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社会的半殖民地性决定了中国的教育权不是完整的，外国侵略势力也渗透其间。外国在华所办教育，包括教会、私人、国家和团体等几种情况，而其中最突出的是教会教育。这是列强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的最重要方式。外国教会所办学校，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大学等各个层次一应俱全。为了办学的需要，外国教会还成立了教育会、书局、印刷机构，等等，自成一个独立体系。本节所述内容主要包括教会学校的产生、发展、办学情况及影响。

一、教会学校的产生与发展

早在19世纪初，一些西方传教士就潜入中国，在广东沿海一带秘密传教。由于清政府的禁教政策和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顽强抵制，外国教会势力的传教工作举步维艰，甚至数年拉不来一个信徒。要传播福音，必须吸引听众，于是传教士们开始收容一些穷苦子弟或乞丐，提供给他们吃、住，并教他们识字、读经。传教士们还收容一些孤女和婢女，由传教士的妻子教她们做针线活，学习汉字和读《圣经》。于是，形成了最早一批的教会学校。

我国近代第一所教会学校，是由美国传教士布朗夫妇（Samuel Robbins Brown）在澳门兴建的马礼逊学堂，第一批学生是6个穷人家的孩子。近代中国第一位留美学生容闳，就是他们当中突出的一个。

《南京条约》签订后，西方传教士凭借不平等条约纷纷来华办学堂，侵犯中国的教育主权。到1860年，天主教耶稣会在江南一带已发展了天主教会小学约有90所。[63]

自传教士在澳门创办“马礼逊学堂”后，又在五个通商口岸办了一大批教会学校。1844年英国“东方女子教育协进社”派遣传教士在宁波开办的女塾，这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第一所女子学堂；同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在厦门开设英华男塾；1845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在宁波设立的崇信义塾（1867年迁杭州改名育英义塾）；1848年，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在福州开设的男童学塾；1849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在上海开设徐家汇公学，这是天主教会在中国最早开办的洋学堂；1850年美国圣公会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夫人在上海设立的裨文书院；1853年，法国天主教会在上海董家渡开办的明德女学等等。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教会学校由沿海的通商口岸伸向内地。据统计，自1860年到1875年，教会学校总数约800所，学生约20 000人，其中基督教传教士开办的约有350所，学生约6000人，其余均为天主教会开设的。这一阶段的教会学校，仍以小学堂为主。同时已有少量的教会中学出现，约占总数的7％，女学堂也有所增加。从1875年到1900年，教会学校总数增加到2000所，学生增至40 000人，其中中学堂约占10％。

这期间的教会学校遍及全中国，其中尤以美国基督教各差会开办的教会学校最多。据李林《拳祸记》中的统计，美国传教士拥有教徒40 027人，开设了1032所初等学校，小学生16 310人，开设了74所中等以上学校，学生3819人[64]。其中较为著名的学校有：1864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在山东登州开设的蒙养学堂，1876年改为文会馆。1865年，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在上海设立的培雅书院，1866年又设立度恩书院，1879年合并为圣约翰书院。1870年，美国归正会在厦门鼓浪屿设立毓德女中。1871年，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在武昌设立文氏学堂，1891年改为文华书院。1876年，圣公会在福州设立三一中学。1881年，圣公会在上海创办了圣玛利亚女校；美国监理会传教士在上海创办了中西书院。同年美以美会在福州创办鹤龄英华书院。1885年，美国长老会在广州设立格致书院。1888年，美以美会在北京设汇文书院。1889年，美国传教士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在南京设立汇文书院。1893年，美国公理会在河北通县设立潞河书院。1897年监理会在苏州设立了中西书院。1898年，美国长老会在厦门鼓浪屿设立英华中学等。

