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时期文化生动活泼局面的形成，还得益于统治者文化政策的推动。这一时期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史上的重要转折阶段，文化的发展呈现绚丽多姿、异彩纷呈的多元整合格局。顺应这一文化发展的潮流，统治者及时调整和颁布了一系列重要的文化政策，促进了文化在深度和广度上的进一步发展。

一、以儒学为正宗，三教并重、多教共存的政策

南北朝时期，儒、佛、道三教斗争激烈，统治者或灭佛兴道，或舍道崇佛，或佛道同时受到抑制，宗教政策波动不定。到隋唐时期，终于形成三教鼎立的局面。统治集团为适应政治上的大一统局面，及时调整了思想文化上的政策，改变了以往独尊一教的格局，实行三教并用的政策。虽然在个别问题和个别时期有所偏重，但从总体而言，利用三教、调和三教的总政策和总趋势基本上没有变。

以儒学为正宗、三教并用的政策始于隋文帝。隋王朝建立以后，隋文帝杨坚从巩固中央集权和统一大业的着眼点出发，恢复了传统的以“儒学为本”的宗旨，加强儒家思想在文化领域内的主导地位。他曾说过：“《孝经》一卷，足以立身治国”[9]。将儒家的“孝道”，视为治国之本。他还令人立《五教》，即父义、母爱、兄友、弟恭、子孝等一系列儒家关于伦理关系的道德说教，使一度式微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儒学开始复苏。他还总结了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灭佛的经验教训，实行了兼容佛、道二教的宗教政策。他还在辅政时，即下令“复行佛、道二教”[10]；等到他代周建隋以后，立即下诏说：“法无内外，万善同归；教有浅深，殊途共致。朕伏膺道化，念存清静，慕释氏不二之门，贵老生一得之义。”[11]进一步表明了他佛、道二教并重的态度。但隋王朝在奉行三教并重的文化政策时，其侧重点在于扶持和振兴佛教，统治者也由崇佛逐渐发展到佞佛，其文化政策出现了倾斜，佞佛浪潮很快席卷全国。尽管如此，这种三教并行的文化政策还是对唐王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王朝建立以后，围绕着儒、释、道三教曾经展开过一场激烈的论争，傅奕先后七次上疏，坚决主张兴儒、道而排佛。统治集团经过慎重的抉择和考虑，决定继续奉行以儒学为正宗、三教并重的文化政策。唐太宗曾说：“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12]从而明确了儒学作为治国之根本的国策。同时，唐太宗还提倡佛、道二教，他又说道：“老君垂范，义在清虚；释迦贻训，则理存因果。求其教也，汲引之迹殊途；求其宗也，弘益之风齐致。”[13]指出佛道对于安定社会、纯厚风俗的教化作用。至此，以儒学为正宗、三教并重的文化政策被定为国策。太宗以后，不同的君主由于不同的原因，而在三教之中各有所侧重，但这一政策基本上得以贯彻执行。

在对待三教的关系上，唐代统治者也大多持调和融合态度。自从唐高祖提出：“三教虽异，善归一揆。”[14]以后的君主大多循此思维趋势。唐高宗曾说：“释、道二教，同归一善。”[15]即使是从政治需要出发佞佛的武则天也提倡：“佛、道二教，同归于善，无为究竟，皆是一宗，”[16]因而主张佛道齐重。唐睿宗、玄宗父子是以好道而闻名的，但他们也主张佛道并重，睿宗说：“释典玄宗，理均迹异，拯人化俗，教别功齐。”[17]玄宗也说：“道教释教，其归一体。”[18]即使是到安史之乱以后，这一态度也基本上没有改变。唐德宗就称赞：“释、道二教，福利群生。”[19]正是这种三教并重、兼而用之的文化政策，使得唐王朝在意识形态领域内，没有搞一家一说的独尊。这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儒、佛、道三家的相互吸收和融合，而且还造成一种开放的文化氛围：各种思想学术和外来宗教都得到自由发展，景教、祆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纷纷涌入。人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信仰，而不必屈从于一尊意志。这样就在以儒学为正宗、三教并重的情形下，形成了多教共存的格局。

二、从钳制异端学说到唐武宗、周世宗的灭佛

隋唐五代时期的统治者，虽然确立了三教并存、优容诸说的文化政策，但对于构成动摇封建统治的异端邪说仍然毫不手软，采取了严厉禁止和镇压的政策。尤其是这一时期，随着佛教势力的膨胀及其与封建统治之间尖锐的矛盾冲突，终于爆发了自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之后的另外两次大规模的灭佛行动，唐武宗和周世宗的灭佛，史称“三武一宗”灭佛。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两件大事。

