。

中西交通的兴盛，频繁的人员往来，大量外国人的留华，使极具异质特色的西亚、南亚、中亚文化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土大唐”，长安成为中西文化汇聚的中心。多元文化的大聚汇，为唐文化根据自身需要鉴别、吸纳、改造外来文化，使其融入自己的血液，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二、唐文化对域外文化的吸收与改造

辉煌灿烂的盛唐文化，是在继承前代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而成就的。隋唐时代的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礼仪、政刑、典章制度，在条贯和折中隋以前数百年的历史遗产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成熟的社会运行体制，这构成了盛唐文明的基石。而在宗教、艺术（如音乐、舞蹈、杂技、绘画、雕塑）和实用器物等方面，却广泛地吸收了通过西域、草原各族和南海传来的中亚、西亚和南亚文明的成果，在共存与融合中使中国文化更丰富多彩。

隋、唐王朝实行高度的开放政策，迎来了中西交通史上的一个最为辉煌的时代。在大量的外国人、外族人涌入中国朝贡、经商、传教、谋生的同时，各种各样的外域文化也潮水般地涌进这洞开的国门，南亚的佛学、医学、历法、语言学、音乐、雕塑、绘画，西亚世界的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医术、建筑艺术，中亚的音乐、舞蹈，以及各种珍奇物品，都进入唐人的生活和视野当中。面对开放带来的新格局，唐人的态度，一是兼容并蓄，允许异质文化自生自灭，互相渗透；二是进行合理的遴选和抉择，那些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补阙作用的，与中国文化有亲和力的东西，或被全盘吸收，或进行改造、扬弃，将其植入自己的文化体系之中，以弥补自身文化的不足。

唐文化对不同层次的外来文化的吸收、改造与融合机制相当复杂，我们可从宗教、艺术和实用器物三个主要方面来进行分析。

多种宗教的兼容并蓄，是唐文化的一个特色，但仔细分析，各种宗教在唐代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命运却各不相同。儒、佛、道三教在唐代久争高下而不决，最后的趋势却是各自吸收对方的长处而走向相融。“儒”严格地说不是宗教，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只有佛教是外来的。佛教在唐代中国化的过程，有助于说明外来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的机制。

佛教传入中原，当在两汉交替之际，以后逐步流行，至隋唐而达到极盛。佛典译成汉文，始于后汉、晋初，自东汉迄于隋，著名的译经大师多籍出安息（如安世高、安玄）、月支（如支谶、支曜、支亮、支谦）、康国乃至龟兹、于阗等地，所以唐以前的佛教，“不是面目全同于印度的佛教，而是流行于西域的佛教，或经过西域中介而为汉人揣摩，体会的佛教”[37]。今天熟知的“和尚”一词，即源出于古代的于阗和疏勒。一方面，从隋代的彦悰到唐代的玄奘等，意识到了源出于梵文俗语或中亚语言的某些译法的讹略，追求以梵文雅语为准重新翻译佛典，于是有了唐代玄奘、义净等名僧的“西天取经”的热潮。另一方面，唐代又有许多印度高僧来中华说法讲经。武德九年（626年）中天竺僧人波颇（光智）来长安，敕住兴善寺，翻译《宝星经》等佛典。永徽三年（652年），中天竺僧人阿地瞿多（无极高）携带梵经，到长安入住慈门寺。永徽六年（655年），中天竺僧人布如乌伐邪（福生）带着从狮子国、南海等地搜集到的大小乘经律论一千五百余部，来长安住慈恩寺。天宝七载（746年），北天竺僧人阿目佉跋折罗（不空金刚）带着从五天竺、狮子国搜求到的密藏及诸经论五百余部，再次来到长安，译出《密严》等佛经77部。此外来华名僧还有金刚智、慧智、净师子、寂默等。新的佛教经典和译本的大量出现，是唐代佛教达到极盛的标志之一。

佛教在隋唐的兴盛，还得益于统治阶级的支持和士大夫阶层对佛教思辨哲学的浓厚兴趣。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重视实用与直觉，缺少思辨色彩。另外，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强调“未知生，焉知死”，侧重今生今世的躬行实践，对来生后世缺乏设想，佛教作为一种哲理化的宗教，提供了令人领悟因缘、业报、无常、无我的思辨体系和冲决利、欲罗网，求得“正觉”、“解脱”的修习次第[38]。在来世学方面，佛教也有补充中国传统思想欠缺的功能。于是，一方面隋唐很多住持、僧人文化程度很高，有很多“诗僧”，另一方面唐代知识层对佛教极感兴趣，许多士大夫与僧人唱酬往来，交往密切。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化表现出了很强的吸收、改造、消化外来文化的能力。

