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后，机械印刷术逐渐传入中国并流传开来，雕版印刷日渐为铅印等机器印制所代替，这就为近代出版业的形成奠定了技术基础。同时，西方文化也伴随着血腥与硝烟滚滚东来，而中国民众则在民族危亡关头幡然猛醒，救亡图存，于是中西文化就在19世纪中叶形成了一场广泛的冲突。外国教会、封建官僚和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想通过书刊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旧的出版体系显然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于是，清政府办起了官书局，私坊刻书也逐渐分化，新式印刷出版机构便应运而生。

一、19世纪40—60年代中国境内的出版业

鸦片战争后，各国传教士纷纷涌入中国各省活动。他们除兴建学校、开办医院外，还创设了不少出版机构，其中较主要的有墨海书馆、美华书馆、格致书院、益智会和广学会等，他们利用政治、经济和印刷技术上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中国的出版事业。

1．墨海书馆（London Missionary Press）

英国传教士在上海最早设立的编译出版机构，也是上海最早拥有铅印设备的机构，先后由麦都思和伟烈亚力（A.Wglie）主持。该馆除出版宗教书籍外，还出版了多种自然科学书籍，成为早期向中国输入西洋知识的媒介。

2．美华书馆

美国传教士创办的出版机构，其前身是成立于1844年的花华圣经书房，1845年迁至宁波，更名为美华书馆。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费启鸿负责，主要印刷基督教书刊。此外，还出版数十种自然科学书籍，如伟烈亚力口译、李善兰笔述的《代数学》、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译的《格物入门》等。1886年出版的《万国药方》是最早传入中国的介绍西洋医药的译本。

3．广学会

基督教在中国设立的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出版机构。1887年创立于上海，编译出版了大量宗教和政治、历史、自然科学书籍。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泰西新史揽要》（李提摩太译，1895年出版）和《中西战纪本末》（为《万国公报》发表的有关甲午战争各种报道的汇编，1896年至1900年出版，共三编）。

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出版活动，从其主观上讲是为了传教，进行文化侵略，但在客观上将近代化机械印刷术传入了中国，促使了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形成。同时，他们出版的书刊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传播了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新思想。

而此时的中国民族出版业，基本上仍停滞在古老的雕版印刷上，并由地主阶级所垄断。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出版了一批反映中外战争的出版物。如反映鸦片战争的《中西纪事》（夏燮编）、《夷氛闻记》（梁廷枏著）等。同时，外国的入侵和清政府的连连败绩，使部分地主阶级士大夫开始觉醒，迫切要求进行政治改革。其中主要的代表人物为林则徐、魏源和徐继畲等人。他们著书立说，建议清政府学习西方的长处，加强沿海与边疆防务，以抵御外国的侵略。

《四洲志》是林则徐辑译活动中影响最大的一部书，根据英人慕瑞（Hugh Murray）的《世界地理大全》编译而成，1841年出版。该书介绍了世界五大洲30余国之地理、历史、政治、风俗等方面的情况，是近代中国第一部世界地理志。《海国图志》是魏源于1841年根据《四洲志》和其他许多文献编纂而成的，书中广泛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主张学习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瀛寰志略》是徐继畲编著的一部介绍世界各国历史地理知识的著作。1846年徐氏担任福建巡抚时，收集中外各种图书资料编纂研究成书。该书对世界各地尤其是东南亚及南亚各国史地沿革、风土政情、社会变迁叙述详确，受到社会关注。

太平天国时期的出版活动，在中国出版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农民革命政权刻印的图书，打破了封建统治者对出版事业的垄断。太平天国出版活动的著作人，前期以洪秀全为主，其作品主要有《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文献，是太平天国革命早期的理论纲领。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也有《天父下凡诏书》、《反清檄文》、《太平军目》等著作刊行。在太平天国后期，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出版事业的重要成就，为中国农民革命摆脱封建羁绊提出了改革设想，为太平天国绘制了新的蓝图。同时，太平天国革命中后期还提出出版儒家经典的问题。

19世纪40—60年代，是中国近代出版业形成时期的第一阶段。从技术上讲，雕版印刷和铅印并存并逐渐使铅印占主导地位，从出版事业的主体来讲，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出版活动和太平天国的出版事业的兴起，打破了中国出版史上一千多年来一直被儒家经典统治的局面，是中国出版史上新的变革时期。

二、洋务派创办的翻译出版机构

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在大力兴办近代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创办新式学校之外，还设立了翻译出版机构，其中最著名、对中国出版业影响最大的是北京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

