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中国开始出现一批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以投资于这些企事业的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官僚地主和商人为阶级基础，形成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早期改良派、维新派及革命派是这个阶级的政治代言人。资产阶级一登上政治舞台，即提出了自己的教育主张，并且发动一场由浅而深、由温和到激进的教育革命。

一、早期改良派的教育改革主张

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马建忠、薛福成、王韬、郑观应、何启、胡礼垣、陈虬、容闳等。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早期改良派提出的政治主张带有较大局限性。他们既要维护其自身阶级利益发展资本主义，又不敢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他们在政治上向往君主立宪制度，把希望寄托在清政府的明智、开恩上，希图通过和平改良的办法实现自己追求的目标。

早期改良派提出了一系列教育改革主张，这些主张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抨击科举制度

首先对科举制的弊端予以揭露、批判。1861年，冯桂芬就认为科举制是“其事为孔孟明理载道之事，其术为唐宗英雄入彀之术，其心为始皇焚书坑儒之心……意在败坏天下人才，非欲造就天下之才。”[41]其后，薛福成、王韬、陈虬、郑观应等，都针对科举内容的空疏、不切实用，八股文对人们思维的禁锢等予以针砭。他们要求“黜浮靡、崇实学、奖荐贤、去一切防闲、破累朝积习。”[42]在科举考试中废除八股文，注重经术、史事、经济、舆地、算学等实学科目，要求在科举的形式上，停止虚浮骄作的武举考试，增加算学科。19世纪90年代初，郑观应明确提出在举行科举考试时，应“首科既毕，挂牌招考西学”[43]，将西学列为一科，做到学以致用。

（二）倡导西学

他们认为要培养新的人才，赶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必须学习西学。鸦片战争刚结束，魏源就喊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提出了学习西方的必要性。其后，冯桂芬在“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思想下，明确提出了“采西学”、“制洋器”的要求。遵循这种思想模式，薛福成、王韬、郑观应等人都积极倡导学西学。就西学的范围来说，冯桂芬在1861年所提的西学，内容包括算学、重学、光学、化学、舆地等，侧重于自然科学方面。随着社会认识程度的提高，至19世纪80年代末，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西学》中，已将西学分为天学、地学、人学三部分，内容包括了西方的自然科学、工艺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诸多学科。

（三）改革书院、设立学校

容闳是我国近代最早的受过美国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也是国内最早将培养新的人才与设立学校联系起来的人。1860年，他曾向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建议设立各种实业学校、武备学校，并仿照西方颁行各级学校制度。[44]此后，郑观应明确提出了改革旧式书院、设立学校的主张。他认为传统的、为科举作准备的旧式书院，学习内容空疏，方法落后，不可能承担培养新式人才的任务，所以必须从教学内容上对旧式书院进行改革，增加西学的内容。他还提出：“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45]主张仿照西方的学制，设立高、中、初三级学校，包括普遍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军事教育等在内的完整的学校系统。他主张在京师设立大学，在各省省会设中学，在县设小学，在各乡设私塾。大、中、小学均采取班级授课的形式，规定学习年限，以考试的结果为升级的标准。鉴于具体情况，他提出了“变通”的具体方法，即将中国科举制的进士、举人、秀才的三级功名与大、中、小三级学校相配合，并将各省、府、县的书院改为学堂。他是国内最早主张改书院为学堂的倡导者之一。

总之，早期改良派从资产阶级改革的需要出发，十分重视培养掌握西学的新式人才。正是由于这一人才观的确立，进而批判科举制的弊端，积极倡导学习西学，改革书院，设立学校，为随之而来的维新教育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二、维新派的教育活动

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多数是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的知识分子，他们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影响，有的自己还举办了近代工业或与近代工业资产者有些联系。他们要求改变封建专制政体、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改变取士制度，学习西方文化等。这一切都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抵制，双方展开尖锐激烈的论战。这场争论反映在文化教育方面主要表现为：

