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昌盛的隋唐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是与它汇聚了来自四方八面的各种文化因子分不开的。隋唐文化以一种兼容并蓄的博大胸怀，融合和吸收了国内外各地域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经过一番消化、改造和淘汰的过程，攫取了其中的有机成分，锻铸成了一种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开放型文化。这种宏大的气派，与整个时代精神是相契合的。正如英国著名学者威尔斯在他的名著《世界简史》中，比较欧洲中世纪与中国盛唐时的差异说：“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

首先，隋唐文化大规模地兼容外域文化，采撷其英华，滋养和丰富了本民族的文化。

《骠国乐》（唐）白居易作

隋唐时期是中古史上中外文化大交汇的重要时期，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形式和风格的文化因子，如同“八面来风”，从帝国开启的国门中一拥而入，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孔道。尤其是陆上丝绸之路，以强盛的帝国国力为依据，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始终保持着畅通无阻。各种肤色的商人、使者、僧侣以及冒险家，纷纷来往于进出帝国的各条孔道上，将南亚的佛学、历法、语言学、音乐、美术，中亚的音乐、舞蹈，西亚的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医术、建筑艺术等，输入东土。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和我国通使交好的国家，主要有70多个。唐政府专门设置了鸿胪寺来接待各国的文化使者，在朝廷的太学中还有为数众多的外国留学生，有不少外国人还供职于政府机构。长安、洛阳、扬州、广州、泉州、益州等大城市成为外域文化传播的重要场所，尤其是首都长安，不仅是国际性的大都会，而且成为中外文化汇聚的中心。

牙雕骑象菩萨像（唐）甘肃榆林窟传世品

长安云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不同身份的人，盛唐时，活跃在长安艺术殿堂上的乐舞艺人中，来自外域的艺术家占有相当的优势。如米国的歌唱家米嘉荣，曹国的琵琶世家曹保、曹善才、曹纲祖孙三代，康国的康昆仑，安国的安叱奴，以及史、石等国的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表演者，都是极受欢迎的艺术家。由扶南乐师传授给后宫歌女的扶南乐，被朝廷列为宫廷正式乐舞，在节庆宴享时献演。德宗贞元十八年（802年），骠国王雍羌派遣弟悉利移、城主舒难陀率乐工35人，带来骠国乐22曲，到长安演奏，轰动了长安城，著名诗人白居易、元稹、胡直钧、唐次等纷纷写诗称赞骠国乐曲的优美。这些外域乐舞艺术的涌入，深刻地影响到隋唐乐舞艺术的发展，开元、天宝年间，受外来风气影响严重，奏胡乐、跳胡舞成为当时的时髦风尚，“臣妾人人学圆转”、“洛阳家家学胡乐”，反映的就是受容外域文化的景象。

海兽葡萄纹铜镜（唐）1958年西安独孤思贞墓出土

外域文化的涌入，给唐人文化生活增添了万千风采。正是在长安贵族府中常有从波斯、大食等地辗转而来的被称为所谓的“昆仑奴”的黑人奴隶为家仆的活动，才有了唐人裴铏《传奇》中《昆仑奴》故事的创作，也才有唐墓出土的昆仑奴俑的艺术形象出现；也正是受波斯萨珊王朝艺术风格的影响，唐代早期的金银器、铜镜、玻璃器都带有浓郁的波斯特色，如以海兽葡萄纹装饰的铜镜；甚至在一些以兽头为饰的唐三彩和以动、植物图案以及联珠纹、几何纹图样装饰的丝织品上，也强烈地反映出唐文化融合波斯文化所形成的特色；其他如深受南亚色彩晕染法浸润的画坛，来自天竺、拂菻等国的杂技、魔术艺术以及大秦的“医眼及痢……或开脑见虫”的疗术，无不显示出隋唐文化受容外域文化的巨大能力。

外域文化在大规模输入中国文化系统时，表现为物质性的文化形态似乎更易受容于中国文化，而精神性的文化形态在受容过程中则往往会遇到较多的阻力。如宗教思想文化的传播即是如此。

