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势力的入侵，中国的封建制度逐渐崩溃，封建藏书楼日益衰落，而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为“启迪民智”，力主设立公共藏书楼。再加上外国传教士在上海等地建立了几所教会图书馆，也对中国近代图书馆的产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资产阶级革命派也非常重视图博业的作用，将图书报刊的流通与其革命活动结合起来，致力于“开新”的变革，倡办各种形式的藏书楼，知识分子成为当时藏书楼的主要读者对象。到20世纪初叶，公共图书馆的创建逐渐形成了一定规模，中国近代图书馆业逐渐得以确立。与此同时，中国近代的博物馆业也伴随着外国人在中国土地上创办博物馆而拉开了序幕。到1905年，中国人自己创办了第一个近代形态的博物馆——南通博物苑，标志着中国当代形态博物馆业的形成。

一、近代图书馆的产生

中国近代图书馆，是随着旧式藏书楼的衰落和西方先进技术的出现，经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促进而逐渐诞生的。

（一）旧式藏书楼的衰落和图书馆思想的萌芽

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外国势力的侵入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封建政治制度和自然经济日趋瓦解，这就直接导致了旧式藏书楼的衰落。

在旧式藏书楼衰落过程中，太平天国运动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太平天国运动动摇了江南地主阶级的藏书家队伍，加速了旧式藏书楼的衰落过程。在太平天国革命初期，对儒家典籍一概毁弃，在革命过程中，也有意无意地毁坏了一些文物典籍，如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所藏的《四库全书》即被付之一炬。此后，中国一直动**不定，战乱频繁，战祸殃及许多藏书之地，使许多藏书毁于兵燹，有的散失，有的被盗，封建藏书楼开始衰落。

由于鸦片战争后封建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有些农村中的地主阶级在频仍战争的摧残之下逐渐破产，已无力维持藏书楼的局面，不时把藏书典当出卖，或以书抵债，或卖书以供挥霍，有些封建官吏宦途失意，以书变卖充公或折求盘缠，致使部分图书流入城市，这样，改变了封建地主官僚独占图书的局面。

大藏书家的出现和藏书公开为近代图书馆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在清代，出现了几个藏书宏富的藏书家，主要有浙江陆心源的“皕宋楼”、丁丙的“八千卷楼”、山东杨以增的“海源阁”和江苏瞿镛的“铁琴铜剑楼”等。这些大藏书家的出现，使藏书相对集中，中小藏书家相对减少，使旧式藏书楼的原有结构发生了动摇。而到了20世纪初叶，这些大藏书家又相继公开自己的藏书，供本族人和社会公众查阅。所以，在旧式藏书楼衰落的同时，也孕育着它们向社会公开的趋势。

伴随着旧式藏书楼的衰落，开明士人和资产阶级改良派对创建图书馆的要求开始出现。近代社会的发展使中国人民对清政府的愚民政策日益不满，增长知识、关心政治、要求参政的社会意识逐渐形成，特别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主义者倡议创建图书馆的呼声反映了国人对近代图博业的要求。

林则徐、徐继畲等开明士人最早注意到近代图书馆的作用。他们通过《四洲志》和《瀛寰志略》等书，把英美各地的大图书馆、藏书楼介绍进中国。此后，早期改良主义者提出了创建公共藏书楼的主张。马建忠、王韬、郑观应等人在他们的著作中，比较了旧式藏书楼与图书馆的得失，指出了旧式藏书楼的局限，鼓励人们把藏书向社会公开，向民众开放，或集资共同创建新式图书馆。他们还热情向国人介绍西方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藏书技术，说明外国图书馆借阅制度的简便，这对于中国封建藏书楼封闭甚严的做法无疑是一种冲击。随着维新派关于维新变法思想的日趋成熟，他们对于全面创办公共藏书楼的思想主张也更为明确，并为创办公共藏书楼大造舆论。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关于图书馆有不少论述。如梁启超在《变法通议·学校总论》中有“七曰藏书”，《论学会》的十六项工作中有“七曰咨取官局书籍，概提全分，以备储藏；八曰尽购已翻西书，收庋会中，以便借读”[11]。1896年，梁启超在《时务报》创刊号上介绍“泰西育人才之道，计有三事：曰兴学校、曰新文馆、曰书籍馆”。他在《戊戌政变记》中提到强学会应办的五件事中，便有“开大图书馆”[12]一事。这些主张都反映了中国人对于近代图书馆追求的呼声和变化轨迹。