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创办了一些书院，其中重要的有：1843年英国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在香港建立的英华书院，是西方传教士在华建立的第一个书院；1850年上海出现清心书院；1853年美国公理会在福州创立福州格致书院；1867年美国传教士在杭州建立育英书院；1870年苏州出现存养书院；1871年，美国传教士在武昌建立文华书院；1885年英国传教士在山东青州建立培真书院；1893年美国传教士在直隶通州建立潞河书院。至19世纪末叶，西方传教士在华建立的书院近40所。西方传教士所办的书院同中国的传统书院有相似之处。第一，属于民间办学系统；第二，书院亦分小、中、高三种形式，其中许多书院也属于启蒙性质的义学之类。有的书院教育本身就包括小学、中学、大学三个层次。

19世纪末，在西方列强对华政策总体调整的背景下，为适应“以华制华”的战略，教会办学重点转向高等教育，即创办教会大学。第一所教会大学是岭南大学，1893年在广州创设。教会大学在20世纪头十年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中，由新教主办的教会大学和医学院达16所，罗马天主教创办了3所。以国别论，美国基督教会兴办的大学最多，如苏州东吴、广州岭南、广州夏葛医科、北京协和医科、武昌文华、重庆华西协和、杭州之江、南京金陵等大学。到1911年，除京师大学堂、山西大学、北京大学、南洋公学外，绝大部分高等教育均被外国教会所垄断。

教会大学有以下几个共同特点：学校的行政、经济及人事大权始终掌握在外国差会和传教士手中；以宗教教育为教学重点；有一套自成体系的教学管理制度；注重英语教学；反对学生运动；由于学位得到外国承认，故留学生多。

由上可知，晚清教会学校的发展史以第二次鸦片战争为界，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即形成阶段和发展阶段。从这两阶段的对比来看，有极为明显的不同之处：

第一是招生对象的改变。早期教会学校在中国社会中所受到的“礼遇”，是一种“处处诟谇，与之为敌”的对待，故此所招学生全是“贫苦童稚”，并且还“与以衣食”。正因如此，有的传教士称这一时期的教会学校是“慈善学校”。但1860年以后，这种招生情况逐步在发生着改变，教会学校的大门开始朝向富有阶层的人家，原来“不断为乞丐们开义务学校”的办学方针，渐渐被修改成“让富有的聪明的中国人先得到上帝的道理”。尤其19世纪80年代后，有的教会学校几乎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贵族学校。[65]

第二是教学内容的改进。在早期的教会教育中，宗教课程是一切课程的重点和中心，其时“最主要的中心科目是《圣经》，一切其他学科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来进行教学”。[66]这种状况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有了较大程度的改变，这就是从整体上讲，自然学科课程在教会学校的教学中所占比重逐渐增大，其科目门类也日益增多。此外，对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及英语课程也有了较大程度的注意。其中如英语教学，自1890年在华基督教传教士第二次全国大会之后，几乎成为所有基督教教会学校的主要科目之一，有些学校还把英语作为所有课程的教学用语。

第三是师资素质的提高。如众所知，早期教会学校的开办完全是为了开辟新的传教布道的途径。传教士们对于教会学校的经营，只是作为他们纯粹宗教活动的补充。除了极少数人物将全副精力投放在学校的经营上之外，教学活动对于绝大多数从事教会教育的人物来说，不过是一种讲经布道、发展信徒的“副业”。因此，其时教会学校的师资队伍不仅教育专业化不十分明显，而且他们真正能用于教学的文化知识水平也不高。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这种状况有了一定的改变。这就是从事教会教育活动传教士们的专业化在逐步加强，不少传教士已将事业重心从传教布道转置到从事教育工作上面，其中一些人开始成为专职的教育工作者或教会教育家。与之相应，教会学校的师资队伍的文化知识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据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所述，在19世纪60年代初，英国有些差会派往中国的男性传教士，百分之八十的人物都是正规的大学生，而美国来华传教士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还要高。[67]80年代以后，随着欧美的“学生志愿赴外国传教运动”的形成和发展，来华从事教会教育工作的传教士的专业素质，整体上有了一个更大比例的提高。他们不仅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有较好的专业储备，而且在神学理论和宗教信仰问题上也比早年来华的人物开明得多。