就宗教的传播而言，隋唐统治者基本上采取了兼收并蓄、诸教并行的政策，除原有的土生土长的道教和早已传入的佛教继续发展外，来自中亚和西亚的摩尼教、景教、祆教以及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亦受到唐王朝的欢迎，各自在长安和外地相继建立起了本教派的传教基地——庙宇祠堂。摩尼教在长安的寺庙，还得到过皇帝的赐额“大云光明寺”。在广州甚至还有古印度的宗教婆罗门教的寺庙。这都反映出唐政府对各种宗教兼容并包的态度。

南亚佛教在传入中国以后，到隋唐时期已经过三四百年的流传，它在华夷之辨、礼敬王者尊长以及忠孝观方面，与中国固有传统文化形成过尖锐的冲突，这种冲突一直到唐初还比较激烈。但从隋代开始，佛教宗派的全面创立和繁盛，使得佛门高僧引进儒、道，以本土化的意识进行改造，最终形成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化的佛教。在佛教的中国化问题上，深刻地体现出中华文化的巨大包容性和博大精深。

有的学者曾以“世界性文化”一词来概括隋唐时期文化的风貌，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世界性”仅仅昭示了本期文化兼容并蓄的时代精神。外域文化的大规模输入丝毫也没有改变中国文化的内核，而是在经过主体文化的抉择、吸收、改造后，最终转化为中国文化肌体中的有机物，构筑起真正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新型文化。

其次，隋唐文化涵盖了当时中华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分，充实和发展了汉文化。

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多民族文化的冲突与融合，隋唐时期的文化已经不单纯是传统的华夏文化，而是以汉族文化为主的并包胡、汉各族文化的结合体。

历史上，由于中原农耕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的长期对垒，传统的华夷之别和夷夏之防的观念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农耕人的脑海中；又由于农耕人在文化上长期居于优势地位，所以在种族观念上又形成了一种唯我华夏独尊的优越感。表现在对待周边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的态度上，也是一种鄙视和妄自尊大的心态。但在隋唐五代时期，农耕民族则是表现出一种无所畏惧、无所顾忌的兼容并包各族文化的大气派。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23]“绝不介怀”意味着华夷胡汉间深层阻隔的消退。所以，尽管有冲突，有战事，都无碍于对周边各族文化容纳与开放的大局。

隋唐文化吸纳各民族文化的优秀成分是多方面的。隋、唐王朝的相继建立，就是北方少数民族贵族——尤其是鲜卑贵族与汉族地主阶级合流，形成关陇贵族军事集团的重要成果，也是国内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优秀结晶；同样，五代时期的所谓“沙陀三王朝”（后唐、后晋、后汉），也是沙陀族上层分子与汉族地主阶级在政治上全面合流的结果。这一时期的许多重要制度，如均田制和府兵制的实行，正是各族文化融合在政治制度上的反映。均田制度开始推行于北魏时期，它是鲜卑贵族促进民族融合的政策之一；府兵制度肇始于西魏北周时期，它也是鲜卑贵族与汉族地主在政治上合流的政策。

胡、汉文化的结合，使隋唐五代时期的文化面貌发生了巨大的改观。充溢这一时期的尚武和游侠精神，正是胡文化气质浸润的结果。拿文化创造的主体文人士子来说，由于在他们的血脉中涌动着胡文化的血液，所以使他们表现出一种豪爽劲健的气概。他们普遍追求奔赴边塞、建功立业的宏图壮志，纵使由于种种原因而不能亲临沙场，也流露出对行走江湖的侠客猛士的向往。在唐人的诗文作品中，有一类歌咏游侠的诗篇和反映游侠生活的传奇故事，正是这种社会风气的体现。

至于唐人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充盈着一种“大有胡气”的气质。如唐人在婚姻观、性观念和妇道贞操方面，就受北方少数民族婚俗的影响很深，礼法观念相对淡薄。宋儒朱熹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曾说过：“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24]意指“胡风”、“胡俗”对男女、婚姻、家庭方面的冲击与影响至深且巨。

隋唐乐舞绘画艺术也深受胡风浸染。胡曲与胡舞深受各阶层人民的喜爱，不管是宫廷还是民间，到处可以听到胡乐的演奏和看到胡舞的表演。隋唐九部乐和十部乐中，来自今新疆一带的乐舞就有《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尤其是《龟兹乐》最为流行，据《旧唐书·音乐志》载：“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其曲度皆时俗所知也。”由于胡音胡乐的如潮涌入，致使开元、天宝年间的长安，满眼的西域乐舞。诗人元稹写诗回忆当时的情景云：“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25]。便是胡曲与胡舞风靡朝野的真实写照。在绘画方面，于阗画家尉迟跋质那和尉迟乙僧父子曾分别在隋和唐朝为官，他们所传来的西域“凹凸法”画风，对隋唐绘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唐朝著名画家吴道子的画风就深受其影响。