第一，要不要反对以三纲五常为中心的封建伦理道德。资产阶级维新派要求打破封建地主阶级的君主专制，要参与政权，实现君主立宪。为此，他们在思想意识上，努力输入西方资产阶级的伦理道德观念，以西方某些民主观点，来反对封建专制思想，特别是君权思想。梁启超说：“三代以后，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46]代表封建势力与维新派论战的人物是张之洞。他在《劝学篇》中坚持三纲五常是国君立国、学校办学之最根本的原则，若弃此而倡民权，必引起大乱，声称：“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

第二，要不要提倡西学，批判中学。维新派主张学习西学，包括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他们是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一派代表人物。他们批判“宋学义理”、“汉学考据”和“词章”之学，认为这些被封建统治者提倡的“中学”无实无用，只能培养俗儒、鄙夫。封建顽固派坚持维护旧学、中学，排斥新学、西学。他们是一批极端的守旧分子，认为西学是“邪说”，是“奇技**巧”，提倡西学者是“乱臣贼子”、“离经叛道”。洋务派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基本精神与顽固派主张无大的区别。他们的“中学”包括中国经学和史学，核心内容为三纲五常。他们也讲西学，但其含义与维新派不同，其内容是西文与西艺，对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是反对的。

第三，要不要废八股、变科举，改革封建主义的教育制度。顽固派维护和坚持八股取士制度，维新派认为欲救中国，必须开民智，培养人才。这就必须废八股，改变科举制度，建立资本主义的教育体系。严复曾指出，八股取士制度有三害：“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47]对之予以彻底否定。

反映维新派教育主张的代表人物有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他们在与封建守旧派的论战前后，写有一系列论著，如《变法通义》、《救亡决论》、《原强》等，分别阐述了自己的教育思想，概论起来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废八股，改革科举，兴学校。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己部第三章至第六章提出了一套学制体系：人本院（胎教）——育婴院（学前教育）——小学院（初等教育）——中学院（中等教育）——大学院（高等教育）。[48]

第二，强调师范教育与女子教育。梁启超是近代中国较早提出设立师范学校的人。1896年，他在《论师范》一文中说：“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师也者，学子之根核也。师道不立，而欲学术之能善，是犹种稂莠而求稻苗，未有能获者也。”[49]与此同时，对于女子教育，梁启超等人也大力倡导。

第三，教育救国与启蒙。维新派认为，教育是救亡图存、思想启蒙、富强祖国的重要手段。严复在《原强》一文中指出：“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反映在教育上就是德、智、体三方面齐头并进。只有这样，方可使中国避免灭亡的命运[50]。需要说明的是，维新派的教育思想论受到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说的影响，如进化论、民权说、社会学，等等。

维新派一方面与守旧派开展论战，另一方面致力于学堂的创办。随着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的空前加深，全国出现了兴办学堂的热潮。据不完全统计，1895—1899年间，全国共计兴办维新学堂107所。[51]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万木草堂、时务学堂。

万木草堂于1891年由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设立，后迁府学宫，是康有为宣传变法思想、形成变法理论、培养变法人才的重要阵地。开始只有20多人，后来达100多人。康有为自任总教习、总监督，著《兴学记》以为学规。今文经学、史学、自然科学为讲授主要内容。堂中还设图书室、仪器室，注重体育、音乐，选高材生充任学长，朝夕讲业。

时务学堂是在1897年10月由熊希龄、陈宝箴、黄遵宪、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在湖南长沙创办。梁启超被聘为中文总教习，欧榘甲、韩文举、叶觉迈、谭嗣同、唐才常等任分教习。李维格任西文总教习，许奎垣任数学教习。学生开始时有40人，后增至200余人。梁启超制定有《学约》十章。1898年春，由于王先谦等守旧派的攻击，学堂被迫停办，戊戌政变后改为求是书院。

