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继秦汉之后的又一个大一统时期。这一时期的封建国家政治开明，国力强盛，疆域扩大，社会经济高度繁荣，从而为推出气度恢宏的隋唐五代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壮阔的舞台

隋文帝像

当世界文明演进的步伐迈入6世纪末和7世纪初时，在东亚大陆，相继升腾起杨隋和李唐两条巨龙，将中华文化推向空前隆盛的新时代。

这是一个令人艳羡的时期，它为中华文化奏响高昂的主旋律，提供了壮阔的历史舞台。

公元581年，出身关陇贵族军事集团、涌动着少数民族血液的“胡化”汉人杨坚，代周建隋，号称隋文帝。他以雄才大略的地主阶级政治家的气魄，首先降伏了强大的北邻突厥，继而又于公元589年，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捣毁了偏安江南的腐朽的陈王朝，统一了中国，从而结束了魏晋南北朝长达300余年的分裂割据局面。他的继承者隋炀帝杨广继续开边拓土，击败了雄踞西藩的吐谷浑，进一步密切了与西域的关系，并派人到台湾加强了其与内地的联系。建立起了东临日本海，西跨塔里木盆地，北至蒙古高原，南到印度支那半岛北部，东西9300里，南北14815里的隋帝国，国势号称极盛。

继之而起的唐王朝的疆域更加扩大，唐帝国不仅彻底打败了北方和西北方的强邻突厥，有效地对西域和漠北实施了行政权，而且和雄踞雪域高原的吐蕃王朝结成甥舅之好，又与南诏、回纥、渤海等少数民族政权保持着友好关系。其势力极盛时，东至朝鲜半岛，西至中亚细亚，北至西伯利亚，南至印度支那。“前王不辟之士，悉请衣冠；前史不载之乡，并为州县。”[1]这种强盛的局面一直维持到安史之乱爆发以后。

统治者还以开明的胸怀和多样化的怀柔羁縻手段，使得多民族归附。唐天子不仅是汉人的皇帝，而且被“诸蕃君长”尊为“天可汗”，成为各民族的最高共主。从而形成各民族共同创造隋唐文化的态势。

在如此辽阔的疆域里和大一统王朝的保障下，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重新开通。隋唐王朝为了保障丝路的畅通，都曾经营西域。隋炀帝打败吐谷浑后，在其故地设置了河源（青海湖南）、西海（青海湖西）、鄯善（新疆罗布泊西南）、且末（今新疆且末）四郡，调发戍卒，大兴屯田，以捍卫到西域的商路；同时，派裴矩驻于张掖，往来于武威、张掖之间，以主管与西域的联系及商业交通事宜。大业中，西域地方“相率而来朝者四十余国，帝因置西戎校尉，以应接之”[2]。又命薛世雄筑伊吾城，捍卫交通。西域和内地的联系和经济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在裴矩的《西域图记》中，就详细记载了到达地中海东岸的三条大道。唐王朝在打败西突厥后，先后设立安西四镇和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对西域各地实施了有效的统治，同时又在与吐蕃和东突厥争夺对西域的统治权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到玄宗时，唐朝的势力越过葱岭直达中亚细亚。这样在唐前期一百多年的时期里，唐王朝始终维持了丝路的畅通，“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3]。丝绸之路的重新开通，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孔道，玄奘西行取经就是循丝路而往来的。

易州铁像碑局部拓片（唐）原碑立于河北易县

与前代相比，隋唐五代时期对外交流的重要孔道，还有“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当时的广州成为中国南方的国际大都会，波斯、阿拉伯、南洋、东南亚以及欧洲、东非各国的商人，纷纷远涉重洋来到中国；中国人也有循此路南下西去游历的，如义净游历南洋及印度各地就是走的这条路。尤其是安史之乱以后，吐蕃攻陷了河西、陇右，控制了西域，西北陆路贸易逐渐衰落，而东南海上贸易转盛，“海上丝路”更加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

此外，还有“唐蕃古道”，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就是循此道下嫁吐蕃国王的；西南丝绸之路，出川、黔、滇，直达缅甸、孟加拉湾，德宗时，骠国王派遣大型歌舞乐团访唐，就是走的这条路；往来新罗、日本的海路，频繁的遣唐使以及鉴真东渡，走的就是这条路。这些对外交往的孔道，无不成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

