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在唐朝的邸报不唯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报纸。中国具有世界上最悠久的报纸编辑出版历史，但中国近代化报刊却没有较早地产生，而且不是在这片具有悠久办报历史的国土上自行产生，而是随着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活动而出现的，是由外国人“引入”的。最先用中文出版的近代化报刊和最先在中国境内出版的近代化报刊，都是由来华的外国人创办的。在此半个世纪之后，才出现了中国人自己创办的近代化报刊。

一、中国近代报刊的发端

19世纪初，处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发展起来。英国在经历了产业革命之后成为世界上头号资本主义国家，它迅速地对外推行以商品输出为特征的侵略活动。到19世纪30年代，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频繁叩敲中国这个封建帝国的大门，源源不断地向中国偷运进大量鸦片洋货等舶来品。

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进行物质入侵的同时，也大肆进行文化渗透。在南洋和中国东南沿海城市，外国传教士聚集于此，从事传教活动，并准备在中国境内创办报刊。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可称得上是外国人创办中文近代化报刊的始作俑者。马礼逊作为伦敦布道会的传教士于1807年9月来到中国，因为“在中国境内从事翻译印刷等等工作之困难，以及居无定所”，只好转移到马来半岛西岸的马六甲。1815年8月5日，马礼逊在另一个英国传教士米伶（William Milen）和中国人梁发的帮助下，在马六甲创办了《察世俗每月统纪传》，这是外国人创办的第一个以中国人为对象的中文近代化报刊。

《察世俗每月统纪传》，月刊，米伶主编，木版雕印，每期5～7页，每期印数最初为500册，后增至2000册，主要免费在东南亚华侨居住地区分发，还有一部分在中国境内发行。逢广东省府乡试时，运至广州，与宗教书籍一并分送。《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为纯宗教性刊物，其中绝大部分篇幅直接宣传基督教教义。由马礼逊、米伶等人翻译成中文的《新约》、《旧约》是其主要内容。它还侧重于对基督教教义基本原理的介绍，并大量刊载《圣经》故事，以多种形式通俗地宣传基督教教义。同时还介绍了一些新学科知识，从第2期始，该刊陆续发表了《论行星》、《论侍星》、《论彗星》、《论日蚀》等文章，图文并茂，既科学地解释了许多天文现象，但又给科学披上了神的外衣。该刊还辟有“全地各国纪略”专栏，介绍世界各国的人口、语言、政治制度状况等。所有内容，均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与宗教宣传密切结合。《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于1821年12月停刊，历时7年，共出版7卷80多期。

《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停刊之后，外国入侵者又相继在南洋、港澳和广州等地出版了一批近代化的中、外文报刊。其中较重要的和有代表性的先后有以下几种：

1．《蜜蜂华报》（A Abelha do China）

1822年9月创办于澳门，是葡萄牙当局在澳门创办的第一份葡文报纸，也是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外文报纸。安东尼奥（Frey Antonio）主编，1824年停刊。

2．《特选撮要每月统纪传》

1823年7月创刊于印度尼西亚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是第二份中文近代化刊物。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H.Medhurst）主编，旨在传道劝世，1826年停刊。

3．《广州纪录报》（Canton Register）

1827年11月创刊于广州，是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英文报纸，创办人为美商伍德（W.W.Wood），初为半月刊，后改为周刊。为商业性报纸，也常报道中国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况及外商在华的活动情况。1839年迁至澳门出版，1858年停刊。

4．《东西洋每月统纪传》

1833年创刊于广州，是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近代化中文刊物，马礼逊主编，月刊，木刻印刷。内容分宗教、政治、科学、商业、杂俎等，以介绍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为主，其政治倾向完全为外国殖民主义势力侵华服务。1834年间曾一度停刊，1835年复刊，1838年10月停刊。

除此之外，鸦片战争前比较有影响的报刊还有《依泾杂说》，1828年创办于澳门的中文报纸，创办者和主编难以考证；《天下新闻》，1828年创刊于马六甲的中文报纸，主编为吉德（S.Kidd）和麦都思等，主要刊载中外新闻、欧洲新闻、科学、历史、宗教等方面的内容，首创用白报纸活版印刷；《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1832年创办于广州的英文月刊，由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C.Bridgman）创办，1851年停刊，共出版20卷；《澳门钞报》（Chronica de Macao），1834创刊于澳门的葡文报纸；《各国消息》，1838年创刊于广州的中文报纸等。

