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是我国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

隋、唐王朝在中原汉族地区建立起强大的中央集权统治，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发展，文化高度繁荣，对周边少数民族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隋、唐王朝开明的民族政策，更进一步促进了我国多民族联合体的形成和巩固。各族人民“和同为一家”，为各族文化的交汇，创造出了良好的氛围。先进的中原汉族文化在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广泛传播，促进了周边少数民族的文明与进步。少数民族文化的优秀成分，也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进一步繁荣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隋唐王朝开明的民族政策

自古以来，我国中原汉族和周边少数民族，就有割不断的历史联系。维系这种历史联系的重要因素，是各族间经常性的经济、文化交流。这种经济、文化交流在隋唐时代空前发展，隋、唐王朝极具特色的开明的民族政策，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一般来说，统一的中央集权王朝时代，也是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重要时代。在我国历史上，秦汉、隋唐、明清，正是这样的时代。由于政治稳定，社会升平，国力强盛，统治者便会产生“扬国威、徕远人”的欲望，追求“四夷降服，海内乂安”[1]，实现这一政治目标的手段，不外乎“威惠并用”，文德与武功交施。和亲、招抚、赐赠与战争，是最基本的方式，特别是以国力为后盾的武力征服，是封建王朝处理民族关系的政策前提。这一点，隋唐与秦汉、明清无大区别。

不过，隋唐与其他时代不同的是，隋唐时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因而，隋唐人能以一种优越、平和的心态，对待周边远近“四夷”，这是其开明民族政策产生的一个前提。而这一政策形成的最主要的因素，还是隋唐统治阶级内部构成的局部更新。

两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所谓“五胡乱华”的局面，处于我国北部边疆地区的匈奴、鲜卑、氐、羌、羯纷纷南下，入主中原。相当多的少数民族人民留在了中原，与汉族交错杂居，逐步融合。其上层则在与汉族地主阶级的对抗、纷争中，逐步封建化，与汉族地主合流，成为地主阶级中的一种新的成分，使隋唐统治集团中增添了许多少数民族的血液，促进了统治阶级内部构成的局部更新。

隋、唐王朝统治核心的关陇集团，本身就是一个胡汉合流的统治集团。皇室杨氏、李氏，是胡化较深的汉族，他们数代都与胡姓通婚。隋文帝杨坚的皇后和唐高祖李渊的母亲独孤氏姐妹是鲜卑人。唐太宗的母亲窦氏、皇后长孙氏，都是汉化程度较高的鲜卑人。唐太宗的姊妹中，襄阳公主嫁给窦诞，长沙公主嫁给豆卢怀让，他的女儿也有6人嫁给了这几家汉化了的鲜卑人。皇族的民族偏见比较淡薄，是显而易见的。另据统计，隋代二品以上官员中，父系有少数民族血统的就有63人[2]。唐朝更是蕃臣蕃将殷庭，除了长孙无忌、王珪、于志宁、豆卢钦望等汉化已极深的鲜卑族人外，还吸纳了许多少数民族首领加入到统治集团中来。如：阿史那社尔、阿史那道真父子和执失思力是突厥人，契苾何力是铁勒人，高仙芝是高丽人，哥舒翰是突骑施人。多民族混血的文武大臣就更多。隋、唐统治集团中融入如此之多的少数民族血液，使这个集团朝气蓬勃，使其观念、统治意识与统治政策，在整个封建社会里，都表现出一种空前绝后的开明特色，特别是其民族观与民族政策，不仅远远超越了前代的封建统治者，后代的封建帝王也很难企及。

我国传统的民族意识是在春秋时期形成的，即所谓“春秋大义”，主张“内诸夏而外夷狄”，认为夷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必须谨守“夷夏大防”。[3]这种“大汉族主义”的民族观念，充满了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和防范。融入多民族血液的隋、唐统治者，从观念上就反对民族偏见与民族歧视。隋文帝就曾讲过：“溥天之下，皆曰朕臣，虽复荒避，未识风教，朕之抚育，俱以仁孝为本。”[4]大业七年（611年），西突厥处罗可汗归隋，隋炀帝对他说：“今四海既清，与一家无异，朕皆欲存养，使遂灵性。”[5]唐太宗则更明确地讲：“夷狄亦人耳……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被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6]他晚年总结自己在“服四夷”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原因时又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7]可见，在隋唐帝王的观念意识中，“夷狄”虽与汉族存在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差异，但他们也是人，也是自己的臣民，所以不应该歧视他们，应当“爱之如一”。隋唐统治者的这种民族观念，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贯彻到了其处理民族关系的原则和方式中，形成了其特色鲜明的开明民族政策。