资产阶级维新派认为中国贫弱的原因在于教育不良、学术落后、民智未开，欲变法维新，必兴办教育，培养人才。因此，维新学堂办学目标明确，就是为维新变法培养人才。如万木草堂培养了梁启超、麦孟华、徐勤等维新变法的骨干，时务学堂培养的蔡锷、范源濂等，后来成了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领袖。维新学堂要求学生具有广博的知识和变法思想，能传播维新主张，壮大变法力量。同时维新派创办学堂的目的，还在于开启民智，以提高民族文化素质。

在课程设置方面，维新学堂从办学目标出发，课程开设虽然名义上遵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但实际上已经突破了这一思想的框框，讲授了不少变法维新，宣传民权的内容，与洋务学堂根本不同。即使是私学性质的万木草堂，其课程设置也很完备，有义理之学、考据之学、经世之学、文字之学组成的一般性学科，另还有所谓“科外学科”，包括体操、游历等。除此之外，万木草堂还定期举行时务演讲（时务课）。

万木草堂、时务学堂等维新派创办的学校，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对教育的要求。在教育目的、教育内容和方法上都有别于封建主义的旧教育。从这些学校里，培养出一批维新变法人才。但这些学堂，也还存在一些封建主义因素，在课程上还有不少封建主义的内容，在道德训练的方法上，“主静存诚”、“养心不动”、“敦行孝悌”、“慎思察几”等，基本上出自于宋明理学家的教育主张。

1898年6月11日宣布变法至9月21日的“百日维新”中，资产阶级维新派积极推行新政，通过光绪皇帝颁布了大批维新变法诏令。有关文化教育方面的改革如下：

第一，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6月23日，光绪帝发布上谕，下令废除八股取士制度，改试时务策论。规定“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52]乡会试仍定为三场，除第三场试以四书、五经之外，头两场所试内容与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即试以中外史事、国朝政治以及包括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的时务策，以选拔实用人才。在规定的考试之外，还开设考试经世致用之学的经济特科，其内容包括法律、财政、外交、物理等，以选拔新政人才。当时及法定以后的一切科举考试，都以实学、实政为取士标准，不可复蹈空言，更不可以楷法好坏来决定取舍。这些科举制度的变革，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对学风和学习内容的改变以及学校教育的发展都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为后来最终废除科举制创造了条件。

第二，广设新式学堂。京师大学堂的设立，早在“百日维新”以前就有议论，“新政”开始，便着手开办。将原设官书局和译书局并入大学堂，利用官书局原址，命孙家鼐为管学大臣，负责管理大学堂事务，同时规定有统辖各省学堂的权力。京师大学堂不仅需要管理好自身，还要办成各省学堂之表率。京师大学堂是“百日维新”期间教育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它的创设，标志着我国近代教育行政组织的萌芽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一种有别于封建旧教育体制下的学校管理模式的出现。

此外，各地旧有的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和西学的学堂。各省的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府城的书院改为中等学堂，州、县的书院改为小学堂。地方捐办的义学、社学，亦令中西兼学。此外，奖励绅民办学（民间祠庙不在祀典者，也改为学堂）。在专门学堂方面，筹备设立铁路、矿务、农务、茶务、蚕桑、医学等学堂。

第三，倡导西学。在提倡西学方面的直接措施有：派人出国留学，由各省督抚就学堂中挑选聪颖有志深造的学生，派赴日本等国游学；建立译书局和编译学堂，编译外国教科书和其他书籍等等。

从这些措施可以看出，有关教育制度的改革，是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对封建主义的传统教育进行了重大冲击。这些改革措施体现了维新派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使他们的教育主张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表达。另一方面，无论从科举制度的改革，还是京师大学堂的设置，都保留了一定的封建性的内容，反映了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局限性。

三、革命派的教育活动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教育主张不仅与封建阶级的教育截然对立，而且在教育与救国的关系、教育目的等问题上与资产阶级维新派存在着明显的分歧。

