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宾图》（唐）1972年陕西乾县章怀太子墓出土

一、隋唐文化与东亚文明

东亚文明受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至深。隋唐时期是中国文化向这一地区辐射扩散最为强烈突出的阶段。

朝鲜半岛是中国的近邻，早在公元前4至前3世纪，儒学和汉字就开始输入朝鲜。隋唐之际，朝鲜半岛处于新罗、高（句）丽、百济三国并列时期。隋王朝和高丽进行了多年的战争，但文化交流是经常的。根据史书的记载，三国当时都有很多汉人，在文化上受汉文化的影响都比较深。如高丽和百济人都读中国书史，百济人信佛教，采用南朝刘宋的元嘉历法，婚娶礼仪也略同中国。新罗是农业国，文字、甲兵、物产也同于中国。隋朝杜正藏的《文章体式》在高丽、百济极受欢迎，被誉为“杜家新书”，足见汉文化在朝鲜半岛影响之深。

从唐朝贞观年间开始，中国和朝鲜半岛的文化交流大规模地展开。新罗、高丽、百济都派了很多留学生到长安国子学中学习，尤其是新罗，在学习唐文化方面迈出的步伐很大。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新罗王真德弟春秋来长安朝见唐太宗，还“诣国学观释奠及讲论，太宗因赐所制《温汤》及《晋祠》碑（铭）并新撰《晋书》”[40]。7世纪中叶，新罗得到唐朝的支持，灭掉高丽和百济，至公元735年统一了朝鲜半岛南部，大同江以南都归入新罗版图。于是，新罗开始更全面地吸收唐文化。

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年），新罗开始采用唐朝历法，并使用唐朝年号。同时，开始按照唐朝典章制度对官制、财经制度、教育制度等进行系统的改革。在政权机构方面，中央设置了相当于唐尚书省的执事省，下设六部。地方上设置州郡县。财政制度方面，实行丁田制和租庸调法。教育方面，在唐开耀二年（682年），设立国学，置卿一人，博士、助教若干人，其教学方法是“以《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氏传》、《文选》公而为之业”。还仿照唐科举制，设立“读书出身科”，通过考试选拔人才。

1970年西安何家村出土

此外，唐朝的医学、建筑技术、种菜技术、乐器、佛教、道教也传播到新罗。中国文化全面地浸润到新罗文化的血液中，中国文化与朝鲜半岛文化由此结成一个有机的文化体系。

日本与中国隔海相望，一衣带水。隋文帝开皇二十年（600年），日本第一次派出遣隋使。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日本钦慕大隋为“礼仪之国”，且又“重兴佛法”，派小野妹子一行来华学习参观，隋炀帝派文林郎裴清回访日本。在推古朝（574年—622年）时期，圣德太子主持改革，以儒教思想为指导，仿效中国制度，强化中央集权，制定“冠位制”，用不同颜色的冠服来表示官吏之身份高低。在法令中还写入了“国靡二君，民无二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所任官司，皆是王臣”之类的话语，可以明显地看出以儒家思想为改革指导思想的痕迹。

到了唐朝，日本更大规模地学习唐文化，先后19次派出遣唐使，有大批留学生、学问僧在中国接受唐文化的熏陶之后，回到日本，推动了中国文化在日本的迅速传播，为唐文化与日本文化的融通筑起了桥梁。

唐文化大规模移植日本，是从“大化革新”开始的。公元645年，在返日学问生、僧高向玄理和僧旻等的策划下，日本掀起了一场以“唐化”为目标的改革运动。在经济上，推行班田制、租庸调制；在官制上，从皇帝的年号、谥法、陵寝制到二官八省制，都是直接照搬唐制。京城设立太学，郡国设立国学，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学内容，甚至也分大经、中经、小经，也仿唐制进行考试。公元718年颁布的法律《养老律令》，其中有关官制、兵制、田制、税制、学制的规定，几乎都是唐制的翻版。“大化革新”后，日本仿照唐长安的布局营建首都，先后建成平城京（奈良）和平安京（京都）。

中国化的佛教也传入日本，并广泛传播开来。中国有什么教派，日本就有什么教派。许多日本学问僧都有很高佛学造诣，道昭从玄奘学法相宗，圆行从义真学密宗，最澄和圆仁学天台宗，空海创真言宗。天台宗鉴真大师东渡日本后，在奈良东大寺设立戒坛授教，被称为“日本律宗太祖”、“日本文化的恩人”。

唐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文学方面，日本人特别喜爱唐代诗歌，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作品，在日本最受欢迎。许多日本人也能作律诗，如阿倍仲麻吕（晁衡）在准备归国时，十分留恋自己生活多年的中国和中国友人，写诗云：“西望怀恩日，东归感义长。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非常真切地道出了自己的依依惜别之情。在8世纪中叶，日本就出现了第一部汉文诗集——《怀风藻》，9世纪初，又出现了模仿唐人张志和渔歌词的《渔歌》。学问僧空海在回国后，写成《文镜秘府论》6卷，这是一部论述中国诗文修辞和文学批评的重要著作。中国书法艺术也在唐代传入日本，并出现了号称“三笔”的三位书法大师：空海、橘逸势、嵯峨天皇。空海在长安从擅长八分书（隶书）的韩方明学习，获得“五笔和尚”的美称，据说他能用口及左右手足各挟一支笔，同时书写五行字；橘逸势在中国从柳宗元学习书法，擅长楷书，行、草、隶、篆无所不能；嵯峨天皇学欧体，所书《李峤百咏》，结构严整，笔法俊逸，为书苑精品。日本在隋代尚“无文字，唯刻木结绳”[41]，是空海仿汉人草书制定平假名，吉备真备取汉字偏旁制定片假名，假名与汉字混合使用，奠定了文字的基本格局。