第四是教会教育的培养目标也有了一定程度的修改，即由过去的专门培养传播上帝福音的“使者”，逐渐转向兼而培养世俗社会所需要的实用知识人才。用狄考文的话说，就是此一时期的教会学校，“不仅要培养传教士，还要培养教员、工程师、测量员、机械师、手艺人等”，以此迎合和驾驶正朝中国社会涌来的“西方文明与进步的潮流”[68]。缘此，教会学校的教育层次也发生了变化。比较而言，早期教会教育基本上是一种初级塾学性质的教育，所谓教会学校主要是附设于教堂或传教士住所附近的读经班或识字班。而60年代以后的教会教育，不仅正规小学教育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而且教会中学和带有高等教育性质的教育机构也先后出现在中国的土地上。据有关材料所显示，在1875年左右，教会中学就占整个教会学校数的百分之七，到19世纪末，这种比例上升到百分之十左右。随着教会中学的出现和发展，高等层次的教会教育机构也开始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间萌生于中国社会中。

第五是办学经费来源的变化。教会学校的办学经费，初创时多由外国差会拨付和募捐，此外还有来自中国方面的收入，如地租、捐款等。圣约翰大学1879年创建时，施约瑟（Samuel Lsaac Joseph Schereschewsky）主教在美国募集美金26 000元，美国监理会董事部在3年内捐助美金6000元，以后教会每年均有数千元美金津贴学校费用。随着教会教育的发展，教会学校招生对象改变，学校一方面扩大学额，一方面收取较高学费，使学生缴纳的学杂费收入成了教会学校经费的又一主要来源，而教会津贴所占比例逐渐减少。

二、教会学校的办学特点

与中国传统教育相比，教会学校具有自己的办学特点。

宗教科目和学校宗教生活问题，是教会学校的灵魂，外国传教士的**。各教会学校都把宗教课作为主课，并规定宗教课如不及格不能升学或开除学籍。根据1895年《中国教育指南》的记载，北京贝满女学堂的课程有：四书、女儿经、算术、地理、历史、生物学、生理学等，但最主要的科目是《圣经》，一切其他学科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科目来进行教学的。学校把新、旧约圣经的历史和道理都非常仔细地教给学生。其他与《圣经》有关的书，如《真理权衡》、《基督教信仰的论证》等，也是学生必读的书。

上海圣约翰大学

制造特定的外语环境是许多教会学校所追求的目标，也是其强化教学管理的措施之一。除在课程设置中加强外语比重外，在教学实施过程中都尽量以外语为手段，教会学校主要是用外文进行教学。如天主教的徐汇女中、徐汇师范等，除国文外，各科教学都用法文，课本用法国原版本，甚至连中国史地也用法文讲授。上海圣约翰大学将所有教科书、参考书（包括中国历史、中国地理等）都用英文编印。在课堂教学中，不仅美籍教师用英语讲课，华人教师（除了请老夫子用中文讲国文课外）也要用英语讲授，学生必须用英语做习题，回答教师的提问，同学之间必须用英文交谈。学校中一切布告、来往公函、会议发言、会议记录等一切文书档案全用英文。

外籍传教士进校任教，多由国外教会直接派遣，他们占学校教师的大多数。中小学教职员的任用条件比较苛刻，天主教会办的中小学，主要任用天主教修士，其次是外籍教师，最后是中国教师，主要是天主教会所办高一级学校的毕业生。基督教教会中小学教职员必须是本教派基督徒、大学毕业的基督徒、本校毕业生。对于女教师，则又多一项规定，无论天主教还是基督教，都要求女教师应是未婚女子，并抱独身主义。

为了推动教会学校的发展，改变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状况，外国在华教会还致力于建立全国性的联合组织的工作。

1877年5月，在华基督传教士126人于上海举行了第一次传教士大会，会上组成了“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狄考文、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傅兰雅（John Fryer）、黎力基（Rudolf Lechler）等人为委员，负责编纂、出版教会学校的教科书。该委员会曾先后编纂了算学、中西历史、地理、伦理、教会三字经、耶稣事略五字经、福音史记课本、旧约史记课本等教科书，中国有“教科书”名称，即自此肇始。