在教育问题上，资产阶级革命派揭露抨击了封建主义的教育剥夺人权，阻碍人们在智力方面和物质方面的发展，使中国人民陷于“穷苦愚昧”的地步。他们要求进行革命的“国民”教育，通过革命教育培养人们的自治能力，独立品质，以及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批判封建教育的同时，提出了倡女权和兴女学的要求。在这个问题上，资产阶级革命派比起改良派前进了一大步，不仅用民权思想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教育，而且把它同反“压制”、反“束缚”的爱国革命运动联系起来。

除了揭露和抨击封建教育的积弊，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洋务教育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教育救国”思想也作了坚决的斗争。1907年，秋瑾在《中国女报发刊辞》中，抨击几十年的洋务教育“无宗旨，无意识，其效果乃以多数聪颖子弟，养成翻译、买办之材料”，而多数学生更是“以东瀛为终南捷径，以学堂为改良之科举矣。”[53]所倡洋务教育实际上没有最终摆脱“中体西用”的框架，带有深刻的封建性。

针对一部分改良主义者片面强调“教育救国”，而否定革命的观点，革命派表示坚决反对，明确宣布“改造中国之第一步”只有革命，不能颠倒革命与教育的关系。邹容说：“革命者，国民之天职也，其根柢源于国民，因于国民，而非一二人所得而私有也”；“欲大建设，必先破坏，欲大破坏，必先建设，此千古不易之定论。”可见，革命派强调革命、破坏，并不是为革命而革命，为破坏而破坏。他们所说的革命与建设新社会、新世界紧密相连。教育问题同样受到他们的高度重视。邹容说：“吾侪今日所行之革命，为建设而破坏之革命也……吾于是鸣于我同胞前曰：‘革命之教育’。更译之曰：‘革命之前，须有教育；革命之后，须有教育’。”[54]孙中山则把兴办教育，特别是发展师范教育视为革命后首要办的大事。他说：“学者，国之本也，若不从速设法修旧起废，鼓舞而振兴之，何以育人才而培国脉。”[55]又说：“我中国人民受专制者已数千年。近二百六十余年，又受异族专制，丧失人格久矣。今日欲回复其人格，第一件须从教育始。中国人数四万万，此四万万之人皆应受教育。然欲四万万人皆得受教育，必倚重师范，此师范学校所宜急办也。”[56]

革命派的教育宗旨简单来说是为革命斗争造就大批人才，即邹容所说的“预制造无量无名之华盛顿、拿破仑”。对此，邹容作过具体阐述，把这一宗旨具体化为“三义”、四种精神。“三义”为：（1）“当知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2）“人人当知平等自由之大义”；（3）“当有政治法律之观念”。由此“三义”，“更生四种（精神）：一曰养成上天下地，唯我自尊，独立不羁之精神；一曰养成冒险进取，赴汤蹈火，乐死不避之气概；一曰养成相亲相爱，爱群敬己，尽瘁义务之公德；一曰养成个人自治，团体自治，以进人格之人群”。[57]除此以外，革命派还强调“教育平等”的原则。如孙中山所说：“凡为社会之人，无论贫贱，皆可入公共学校，不特取学膳等费，即衣履书籍，公家任其费用。……庶几教育之惠，不偏为富人所独受，其贫困不能造就者，亦可以免其憾矣。”[58]从这些主张可以看出，革命派的教育思想以服务于民主革命为宗旨，贯彻了教育平等的原则，超过了改良派的水平，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革命性。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进行革命的过程中，创办了一批新型学校，并利用它们进行革命活动。蔡元培等在上海创办了爱国女校和爱国学社，黄兴在湖南利用明德学堂进行革命活动，徐锡麟、陶成章和秋瑾在绍兴创办了大通学堂。其他革命者还创办了福建侯官两等小学堂、芜湖安徽公学、安徽崇实学堂、江苏丽泽书院、贵州光懿小学等。这些学校培养了许多革命骨干，播散了革命种子，掩护了革命活动。其中最著名的有爱国女校、爱国学社和大通学堂。

