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时期文化的全面繁荣和发展,对当时以及后世的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一方面体现在文化对隋及唐前期一统帝国的相继出现,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文化在唐后期及五代十国时期社会从繁荣安定走向分裂动**的急剧变化中,被深刻地打上了那个时代流转变迁的烙印。
一、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作用
隋王朝之所以能够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除了政治、军事上的征服和胜利外,还得益于文化上的推动作用。因为单纯政治、军事上的统一和征服,还不算是完整意义上的统一,只有实现文化上的统一,即使南北方人民从文化意识和文化心态上,有一种归属和认同感,才算真正实现了统一。
南北朝以来,各族人民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践中,逐渐融合。尤其是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和北周、隋初的改革,更进一步加强了这种融合的趋势。当隋军突破长江天险,向江南进军时,南方人民再也没有了淝水之战时那种同仇敌忾的心理,代之以的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盛况。这说明南北方人民在文化心理上的向心力,已经大大加强。但这并不意味着南北文化已经完全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和融合。
隋代统一中国,结束南北分裂割据的局面之后,还面临着一个如何巩固统一成果的重大课题。因为在长期南北分裂的局面下,由于社会环境的显著差别,毕竟形成了南北两种风格不同的文化。南北两种文化的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变得异常激烈。南方拥有自成体系的哲学、经学和佛学,还有温文尔雅的社会习俗,保留了汉族传统的礼仪。他们以正统的汉文化的继承人自居,拥有思想文化方面的优越感,并以此鄙视尚武、豪放的北人。北方虽然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征服南方,但其文化却有明显的“胡化”痕迹,所以在争夺华夏文化正统继承人的地位问题上,遇到南方文化的强劲挑战。隋文帝并不满足于政治、军事上的胜利,在思想文化上,也要成为主宰。由于他忽略了因长期文化差异而引起的深层次的心理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不适应乃至仇视心态对统一后的隋王朝的危害性,对南方采取了不恰当的文化政策,结果导致了南方的大动乱。
虽然这次动乱的原因有政治、经济等方面更深层次的因素,但直接的导火索却是“五教”政策在南方的粗暴推行,南北之间的仇视首先以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为了稳定南方局势,消除南北文化隔阂,建立和发展共同的文化意识,巩固统一成果,统治者及时调整和改革了对南方的文化政策。这一政策是由隋炀帝杨广执行和完成的。
其次,广招文化精英,缓和反隋情绪。杨广不仅招徕在南方有广泛影响的儒、佛、道三教头面人物,而且还在他身边聚集了大批南方著名文人,为保存和整理文化遗产做了大量工作,消解了由于南北文化隔阂所引起的敌对心理,起到了收揽人心、化解反隋情绪的作用。
隋王朝的这一文化战略,成功地缓和、消除了南人怀疑、观望和怨恨的态度,对于弥合文化差异,从而实现文化意识和文化心理上的南北大一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30]
士族势力的存在对皇权构成威胁。为了抬高皇权地位,唐太宗令高士廉等刊正姓氏,修《氏族志》,标准是“不须论数世之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32]。经过反复修订的《氏族志》在“崇重今朝冠冕”的原则下,一部分做官的庶族地主获得了士族身份,而没落的门阀旧族则进一步受到打击,对加强皇权有利。
自唐高宗时起,《氏族志》有几次改动,最重要的是武则天改修《氏族志》为《姓氏录》。修订《姓氏录》的原则是,“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许多以军功得五品官者,都被列入士族,后族武氏被定为第一等。门阀士族在《姓氏录》中虽然有名,但他们却不得不与被他们瞧不起的军功官僚并列,这实际上是降低了他们的身份。因此他们十分恼火,“皆号此书为勋格”[33]。
从唐太宗修订《氏族志》,到武则天改修《姓氏录》,其意都在于以一个统一的文化标准来团结各种文化背景的人,打击门阀士族势力,扶植庶族地主势力,这对于当时社会阶层的变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到唐后期,在经济上没落的门阀士族势力,在政治上成为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和统一,反对分裂割据的力量。这不能说不得益于文化观念上的改观。
而中唐以来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尤其是为祸最烈的河朔三镇,除了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外,与文化种族上的差异也有重要的关系。