为了实现“四夷降服，海内乂安”，隋唐统治者对周边少数民族政权，难免会使用武力征服。即使其与周边部分少数民族的关系是通过招抚、册封、和亲等方式确立的，这种关系也大多是以国力的强盛和武力的强大为后盾的。但也有许多少数民族自愿归附唐朝，一方面是出于对唐朝国家强盛的倾慕，另一方面是因为唐朝能坚持“中华”、“夷狄”、“爱之如一”，不歧视少数民族，因而减弱了民族隔阂，增强了少数民族的向心力。

隋、唐政权在民族政策中贯彻其民族怀柔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8]

第一，根据边疆地区的不同和各民族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形式的羁縻政策，以确立其与周边民族的稳定关系。

隋唐王朝对于被征服地区和归附的少数民族，除在个别汉人较多、汉化较深的地区同中原一样设立州县外，大多是采取羁縻的方式。具体做法：（1）设置羁縻州府。唐朝在贞观四年（630年）平定东突厥后，开始在北方边境设置羁縻州府，以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9]。各族酋长可按本民族的习惯统治羁縻州府。这些羁縻州类似民族自治州，体现了唐政府对少数民族习惯的尊重。（2）册封以定“君臣之位”。隋时突厥染干可汗归降后，隋文帝就封其为意利珍豆启民可汗，让其继续统治所部，往来畜牧。唐朝继续采取这种办法，对于政府不便直接控制的一些少数民族，就册封其在本民族中有威信的首领为可汗。由于唐朝国力强盛，很多少数民族首领都希望能得到唐的册封，以稳定自己的统治，避免外族的侵扰。（3）和亲以确立甥舅关系。和亲是汉代以来处理中原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关系时常用的一项措施，隋、唐王朝也继续利用这种政治联姻，来加强其与少数民族的联系。特别是唐与吐蕃，自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之后，确立了世世代代的甥舅关系，密切了西藏、青海地区与祖国的联系。

隋、唐王朝，特别是唐朝，通过实施不同形式的羁縻政策与措施，把周边各族与中原汉族一起纳入一个民族大家庭中，各族“和同为一家”，为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极好的环境。

第二，优待各族酋长及其子弟，让其入朝做官或充宿卫。唐朝对归降、归附的各少数民族酋长，不仅不加歧视，还给以各种优厚的政治待遇。如贞观六年（629年）突厥突利可汗自请入朝，唐太宗授以右卫大将军之职，封北平郡王，死后还许其子袭爵。贞观四年（630年）被俘的突厥颉利可汗，唐太宗对其也赐田宅，归还其家属，授官右卫大将军。奚、契丹酋长归唐后，唐不仅封官授爵，还赐姓李。对归降的各级酋长，只要其愿意入朝，唐大都授以武职，与汉官享受同等的待遇，如贞观四年平定东突厥后，“其酋长至者，皆拜为将军、中郎将等官，布列朝廷，五品以上者百余人，因而入居长安者数千家”[10]。有的还受到特别的恩宠，如阿史那社尔尚南阳长公主、阿史那忠尚定襄公主、契苾何力尚临洮公主，均典兵宿卫。

唐朝对各少数民族首领、酋长的信任与优待，取得了少数民族上层的敬服与拥戴。这不仅增强了唐朝中央政府对周边少数民族的吸引力，而且大量少数民族首领入朝做官，也对各族文化的交流，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

隋、唐王朝开明的民族观念和民族政策，有利于消除各民族间的隔阂，增强少数民族的向心力，在唐太宗时期，就出现了“四夷大小君长”争相归附的局面。贞观四年，西域与北荒（指内外蒙古地区）君长共推唐太宗为“天可汗”，唐朝天子既是汉人的皇帝，又是各民族的共主，具有双重的政治身份。直到唐后期，一些少数民族首领仍称唐天子为“天可汗”，这正是唐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的象征。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各族经济、文化的交流，才得以充分地展开。