隋王朝统一中国以后，即着手清理威胁封建统治的异端邪说。开皇十三年（593年），隋文帝明令“私家不得隐纬侯图谶”[20]，炀帝即位以后，更是“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21]。之所以对谶纬图说采取如此严厉的禁止措施，是因为谶纬之学自汉代兴起以来，一直成为野心家和政客觊觎皇位的思想工具。隋文帝杨坚代周建隋，就得益于符命图说，所以隋朝统治者深知谶纬符命对于动摇王朝统治的致命性。

唐王朝的建立，也曾得到过谶纬符命的装点，所以唐代统治者对“左道巫谶”的防范和禁止措施，也很严厉。唐律规定：“诸造妖书及妖言者，绞。”这里的造是指“自造休咎及鬼神之言，妄说吉凶，涉于不顺者”。因为这些言行对国家的统治和长治久安构成了威胁，所谓“构成怪力之书，诈为鬼神之语”，“妄说他人及己身有休征”，“妄言国家有咎恶。观天画地，诡说灾祥，妄陈吉凶”，“传用惑众者”[22]，都在严厉禁止之列。如贞观二十年（646年），有人从道士手中得到一份《五岳真仙图》及《三皇经》，“受持州官，将为图谶”，上云：“凡诸侯有此文者，必为国王；大夫有此文者，为人父母；庶人有此文者，钱财自聚；妇人有此文者，必为皇后。”唐王朝获悉后，立即下令“诸道观及百姓人间有此文者，并勒送省除毁”[23]。唐王朝还多次下令禁断图纬，如唐代宗大历二年（767年），下诏指责：“谶纬不经，蠹深于疑众。盖有国之禁，非私家所宜藏。”但“自四方多故，一纪于兹，或有妄庸，辄陈休咎，假造符命，私习星历，共肆穷乡之辩，相传委巷之谭，作伪多端，顺非侥泽。荧惑州县，诖误闾阎，坏纪挟邪，莫逾于此”。所以，从“去左道之乱政”的目的出发，“其玄象器局、天文图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等，私家不合辄有。今后天下诸州府，切宜禁断”[24]。政策虽然严厉，但这些“异端邪说”仍以公开的或秘密的形式在民间流传。由此可见，对于思想上的钳制和监控，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尽管如此，隋唐王朝对于流传了几百年，甚至一度还居于官学统治地位的谶纬神学，宣布为“异端邪说”而加以禁断，在文化史上还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对于佛、道二教中的某些思想，统治者只要认为不利巩固封建统治，也会视为“异端”而加以禁断。如道教《化胡经》，在历史上多次引起佛、道二教之间的激烈对抗，而不利于佛、道二教“共佐王化”的政治功效，所以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年），经僧道百官论证定夺，宣布《化胡经》为伪经，并下令“搜集天下《化胡经》焚弃，不在道经之数”[25]。又如佛教宗派三阶教，宣扬末世理论，不符合隋唐封建盛世的社会心理，所以三阶教虽然出现于以佞佛著称的隋代，但统治者担心这种思想会动摇国政，而一直将三阶教视为异端。隋文帝、武则天、唐玄宗曾一再下令，将其禁断，因此，三阶教在当时社会上的影响不大。统治者通过剔除佛、道二教中的“异端”，一方面促进了它们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它们巩固封建统治的功效更加明显。

隋唐五代时期，是佛教宗派全面繁荣并臻于鼎盛的时期，同时也是佛教由盛转衰、开始走下坡路的转折期。针对佛教势力的膨胀，隋唐统治者曾制定了许多政策和措施，如隋王朝在提倡佛教的同时，又改革佛教的管理制度，加强中央对佛教机构的控制；唐高祖、太宗、玄宗，都曾限制和沙汰伪滥僧尼。但对佛教发展产生影响最大的政策是唐武宗灭佛和周世宗抑佛。从这两次事件的本身来看，经济问题是造成灭佛行动的主要原因。唐武宗灭佛，下令拆毁寺庙四万五千余所，勒令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余人，解放奴婢十五万余人，没收寺庙良田数千万顷；周世宗抑佛措施有勒令僧尼还俗和限制剃度出家，拆毁佛寺，并以铜佛像铸钱等。寺院经济遭受致命性打击。但这两次灭佛行动，除了经济方面的原因外，在文化发展，尤其是佛教发展方面，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唐武宗灭佛后，唐代生动活泼的佛教宗派全面繁盛的局面被抑制，之后除禅宗外，其他宗派大都一蹶不振或中断流传，而众多的外来宗教也遭到毁灭性打击。佛教发展的黄金时代宣告结束。周世宗抑佛后，原来仅得以勉强维持的北方佛教，更趋衰微。隋唐统治者所奉行的三教并行、多教共存的政策，发生了倾斜。这就为儒学的复兴和宋明理学的崛起，及其被定为一尊，开启了先河。