在饮食和服饰方面，胡化倾向也很强烈。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在后面还要专门论述。[26]

对唐人生活中的“胡气”，向达先生曾有一个总结，他说：

开元、天宝之际……长安胡化盛极一时。此种胡化大率为西域风之好尚：服饰、饮食、宫室、乐舞、绘画，竞事纷泊；其极社会各方面，隐约皆有所化，好之者盖不仅帝王及一二贵戚达官已也。[27]

正是这种并包胡、汉各族文化的大融合，才使得隋唐五代时期的文化更加多姿多彩、绚丽辉煌。

最后，隋唐文化融合了南北各地的文化，形成一种全国性的、不分地域的多元、混合型文化。

由于魏晋南北朝长期的分裂战乱，以及由此造成的胡、汉文化的持久和反复的冲突，从而形成了南北文化上的差异和东西文化上的区别，一些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色彩也进一步得以强化。隋唐大一统封建王朝的相继出现，为中华文化兼取南北文化之长、吸收东西文化之精华和融合各地域文化之优势，创造了新局面。

反映在思想文化上，就是隋唐时期的地主阶级集团以奄有天下的一统气魄，竭力消除南北各地文化之间的隔阂和敌对状态，力求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建立和发展共同的文化意识。体现在历史观方面，就是隋唐五代时的历史文化意识明显比南北朝时进步。在南北朝分裂敌对的状况下，双方为标榜自己是正统，互相诋毁。南朝的沈约撰《宋书》，贬称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为“索虏”，萧子显的《南齐书》则改称“魏虏”；而北朝的魏收在《魏书》中，反唇相讥南朝政权为“岛夷”。隋、唐王朝建立以后所修的“八史”（《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站在国家统一的立场上，纵览全局，视南北朝为两个并列发展的历史整体，删除了互相歧视的对立内容，平实分析南北文化之优长，充分体现了隋唐文化兼容并包的时代精神。

隋、唐王朝的建立，还为儒学的振兴和发展提供了契机。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治上的分裂，儒学的发展也受到了影响，《隋书·儒林传序》指出：“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南北差别很大。为了适应大一统国家的需要，唐初诏令著名学者孔颖达和颜师古，斟酌南北儒学流派之优长，博考前儒之异说，经过反复讨论和商榷，颁定了《五经正义》和《五经定本》。这标志着自东汉以来诸儒异说的全部统一，至此儒学内部的争论告一段落，大一统国家的科举考试有了统一的标准。它也为中唐以来儒学的复兴乃至两宋理学的建构提供了前提。

反映在文学艺术创作观上，也体现出融合南北各地风格的趋势。《隋书·文学传序》指出：南北文学，“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唐朝魏征主张“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唐诗正是在融合南北、去短取长的基础上，而臻于繁盛的。乐舞的发展也得益于总结前代、融合南北各地风格。《旧唐书·音乐志》指出：“梁、陈旧乐，杂用吴楚之音；周、齐旧乐，多涉胡戎之伎。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为大唐雅乐。”隋唐乐舞分为“健舞”、“软舞”。“健舞”雄壮有力，节奏感强，更多地体现了北方地区豪爽刚健的性格；“软舞”舒缓典雅，华丽柔媚，突出的是南方清淡阴弱的气质。正是隋唐文化所具有的这种兼容并包的博大胸襟，才使得它不仅能够吸纳南北各地风格的乐舞精华，而且还能宽容类似于《伴侣曲》和《玉树**》这样的“亡国之音”。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唐代的文化观念……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恢廓的胸襟，与极精严的抉择，决不轻易地崇拜和轻易地唾弃。”隋唐五代时期对外来文化、各族文化和各地文化，均注重兼容并蓄和博采众长，这样才造成了隋唐文化各部门的大发展，并终于出现了金光熠熠、灿烂辉煌的盛唐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