（二）外国教会图书馆的示范作用

在中国旧式藏书楼日渐衰落的过程中，外国传教士为更好地进行宗教和文化侵略活动，在中国建立了教会藏书楼和图书馆，这就使国人更为直观地了解到外国藏书楼和图书馆的社会作用，促进了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形成。外国教会在中国创建的藏书楼和图书馆中影响较大的有：

1．徐家汇天主教藏书楼　1847年创办，是众多教会图书馆中规模较大的一所。起初专供耶稣会会士研究参考，后来，其他教徒或社会人士由教会人士介绍，经藏书楼主管同意，也可入内阅览。

2．上海图书馆　1849年创办，原名工部局公众图书馆，到1851年发展成为上海图书馆。其经费来源主要是公共租界内中国人的税款和借书会员纳费。藏书不多，且大多为外文，有“洋文图书馆”之称。

3．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图书馆　1871年由伟烈亚力创建，藏书大多为有关东方的历史、宗教、语言、科学、艺术等中西文图书，是当时“中国境内最好的东方学图书馆”[13]。

此外，还有圣约翰大学图书馆和格致书院藏书楼等。这些藏书楼和图书馆的建立及活动从藏书结构、服务方式、经费来源等不同侧面都对处于草创阶段的中国图书馆业有着程度不同的潜移默化的启示作用，甚至这些藏书楼和图书馆内的藏书直接丰富了中国近代图书馆的馆藏，如徐家汇天主教藏书楼的藏书后来归上海图书馆保存，格致书院藏书楼的藏书后来由上海市立图书馆接收。

（三）戊戌维新对近代图书馆事业形成的促进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维新变法运动兴起，维新派极力宣传要救国就要维新，在文化上主张废除科举八股、开办新式学堂、办报纸、办书局。强学会成立后的两件事就是办报纸和图书馆。强学会“书藏”（图书集中的地方）的读者对象为一般民众，其主要任务是启迪民智。强学会的“书藏”是中国近代图书馆的雏形。

维新派创办公共藏书楼的活动，得到了清朝开明官员的支持。1896年，刑部侍郎李瑞棻在《奏请推广学校设立译局报馆折》中提出，“与学校之益相须而成者盖有数端”，其中首要的一项就是创建藏书楼。同年，时任工部尚书的孙家鼐也奏办官书局，要求设立藏书院。

强学会之后，全国各地的维新组织学会纷纷建立，1896年至1898年，全国共成立学会近百个，其中大多创建了“书楼”。“书楼”的目的在于宣传维新，推行改革，藏书内容一改旧式藏书楼经史子集的内容而以新学、西学为主。从读者对象来讲，学会书楼分向社会公众开放和只供会员阅览两种，读者对象逐渐扩大到一般知识分子和部分市民，其性质已具备供社会公众共同使用的近代图书馆的特点。学会书楼打破了封建藏书楼的封闭性，吸收并采用了一些西方近代图书馆的管理技术和管理制度。学会书楼是由旧式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转变过程中的重要阶段，是近代图书馆的先声。

在学会书楼出现的同时，一些私人藏书家也将其藏书进行扩充整理后向社会公众开放，公共藏书楼在近代图书馆事业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在安徽和浙江等省都办起了比较重要的公共藏书楼，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浙江的古越藏书楼。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的藏书建设已进入一个新阶段，即由封建藏书楼发展至近代图书馆的时代。