1890年，在华基督教传教士举行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决定将“学校教科书委员会”改组为“中华委员会”，推选狄考文为会长，并规定每三年召开一次全国大会。

中华教育会的成员，初期仅数十人，后发展至近200人。该会在我国各地还设有分会。中华教育会的宗旨是“探求及研究中国教育事业，加强从事教学工作人员教授上的互助”。[69]其任务有编写教科书、拟订教育指南进行教育调查、举办各种讲习会、演讲交流会、检查教会学校的工作情况等。除了中华教育会外，美国控制的世界性组织——基督教青年会还于1885年在华设立分会，并渐次推广。

教会学校从一开始就是西方教会作为传教、进行文化渗透的一种重要手段，其主要目的首先是以传教、训练教民和培养传教士的助手。教会办学的主要目的还在于造就知识干部，借以控制中国的各个领域，以及使中国“基督教”化。总之，西方各国教会办学的本意是在采取军事、政治、经济等手段的同时，辅以教育手段，从而达到它们完全控制中国的目的。

三、教会学校的社会影响

在谈到教会学校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时，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首先，教会学校是中国近代史上非正常状态的文化交流的产物。西方列强以军舰大炮强迫中国政府与之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为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渗透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强大的保护。不平等条约给予各国教会在华办学的权利。1906年，清政府《学部咨各督抚为外人设学无庸立案文》颁布，也对教会学校的发展起了保护作用。总之，教会学校的出现是近代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一种现实反映。

其次，是非对等的文化交流。近代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固然增进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了解，但也应该看到，在这一文化交流中，更主要的是西方文化在中国大规模地输入、渗透，猛烈地撞击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从而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深远和巨大的影响。此时，根植于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并已进入发展烂熟阶段的中国传统文化，所面对的绝不再是过去那些粗蛮古朴、很快就被中原文明所同化的马背上的征服者，而是社会文明高度发达、必将对我国文化传统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新对手。在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中，西方文化占据着主导和支配的重要地位。这种失衡的中西文化交流把教会学校推上了历史的舞台；文化交流的非正常状态，使得教会学校在中国得以出现；文化交流的非对等，使得教会学校在中国进行西方文化的渗透成为必然。从西方传教人员在中国的政治活动、教育言论和教育实践中，充分暴露了教会学校的侵略本性。毛泽东在1949年八、九月间写的评论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艾奇逊的五篇文章中，对于以美国为首的外国侵略者在中国的办学活动的本质，作了深刻的揭露。我们这里说的帝国主义的教会教育，实际都是对中国人民进行的“文化上的侵略和压迫”，都是“为了侵略的需要”，为了愚弄中国广大人民和造就服从他们的知识干部——西方资产阶级需要的买办和熟习西方习惯的奴才，从而影响中国，加速中国的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化过程，造成一些“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洋奴”[70]。

在充分认识到教会学校的侵略性的同时，我们也需注意：虽然教会是维护西方宗教意识形态的堡垒，但不能把西方教会与教会办的学校完全等同起来，简单地视之为传教士自我封闭的神学阵地。相反，教会学校为基督教本身的理性化和世俗化开辟了道路。

教会学校在中国晚清史上的积极作用至少有这样几点：

第一，它加速了旧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腐朽成分的崩溃。教会学校在中国出现，迫使人们承认另一种文化的存在。透过教会学校这一特殊的代表西方文化的“窗口”，使人们重新评价中国传统文化有了一个新的参照系，改变了国人过去那种盲目自大的态度，而且促使人们认识到变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第二，它冲击了中国旧式教育制度，使旧式的学塾和书院让位于新式的学校。在某种意义上说教会学校开中国新式教育风气之先河。

第三，它带来了一些西方教育思想，如培养通才的价值观念、知识结构和素质的要求，反映了新兴工业社会的要求。教会学校的教学方法反映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原则，倡导个人独立钻研，主张学术自由。