唐文化向朝鲜、日本的大规模移植，促进了朝鲜与日本社会的进步，也促进了东亚地区文化的发展与进步。

二、隋唐文化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隋唐时代，中国通过欧亚内陆交通线和南海航路与中亚、西亚、南亚及欧洲、北非都发生过接触与联系，隋唐文化也由此而西传。不过，由于文化传统的巨大差异和地理上的差距较大等因素，中国文化对西部世界的影响远不如东亚那样强烈，西传的隋唐文明成就主要是物质与科学技术，隋唐时代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主要贡献也在这些方面。

蓝地十样花缂丝（唐）

1983年青海都兰吐蕃一号墓出土

隋唐时代，中国丝织业相当发达，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中国的丝织品极受西方人的喜爱，丝织品是中国输出物品的大宗。同时，中国的种桑、养蚕、缫丝、织绸技术也经中亚传到西亚及欧洲。8世纪中叶杜环在大食就发现当地留居着中国去的纺织工匠和画匠。中国的纺织金花缎技术传入波斯，巴格达的锦缎产品也因而驰誉西方各地。

在人类的童年，世界各民族的先人们几乎都会用土烧制陶器，但瓷器却是中国人的独特发明。大量的中国瓷器通过海路运抵东南亚诸岛、波斯湾沿岸，甚至远达叙利亚、埃及、坦桑尼亚等地。欧洲瓷器制造也是从研究中国瓷器开始的。

中国造纸技术是从西藏传入尼泊尔、印度，在8世纪传到中亚。公元751年的怛逻斯战役中，一些造纸出身的中国士兵被大食俘虏，先在撒马尔罕建了造纸厂，后来又在巴格达、大马士革建了造纸厂。大马士革的纸主要供应欧洲，造纸技术也传入欧洲，逐步结束了欧洲用羊皮纸作为文化信息传播材料的历史。正像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纸对后来西方文明整个进程的影响，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墨绿地狩猎纹印花纱（唐）

1968年新疆吐鲁番出土

我国的“炼丹术”在唐代传入阿拉伯，阿拉伯炼金术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与中国相同之处极多。现代化学实际上是从炼丹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的十进位记数法传入印度，直接推动了“印度数字”（现代通用的印度—阿拉伯数码的前身）的产生，中国《九章算术》中讲的“盈不足”，在阿拉伯和欧洲早期数学著作中被称为“中国算法”。中国的医学也西传，唐人孙思邈的《千金要方》被译成波斯文、阿拉伯文广为流传，阿拉伯“医学之王”阿维森纳所著《医典》，其中关于切肠术、糖尿病的记载，就是吸收了中国医学的理论。

隋唐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是显著的，它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注释

[1] 《贞观政要·灾祥》。

[2] 汪征鲁：《隋唐之际地主阶级的局部更新》，载《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

[3] 《左传》成公四年。

[4] 《隋书·吐谷浑传》。

[5] 《北史·突厥传》。

[6] 《资治通鉴》卷一九七。

[7]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

[8] 以下内容参见熊德基：《唐代民族政策初探》，载《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

[9] 《新唐书·地理志下》。

[10] 《旧唐书·突厥传上》。

[11] 《新唐书·奚传》。

[12] 《辽史·太祖纪赞》。

[13] 《新唐书·渤海传》。

[14] 《册府元龟·外臣部》。

[15] 《通典·边防·突厥上》。

[16] 《西藏王统记·松赞冈保王章》。

[17] 《旧唐书·吐蕃传上》。

[18] 《新唐书·吐蕃传上》。

[19] 《旧唐书·吐蕃传上》。

[20] 《新唐书·吐蕃传下》。

[21] 《新唐书·南诏传上》。

[22] 《新唐书·南诏传中》。

[23] 《蛮书·风俗》。

[24] 《隋书·炀三子传》。

[25] 参见马俊民：《关于唐代“胡马”引进及其历史作用》，载《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

[26] 《酉阳杂俎》前集，卷十八《木篇》，卷十九《草篇》。

[27] 另一种说法认为朝霞吉贝是一种粉红色棉布。参见［美］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445～44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28] 《新唐书·太宗诸子传》。

[29] 《新唐书·太宗诸子传》。

[30] 《旧唐书·舆服志》。

[31] 《旧唐书·音乐志》。

[32] 参见林超民：《安西、北庭都护府与唐代西部边疆》，载《文献》，1986年第3期。

[33] 参见莫任南：《隋唐时期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7年第1期。本节撰写时，参考此文处甚多，不再另注。

[34] 《新唐书·泥婆罗传》。

[35] 参见穆宝修：《唐末时期穆斯林的来华与留居》，载《云南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

[36] 《旧唐书·邓景山传》。

[37] 参见张广达：《论隋唐时期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几个特点》，载《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

[38] 参见张广达：《唐代的中外文化汇聚和晚清的中西文化冲突》，载《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

[39] 《隋书·音乐志》。

[40] 《新唐书·东夷传》。

[41] 《隋书·东夷传》。

[42] 《旧唐书·宣宗纪》。

[43] 参见王永平：《唐代游艺》，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