从1815年到鸦片战争这段时间，是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办报的第一阶段，也是他们在中国内地大量办报的准备阶段。正是在这时，出现了第一份用中文出版的近代化报刊和第一份在中国境内出版的近代化报刊。

在这批中外文报刊中，以中国人为读者对象的中文报刊的主编大部分是外籍传教士。由于当时外国侵略者尚未在中国站稳脚跟，他们还不敢**裸地鼓吹列强的侵略政策和反动主张，而是以宗教报刊的面目出现。《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就宣称其“以阐发基督教义为唯一急务”，所刊文章也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甚至还极力鼓吹中外友好。而以外商、传教士和外交官员为读者对象的外文报刊，其宗旨是为侵略者提供有关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信息，它们作为侵略者舆论工具的真实面目就暴露无遗，更加直接和公开地表露他们的侵略意图。如《中国丛报》就公开叫嚣武力侵华，1840年当英国决定发动侵华战争时，它宣称“时间已到，中国必须屈服或挫败”，甚至还向本国政府提供具体侵华方案。

另一方面，这批中外文报刊在广泛报道中国历史与现状，探求侵华策略的同时，也为国人了解外人意图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如林则徐在广东禁烟备战期间，就曾派人从外文报刊上选译出一部分新闻和评论，编成《澳门新闻纸》，对了解敌情起了一定作用。魏源等进步知识分子也曾组织编译外文报刊资料，成为《海国图志》等书的重要材料来源。

鸦片战争之后，外国人办报活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逐渐达到**。他们获得了在中国任意办报的权利，在领事裁判权的庇护之下，其办报活动区域由华南沿海逐渐扩展到华中、华东和华北。从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外国人先后在中国创办了170余种中外文报刊，约占同期中国报刊总数的90％以上，几乎垄断了中国的报刊业。

在这一阶段，中国报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商业性报刊的迅猛发展并取代传教士报刊而成为报业主流。

《德臣报》（China Mail）和《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是较有代表性的外文商业报纸。前者于1845年2月由英商肖锐德（Andrew Shortreds）和德臣（A.Drxon）共同创办于香港，后者于1850年由英商奚安门（H.Shearman）创办于上海。这类报纸的读者对象为外国商人。其最主要的内容是商业行情、船期和广告，但也都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明目张胆地维护本国在华利益，为其殖民政策作辩护。如《字林西报》经常就中外关系、中国政局和其他时政问题发表见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英国政府的立场，被视为英国驻沪领事馆和租界当局的喉舌，最终发展为英美诸国在华总的言论机关。

此后，从60年代开始，上海、天津、汉口、福州等地相继出现了一批中文商业性报刊，主要有上海的《上海新报》（1861年创刊）、《申报》（1872年创刊）、《新闻报》（1893年创刊），天津的《时报》（1886年创刊）和汉口的《字林汉报》（1893年创刊）等。其中最有代表性和最成功的是《申报》。《申报》由英商美查（Ernest Maior）等人创办，初创时为双日刊，不久即改为日刊，《申报》标榜办报的目的只是“行业营生”，所以特别注重可读性和新闻报道，还用大量篇幅刊登广告，内容广泛，形式多样，颇受读者欢迎，订数不断上升，由刚创刊时的600份上升到辛亥革命时期的2万多份。同时，《申报》作为外商所办报纸，也为外国侵略者提供了为其侵略行径辩护的讲坛，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他们侵华活动的舆论工具。