三、科举制度的创立与崇文重才政策的形成

科举制度创制于隋而健全于唐，废止于晚清，影响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选士拔官制度达一千多年之久。它是针对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的流弊而建立的。在这种制度下，学校及社会教育、官员的升擢任免，都服从于科举考试，选拔人才与培育人才的标准和要求一致起来。不仅促进了唐代教育的发展，而且使隋唐政权具有相当的开放性。

隋文帝建立隋朝和统一中国以后，封建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庶族寒门地主和自耕农阶层的力量迅速壮大。他们要求打破门阀世族把持政权的局面。适应这种形势的要求，隋文帝宣布废除九品中正制，采取考试取士的办法。开皇十八年（598年），隋文帝令京官五品以上，地方官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标志着科举制的正式确立。隋炀帝定十科举人，其中有“文才秀美”一科，当即进士科。进士科的创立，使科举制度趋于完善。

唐代科举制度延续隋制，而又有所创新。唐代科举制度分常举和制举两种：常举分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算、明书、道举、童子等科，其中以明经、进士最为重要。制举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科目多临时设置，平民子弟和官吏都可以应试，不常举行，每次录取人数不过一二人或五六人，不占重要地位。此外，武则天时还创立了武举。

科举制的创立，使地主阶级全体成员，甚至还包括一些富裕的自耕农，在一定程度上，都有机会均等地通过考试来进入统治集团，从而有利于汇聚天下精英。每当开科取士之时，四方学子云集京师，赶考应试以博取功名。唐太宗曾欣喜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赵瑕写诗道：“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26]大批中下层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以及自耕农出身的读书人，由科举入仕，突破了门阀世胄对政治的垄断，造成了隋唐政权的开放性与流动性。

科举制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促进了隋唐文化的全面繁荣。科举要求士子具有较全面的文化修养，诗、文、书、法得样样精通，才有可能中第。唐诗的全面繁荣、文体方面的革新、书法上的巨大成就以及传奇小说创作的风行，无不得益于科举的推动。一些专科性质的文化部门，如天文历算、法律、道教等，也受益于科举发展。科举制对学校教育的发展促进尤大，因为科举与学校关系十分密切。在科举制的推动下，教育向官学、私学以及书院的兴起等多方向发展。

科举制还对崇文重才政策和风气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隋唐王朝承北周而来，尚武任侠之风特盛。唐王朝建立以后，统治者意识到可以弓马取天下，而不可以弓马治天下，守成要难于创业。所以，以唐太宗和魏征为首的统治集团制定了偃武修文的政策，这一政策为以后统治者所奉行。随着科举成为入仕的重要途径，对士人的吸引力越来越大，“礼部取士，专用文章为甲乙，故天下之士，皆舍德行而趋文艺”[27]。太宗在藩时网罗的秦府十八学士、武后设立的北门学士和玄宗创立的翰林学士，多为科举出身的文士。唐宣宗甚至自题殿柱曰“乡贡进士李某”[28]。在这种情况下，尚武任侠之风渐为重文尚才之风所替代。“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是以进士为士林华选。”[29]这就为宋代重文轻武政策的实行，奠定了深厚的社会基础。

四、大一统文化组织的建立与重大文化工程的开展

隋唐五代时期的诸王朝，在制定和颁布一系列重大的文化政策时，还逐步建立完善大一统的文化组织，以保证各项政策的顺利执行；同时还凭借大一统的文化组织所拥有的雄厚的财力、人力、物力以及政权之力，组织和开展了一些重大文化工程的建设。

大一统文化组织的建立完善主要有以下几个重要方面：

（一）完备的学校制度

隋朝建立以后，在学校制度方面多所创制，中央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等，地方州县也普遍设置学校。到唐代形成了完备的“六学二馆”（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弘文馆、崇文馆）的中央官学体系，另外在州县乡里也建立了完善的地方官学体系。与前代相比，隋唐学校制度有三大特点：一是学校教育为科举服务；二是专科教育，如算学、书法、法律等，开始确立；三是教育、研究、行政三者往往结合为一体，如弘文、崇文两馆兼任研究和行政任务，而太医署、太乐署等则兼有行政机关、研究所和学校的作用。