1901年12月，蔡元培、蒋观云、黄宗仰、陈范、林白水、吴彦复等在蔡元培寓所计议创办女子学校，后延至1902年4月中国教育会成立后，“方正式租校舍于蔡寓之白克路登贤里”，定名为爱国女校。蒋观云首任经理（校长），经费由黄宗仰介绍犹太巨商哈同之妻罗迦陵负担。1902年12月2日，女校正式开学。开始时学生仅10人左右，后逐渐增多。蔡元培曾出任该校第二任校长。学校摒弃“贤妻良母主义”，以图“造成虚无党一派之女子”[59]，把增进女子之德、智、体几方面品质的培养当成教育宗旨。1908年后，女校与革命派脱离关系，成为普通女子中学。

1902年11月16日，上海南洋公学爆发了反抗学校当局专制主义统治的罢课风潮，全校6个班级，200多个学生愤然罢学离校。部分罢学学生请求中国教育会赞助办学，中国教育会决定募款设校，“沿爱国女子学校之名，曰爱国学社”。推蔡元培为总理（校长），吴稚晖为学监（教务长），章太炎、蒋观云、蒋维乔、黄炎培等为教员，学社设在上海泥城桥福源里中国教育会所。

1905年9月，光复会会员徐锡麟、陶成章等在浙江绍兴设立了大通学堂，并在9月23日正式开学。后改为大通师范学堂，设体育专修科，六个月毕业。1907年，徐锡麟、秋瑾发动武装起义，该学堂是重要基地。起义失败后，学堂被清廷封闭。

在资产阶级革命派创办的学堂里，教师多是实行一种义务制。如爱国学社的教员多为义务任教，既在学社教书，又利用课余时间兼职谋生。教员在没有任何报酬的情况下，仍旧热心教学，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发展。

在课程的安排上，军事体育课占有很大的比重。这也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所属学校具有的鲜明特色之一。当时的军事体育课，主要是兵式体操和器械体操。前者多是进行军事步伐和枪械练习，以训练学生日后参与武装起义的作战能力；后者多为溜木、平台、铁杠、木马、秋千及跳远等项目的练习，以锻炼学生强健的体魄。以上特色在大通师范学堂表现得更为明显。

此外，革命学校中的教学多用演讲式，鼓励学生自由讨论，以养成辩驳之风。为了培养学生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能力，革命学校的教学工作尤其在社会、国家、政治、法理等课程的讲授上，教员多用演讲的方式，在激发学生的革命热情中传授资产阶级革命学说。同时注重引导，提倡学生自由讨论，以养成辩论之风。

革命派在创办学校的同时，还于1902年4月15日成立中国教育会，以从总体上推行革命教育。

革命派开展各种教育活动，并利用教育来宣传革命思想，培养民主革命骨干，建立革命组织，发动多次武装起义，最终爆发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政权。

资产阶级革命派建立民主共和政权后，在文化教育领域里开展了反对封建主义教育的斗争，进行了资产阶级的教育改革。南京临时政府虽然仅仅存在3个多月，而且事务冗杂，但并未忽视教育改革。1912年1月19日，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普通教育暂行课程之标准》。《通令》计14款，规定：学堂改称学校，监督总堂改称校长；清末学部颁布的教科书、清末学堂的奖励出身、小学读经课一律废止；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缩短中小学学习年限，增加自然科学、实业、实用知识方面的课程等。《标准》计11款，对各级学校的课程、教学时数等予以了规定。

蔡元培作为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对当时的教育改革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突出表现在教育方针的制定上。1912年2月，蔡元培在《教育杂志》上发表了《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专门讨论教育方针。其后，他又提出了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的“五育”方针。对此“五育”方针，蔡元培作过详细说明，指出：“五者，皆今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也。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德育主义三者，为隶属于政治之教育。（吾国古代之道德教育，则间有兼涉世界观者，当分别论之。）世界观、美育主义二者，为超轶政治之教育”。他强调“五育”的整体性，以人体为例比喻说明：“譬之人身：军国民主义者，筋骨也，用以自卫；实利主义者，胃肠也，用以营养；公民道德者，呼吸机循环机也，周贯全体；美育者，神经系也，所以传导；世界观者，心理作用也，附丽于神经系，而无迹象之可求。此即五者不可偏废之理也。”[60]