同文馆于1862年成立于北京，是清末最早的洋务学堂，馆内设印刷所，译印数理化文史方面的书籍。在从1862年成立到1901年并入京师大学堂的近40年间，同文馆编译的西书有《万国公法》、《全体通考》、《化学初步》、《化学阐原》、《拿破仑法典》、《公法会通》、《格物测算》等数十部。从事翻译的外国人员有丁韪良、毕利干（M.A.Billeguin，法国人）、骆三畏（S.M.Russcll，爱尔兰人）、德贞（Dr.Dudgeon，英国人）。中国的译员有汪凤藻、凤仪、庆常等。

在同文馆的译作中，有几部书影响最大，包括《万国公法》（丁韪良译，1864年出版）是北京同文馆出版的第一部书，也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论述国际关系的译著。《化学指南》和《化学阐原》（毕利干译）是中国最早介绍化学知识的书，在中国化学史上起过重要作用。《星轺指掌》（1876年出版）是第一部外交学中译本。《富国策》（1880年出版）是第一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译本。《英文举偶》（1879年出版）是第一部英文文法中译本。

作为中国近代最早的译书机构，同文馆对于后代译书风气的形成、翻译人才知识结构的造就和译书出版经验的积累，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同文馆之后，又涌现出一些译书机构和新式学堂，其中出书最多、历史最久的是江南制造局翻译馆。

江南制造局是曾国藩、李鸿章于1865年在上海创办的新式军用企业。当时徐寿、徐建寅父子曾在其中供职，对舰炮枪弹多有发明，他们为“探索根底”，要求“将西国要书译出”，刊印传播，得到曾国藩允准。1867年，翻译馆成立，由徐寿负责。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从1868年开始译书，起初选择译书都系该局急用者，而不在乎各门学科的系统性，重点是工艺制造和自然科学，特别是关于武器与船舶制造学方面的书。以后译书范围逐渐扩大。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在其存在的40多年（1868年至1912年）中，共译刊了200余种书籍，内容涉及军事应用技术、工艺制造、铁路、医学、自然科学理论等。军事应用技术方面的有《制火药法》（1873年傅兰雅、徐建寅合译）、《克虏伯炮弹》和《克虏伯炮操法》（1872年金楷理、李凤苞合译）等。工艺制造与矿业方面的有《汽机发轫》（1868年伟烈亚力、徐寿合译）、《冶金录》（1879年傅兰雅、赵元益合译）、《宝藏兴焉》（1884年傅兰雅、徐寿合译）、《井矿工程》（1870年傅兰雅、赵元益合译）、《银矿指南》（1871年傅兰雅、应祖锡合译）等。西医方面有《儒门医学》（傅兰雅、赵元益合译）、《内科理法》（舒高第、赵元益等译）等。铁路方面的有《行军铁路工程》（1886年傅兰雅、汪振声合译）、《铁路汇考》（1899年傅兰雅、潘松合译）等。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在注重应用技术类书籍的翻译出版活动的同时，也翻译出版了一批自然科学基础理论方面的书籍。数学方面的有《微分溯源》、《三角数理》、《决疑数学》（分别于1874年、1877年、1880年由傅兰雅、华蘅芳合译）等。物理学方面的有《奈端数理》（李善兰、伟烈亚力、傅兰雅合译）、《电学全书》（傅兰雅、徐建寅合译）、《通物电光》（傅兰雅、王季烈合译）、《声学》（傅兰雅、徐建寅合译）、《光学》（金楷理、赵元益合译）等。化学方面的有《化学鉴原》、《化学考质》、《化学术数》、《化学工艺》（由徐寿、傅兰雅、汪振声等译）等。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主要翻译人员，外国译者有傅兰雅（John Fryer）、伟烈亚力、金楷理（Carmm Krerer）、林乐知等，中国译者有徐寿、徐建寅、华蘅芳、李凤苞、李善兰、赵元益等，翻译方法主要是由外国人口译，中国人笔录。

洋务派的翻译出版活动给中国出版业带进了一丝新鲜空气，向中国输入了一大批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基础理论及新成果，推动了中国近代科学的研究，促进了中国近代出版事业的发展。

三、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出版活动

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出版活动主要是通过译书、著书来引进西学，发表变法言论，宣传改良主张，不过，与洋务派相较，改良派出版活动的特点在于译书与著书并重。

1895年到1898年，是改良派出版活动最活跃的时期。他们在全国遍设学会、学堂、书局、报馆等机构，大大便利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传播。

严复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翻译家，他致力于系统翻译西方名著，其译作有《群己权界论》、《穆勒名学》、《群学肄言》、《原富》、《法意》、《天演论》等。其中《天演论》影响最大，最负盛名。《天演论》是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Evolution and Ethics）的前半部。1895年译成，1898年正式出版。《天演论》的翻译出版，对当时中国社会鼓吹变法图强和维新运动起了积极作用，为资产阶级改良派和民主革命派提供了理论依据。