二、汉族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

隋唐时期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是在多层次上展开的。由于这一时期中原汉族封建文明已进入高度成熟期，而周边少数民族社会发展水平还相对较低，汉族文明向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就成为当时文化交流的一个主要方面。

在东北地区，当时活动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契丹、奚、霫、室韦、靺鞨，大都属于东胡系。靺鞨的粟末部还曾建立了强大的渤海国。

三彩薰炉（唐）

1988年吉林和龙八家子渤海国墓出土

绿琉璃釉兽头（唐）

粟末靺鞨人在营州附塞时，就从汉人那里学到很多东西。渤海国建立后，农业和手工业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特别是陶瓷烧制技术很高，“渤海三彩”颇负盛名。渤海的城市建筑，大多是模仿唐朝，上京的外郭城、宫城、皇城及坊市，布局与建筑风格与唐朝长安极为相似。渤海国的政治体制也是效法唐朝，中央政权的核心是政堂、中台、定诏三省，及忠、仁、义、礼、智、信六部，其职掌也与唐中央的相应机构大体相同。渤海还经常派遣留学生到长安来学习，旧史记载“其王数遣诸生诣京师太学，习识古今制度”[13]，有的还参加唐朝的科举考试，如曾任渤海国相的乌炤度和其子曾先后考中进士，这些人回国后，对唐文化在渤海的传播起了积极作用。

牡丹纹方砖（唐）黑龙江宁安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出土

渤海还派人到唐求取各种典籍，如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渤海遣使求写《唐礼》及《三国志》、《晋书》、《十六国春秋》，许之”[14]。汉字是渤海的通用文字，渤海人的文章大都是用骈体文写成，文句流畅，对仗工整。渤海人还会用汉语作诗，裴颋、裴璆父子不仅在国内颇有诗名，还被日本推为诗界“领袖”。

渤海人的绘画与雕刻也表现出浓郁的盛唐风格。1980年发现的孝贞公主墓中的壁画，人物形象、服饰与唐永泰公主墓中的壁画所绘极为相似，体态丰颐，着色浓艳。贞惠公主墓出土的石狮，造型古朴洗练，与乾陵石狮极为相似。这是中原文明在东北地区广泛传播的实物见证。

在北方草原地区，当时活跃在这块广阔的土地上的少数民族，主要有突厥、薛延陀、回纥、黠戛斯等铁勒系各族，他们大多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他们先后在大漠南北建立过突厥汗国、薛延陀汗国、后突厥汗国、回纥汗国。由于游牧经济的脆弱性，他们的政权常不稳定；又由于畜牧经济的单一性，草原各族常常依赖与中原的物质交流作补充。这种交流有的是在和平环境下进行的，有的则靠战争。不论如何，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是割不断的。

北方草原各族在与中原人民的交往中，多方面地接受了汉族文化的感染。在双方频繁的经济交往中，内地的农业、手工业技术和产品大量输入北方草原地区。唐朝初年，突厥就用马、羊等畜产品和唐朝交换丝织品。武则天统治时期，应后突厥默啜可汗的请求，赐予农作物“种子四万余石、农器三千事以上”。当时还有很多汉人流入草原，默啜可汗一次就从赵州、定州掠走男女八九万口，这些地区的汉人都是从事农耕的，他们进入草原地区后，必然也把内地先进的农耕技术带入。回纥在与唐的绢马贸易中，换回了大量的丝织品、金银器、茶叶等。回纥商人经常结队南下，多时达3000人，还在长安开设各种店肆。唐朝曾将3位公主和4个大臣、宗室之女嫁往回纥。频繁的人员往来，使回纥人学到了不少的东西。从8世纪开始，回纥人逐步走向半定居的生活，在漠北草原建起了好几座城市，如葛勒可汗在仙娥河（今色楞格河）畔建筑了富贵城，弁羽可汗在嗢昆河（今鄂尔浑河）畔建筑了城市和宫室。《辽史》中也记载了唐代的好几个回鹘城和回鹘可敦城。