《万国公报》

与此同时，传教士在大批办报的活动中，也力图使办刊宗旨有所改变。此类报刊中主要的有1853年创刊于香港的《遐迩贯珍》、1857年创刊于上海的《六合丛谈》、1862年创刊于上海的《中外杂志》、1868年创刊于上海的《教会新报》（《万国公报》的前身）、1872年创刊于北京的《中西闻见录》等。这些报刊虽为传教士所办，但已不像鸦片战争前那样热衷于“阐发基督教义”，而是逐渐向商业类和综合性时政类过渡。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万国公报》。《万国公报》的前身《教会新报》原系宗教性报刊，以宗教性的内容为主。洋务运动兴起后，主笔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认清形势，开始增加非宗教内容。1874年9月，《教会新报》改称《万国公报》，其办刊宗旨是“为推广与泰西各国有关的地理、历史、文明、政治、宗教、教学、艺术、工业及一般进步知识”，逐渐演变成以时事报道和评述为主的综合性刊物。《教会新报》等传教士报刊的转变表明，传教士可以不用宗教为幌子评述中国时政了，可以直接干预中国政治，为殖民者侵吞中国公开摇旗呐喊了。

从《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创刊到19世纪末，外国人在中国创办了百种以上的报刊，垄断了中国报界，也开了中国近代化报刊的先河，形成了中国报刊近代化的最初格局。从实质上讲，它们都是西方列强侵华的舆论工具，其目的在于维护他们的在华利益。但就客观效果而言，这些报刊所传播的科学文化知识，对于开阔中国人眼界，启迪中国人心智起了一定作用，促进了中西方文化交流；同时，外报把西方近代报刊观念引入中国，对中国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的办报活动产生了直接影响，在报刊内容、版式与机构设置方面，对当时和稍后一个时期的报刊工作颇有借鉴作用；近代报刊的生产设备与技术通过这些外报引进中国，这些都为中国人自办近代化报刊提供了条件和有益的借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开始创办近代化报刊，到19世纪90年代，中国人办报出现了第一次**，中国近代报业的主角开始由中国人自己担当。

二、华人创办的最早一批近代报刊

两次鸦片战争后，城市资本主义在中国有了一定的发展，再加上西方文化思想对中国知识分子影响的不断加强，使中国人创办近代化报刊具备了初步条件。洋务运动和社会改革思潮则直接推动了中国人创办的近代化报刊的出现。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就开始意识到近代报刊的作用，林则徐可说是中国提倡近代报刊的第一人。1839年他奉命禁烟抵广州后，就派人搜集当时在澳门出版的各种外国报刊，精选译员进行翻译，利用外国报刊来了解敌情。魏源也非常重视外国报刊，在其名著《海国图志》中即辟有专门部分译录外报材料。魏源还把“译报”和“治愚”结合起来，其目的在于利用译报来反对外国侵略。

到19世纪50年代，中国人开始进行创办近代化报刊的尝试，首先在香港出现了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份近代化报刊《中外新报》。1872年，内地最早的中国人创办的近代化报刊《羊城采新实录》开始在广州出版。翌年，在汉口又出版了《昭文新报》。从19世纪50—70年代，在香港、广州、上海和汉口等地出现了最早的一批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近代化报刊。这些报刊中较有影响的有：

1．《中外新报》

伍廷芳创办于1858年，初办时，日出一小张，新闻占三分之一，其余皆为广告；1876年后，日出两张，分类纪事，一为“京报全录”，二为“羊城新闻”，三为“中外新闻”。

2．《华字日报》

陈霭亭创办于1864年，篇幅及所设栏目与《中外新报》相似，黄平甫、王韬、潘兰史、赖文山等先后担任主笔。该报标榜“以世界知识灌输于国人，以国内政务报告于侨胞，使民智日开，而益奋其爱国之念”为“唯一宗旨”。

3．《昭文新报》

艾小梅创办于1873年8月，初为日报，后改为五日刊，装订如书册状，用白鹿纸印刷，系“仿香港、上海之式而作”[1]。内容以奇闻轶事、诗词杂作为主，数月后即停刊。它是中国内地最早的由中国人创办的近代化报刊之一，甚至有人认为它很可能是中国人在国内创办的第一份报纸[2]。