古越藏书楼是接受西方教育救国思想的浙江山阴乡绅徐树兰于1902年创办的，两年以后公开开放。徐树兰创办古越藏书楼的目的在于存古和开新，即在存古的基础上实行开新。古越藏书楼对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贡献表现在三个方面：（1）采用了近代图书分类新方法，在图书编目法方面有所突破。它将藏书按“学部”、“政部”分类，1904年印行了《古越藏书楼书目》，在图书分类、编目和书目体系、类目名称上都有所创新，突破了旧式藏书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在编目方法上，著录详明，有分析、互著、参见。（2）在管理方法和管理制度上，接受了西方图书馆的管理方法和制度，其借阅方法分读者登记借还书和阅览厅阅览两种；为管理图书等财产，藏书楼设有书目册和器具册等。（3）古越藏书楼在社会公众中的广泛影响使社会各界人士逐步了解和认识到图书馆的社会作用，从而促进了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学会藏书楼和公共藏书楼的创建，已摆脱了封建藏书楼单纯藏书的功能，而演变为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公众的创办宗旨，这就逐渐推动了近代面向社会的公共图书馆的兴起。

（四）辛亥革命前夕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1896年，“图书馆”一词经梁启超由日本介绍到中国，1902年，清政府颁行的《学堂章程》中，提到“大学堂当附属图书馆一所”，这是中国官方文件中首次出现“图书馆”一词。

20世纪的前10年，是新式图书馆迅速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专业图书馆和私人图书馆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我国首部图书馆法《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也于1909年12月由学部奏请拟定，对设立图书馆的目的、藏书范围、职责、管理制度、图书管理与流通等都作了规定。

各省公共图书馆的创建真正奠定了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基础。1904年，长沙知识界创办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1906年湖南巡抚庞鸿书拟定章程，拨给经费，委派官员，创设湖南图书馆，这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公共图书馆。此后湖北、吉林、黑龙江、河南、山东、陕西、云南等省也相继建立了省级公共图书馆，它们均在一定程度上向社会开放。京师图书馆也在李瑞棻、罗振玉和张之洞的奏请下于1909年开始筹建。

学校图书馆也同时产生了。学校图书馆以京师大学堂图书馆为代表。京师大学堂图书馆的前身是该学堂藏书楼，创办于1898年11月。《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一章中指出：京师大学堂为各省表率，体制尤当崇宏，今设一大藏书楼，广集中西要籍，以供士林济览而广天下风气。1902年，张百熙奏陈恢复京师大学堂，并于是年设立藏书楼，分别提取各省的官局书籍或购买民间旧本，时务新书，已译未译西书，归入藏书楼。京师大学堂图书馆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前身。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批私人图书馆，其中最著名的要算1904年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创建的图书室（1909年定名为涵芬楼），即东方图书馆的前身。涵芬楼首批重要藏书是收入绍兴徐树兰熔经铸史斋50余橱藏书。后来，“凡遇国内各家藏书散出时，总是尽力搜罗；日本欧美各国每年所出新书，亦总是尽量购置”[14]。涵芬楼以收藏古籍善本著称，由于集中收购了几个藏书家流散的藏书，因而拥有许多精品。

近代图书馆与旧式藏书楼的根本区别，在于图书馆联系众多的读者，向读者开放，而藏书楼则采取封闭的体制，与社会隔绝。在此时，对社会公众开放已成为变革后的旧式藏书楼和新建图书馆的主要活动方式，也是社会公众对藏书机构的共同要求。在近代图书馆的产生过程中，资产阶级维新运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敲响了延续几千年的中国封建藏书楼的丧钟，揭开了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新的篇章，为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兴起开辟了道路。到20世纪初，以湖南图书馆和京师图书馆为代表的新式图书馆的创建，标志着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最终确立。