北方各族当时大多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或奴隶制时代，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都比较落后，他们在与中原王朝的接触中，受到内地先进的社会制度的影响，逐步走向封建化，政治组织形式也日益健全。突厥启民可汗附塞时，隋炀帝曾几次率百官侍卫到启民可汗牙帐巡幸。隋亡后，炀帝的孙子杨政道逃入突厥，在突厥的汉人“悉隶之，行隋正朔，置百官于定襄城”[15]。汉人的政治制度对突厥必然会产生一定影响，贞观四年以后，突厥受汉人政治制度的影响更大，据《阙特勤碑》及《苾伽可汗碑》的记载：“突厥伯克弃本族之称号，而用唐家的称号。……其间各地悉尊大唐天子而行其国之法度。”回纥的政权组织主要沿用突厥制度，但其可汗世代接受唐朝的封号，所以也采用了较多的唐朝的官号，在政权组织中设置外宰相、内宰相、都督、将军、司马等官。甚至黠戛斯的官职中也有宰相、都督、职使、将军等，这都是受唐朝影响的痕迹。

中原文化向北方草原的传播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早在北齐时，《净名》、《涅槃》、《华严》等佛经就由汉人传入突厥。后突厥汗国时，汉族的手工工艺技术传入突厥。在阙特勤死时，唐玄宗派金吾将军张去逸等携带“高手工匠”前去帮助建立墓碑，并刻石为像，四壁画其战阵之状。唐玄宗还亲自撰写了碑文。考古学者曾经发掘出了阙特勤的墓葬，发现其墓前雕制有与乾陵墓前少数民族首领形象相同的石像，还发现了与唐代中原建筑材料相同的莲花纹瓦当。到回纥时代，汉文化在北方草原的传播更广，回纥的历法采用的是唐开元历，直到9世纪中叶西迁后还继续使用。1928年在新疆吐鲁番出土一部《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的回鹘文译本，译者汉文造诣很深，译笔流畅，这也是汉、回鹘文化交流的一个很好例证。

回鹘文写本长卷（唐）新疆吐鲁蕃出土

在青藏高原，我国藏族的先民在7至9世纪建立了吐蕃王朝。吐蕃王朝是一个奴隶制政权，王朝的最高主宰是赞普。在唐太宗时代，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统一了青藏高原，他主动与唐朝修好。自文成公主入藏和亲，从此汉藏“和同为一家”，唐与吐蕃世世为甥舅之国。双方前后举行较大的会盟8次，公元823年立的“唐蕃会盟碑”，至今仍竖立在拉萨大昭寺的门前，成为汉藏人民友好的历史见证。

自文成公主入藏后，松赞干布就“袭纨绮，渐慕华风”，于是就派遣一些贵族子弟到长安国子监学习“诗书”[19]。金城公主入藏时，又请得《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汉文典籍由此传入吐蕃。金城公主还将在唐流行的龟兹乐带入吐蕃，使吐蕃人对唐乐倾慕不已。长庆时，唐朝使臣到吐蕃时，赞普欢迎唐使，“乐奏《秦王破阵曲》，又奏《凉州》、《胡渭》、《绿腰》、杂曲”[20]，百伎皆汉人。到现在，拉萨还保留有很多唐时的乐器。

佛教传入青藏高原也与文成公主有一定关系。吐蕃人原本信奉的是苯教，这是一种崇拜自然神灵和精灵鬼怪的多神教。在公元5世纪拉脱脱日年赞赞普在位时，有人曾把梵文佛经带入吐蕃秘密收藏。文成公主信佛，入藏时车载释迦佛像，还带去了360卷经典，加之尼婆罗芝尊公主从印度带入一些法物，佛教开始流传。建中年间，吐蕃又请唐朝派遣高僧去讲经，唐“遣僧良琇、文素二人行，每人岁一更之”。在赤松德赞赞普在位时（742年—797年），正式奉行“无上正觉佛陀教法”，将佛教定为国教。

大理崇圣寺三塔

文成公主入藏时，曾带有医方100种，医学论著4种，诊断法5种，医疗器械6种。8世纪赤松德赞的御医玉妥、元丹贡布，就吸收唐内地以及印度、尼婆罗、大食的医学成就，总结前人经验，写成藏医藏药学上的《四部经典》、《居希》（包括《扎居》、《协居》、《门阿居》、《其马居》），成为我国古代医学的宝典。