为了加强全国的统一和促进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隋炀帝还开凿了一条以洛阳为中心，北起涿郡（北京）、南到余杭（杭州）的大运河。大运河的开凿，将全国经济文化发达的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紧密地联系起来，对于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

大运河

空前辽阔的疆域和强盛的大一统帝国，使隋唐时人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时代豪迈感，激发了他们进行文化创造的活力。李白一生浪迹天涯，写下了大量讴歌祖国大好河山的诗篇；随征文人，出入边塞，歌颂祖国边疆的雄伟辽阔；吴道子、张旭那奔涌而出的创作冲动；僧一行、南宫说实测子午线长度的空前壮举，无不得益于大一统帝国所提供的壮阔的历史舞台。

二、有为的时代

隋唐五代时期还是一个充满了进取精神的有为时代。从隋文帝代周建隋、统一中国，到隋炀帝开边拓土、将隋帝国推向鼎盛，再从唐高祖重建一统王朝，到唐太宗君臣推出“贞观之治”，以及千古唯一女皇武则天的出现，唐玄宗时“开元盛世”的形成，以至唐宪宗的“元和中兴”和唐武宗的“会昌削藩”，直到五代后周太祖、周世宗的改革，几乎是不停顿地再现政治新气象，为隋唐五代时期文化的创造提供了适宜的政治环境。

唐高祖像

隋文帝建国以后，在政治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改革了官制，建立了三省六部制度；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开创了科举取士制度；改革府兵制度，建立了强大的军事力量；革去旧律的残忍条文，制定了相对宽简的法律制度。他还厉行节俭政治，一度造成政治上清明的新气象，《隋书·高祖纪》说他：“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使隋王朝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于世。隋炀帝尽管是人所公认的暴君，但他也能随时代的变迁而进行改革，在许多方面，他所进行改革的规模和深度甚至超过了隋文帝。唐代史臣说：“炀帝即位，多所改革。”[4]他设立进士科，发展了科举制度，影响所及整个封建社会后期长达1300余年；他还好学、有文才，重视文化建设，对于消除和弥合南北文化上的差异和对立、真正实现全国文化心理上的统一，做出了巨大贡献。

唐太宗像

唐王朝建立以后，唐高祖、太宗、高宗全面改革了隋末弊政，继承和发展了三省六部制，改革了府兵制，大力发展科举制，修订唐律，建立了严密的法律制度，律、令、格、式互为补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古代中华法系。尤其是唐太宗，这位千古明君，对唐初的改革贡献尤大，他在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一大批地主阶级政治家的辅佐下，制定了“偃武修文”的政策，在用人上不拘一格，从谏如流，注意照顾到地主阶级各阶层和各地域集团的利益，在文化上制定了较为开明的政策，形成了历史上少有的政治清明统治——“贞观之治”。推动了唐代文教事业的蓬勃发展。

武则天这位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其革新精神尤其惊人。她敢于打破中古时期男性独霸政坛的局面，以女主之身君临天下，这本身就是唐代一个很有趣的文化现象。在她统治期间，曾对科举制度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革，又设立了武举，实行殿试，采用糊名的方式，其影响之大，超出一般。她还大力提倡和进行文教建设，成为从贞观之治向开元盛世过渡的桥梁。

唐文化发展的鼎盛期，是“盛唐气象”的出现。这与唐玄宗锐意改革，形成开元盛世的局面有很大的关系。唐玄宗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多才多艺的皇帝，他懂乐舞、善诗文、精通打马球，又有治国才能。他即位的初期，励精图治，创立了开元盛世的宏大局面。他非常注意文化事业的建设，大一统的各种文化组织在他统治的期间完备而充实，人才济济，自由地创造和发挥，使文化发展蔚为大观。