从这里可以看出,文化对于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稳定所起的重要作用。
二、文化结构的调整与社会的变更
从中唐开始,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地主土地所有制排挤了均田制,两税法代替了租庸调。随着庶族地主经济的发展以及世俗地主力量的壮大,逐渐取代了门阀地主,成为历史舞台上的主角。由于世俗地主力量兴起时,正值国势衰微以及陷入空前战乱的唐后期及五代十国时期,这种急剧的社会变更,强烈地反映出那个时代文化变迁的影响。
安史之乱以后,一方面由于藩镇割据,社会从繁荣安定陷入分裂动**的局面,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尤其是伴随着南方经济的崛起和发展,城市呈现出一派繁华的景象。在这种貌似繁华而实际虚弱的局面下,文化的发展也出现了一大流转。
对社会的急剧变迁感受强烈的文人士大夫们,在经历了迷惘、困惑而又满怀忧患的痛苦历程之后,一部分经世意识浓烈的士大夫在深刻反思封建统治危机的同时,相继在文化领域掀起了元、白新乐府运动,韩、柳古文运动以及啖、赵新经学运动。它们无不以传统儒学经世致用的思想相标榜,交相推引,一个强劲的儒学文化复兴运动出现在中晚唐的思想界。另一部分士大夫,在社会剧变的强烈刺激下,突然感到自信心的崩溃与人生理想的破灭,为了寻求新的心理平衡,他们逃遁、退避于现实世界之外,转而到彼岸世界去寻觅内心世界的安宁与平静,这就是中唐以后风靡士林的狂热礼赞南宗禅的禅悦之风。文人士大夫们在参禅拜佛的同时,发现禅学与孟学的致思趋向极为相似,这就导致一些人开始自觉地把两者沟通起来,“援佛入儒”,“糅道入儒”,成为中唐以来儒学发展的一大趋势。其中最为典型的人物就是排佛最烈的韩门弟子李翱。
中唐以后兴起的儒学复兴运动和禅悦之风两大思潮相并流,促进了儒学从汉学向宋学的转变,成为主导封建社会后期的政治文化意识的理学兴起的先声。这种文化结构上的调整,反映了封建社会从前期步入后期时,在文化意识形态和思想领域内重现一统局面的要求。宋明理学的构建正是适应这种变化而兴起的。
中唐以来,文化结构上的调整对当时社会的变更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由于援佛入儒、糅道入儒,佛、道思想的精华为儒学所吸收,进而推出新的统一文化意识的儒学新体系,所以隋及唐初统治者所确定的以儒学为正宗、三教并重的统治政策,也在悄悄发生变化。统治者对于佛教所起的教化作用和与儒学共佐王化的需求减少,而佛教势力与封建统治在经济和政治利益上的冲突却日趋激烈,最终导致了唐后期的武宗会昌灭佛和五代后周世宗的抑佛运动。会昌灭佛和世宗抑佛之后,佛教进一步衰落,更不能与儒学相抗衡,这就为统治者在统治政策上从三教并重到将理学定于一尊的过渡,奠定了基础。
这种文化结构上的调整,还对当时社会的开放性产生影响。中唐以来,社会的开放性逐渐减弱,盛大、热烈、欢快、明亮的文化局面逐渐趋向灰暗、压抑、衰弱、敏感的色调,封建统治的内敛性也逐渐增强,社会开始走向紧缩。
文化深层次上的反思和文化结构上的调整,还促使中唐以来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的产生。一部分忧患意识浓厚的士大夫,为了挽救江河日下的唐王朝,在统治阶级内部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改革运动。安史之乱以后,先有第五琦改革盐法、刘晏整顿漕运和杨炎推行两税法,继而又有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参加的永贞革新,文宗时又有李训、郑注谋诛宦官的甘露之变以及宪宗元和中兴和武宗会昌削藩的措施,五代后周世宗的改革最为彻底,为北宋统一南北局面的出现,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一系列政治经济上的改革,无不体现出地主阶级内部一批有作为的政治家和文化人的社会责任感,也反映出他们在文化上富有积极意味的反省与抉择精神,这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凝聚意识、统一意识的增强,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注释
[1] 《唐大诏令集》卷一一《太宗遗诏》。
[2] 《北史·西域传序》。
[3] 张籍:《凉州词》。
[4] 《隋书·百官志》。
[5] 《资治通鉴》卷一七七。
[6] 《贞观政要·贡赋篇》。
[7] 《资治通鉴》卷一九三。
[8] 《杜工部集·忆昔》。
[9] 《资治通鉴》卷一七五。
[10] 《周书·静帝纪》。
[11] 《全隋文·五岳各置僧寺诏》。
[12] 吴兢《贞观政要》卷六。
[13] 《广弘明集》卷二十四。
[14] 《册府元龟·帝王部》。
[15] 《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丁。
[16] 《唐大诏令集·条流佛、道二教制》。
[17] 《唐大诏令集·僧道齐行并集制》。
[18] 《唐大诏令集·僧尼拜父母敕》。
[19] 《册府元龟·帝王部》。
[20] 《隋书·高祖纪》。
[21] 《隋书·经籍志》。
[22] 《唐律疏议》卷十八。
[23] 《法苑珠林》卷六十九。
[24] 《旧唐书·代宗纪》。
[25] 《佛祖历代通载》卷十四。
[26] 《唐摭言》卷一。
[27] 《资治通鉴》卷二○二。
[28] 王谠:《唐语林》卷四。
[29] 《全唐文》卷四七六沈既济《词科论》。
[30] 参见王大建:《隋代文化政策的调整与改革》,载《文史哲》,1995年第3期。
[31] 《旧唐书·高士廉传》。
[32] 同上。
[33] 《旧唐书·李义府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