成立于1897年的大同译书局是维新派的出版机构，由梁启超创办，康广仁任经理。该书局的译书范围是各国变法之书、学堂各种功课、宪法书、章程书和商务书。大同译书局除翻译出版外国著作外，还出版了改良派代表人物的著作，如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日本书目志》、《四上书记》、《五上书记》、《六上书记》，梁启超的《中西学门径》，徐勤的《春秋中国夷夏辨》，麦仲华的《经世文新编》等，都由大同译书局出版。

广智书局是改良派另一个文化事业机构，1898年由冯镜如等创办，出版翻译日人所著师范教育、社会科学著作。梁启超的许多著作也通过该书局刊布，如《戊戌政变记》、《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康南海传》、《南海诗集》等。

改良派的著述与出版活动在中国出版史上占有不可磨灭的一页，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版事业的前奏曲，大大便利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传播，在社会上起了思想启蒙的作用。戊戌政变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亡命海外，其出版方面的影响遂被革命派的强大声势所取代。

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人物孙中山、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等，为开展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宣传工作，积极从事出版工作，在国内外掀起了出版革命书籍的热潮。

早在1895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即开始从事图书出版事业，主要是翻印明末遗民遗老所著的小册子，如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朱子素的《嘉定屠城记》以及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的《原君》、《原臣》各篇单行本等，因为它们大都宣扬反清复明，社会影响不大。进入20世纪之后，革命派的图书出版有了较大发展。

革命派出版活动主要分两个方面，一是翻译出版了西方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等著作，二是编印出版大量宣传小册子。

1901—1904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阶段，革命派除创办《苏报》、《大陆》等报刊外，翻译出版了外国各类著作200多种。主要的译作有《路索民约论》（法国卢梭著，杨廷栋译，上海文明书局1902年印）、《万法精理》（法国孟德斯鸠著，译书汇编社1900年译印）、《自由原理》（英国弥勒约翰著，马君武译，译书汇编社1903年印）以及《美国独立战史》、《佛国革命战史》等。同时，资产阶级革命派还大量印行了革命宣传小册子，如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黄世仲的《辩康有为政见书》等，其中最有影响、最受欢迎的是《革命军》和《猛回头》。

《革命军》，邹容著，章太炎序，1903年由上海大同书局印行，全书2万多字，以满腔**颂扬革命，号召推翻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中华共和国”。此书一经出版，立即引起轰动，各地竞相翻印，发行100多万册，是当时销量最大的革命书籍。《猛回头》，陈天华著，1903年出版，全书共四章，作者以激昂的爱国热情，写出了民族危机和亡国沉痛，号召反对帝国主义，推翻清朝专制统治，学习西方，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此书出版后，屡屡再版，受到读者广泛欢迎。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小册子构成了中国近代出版史上一道独有的风景线，这类小册子共出版了130余种，正如有人所说：“革命出版物，风起云涌，盛极一时，在壬寅（清光绪二十八年）上海苏报案前后，已渐入于革命书报全盛时期矣。”[10]

四、商务印书馆与近代出版业

中日甲午战争后，由于外国资本的大量输入，资本主义在中国逐渐发展起来。洋务运动的挫折和弊端，使官办和官督商办的企业难以维持，国内的商办工厂民营企业应运而生，民族资本主义出版企业逐渐发展起来，与官办书局、教会出版机构成鼎足之势。而此时，由于民族危机日深，各种派别人士纷纷著书立说，大力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和主张，再加上随着科举制度的改革与废除，新式书院和新型学堂的纷纷兴起，新型教科书开始出现并逐渐繁荣起来。另外，此时凸版、平版和凹版印刷技术取代了雕版印刷，使中国近代出版事业发展到一个新时期。

中国近代新式的出版机构分布在全国各大城市，而上海一地汇集数量最多，到1906年，加入“上海书业商会”的出版企业达20余家，如商务印书馆（1897年创办）、广智书局（1898年创办）、文明书局（1902年创办）、会文学社（1903年创办）、有正书局（1904年创办）、小说林书社（1904年创办）、彪蒙书室（1905年创办）等。其中，商务印书馆是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宏大、影响最深远的近代出版发行机构。

商务印书馆于1897年创办于上海。是年，夏瑞芳与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三位接受过西方启蒙教育的青年人集资3750元开办了一个小印刷厂，以承印外商商业文件为主，并为英美圣经会及广学会等印刷宗教书籍。1901年，夏瑞芳邀请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张元济参加创业，于是一个民办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就在世纪之交崛起了。1901年，商务印书馆改组为股份公司，夏瑞芳任总经理。1909年设董事局，张元济任董事局主席，后改称董事长。1902年8月，由于新学兴办，急需教科书，商务印书馆的业务中心转为出版学校用书。翌年重建印刷所，添设编译所和发行所，蔡元培和张元济先后任编译所所长。以后规模逐渐扩大，在全国各主要城市设30余处分馆，成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一家近代化印刷出版企业。