第四，它的学科设置打破了中国封建书院制度的狭隘性、片面性和神秘性，开设了文、理、医、工、农等各科，培养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技术和文化骨干。它重视实用的特点，在推动中国新式女子教育、职业教育和体育教育的发展方面，起了良好的作用。

注释

[1] 《洋务运动》第1册，26页。

[2]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十一，1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

[3] 《洋务运动》第2册，7页。

[6]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136页。

[8] 《光绪朝东华录》第2册，1943页。

[9] 同上书，2017～2018页。

[10] 《洋务运动》第2册，566～569页。

[11] 李喜所：《中国近代早期留美学生小传》，《南开史学》，1984年第1期。

[12] 李喜所：《中国近代第一批留欧学生》，《南开学报》，1981年第2期。

[13] 《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107、10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14] 《同文馆题名录》，30～31页，1898年刊杭州大学藏本。

[15] 张静：《洋务教育研究》，《南开史学》，1991年第2期。

[16] 《龚自珍全集》上册，118页。

[17] 《魏源集》上册，163页。

[18]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改科举议》，广仁堂校本，33～37页。

[19] 《洋务运动》第2册，207～208页。

[20]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61页。

[21] 同上书，63～64页。

[22] 《时报》“社评”，1905-09-07。

[23] 《重定学堂章程折》，《奏定学堂章程》，湖北学务处本，3页。

[24] 王笛：《清末新政与近代学堂的兴起》，《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3期。

[25]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274页。

[26] 薛人仰：《中国教育行政制度史略》，67页，上海，中华书局，1939。

[27]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286页。

[28] 《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4719页。

[29]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197页。

[30] 同上书，225页。

[31] 《清德宗实录》卷四八六，6页。

[32] 《光绪朝东华录》，4931～4932页。

[33]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183～184页。

[34] 吴玉章：《辛亥革命》，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35] 李喜所：《清末留日学生人数小考》，《文史哲》，1982年第3期。

[36] 何一民：《转型时期的社会新群体——近代知识分子与晚清四川社会研究》，44页，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

[37] A.H.Mateer，Hand Book of New Terms，Shanghai，1917，p.80。

[38]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281页。

[39] 《学部官报》，21页，1906年8月刊于北京。

[40] 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161～162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

[41]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改科举议》，《戊戌变法》第1册，19页。

[43] 郑观应：《盛世危言·考试上》，《郑观应集》上册，292页。

[44] 参见容闳：《西学东渐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45] 郑观应：《盛世危言·学校上》，《郑观应集》上册，265页。

[46]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128页。

[47] 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册，40～42页。

[48] 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文选》，111～120页。

[49] 梁启超：《变法通义·论师范》，《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35页。

[50] 《严复集》第1册，15～32页。

[51] 乐正：《从学堂看清末新学的兴起》，《中国近代文化问题》，187～19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52] 《戊戌变法》第2册，24页。

[53] 《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840页。

[54] 邹容：《革命军》，《辛亥革命》第1册，349～350页。

[55] 孙中山：《令教育部通告各省优初级师范开学义》，《孙中山全集》第2卷，253页。

[56] 孙中山：《在广东女子师范第二校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358页。

[57] 邹容：《革命军》，《辛亥革命》第1册，352页。

[58] 孙中山：《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方法》，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1007页。

[59] 《警钟日报》，1904-08-10。

[60] 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蔡元培全集》第2卷，134～135页。

[61] 《中华新报》，1909-05-05。

[62] 《教育泛论》，《游学译编》，第9期。

[63]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107页。

[64] 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65页。

[65] A.Bennett，Missionary Journalist in china：Young J.Allen and his Magazines，1860—1883，p.90．

[66] John Fryer，The Educational Directory for China，Shang Hai，1895．

[67] Kenneth S.Latourette，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New York，1929，p.108．

[68] Calvin W.Mateer，The Relation or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See “Records or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r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 Hai．May，10-24，1877．”

[69] 中华教育会：《中华基督教育季刊》，第1卷第1号。

[70]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友谊”，还是侵略？》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