由于各种佛教经典的大量涌入，由于玄奘等高僧对佛教精理奥义的剖判入微的研习，隋唐时代中国佛教界形成了众多的门派，各派在争论、辩讨过程中，发展了印度佛学，如华严宗发展出四法界、十玄门、一多六相，法相宗推衍出真似现量比量、八识四智等繁复的观念体系。同时，佛教教义也受到中国化改造，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教派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在中国佛教界逐步占据了上风，而一些恪守印度佛学的教派，如玄奘大师倡导的唯识宗，仅流行十余年就衰落下去了。

经过中国化的佛教哲学，在很多方面适合中国人的心理，比如天台、华严、禅宗所关心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心性问题和理事问题。在心性问题上，印度佛学主张“心性本净”，这是说众生之心本来是清净的，但在俗世中不断染上尘埃，需要“时时勤拂拭”，成佛道路异常艰难，因为从清净到觉悟还有相当长的距离。而中国佛学却主张“心性本觉”，这是说人人心中都有佛性，所以可以“顿悟”成佛。心性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问题之一，佛家“心性”论与儒家的“性善”论之间，很容易沟通。在理事关系上，华严宗讲“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实与魏晋玄学中王弼讲的“无因于有”、“有本于无”的“体用如一”思想有某种关系。这说明，佛教思想中那些与中国文化有亲和力的内容，容易被吸收、弘扬。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宣扬出世和个人“解脱”的印度佛教，经过中国化改造后，具有宣扬功德度人、注重入世的性格。

佛教在隋唐盛极一时，民间甚至出现了佛经多于“六经”数倍的情形，但当时人们并没有感觉到有必要用印度传统的价值观念来重新审查中国的社会制度、伦理准则，所以佛教观念并未能触动唐代封建社会的层序结构。但是，从唐代李翱援佛入儒到宋明理学，中国文化关于自然、社会、人生的成套观点和思想体系，杂糅了很多佛教思想的成分。与此相同，道教中以王玄览、司马承桢、吴筠为代表，在理论上向老、庄归复，与佛教融合，成为主张清静养性的一支，并从中唐以后，逐步滋生壮大起来。唐代儒、佛、道三教从争斗到互相吸收对方的长处，直至使自己发生局部质变的过程，勾勒出唐代吸收、改造、融合外来宗教文化的一幅图景。

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祆教在唐代的命运远不像佛教那样幸运。景教来自拜占廷，摩尼教、祆教来自波斯，伊斯兰教来自阿拉伯地区，与这些宗教的东渐相伴随的拜占廷文明、波斯文明、大食文明的许多成就也传到了中国，实现了四大文明的交汇，这在唐代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自然意义深远。但是，这些宗教在哲学上于中国文化补益之处不多，传入中国后内部又比较封闭，如景教教士多为外国人，伊斯兰教的信徒大多是侨居中国的阿拉伯人及其后裔，祆教被定性为“西域之幻法”，武宗会昌毁佛禁教，它们都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以后，有的变成秘密宗教，有的只在局部范围内流传。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不大。这也说明，各民族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并非来者不拒，而是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在外来文化中进行比较、选择，进而进行改造、综合，丰富自身。那些不适合自己的东西，在文化发展中自然会被舍弃。