在云南滇池地区，隋唐时期分布着西爨、东爨等一些蛮族部落。西爨又称白蛮，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东爨又称乌蛮，经济生活以畜牧业为主，分为6个大部落，称“六诏”。8世纪上半叶，南诏王蒙皮逻阁得到唐玄宗的支持，逐步统一了六诏，建立了一个以大理为中心，统治范围达到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四川南部的南诏奴隶制政权。南诏通过接受唐朝的册封，确立了与唐的藩属关系，从而与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有字瓦（唐）

南诏对吸收汉文化一直采取非常积极的态度。南诏王阁逻凤“不读非圣之书，尝学御人之术”；异牟寻“颇知书，有才智”，他在给唐西川节度使韦皋的信中也说南诏王室世代“人知礼乐，本唐风化”。在8世纪末9世纪初，异牟寻派遣许多大臣子弟到成都“就学”，“教以书、数，业成则去，复以他子弟继之，如是五十年。……学于成都者，殆以千数”[21]。汉族文人流寓南诏的也很多，有的还做了大官，如相州人郑回，官至清平官。这都促进了汉文化在南诏的广泛传播。

南诏的政治制度大体是仿效唐朝，王下设清平官、酋望、大将军，清平官相当于唐朝的宰相。中央官署有士、户、法、兵、客、仓六曹，后又扩为“九爽”，颇有唐六部九寺的影子。

经济上，南诏也实行授田制度，是效法唐的均田制。从唐高宗、武则天时代开始，唐朝多次赐“锦袍、金带、缯彩”等丝织品给南诏。大和三年（829年），南诏从成都掠去“子女工技数万……南诏自是工文织”[22]。此外，南诏人的耕作方法及房屋建筑都“悉与汉同”[23]，足见汉文化对南诏的影响之大。

滴水瓦·方形花砖·莲花纹瓦当（唐）1958年云南巍山龙圩山南诏遗址出土

南诏通行汉文，流传至今的《南诏德化碑》、《崇圣寺钟铭》、《石钟山石窟题记》、《南诏铁柱铭》等都是用汉文写成的。唐朝儒学、诗歌、书法、音乐、佛教、道教都传入南诏。南诏诗人杨奇鲲、杨义宗的佳作《途中》、《题大慈寺芍药》、《洞云歌》流传至今，被收入《全唐诗》。“书圣”王羲之在南诏极受尊宠，被立庙祭祀，学习书法的人很多。唐朝还曾将“胡部龟兹音声二列”送与南诏。南诏早期信奉天师道，唐朝晚期，“婆罗门”和瑜伽密宗传入，“阿阇黎教”盛行。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隋唐五代时期，唐朝和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联系极密切，中原地区的铁器、金银器、瓷器、丝织品、茶叶及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通过经济交流，大量输入少数民族地区，丰富了少数民族的物质生活，中原先进的封建生产方式、政治组织制度，促进了少数民族的社会进步；汉族精神文化方面的成就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既有利于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也发挥了增加我国各民族内在凝聚力的作用。

三、少数民族对隋唐文化的贡献

中华文明是由我国各民族的先人们共同创造的，绚丽多彩的隋唐文化中，就有不少周边少数民族文化的成分。

首先，隋唐五代时期，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经济交流极为频繁，边疆各族以贸易、进贡的形式，将边疆地区出产的各种物品，即所谓“方物”，源源不断地输入内地，极大地丰富了唐人的物质文化生活。

北边各族向内地输送的主要是畜产品和狩猎品。唐朝初年，因内地缺马，常以互市的形式，向突厥、党项市马、牛、羊；唐与回纥的绢马贸易，换回了大量的马、骆驼，其中有许多被用作畜力，推动了内地农业生产的发展。西域产名马，隋炀帝时通西域，就常“责其名马”[24]。龟兹、焉耆也常向内地进贡名马。另外，南诏的越睒有一种“日驰数百里，世称越睒骏”的良马，唐时也传入内地。据统计，唐代引进边区少数民族及外国马匹的种类达83种之多，对内地马种的改良，起了较大的作用。[25]各族还常把狩猎品作为珍奇进献给唐朝，如回纥进送的貂鼠裘，吐蕃进送的獭褐、犛牛尾，南诏进贡的犀、象，及渤海进贡的海豹皮、貂鼠皮、“海东青”等。