4．《循环日报》

1874年创刊于香港，首任主编王韬，中华印务总局出版。它是第一批中国自办报刊中历时最长、影响最大的报纸。《循环日报》是中国报刊史上第一家以政论为主的报纸，也是清末第一份公开宣传变法的报纸。《循环日报》创刊时每期两张四版，用洋纸两面印刷，除周日外每日发行。王韬将《循环日报》的宗旨规定为“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3]。即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振兴中华，抵御外侮，变法自强。《循环日报》的最大特点是每天在头版头条刊载一篇政论文章，这些文章大多由王韬执笔。王韬任《循环日报》主编10年（1874—1884）间，《循环日报》比较系统地宣传了强中攘外、变法自强的思想，严厉地批判了封建顽固派，对洋务运动所暴露出来的弊端也予以揭露，为推动社会改革作了多方面的努力，成为中国首家以政论著称的报纸。

《循环日报》

这时期中国人创办的其他报刊有：

1．《汇报》

2．《新报》

1876年11月创刊于上海，创办者为在上海经商的“各口诸帮”。《新报》名为商办，实则是官商结合，由上海道台控制。该报自称为适应“入仕经商”需要而创办，致力于沟通中外情况，增进相互了解，但声明“国政则不可议也”[4]。《新报》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为了争取外国读者，曾一度将新闻稿用中文和英文并列在一起。1877年6月后，因未取得预期效果，遂停载英文稿。

3．《维新日报》

1879年创刊于香港，陆骥纯、陆建康曾先后主持编辑工作。

4．《述报》

1884年4月创刊于广州，用赛连纸单面印刷，由广州海墨楼石印书局承印。《述报》是我国最早出版的石印日报，也是中国人在广州创办的第一家日报。

5．《粤报》

创刊于1885年，创办人为香港汇丰银行买办罗鹤明，报馆兼营印刷业。

6．《广报》

1886年6月创刊于广州，创办人邝其照，林翰瀛、肖竹朋等先后担任主笔。《广报》是广州第二家中文日报。《广报》的销售范围很广，省内发行至佛山、大良、陈村、江门、香山等地，省外发行至香港、澳门、上海、梧州等地，甚至新加坡、越南、旧金山、菲律宾都有《广报》销售。1891年，《广报》被两广总督李瀚章查封。

19世纪下半叶，是中国人创办近代化报刊的起步时期，这些报刊主要集中于香港、上海、广州和汉口等开放的城市，其他地方则很少有。这是这一阶段报刊在地域分布上的一个特点。

这一阶段报刊的第二个特点是，其创办者多为亦官亦商，或亦绅亦商，甚至寻求洋人庇护。这是由当时政治环境所决定的。清廷统治下的中国，没有任何言论出版自由，中国人办报，毫无法律保障，非有一大员作后台老板或直接参与办报，否则便无法生存。鸦片战争后，由于清政府对报刊出版实行“禁止华人而听西人开设”[5]的政策，这些中国人所办报纸为取得治外法权之保护，就打出洋人的旗号，或在外国租界内办报，以逃避清廷的压迫。

第三，这批中国人最早创办的近代化报刊具有一定的爱国倾向和某种反封建色彩，为推进中国社会进步起过好的作用。但由于它们的创办者所具有的严重局限性，使得这些报刊致力于洋务运动的推动，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某些要求，却很少反映出他们的政治要求。在办报活动中，畏首畏尾，谨小慎微，同时对办报缺乏足够的热情，这也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动摇性。

总之，作为刚刚诞生的中国资产阶级的舆论工具，这时期的报刊囿于当时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发展维艰，历尽艰辛。另一方面，这些早期报人对报刊实践工作所作的探索及办报思想对于近代中国报刊的发展起了奠基作用，为近代中国的第一次办报**打下了基础。

三、中国人办报的第一次**

戊戌变法前后，中国出现了第一次办报**。这个**的产生背景就是维新变法运动。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准许自由开设报馆”，“报纸一律免税”，这样，全国报刊风起云涌，彻底打破了外报长期垄断中国新闻界的局面。据不完全统计，1895年到1898年，中国出版的中文报刊有100余种。其中绝大部分为中国人所办，特别是维新派以及与它有联系的社会力量创办的报刊，数量最多，影响最大。在这些维新派报刊中最著名的和最有代表性的是强学会的三家报刊（《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强学报》）、《时务报》、《知新报》、《湘学新报》、《湘报》、《国闻报》等。