在出书范围上，商务印书馆逐步朝着全方位的出版结构迈进，从中小学教科书开始，尽可能有计划地、高质量地编印工具书、整理古籍、翻译西书以及各个学科、各种层次的著作。

商务印书馆声誉的树立是从教科书的出版开始的。1902年编译所以日本明治三十七年教科书为蓝本，开始编辑小学教科书。当年《最新国文教科书》第1册出版，不久即行销10余万册，商务印书馆遂成为全国教科书出版之冠。以后，商务印书馆又编辑出版了一大批新式教科书，如《算术》、《格致》、《修身》、《地理》、《历史》、《国文》、《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物理学》、《化学》、《生理学》、《代数学》、《平面几何》、《立体几何》等，此外，还出版了《最新教师参考书》和《女子教科书》。

商务印书馆还很注重工具书的出版，1902年印行了《华英音韵字典集成》，1904年出版了邝其照编的《华英字典》，这些都是较早自编的外语字典。以后又陆续出版了《大清帝国全图》、《中德字典》、《物理学语汇》、《化学语汇》、《英华大字典》等。这就为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结构中的工具书特色奠定了基础。

出版西方学术著作和文学著作也是商务印书馆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影响的原因。这方面重要的书籍有严复译的《天演论》、《群己权界论》、《群学肄言》、《社会通诠》、《法意》等。林纾翻译的外国小说也大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影响最大的当属《巴黎茶花女遗事》和《黑奴吁天录》。

商务印书馆创立不久，即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而广泛的影响，自身实力也不断增强，组织健全，制度完备，人才济济，设备先进，技术高超，甚至在海外也设有分馆。到辛亥革命前夕，其股本由原来的20万元增至100余万元。

商务印书馆之所以能在短时期内取得如此辉煌成就，是由于它能够合乎社会潮流，顺应民心，注意配合中国文化发展势头；敢于和善于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不断进行技术改造，从而增加了自身的实力；它有夏瑞芳、张元济这样杰出的出版管理人才，在经营管理方针上能极力仿效西方资本主义企业，在谋求盈利中注重企业的发展，实行先进的、新型的管理制度和方法；它还十分注重培养人才，提高职工素质，规定青年职工要入补习学校或夜校读书学习，每次招收青工，都举办训练班，提高其业务技术水平。商务印书馆是中国第一家具有近代意义的出版企业，在中国出版印刷史上创立了许多第一：首次使用纸型印书，首次使用著作权印花，首次开展图书、文具和印刷机械等多种经营，首次引进彩色胶印机等。总之，它采用新型印刷技术出版新型版式和开本的书刊，按商业方式发行出版物，在企业内部运用先进的企业管理方式，陆续在海内外建立了90多个分支机构，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出版网络。商务印书馆的建立与发展，开创了中国出版事业和印刷事业的新纪元，不仅对中国的社会进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中国近现代出版事业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商务印书馆之后，中国近代出版发行机构广泛建立，出版事业得到很大发展，逐渐形成了中国近代出版业。

商务印书馆发行所旧址

文明书局是在商务印书馆成立后不久创办的近代出版机构。文明书局由俞复、廉泉、丁宝书等于1902年创办，初称文明编译印书局。最初将无锡三等学堂所编《蒙学读本》印刷出版，后来根据清政府所颁布的学堂章程编印了多种教科书，与商务印书馆、中国图书公司同为辛亥革命前最早编印教科书的出版机构。辛亥革命前，文明书局出版的教科书有：《蒙学中国地理教科书》（张相文编）、《生理卫生》（华文祺编）、《博物学大意》（杜就田编）、《植物学》（王季烈编）、《初等小学读本》（丁福保编）、《初小体操教科书》（蔡云编）等。文明书局出版的译著有：井上圆了的《哲学妖怪百谈》、村井知至的《社会科学》、阿猛查登的《利俾瑟战血余腥记》等。文明书局还出版了大批文学、古代笔记、家庭常识、医药卫生、画册等方面的书籍。

除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之外，还有有正书局（1904年狄楚青创办）、广益书局（1900年魏天生等创办，初称广益书室，1904年改称广益书局）、神州国光社（1908年黄宾虹和邓实创办）等大小规模不等的出版机构。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出版业经历了由外国翻译机构、官办出版机构扩大到民办出版机构的过程，由翻译西书到出版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著作的转变；到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终于出现了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近代化出版机构。各出版机构都相继采用了新的印刷技术，新式大型印刷机的采用、各种字体符号的设计成功和新的印刷方法的使用与推广，标志着中国近代出版印刷业已初具规模，进入崭新的近代化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