四、资产阶级新教育的社会作用

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所从事的教育活动，其积极影响不容低估。

第一，有利于促进现代化进程中民主化相对滞后状态的改变。国内外新知识群的崛起，为民主运动的展开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努力长期只局限于经济和某些社会领域，民主化则相对落后。政治上的滞后对整个现代化进程带来严重的阻滞作用。戊戌维新之际，由于康、梁等人主要依靠开明士绅和官吏，政治改革的主导方向在实施阶段不能不有所降调。这种状况直到新式教育迅速发展的20世纪初期才得到改变。日益扩大的新知识群体成为民主先驱者领导的行动队，并对各阶层民众产生广泛的鼓动和引导作用，使得爱国、民主和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以自由平等为内在驱动力的学界风潮广泛兴起，与商民的罢市和下层社会的民变交相作用，频繁冲击旧秩序，强化了社会变革所必需的动**氛围。留学界和国内学界成为革命党人建立组织中枢所依靠的社会基础。学生们凭借其特殊地位，在历次爱国民主运动中，以各种形式一次又一次地掀起民族民主思想宣传的热潮，把长期盘桓在精英圈子里的民主理想变为群众性的社会思潮，大大增强了国人极为缺乏的自由平等意识和国民意识，使中国人的民主自觉跃上新高度。而学生的自治要求与实践，以及他们为争取实现民主政治而展开的大规模斗争，有力地推动了民主化进程，使民主运动向着多数人自觉要求和主动参与的社会活动迈进一步，不再仅仅是少数先知先觉的呼唤和耶稣救难式的英雄主义。学生本身又构成近代中国民主制衡社会机制的重要成分，作为受过教育、有一定组织形式的社会群体，对专制王朝赖以存在的愚民钳口术形成严重威胁。他们不能容忍朝廷官府任何有害于国家民族利益的举动，封建统治者已很难完全为所欲为，专制制度丧失了继续存在的社会条件。同时，学生进入官商绅各界，加快了旧群体分化转变的趋势，对专制统治的瓦解起到催化作用。

第二，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中国封建旧道德观念，在一些思想活跃的青年学生心目中逐渐成为被唾弃的陈腐之物。江苏省常昭高等小学堂的一些学生，公开在其毕业试卷中对封建旧观念进行了批判。其中：“王以谦卷谓：‘君为臣纲，夫为妻纲，其理甚谬’。徐增植卷谓：‘后世所谓父，曰严君，误甚’。程瑛卷谓：‘在朝为臣则认其君，否则吾与君为路人。’张元龙卷谓：‘三纲谬彰彰明矣’。王耀祖卷谓：‘纲中君为臣纲尤谬，盖君非我祖父，与我无关系。’”[61]这些试卷被江苏学使斥为“离经叛道之尤”，而这正显现出一些激进学生的思想性格。1903年，清政府颁布的《学务纲要》中，以忠君尊古为学堂的指导思想，但留日学生们却针锋相对地提出：“从事教育者，不可不知二大主义。何谓二大主义？一曰贵我，一曰通今。”[62]

第三，推行国民教育就是要宣传爱国救亡的思想，使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为国家民族的命运分忧，为民族的独立与振兴而奋斗。晚清十几年正是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浪潮愈演愈烈的时代，中国近代的民主革命正是在民族危机迫在眉睫的情况下兴起的。因此，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在倡导新学时，把救亡的命题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他们强调进行军国民教育，造就国民，就是要使全国人民养成国家、民族的整体观念，使青年学生担负起民族兴亡的时代重任。

当然，资产阶级新教育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如关于培养人才问题，洋务派也好，维新派也好，对于近代教育宗旨的认识都源自对中西教育的简单对比，仍集中在培育异才方面。区别只在于，或是外交、军事、工艺的洋务之才，或是民主宣传的维新之才。这种精英至上的追求，与真正的近代教育宗旨显然是有距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