（一）强学会的三家报刊

1．《万国公报》

资产阶级维新派创办的第一家报纸，创刊于1895年7月，康有为、麦孟华任主编。《万国公报》为双日刊，每期均有编号，但无出版时间，委托京报房用木版雕印，并雇用卖京报的人免费分送京师官绅士夫。辟有上谕、外电、译报、各报选录、评论等栏目，所载论说基本上是为发挥康有为在上清帝书中提出的变法主张，涉及工农商学兵各个方面。《万国公报》的出版，在京师引起强烈反响，在一般士大夫中颇受欢迎。

2．《中外纪闻》

1895年11月资产阶级维新派在国内的第一个具有政党性质的政治团体强学会在京师成立。强学会成立伊始，即“先以报事为主”，将《万国公报》更名为《中外纪闻》，作为强学会的机关报于1895年12月出版。梁启超、汪大燮任主笔，双日刊，木活字竹纸印刷，注明出版时间，但无编号。《中外纪闻》主要转载阁抄，编译西电西报，介绍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意于广开民智，改变士大夫不通外国政事风俗的闭塞状况。京师强学会的成立与《中外纪闻》的出版，在封建顽固派中引起巨大恐慌，御史大夫杨崇伊等人强烈要求清政府予以查禁。1896年1月《中外纪闻》被封禁，共出18期，只存在了一个月零五天。

3．《强学报》

1895年11月上海强学会成立后，第二年1月，其机关报《强学报》即创刊。徐勤、何树龄为主笔，五日刊，铅字排印，竹纸印刷，装订成册，创刊号共8页。《强学报》“专录中国时务，兼译外洋新闻，凡于学术治术有关切要者，巨细毕登”。其宗旨在于“广人才，保疆土，助变法，增学问，除舞弊，达民隐”。《强学报》在出版了两期后，与《中外纪闻》同时被查禁。

维新派《强学报》

（二）《时务报》

1896年夏天以后，资产阶级改良派再度集结，把变法维新运动推向新的**。从当年8月到1898年9月，是改良派报刊宣传活动的鼎盛时期。这期间改良派的主要机关报即《时务报》。

《时务报》正式创刊于1896年8月，汪康年任总理，负责馆内事务，兼外间酬应，梁启超任总主笔，主持报中文字。《时务报》为10日刊，每期约3万字，设恭录谕旨、奏折要录、京外近事、域外报译等专栏。其发行对象是同情变法的官吏、具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一般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时务报》的出版，在广大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受到广泛欢迎。在初创时期，发行量仅为4000份，半年后即增至7000份，一年后即达1.3万份，最多时达1.7万份，创下当时国内报纸发行量之最高纪录。“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令《时务报》改为官办，并派康有为督办。1898年9月停刊，共出版69期。

（三）《知新报》与《湘学新报》、《湘报》

1．《知新报》

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华南地区的重要机关报刊，是在康有为亲自领导下于1897年2月在澳门创办的。康广仁、何廷光任总理，撰述为梁启超、徐勤、何树龄、刘桢麟等。初为5日刊，后改为旬刊、半月刊，出版后大部分寄回国内发行。辟有论说、上谕、京外近事、各国情况、农事、工事、商事、矿事、西电、西著摘译等栏目，报道中外交涉新闻、京师和各省新闻，还有诗文和杂录等。《知新报》很重视政论宣传，比《时务报》更加注意有关变法新政的报道。梁启超在筹办此报时就要求“多载京师各省近事，为《时务报》所不敢言者”。其言论比内地报刊尖锐、大胆，在戊戌政变后，成为一家敢于揭露政变性质和敢于同后党正面交锋的舆论机关。《知新报》从1897年2月到1901年1月，共存在了四年时间，出版130余期，是戊戌变法时期出刊时间最长的维新派报刊。但由于地处澳门一隅，偏离全国政治中心，且主编并不为维新派一流人物，没有能够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维新派机关报。