房玄龄像

杜如晦像

唐玄宗像

唐宪宗像

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在政治上走向中衰，但统治集团的革新进取精神并未完全消退。唐德宗急于削藩，未获成功，令人扼腕；唐顺宗支持“二王八司马”开展永贞革新，功亏一篑，但却涌现出唐代文化史上的两颗巨星柳宗元、刘禹锡；唐宪宗对多所中央机构进行改革，又对藩镇发动强大攻势，力图重振大唐雄风，形成“元和中兴”的局面，元稹、白居易、韩愈等一大批唐代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皆活跃于这一时期；唐文宗谋除宦官之祸，起用李训、郑注等进行改革，酿成“甘露之变”的惨局，使人有“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的感慨；唐武宗更是采取了激烈的措施，力图挽救江河日下的唐王朝，他大力灭佛、沙汰冗吏、镇压藩镇、革除科举弊端，使唐王朝几至中兴；直到唐宣宗，还继续抑制宦官势力，致力于文教建设，他曾亲自谱曲排练、打马球、倡导进士科等，使大中年间文风蔚然，人称“小太宗”。正是唐后期统治集团不断进取的创新精神，才使得唐文化在盛唐气象之后，继续迸发出一连串耀眼的光芒。

钱镠铁券（唐）

鎏金铜铺首（前蜀）1942—1943年四川成都王建墓出土

五代十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著名的乱世。政治上的混乱，并不意味着文化发展的中断。尤其是在政治上相对稳定的南方各国，如南唐、吴越、前蜀、后蜀等地，由于统治者的提倡，文风更炽，取得了许多文化发展上的重大成就。即使是在政治上极端混乱的北方五代，也出现过后唐明宗和后周太祖、世宗时期的改革，特别是后者，在中国文化史上还曾产生过重大影响。后周太祖、世宗在政治上进行过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尤其是世宗抑制佛教的政策，影响很大。后周的改革，使当时政治的发展出现了转机，也为北方文化的振兴和发展创造了条件，这就为北宋重新统一南北奠定了基础。

三、繁盛的社会

隋唐五代时期的统治者，在进行政治改革的同时，还对经济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造成了全面繁盛的社会环境，这就为高度发达的文化新时代的到来，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隋王朝建立以后，在经济上的改革成就颇大。隋文帝和炀帝父子，在继续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基础上，多有改革，采取输籍定样和大索貌阅的办法，与世家大族和豪强地主争夺劳动人手和封建剥削，另外又统一货币和度量衡，促进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人多殷富”的短暂繁荣景象。这主要表现在人口的激增，垦田面积的扩大国库的殷实和手工业、商业以及对外贸易的发展上。史载当时“府藏皆满”[5]，“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6]，号称“盛世”。这种高度繁荣的社会经济，推动了隋代文化在短期内创造出一连串惊人的业迹。

赵怀满租田契（唐）1959年新疆吐鲁番出土

但隋王朝历时短暂，很快就在隋末农民大起义的风暴中崩溃了。在隋王朝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唐王朝，吸取了隋亡的经验教训，及时调整了封建剥削制度，对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多所改革，促进了自耕农和庶族地主经济的发展。贞观年间，遭到严重破坏的社会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史载“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斗米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赉粮，取给于道路焉”[7]，号称“治世”。经过高宗、武则天时期的发展，终于形成了开元盛世的宏大局面，社会经济空前繁荣，诗人杜甫情不自禁地唱出：“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8]与这种社会经济高度繁荣的局面相同步，唐文化也形成了“盛唐气象”这样空前隆盛的格局。

陶磨、陶碾、陶碓和陶井栏（唐）1954年山西长治王琛墓出土

到唐后期，封建经济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其标志是地主土地所有制排挤了均田制，两税法代替了租庸调。唐政府通过一系列经济上的整顿和改革，促进了南方经济的迅速崛起和发展，唐末五代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南移。随着南方经济的发展和逐渐超过北方，南方文化的发展也日趋发达，中国文化的重心也开始发生了向南转移的趋势。

总之，大一统的新时代，为朝气蓬勃的地主阶级进行文化上的创造，提供了壮阔的历史舞台。在这样一个充满了进取精神的有为时代里，通过各阶层人民的共同努力，不但创造出高度繁荣的社会经济，而且锻铸成光辉灿烂的隋唐五代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