二、近代博物馆的出现

博物馆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但具有近代性质，作为独立的文化教育机构意义上的博物馆，却是在19世纪后半叶随着中国社会的近代化的展开而萌芽并产生的。保存和研究历史文化遗物，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商代起，王室官府和贵族已经开始重视对文物的搜集和保存。这一悠久历史是近代以来中国博物馆产生和发展的前提，也是中国博物馆的历史渊源。到19世纪中叶以后，这种历史渊源加上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博物馆的影响，就逐渐形成了中国近代博物馆产生的客观条件。

鸦片战争后，随着资本主义科学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西方的博物馆作为一种新事物被介绍进中国。1849年出版的徐继畲《瀛寰志略》中就提到普鲁士、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军功厂”和“古玩库”。此后，中国外交官员、洋务人员和留学生也都将西方各国的博物馆情况写进他们的游记和随笔中，用“画阁”、“古物楼”、“积宝院”、“博物院”等名目来描述外国博物馆的陈列展览和文物模型。虽然这些人对博物馆的认识还仅仅停留在一般风物人情的角度来了解，还不是对博物馆的专门考察和研究，但这些介绍使中国人耳目一新，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使人们逐步认识到博物馆这一新生事物的社会意义，促动了建立博物馆的社会要求的产生。

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在中国建立了一批新式博物馆，作为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服务的文化教育宣传机构。1860年，上海徐家汇耶稣教会法籍修道院院长达维（A.A.David）在华北地区开始采集大批生物标本，1868年，神甫韩伯禄（P.Habde）和白耳（P.Belal）建立了一所博物院，开了外国人在中国建博物馆的先河。这座博物馆主要收藏中国植物标本和东南亚等地物产标本。这所博物院初名徐家汇博物院，西文名称为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1930年由于旧院舍不敷使用，便在震旦大学内另建新院舍，并更名为“震旦博物院”。1874年，英国亚洲文会的傅兰雅、伟烈亚力在上海创办了格致书院，内设考古、动植物、古生物、地质等研究组织，长期搜罗中国秦汉古物、甲骨、石器等文物，其中鸟类标本最多，具有博物馆的性质。1904年，法国人在天津法租界建立了华北博物馆，藏品主要是地质及矿产标本。同年，英国浸礼会教士在济南创建广智院，陈列品主要是动物、鸟类的标本和有关地理、人文风俗、科技模型、历史文物等物品。

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这些博物馆就其实质来讲是他们掠夺中国文物资源的工具，且大都不对社会公众开放。这样，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于政治上的要求，便萌生了建立中国人自己的博物馆的想法，把创办博物馆作为“新政”的一项内容，与废科举、立学堂、广译书、派留学生、设报馆等主张一起提出来加以鼓吹。1895年强学会上海分会的章程中就明确提出要开设博物馆的主张，对古今中外自然科学类的标本物品“博览兼收，以为益智集思之助”。梁启超在其论学会的文章中提出“大陈各种仪器，开博物院，以助试验”。这些维新人士关于建立博物馆的主张，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支持。1898年7月，清廷谕令总理衙门详定奖励章程，其中就具体规定了奖励民间举办博物馆的办法。

由于“百日维新”的失败，维新派创建博物馆的主张未能变为现实。但经此变动，使博物馆在中国产生的社会条件趋于成熟。至1905年，终于出现了中国人自办的博物馆。

在康有为、梁启超之后，倡议创办博物馆呼声最高的是清末立宪派代表人物张謇。1903年，张謇赴日本考察实业和教育，在日期间，参观了日本的博物馆和博览会，深有感触，回国之后即大倡创立博物馆。1905年，他先后写了《上南皮相国请京师建设帝国博物馆议》、《上学部请设博览馆议》等文章，对创建博物馆的必要性、文物标本的蒐集、保管、陈列及建筑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意见，反映了当时国人关于创办博物馆事业的迫切要求。但张謇的呼吁并没有得到清政府的重视，于是，他便自己在家乡南通筹建博物馆。1905年，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个博物馆——南通博物苑终于建成了，张謇也就成了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创始人。