（二）设立史馆和实行宰相监修制度

隋文帝曾下诏禁止私人修撰史书，到唐代正式设立史馆，聚众修史，以重臣统领，从而强有力地以政权力量统一史学，把握史权。唐代史馆除了集中力量修成《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前代六史外，还建立了一套相当严密的征集史料制度，修成大量的《实录》《国史》等，这就为五代后晋时修成的《旧唐书》，提供了主要凭据。

（三）官天文研究制度

隋唐时期，政府设有太史局（亦称浑天监、司天台、太史监等），掌管天文，制定历法，其规模远远超过前代，仅属员就有千余人。集中了耿询、刘焯、李淳风、梁令瓒、傅仁均、僧一行等名流学者，利用天文官署所提供的种种便利条件，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天文历算研究工作。仅历法的改定，隋就有四变，唐又有十改。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年），在僧一行的倡议下，还派人在全国12个地方成功实测子午线，这在世界上还是第一次。

（四）太医署的设立

太医署归太常寺领导，主管全国的医学教育和培养医学人才，隋时有二百多人，唐时增加到三百多人。分科细密，组织完备，在各州普设医药学校。唐高宗时，由政府组织二十余人修成《新修本草》，成为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修定颁布的药典。此外，隋唐时的医学机构还有归门下省领导的尚药局，负责宫廷医药事务。

（五）乐舞管理机构

主要有太乐署、鼓吹署、教坊和梨园，兼具行政、教育、研究职能。他们以政府的力量组织和征召了大批人才，开展了一系列音乐、舞蹈和散乐百戏的继承整理和推陈出新工作。这几个机构最盛时管理的乐舞艺人，多达几万人，集中了万宝常、李龟年、公孙大娘、李可及等著名艺人，整理成《七部乐》、《九部乐》、《十部乐》等宫廷乐舞，还创作了《秦王破阵乐》和《霓裳羽衣曲》等一批大型乐舞，同时还组织了大规模的演出活动，如隋炀帝和唐玄宗时都曾组织过有几万人和十几万人参加的大型演出。将中国的音乐舞蹈艺术推向空前繁荣的高度。

（六）宗教管理机构

隋唐时期管理宗教事务的机构屡有变动，隋及唐初由鸿胪寺管理佛道事务，武则天时佛教归礼部下属机构祠部管理，唐玄宗时将道教归宗正寺管理，同时设立崇玄置和崇玄馆，开展道教研究工作。由政府出面组织宗教界人士、文人、学者，开展宗教典籍的整理和收集工作，在佛教方面，有隋文帝组织撰集的《众经目录》两部和抄经46藏，132086部；唐太宗曾在慈恩寺为玄奘组织有3000人参加的大型译场，译出经书75部1335卷。在道教方面，唐玄宗时在编成《一切道经音义》和《一切道经目》的基础上，编成《开元道藏》（又名《三洞琼纲》）。这在宗教发展史上，都是著名的盛事。

此外，翰林院也是一个综合性的文化管理组织，汇聚了词学、经术、僧道、卜祝、艺术、书弈等各方面的专家学者，专门从事文化事业的创造和发明。还有内园和五坊，则集中了一批杂戏和体育人才，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

开成石经

这些大一统文化组织的建立和完善，在充分吸收民间传统智慧的基础上，克服了个体科研所面临的势单力薄、孤立无援等一系列困难，创造出突出的文化成果。如文学、史学、科技、医药的发展，便在相当程度上受惠于大一统文化组织的强劲发展。政府动用国家的力量开展了一系列重大的文化工程建设，隋炀帝曾命虞世南等人撰成我国最早的类书之一《长洲玉镜》400卷，还广泛搜集、整理图书，按甲、乙、丙、丁四目，分统经、史、子、集四类，藏于东都观文殿书库。这种图书分类方法，为以后各朝所沿用。唐王朝建立以后，凭借政府的力量，组织修撰成《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等类书，还组织学者整理注释出“十部算经”，即《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张邱建算经》、《夏侯阳算经》、《周髀算经》、《五经算术》、《缀术》、《缉古算经》，对前代的数学成就进行了总结。大一统的文化组织所进行的最为引人注目的文化工程建设项目是，整理、注释、出版儒家经书，这就是初唐的孔颖达等人撰写的《五经正义》和颜师古等人编订的《五经定本》，唐文宗时郑覃等人又主持雕刻了《开成石经》，五代后唐时还雕版印刷了“九经”。经过这一系列举措，统一的儒学最终形成。由此可见，大一统的文化组织对于隋唐五代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在另一方面，也应该注意到这些组织也成为统治者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重要工具，这对于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必然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