金银、玉器及各种珍奇宝物的进贡，也是一个重点。如：回纥进贡的鸭头子玉带，吐蕃进贡的金胡瓶、金盘、金碗，南诏进贡的铎鞘、浪剑、郁刀、琥珀，渤海进贡的玛瑙杯及人参等珍贵药材。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优质水果，也传入内地。如南诏传来的石榴，“子大，皮薄如藤纸，味绝于洛中”，还有一种蔓胡桃，也“出南诏，大如扁螺，两隔，味如胡桃”[26]。

唐太宗还从高昌引进了葡萄酒的酿造法。《南部新书》记载，唐太宗“收马乳蒲桃种于苑，并得酒法，仍自损益之，造酒成绿色，芳香酷烈，味皆醍醐，长安始识其味也”。由此，“葡萄美酒”盛传于唐人之口，甚至在河东太原，也出产一种名为“燕姬葡萄酒”的美酒。

这些物品的输入，其作用绝不可轻视，每一件小小的东西，都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引发唐人的想象力，从而有可能改变其生活模式。

其次，隋唐时期，周边少数民族与中央王朝的人员往来极为频繁，“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屡见。商人、留学生汇聚京师，还有许多突厥人、回纥人、昭武九姓胡人，长期滞留内地，他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对内地人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唐代风行的打马球，又称击鞠，它是藏族人民在我国体育史上的重大贡献，唐时由吐蕃传入内地。唐太宗曾在安福门观看“西蕃”人打马球，景云中，金城公主入藏时，吐蕃球队还与唐皇家球队举行过一场盛大的比赛。唐玄宗时代，马球运动也风行民间。

纵观中国历史，唐人的社会生活丰富多彩，臂鹰打猎，驰马击剑，赋诗沽酒，跳舞唱歌，杂技百戏，色彩纷呈。这和唐人吸纳少数民族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是有一定关系的。

最后，隋唐文化，在艺术方面的成就极高，特别是音乐舞蹈非常发达。这与唐朝能够博采外来文化的长处，有极大关系。

中国乐舞原本较质朴，以后不断吸收少数民族和外国乐舞进来，隋炀帝确定的“九部乐”中，就有龟兹乐与疏勒乐。唐太宗又增加了高昌乐，合称“十部乐”。后来唐人又将燕乐分为“立坐二部”，属于立部伎的有《安乐》、《太平乐》、《破阵乐》、《庆善乐》、《大定乐》、《上元乐》、《圣寿乐》、《光圣乐》，凡八部。“八部乐”大多为新制，自《破阵乐》以下，“皆擂大鼓，杂以龟兹之乐，声振百里”。属于坐部伎的有《燕乐》、《长寿乐》、《天授乐》、《鸟歌万寿乐》、《龙池乐》、《破阵乐》，凡六部，大多为武后、玄宗时所造。“自《长寿乐》以下，皆用《龟兹乐》，舞人皆著靴。”[31]说明这些新制燕乐吸收了很多少数民族乐舞的优秀成分。另外，开元、天宝时颇负盛名的《霓裳羽衣舞》，也是唐玄宗根据西凉乐舞加工润色而成的。“胡部新声”不断进入隋唐宫廷，是唐代文化融合的一个重要内容。

唐朝还从西域传入许多杂技乐舞，如健舞、软舞、字舞、花舞、马舞等。健舞曲有《稜大》、《阿连》、《柘枝》、《剑器》、《胡旋》、《胡腾》，软舞曲有《凉州》、《绿腰》、《苏合香》、《屈柘》、《团圆旋》、《甘州》等。其中胡旋、胡腾、柘枝三大健舞最受唐人欢迎。

在绘画方面，隋唐之际有名的画家尉迟质跋那与其子尉迟乙僧，都是于阗人，画史上称为大、小尉迟。尉迟乙僧“善画外国及佛像”，他的画风属于凹凸派。中国唐朝以前的绘画以线条为主，盛唐大画家吴道子受尉迟乙僧画法的影响，以凹凸法渗入人物画中，山水树石画也别开生面，发展出后代的晕染泼墨画法，这是少数民族在我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贡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