南通博物苑由中馆、南馆、北馆三座主要建筑构成。中馆是苑内最早的建筑，屋顶有下台，上置观测仪器，每天预报天气。南馆是主要陈列馆，楼下陈列动物、植物、矿物标本，楼上陈列历史文物。张謇通过各种渠道搜集文物、标本和鸟兽花木，既注重本地的，也兼采外地以至外国的。南通博物苑经过张謇十年苦心经营，到1914年，藏品达2970多号，共计2万余件。馆外有“药圃”和“花叙”，广植各种植物，并建有池塘养水禽及水族等，在形式上仍是以中国旧有园艺和苑囿以及旧物保管库为主，但也结合了西式博物馆的因素。

南通博物苑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综合性博物馆的开端，因为其在早期附属于南通师范，其主要任务是配合学校教学，故而南通博物苑也是中国较早的学校博物馆。南通博物苑的建立，在中国博物馆史上开风气之先，对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宣传先进自然科学和祖国优秀文化遗产方面起过积极作用。

南通博物苑促进了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初步建立。1905年，学部侍郎严修在其家乡天津的城隍庙，开办了教育品陈列室，陈列理化仪器、博物标本等诸多展品，供人观览。1906年，北京成立师乐善园（俗称三贝子花园，后更名万牲园），并设农事试验场和自然标本陈列室，1908年开始对外开放。同年，在山东泰安也创设了教育博物馆，将从日本购得的多种教育用品一一陈列，任人观览。两江总督端方也在北京琉璃厂海王村创办了陶斋博物馆，展出个人收藏品。在南通博物苑创建前后也出现了一批反映民族工商业发展的陈列馆（所），虽然它们在体制、内容等方面还有不完善的地方，但也构成了中国博物馆事业建立初期的一道风景线。主要单位有：1902年天津考工厂陈列馆，1906年改名为劝工陈列所，展品分本省、外省及国外参考三部分。1904年河南省城的劝工陈列所，凡旧有生产，新造各货均罗列其间。1905年直隶省的国货陈列馆和山东省立图书馆的金石保存所。1906年湖南省商品陈列馆，南京的江南商品陈列所。1907年至1909年，奉天、江西、江苏、贵州等地均设置了类似的陈列所（室）。

值得一提的是，1910年农工商部筹办南洋劝业会，内设教育、工艺、器械、武备、卫生、农业等专馆，展出名胜古迹模型、文物及从海外引进的新奇物品，设40个陈列馆，在当时引起强烈反响。这些商品陈列馆同南通博物苑等博物馆一起形成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博物馆群体。作为中国近代博物馆事业的起始点，这些商品陈列馆和博物馆大都不公开或半公开，设备简陋，在文化、教育、宣传上所起的作用并不大。但是，以南通博物苑为代表的这批最早的博物馆的出现，使近代文化传播业增添了一种新工具和一道新途径，对中华民国成立后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博物馆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起了奠基作用。

注释

[1] 《汉口创设昭文新报馆》，《申报》，1873-06-21。

[2]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47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3] 王韬：《上潘伟如中丞》，《弢园尺牍》，206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4] 《论新增报馆》，《新报》，1882-05-20。

[5] 郑观应：《盛世危言·日报》，《郑观应集》上册，347页。

[6] 江标：《湘学报叙》，《湘学新报》第1册，1897-04-22。

[7] The Chinese Peroidcal Press，1800-1912，转引自《新闻学论集》（6），13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

[8] 梁启超：《中国各报存佚表》，张静庐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补编》，68页，北京，中华书局，1957。

[9] 《代派中国日报广告》，《民报》，第19期，1908-02-25。

[10]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1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11]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33页。

[12]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127页。

[13] ［日］山口升：《欧米人在支那之文化事业》，转引自谢灼华主编：《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225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

[14] 张元济：《在德国捐赠东方图书馆书籍赠受典礼上的讲话》，转引自陈建民：《智民之梦——张元济传》，202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