2．《湘学新报》

1897年4月创刊于长沙，创办人为江标，唐才常任主编，旬刊，每期线装1册，近2万字，木刻连史纸印，自第21期始更名为《湘学报》。其宗旨在于介绍新学、开民智、育人才、图富强，“思以体用赅贯之学，导湘人士”[6]。《湘学新报》每册设史学、掌故学、舆地学、算学、商学、交涉学6个栏目，为讲求实学、新学的综合性学术刊物。《湘学新报》虽看重讲求学术，但也刊载一些新闻报道，除刊录有关维新变法的谕旨、章奏和省内外维新团体和个人的章程、禀稿、公牍外，还转载《申报》、《循环日报》等国内外报刊的新闻与评论。

3．《湘报》

是改良派在湖南创办的另一份重要报刊，创刊于1898年3月，谭嗣同、唐才常创办，熊希龄主编，是湖南省第一份近代化日报。《湘报》四开铅印，毛边纸单面印刷。设有论说、奏疏、电旨、公牍、本省新政、各国时事、杂事、商务等专栏，以“开风气，拓见闻”为宗旨，从创刊时起，就以救亡御侮、变法维新为主旨，进行慷慨激昂的政治宣传。《湘报》重视时事评论，坚持把论说放在首位，同时也重视新闻。与同时期维新派各报相比，《湘学报》更富民主性和群众性，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反响，成为湖南维新变法的舆论中心，被称为“全国最好的一张维新报纸”[7]，是戊戌变法时期日报中的“巨擘”[8]。戊戌政变失败后，1898年10月，这份以言论激进著称的维新派日报在顽固派守旧势力的逼迫下停刊，历时7个月，出刊177期。

《湘学新报》和《湘报》是维新派在华中地区最主要的舆论阵地。

（四）《国闻报》

在戊戌维新时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报刊中，严复等人创办于天津的《国闻报》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国闻报》创刊于1897年10月，日报，毛边纸单面印刷，每期8版，前4版为新闻与评论，后4版为广告。严复、夏曾佑、王修植、杭慎修曾先后任主编。开设的栏目有上谕恭录、路透电报、本馆论说、本馆照录、国闻要录、本埠新闻、京师新闻、日本新闻等。《国闻报》在创刊时即确定了“以通外情为要务”的办报方针，后来逐渐把报道重点转移到国内新闻上，特别是中国北方地区的政治事件上。《国闻报》最大的特点就是新闻多、消息快，对国内外新闻十分重视。所刊社论多半出自严复之手，鼓吹维新变法，主张中国应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与民主，力求自强。由于此报地处京津地区，其主持人的学识水平也为当时一流，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国闻报》是维新派在中国北方唯一的舆论阵地，也是北方地区办得最好的一家日报。戊戌变法失败后，《国闻报》卖与日本人，虽然报纸仍在继续出版，但其性质已经改变，其有价值的生命力业已终结。

戊戌变法前后这一次办报**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第一，在办报区域方面，突破了早期国人办报集中于沿海大城市的局限，扩大到内地城市，形成了上海、武汉、长沙和天津等几个新闻舆论中心。广州、重庆、成都、杭州等地均出现了如《渝报》、《蜀学报》、《经世报》等报纸，甚至在一些内地小城市也出现了国人所办较重要的报刊，如桂林的《广仁报》、芜湖的《皖报》、衡阳的《俚语报》、温州的《利济学堂报》等。

第二，这一时期，维新派报刊占了重要地位，但同时也涌现了一批专业性报刊。如中国最早的数学报刊《算学报》（1897年7月创刊于温州）、中国最早的医学报刊《利济学堂报》（1897年1月创刊于温州）、中国最早的农业科学知识报刊《农学报》（1897年5月创刊于上海）、中国第一家妇女报刊《女学报》（1898年7月创刊于上海）等。

第三，在报刊业务方面，也有了较大改进。重视政论的作用，寓评论于新闻报道之中，注意新闻采访工作，有了配合文字报道的新闻图片。

维新派报刊是中国人办报第一次**的主体。这次**的出现，打破了外报在中国舆论界的垄断地位，使中国报刊成为社会舆论的中心，最早吹响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启蒙运动的号角，办刊区域得以扩展，一批科技报刊开始出现，在报刊业务方面又进行了改革，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国报刊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四、戊戌政变后资产阶级的办报活动