唐文化在乐舞、杂技、绘画、雕塑和文学艺术方面，受当时西域文化的影响至深。

隋唐乐舞艺术具有浓郁的西域色彩。这里的“西域”是广义的，一方面是说龟兹乐、西凉乐等我国少数民族乐舞在中原地区广泛流行，另一方面是指中亚、印度音乐、舞蹈，通过西域通道，大规模地闯入唐人的生活。中国传统乐舞，追求雅正，艺术性、观赏性相对较差，节奏明快、多姿多彩的西域乐舞从北魏就开始涌向中原，北齐胡乐盛行，后主高纬“唯赏胡乐，耽爱无已。于是繁**声，争新哀怨。故曹妙达、安末弱、安马驹之徒，至有封王开府者”[39]；北周武帝聘突厥阿史那氏为后，促成了“龟兹、疏勒、安国、康国之乐大聚长安”。隋唐统治核心的关陇集团，融入很浓的少数民族血统，隋炀帝、唐太宗、唐玄宗都在音乐方面有很高造诣，对西域及外国乐舞的引进发挥了推动作用。隋炀帝制九部乐，唐太宗制十部乐，就有康国乐、安国乐、天竺乐。隋初“参定音乐”，郑译吸收龟兹人苏祗婆的八十四调理论，“以雅乐黄钟均的商音为最低音”，“其实即以清乐林钟钧之下徵音为调首。如此一来，既有传统的清乐理论为根据，而与胡乐理论亦能相应”。苏祗婆的乐理是来自印度的，郑译据以改造中国乐理，意义重大，“遂使胡乐顺利为国人所接受而得盛大流行，以致后来胡乐不断华化，终不闻有理论上的矛盾冲突”。

因佛教输入而兴起的洞窟壁画，在隋唐时代有较大的发展。敦煌莫高窟壁画，隋代开凿了39窟，占全部五百多个洞窟的1／6；唐代开凿247个，几占一半。用“佛像来表现释尊和其门徒”的造像艺术成为美术领域中的一个大热门。当我们仔细游览云冈、龙门、敦煌及麦积山等石窟时，就会发现，印度传来的造像艺术在丰富中国艺术宝库的同时，本身也在向适合中国人的欣赏兴趣方面转化。北朝的佛像具有明显的犍陀罗与笈多风格，上身**，宽额隆鼻，细眉长眼，印度味十足。隋唐时代的塑像，则面相丰满，脸部线条趋于柔和，龙门奉先寺的卢舍那佛，身着中国式的圆口衲衣，面庞丰腴典雅，目光安详下视，显得庄严、睿智，同时又含蓄、柔美，这正是中国人向往的崇高之美。佛画艺术的色彩晕染法，对中国传统绘画的线描方式造成猛烈冲击，吴道子把线条与色彩结合起来，使中国画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外来文化对唐代语言文学艺术也有一定的影响。伴随佛经梵文胡语的汉译，中国语言系统中注入大量外来语，如宿命、清凉、慧眼、横死、昙花一现、一瓣心香、聚沙成塔等，均出自佛典。佛经翻译还促使学人借鉴梵音以治汉语音，唐末僧人守温，在《切韵》的基础上，归纳反切，制定汉语三十字母，与陆法言、孙愐的汉语韵母系统相配合，建立起声母系统，汉语音韵学的基础由此奠定。受以宣传佛教教义、佛经故事为主要内容的讲经文、讲唱文的影响，并继承了中国杂赋传统而衍变出来的敦煌变文，是中印文学交流结下的果实，它对传奇小说、白话小说和宝卷、弹词等说唱文学都有很深的影响。

艺术的魅力首先在于它的民族性，所以唐人对于外来的具有各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首先采取的是原样照搬、为我所用的拿来主义，丰富自己的艺术世界。至于消化、吸收，使其融入本民族的艺术中，改造本民族的艺术风格，则是次要的，也是一个相当缓慢的过程。

隋唐五代时期，大量的外国物品从西域“丝绸之路”这条亚欧大陆桥和海道上输入中国，极大地丰富了隋唐五代人们的物质生活，对当时物质文明的高度繁荣，起到了补阙作用。

外来物品输入中国，主要方式是进贡与贸易。隋唐五代，外国使臣来华，除进行朝贡、请求册封、乞师御敌等政治活动外，一般都要带一些象征性贡物进献给中国皇帝，皇帝也要回赐中土物品，所以这种进贡实际是当时国际贸易的一种特殊形式。特别是中亚昭武九姓胡商，往往以贡使的面貌出现，“以献为名”，借贡行贾。另一种就是民间驼队、海船商人进行的贸易。

外来物品在当时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和关注。唐人的猎异、猎奇心理非常强烈，北方、西北方草原来的马和皮革制品、裘皮，南方国家的象牙、珍贵木材、药材、香料，西方的宝石、纺织品、玻璃以及舞女（胡姬），这些都是唐人非常渴望得到的。通过如此多的奇珍异物，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甚至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社会生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