（一）戊戌政变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办报活动

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被迫逃亡海外，但他们并未停止其报刊活动。他们先是在日本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后来又在国内创办了《时报》、《大公报》、《京话日报》等报刊。

1．《清议报》

1898年12月在日本横滨创刊，旬刊，连史纸印刷。发行兼编辑人员署“英国人冯镜如”，实际主编为梁启超。《清议报》的宗旨是“主持清议，开发民智”，抨击“逆后贼臣”，拥护光绪皇帝，宣传西方政治道德观念，进行思想启蒙。梁启超以任公、饮冰室主人、少年中国之少年等笔名在《清议报》发表了大量论著及诗歌散文，是该报的主要执笔人。《清议报》的发行量一般在三四千份，这在当时算是销路很广了。1901年12月，在该报出版第100期后，报馆失火，《清议报》宣告停刊。

2．《新民丛报》

《清议报》停刊后不久，梁启超又于1902年2月在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新民丛报》为半月刊，每期120页，约5万字，白报纸西式装订。《新民丛报》以“开民智”、“造新民”为宗旨，开辟有论说、时局、史传、学术、小说、名家丛谈等栏目。该刊一经出版，即风行海内外，最高发行量曾达1.4万份，行销朝鲜、越南、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及国内许多省市，是当时颇具影响力的一份报刊。《新民丛报》大量介绍了西方学说，其涉及面很广，为正在寻求救国真理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丰富材料。以后，随着主编梁启超思想的倒退，《新民丛报》的格调亦越来越低，最后成为改良派攻击革命派的主要阵地，在读者中的威信也逐渐下降。1907年11月停刊，历时6年，共刊行96期。

3．《时报》

1904年6月创刊于上海，是改良派在国内创办的一份机关报。这份大型日报是在康有为、梁启超直接筹划下创办的。1903年前后，由于革命浪潮的兴起，康、梁便乘机派人回国办报，《时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时报》的经理和主笔分别由康有为之弟子狄楚青和罗普担任。设有时评、报界舆论、外论撷华、介绍新著等栏目，在内容和体例上都力求创新，编排务求秩序显醒。它还着力于报刊业务改革，首创对开四版，双面印刷。1921年出售给黄伯惠。

4．《大公报》

1902年创刊于天津，创办人为英华，以“敢言”著称，是一份历史悠久且具有广泛影响的时事政治性日报。

5．《京话日报》

1904年8月由彭翼仲创办于北京，是以市民为读者对象的小型日报。它标榜以“输进文明，改良风俗，以开通社会多数人之智识为宗旨”，猛烈抨击官场腐败，宣扬反帝爱国、社会改良和君主立宪。1906年9月被清政府查封。

除上述几家重要报刊外，在1900年前后，改良派在海内外还创办和控制了30多家报刊，大力鼓吹保皇立宪。

（二）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的兴起

1894年11月，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建立了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揭开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序幕。1900年1月，兴中会机关报《中国日报》在中国香港创刊，孙中山亲自领导了这份资产阶级革命派首家报纸的筹备工作。陈少白任社长兼总编辑。

《中国日报》

《中国日报》同时出日刊和旬刊两种，目的是“兼收日报、期刊之长”。开设的栏目有论说、国内新闻、外国新闻、香港新闻、中外时事、中外电报等。所载文章大张旗鼓地宣传孙中山的革命主张，猛烈抨击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同时还经常介绍西方的自由平等及人权学说，报道革命党人的活动。

《中国日报》的出版，使兴中会的宣传活动从依靠口头演说、散发传单和小册子的初级阶段进入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广泛开展的阶段，被称为“中国革命提倡者之元祖”[9]。

《中国日报》创刊不久，革命派又在世界各地创办了许多革命报刊。在中国香港创办了《世界公益报》（1904年1月创刊，郑贯公主编）、《广东日报》（1904年3月创刊，郑贯公主编）、《有所谓报》（1905年6月创刊，郑贯公主编）等；在日本创办了《开智录》（1900年12月创刊，创办人为郑贯公、冯自由、冯斯栾）、《译书汇编》（1900年12月创刊，胡英敏负责）、《国民报》（1901年5月创刊，秦力山主编）等；在美洲地区创办了《隆记檀山新报》（1881年创刊，1903年12月起成为兴中会机关报）、《图南日报》（1904年创刊于新加坡，由陈楚楠和张永福创办）、《大同日报》（1902年创刊于旧金山，原为改良派的喉舌，1904年起，成为革命派在美国第一个宣传机关）、《仰光日报》（1903年创刊，由当地华侨领袖陈甘泉、庄银安等创办）等。

同时，革命派在国内利用租界的特殊条件，创办了一批颇有影响的报刊，主要集中在上海的外国租界。

《大陆》是革命派在国内创办的第一个革命报刊，1902年12月创办于上海，戢元丞任主编，主笔秦力山、杨廷栋、雷奋等，以发表政论为主，内容广泛。

《大陆》之后，革命派又相继在上海创办了《民国日报》（1903年8月创刊，章士钊主编）、《俄事警闻》（1903年12月创刊，王小徐、蔡元培先后任主编）、《中国白话报》（1903年12月创刊，林白水主编）、《二十世纪大舞台》（1904年10月创刊，陈去病主编）等。

这一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国内具有重大影响的舆论阵地是《苏报》。

《苏报》，1896年6月由胡璋创办于上海，胡璋经营期间，内容多为市井琐事，趣味低级。1900年陈范接手后，开始具有进步政治倾向，1902年开始成为一份倾向民主革命的报纸。1903年5月，陈范聘请章士钊担任《苏报》主笔，章太炎、蔡元培担任主要撰稿人。《苏报》在章士钊主持下，革命言论日趋激烈，所载文章矛头直指清王朝统治者，引起强烈震动。邹容《革命军》出版后，《苏报》立即载文推荐，不久，又在显著位置摘要发表章太炎的《驳康有为最近政见书》。《苏报》的这些革命宣传活动，引起清政府的极度恐慌。1903年6月30日，清政府通过上海租界巡捕房，包围了报馆，章士钊、蔡元培脱险，章太炎被捕，邹容于次日自行投案，7月7日，《苏报》被租界当局查封。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在国内一些主要城市先后创办了50余家报刊。创刊于上海的有《神州日报》（1907年4月创刊，同盟会在国内创办的第一张大型日报）、《民呼日报》（1909年5月创刊）、《民吁日报》（1909年10月创刊）、《民立报》（1910年5月创刊）等，均为于右任创办。创刊于港穗地区的有《日日新报》（1906年2月创刊，黄世仲任总编辑）、《东方报》（1906年7月创刊）、《社会公报》（1907年12月创刊，黄伯耀任总编）等。创刊于武汉地区的有《大江报》（1910年12月创刊，詹大悲主编）、《大汉报》（1911年10月创刊，胡石庵主编）等。

（三）革命派报刊与保皇派报刊的论战

在20世纪初，革命派报刊与保皇派报刊展开了一场激烈论战，这场论战主要在革命派报刊《民报》与保皇派报刊《新民丛报》之间展开。

《民报》是1905年11月在日本东京创刊的中国第一份资产阶级政党报刊，是同盟会第一家，也是最主要的机关报。胡汉民、章太炎、汪兆铭曾先后担任主编。其宗旨为：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建设共和政体，土地国有，维持世界真正之平和，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的联合，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

《民报》创刊伊始，就以战斗者的姿态首先向改良派发起攻势。在第1期上发表了陈天华《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和汪精卫《民族的国民》，批驳康有为、梁启超的“君主立宪”主张。康、梁也立即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进行反驳。归结起来，双方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进行论战：革命还是保皇；实行民主共和制还是君主立宪制；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平均地权等问题。论战的焦点是要不要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1907年冬，这场论战以革命派取得胜利、改良派惨败而告终，《新民丛报》也被迫宣布停刊。

从1815年到辛亥革命前夕，是中国近代报刊产生和初步发展时期。其间先由外国人来华创办了近代化报刊，然后出现了中国人自己创办的近代化报刊，形成了以维新派报刊和革命派报刊为主体的两次办报**。中国近代化报刊的出现，对于近代文化传播事业的确立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