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实行的是传统的封建教育，四书五经是学生的基本读物，科举取士是士人的唯一出路，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为封建统治服务的人才。处于前现代社会的中国，教育虽已离开了家庭，但还没有固定在制度化的学校系统之中，并且国家的整个教育制度以八股文、科举取士为中心，从形式到内容都已经腐败透顶，成为束缚人们思想，阻遏人才的障碍，亟待改革。

鸦片战争的爆发使封建的中华帝国开始跨入了自己的“解体的过程”，出现了种种迥异于传统社会的时代特征。其表现为：在国际地位上，中国由独立的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国家，被迫放弃闭关政策，走向世界；在经济领域，传统的小农经济受到冲击，新的因素开始出现；在社会上，新的社会因素开始出现，异于传统农业社会的区域性工商社会逐渐产生。国际联系的扩大尤其外交事务的频繁，经济领域的变化尤其机器生产的发展，社会基础的异动尤其社会主体文化素质的提高，如此等等，都迫切需要一种类似近代西方学校制度那样的新式教育的出现，以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北京条约》的签订，极大地震撼了清政府，朝野上下痛感“创巨痛深”，因此“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为自强之言”，[1]从而迅速形成了御侮自强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起始于19世纪60年代，到1894年，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而宣告结束。在这为期30多年的时间里，洋务派先后创办了外语、专业技术、水陆师武备三种类型的学堂，还兴办了留学教育，改革书院。洋务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传播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富国强兵，维护封建统治。但随着它的发展，其内涵、外延都在不断发生变化，教育内容、形式、方法乃至体制都或多或少地突破封建教育的樊篱，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为后来资产阶级的教育改革奠定了基础。

一、外语学堂

京师同文馆成立于1862年（同治元年）。当年夏天，10名满族学生入馆学习英文，第一个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的学堂正式开学。其后两年间，上海同文馆（1869年改为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也次第成立。除以上3所主要的外语学校，还有新疆俄文馆（1887年设）、台湾西学馆（1887年设）、珲春俄文书院（1889年设）、湖北自强学堂（1893年设）等，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各地。1902年全国教育经过改革，成立大学堂，北京同文馆遂并于京师大学堂。

北京同文馆

外语学堂创办的明确目的是要尽快培养外语人才，偌大中国没有一位合适的外语教师，聘任外国人任教自然是必不可少的。如北京、上海等地的同文馆从初创之始算起，前后大约聘任了70多位外籍教师，其中不乏为培养外语人才、传播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做出成绩者。如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本是美国传教士，通晓中文，曾任馆中英文教习，讲授国际公法，1869年受清政府任命为总教习，任职达25年之久。再如英籍教师傅兰雅（John Fryer），曾先后任过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教习，他在华期间主要从事翻译工作，译书范围极广，几乎涉及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各个方面及社会科学某些方面，促进了西方近代科学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洋务派在借材异邦与受制于洋人的问题上从一开始就较明确，同文馆在聘任第一批外教时就“预为言明，只学语言文字，不准传教”[3]。

这些学堂设置的课程主要有英文、法文、俄文、德文、日文、希腊文以及国语。这是以培养翻译人才而定，后因培养掌握科学技术人才的需要，又增设了舆地、算学、化学、医学、生理、天文、物理等自然科学知识以及万国公法之类的课程。

同文馆的学生在毕业后绝大部分是担任翻译，从事外务活动。如有的在总理衙门担任翻译，有的被任命为各省外交的翻译，有的被派遣国外，担任高级外交官职。据粗略统计，在1911年前，京师同文馆学生中出使驻外公使的先后有汪凤藻、张德彝、胡惟德、颜惠庆、陆征祥等21人。[4]除此之外，也有参与内政的。如有的担任各地知县、知府，有的加入电报局，或担任制造局、船政局、军事学校的要职。

同文馆等外国语学堂的创设和发展，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它造就了一批外交人员，增添了西学知识的内容。同时，外国语学堂的创立，为以后中国新式学堂的创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面，也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当然，也必须看到，这种新式学堂是在所谓“中外和好”的情况下设立的，学堂本身不能不打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烙印。

二、专业技术学堂

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洋务派认识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在于科学技术的先进，“若不从根本上用著实功夫，即学习皮毛，仍无俾于实用。”[5]于是他们在举办外语学堂的同时，也兴办了一批专业技术学堂。所设课程涉及机械、工艺、电报、医学、铁路、矿务、工程等，不仅有应用学科，还有基础理论学科。此时洋务派已把办学堂、培养人才与富国强兵相联系。洋务派曾明确提出：“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6]反映了洋务派办学的指导思想已摆脱60年代初期由单纯的学习西方语言文字转为探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探究中国自强之道。

在专业技术学校中，福州船政学堂是创立最早、时间最长、最具有特色的一所。福州船政学堂（求是堂艺局）创办于1866年，是福州船政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1874年江南制造局设立操炮学堂，这是一所专习军事工程的技术学校，学习内容为外文、算学、绘图、军事、炮法等。1881年改为炮队营。

福州在1876年设电气学塾，招生32名，学习发报及“制造电线、电报各种机器”，目的在于培养一批电报技术人员，以备将来采用电报设施之用。

1877年两广总督刘坤一倡议并捐存银15万两，于广东筹建西学馆，目的“自不在外洋语言文字之末，以力求实济为是”。

1880年创办的天津电报学堂，由丹麦籍教习教授学生“电学与发报技术”，学堂属电报局一部分，学生毕业后将拨往各地电报分局工作。

中国近代第一所西医学校是北洋医学堂（天津医学堂），这是中国培养西医之始。早在1881年（光绪七年）李鸿章在天津设立医学馆，由伦敦传教会的医生对学生进行现代医学训练，毕业生分往海、陆军充任军医。

1881年底，两广总督张树声在黄埔建立实学馆，次年建成开学，设驾驶、制造、管轮、外文专业，学生分门笃守，各手一艺。

1882年上海设立电报学堂，成绩优秀的毕业生派到上海电报总局任职。后因急需电报人才，学堂规模扩大，分设按报塾、测量塾，并聘请丹麦人任教。

湖北矿务局工程学堂1890年4月设于武昌，最初只是一个分析两湖地区煤炭和矿石的实验室，1891年组办了一个班级，研究分析煤炭铁矿石的方法。到了1892年6月这个班级扩充为“学堂”，增加了化学和物理课程。

1895年我国最早的铁路学堂——山海关铁路学堂成立；1897年南京陆军学堂附设铁路学堂成立。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江南制造局创办工艺学堂，章程规定，所设“学科必与职局紧密相关，方可共贯同条，变相为用”，因此工艺学堂所设专业有化学工艺和机器工艺，所学课程除汉、英、算学、画图外，还学分化物质和重力汽热诸理法，并把局中各厂作为学生的实验基地。[7]

专业技术学堂实行“中西合璧”式的管理。由于专业技术学堂要开设大量的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课程，但在当时国内尚无教习能够胜任。因此这类学堂多是在国外聘请洋教师授课。这样就形成了在教学及技术指导上由洋人负责，而其他事务则由学堂归属单位掌管的“中西合璧”式管理特色。

专业技术学堂教学管理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重视学生的实践，并确立了实习制度。如福州船政学堂，洋务派认为轮船建造下水，能否操纵是学习的目的，因此他们要求仿照西人之例，学习驾驶的，先在学堂肄业数年，在有关知识初具规模之后，练习驾驶船舶。在实习期间，有严格规定实习课程，要求学生记下心得体会，将课堂所学与实际操作结合起来。在近代，专业技术学堂是最早确立实习制度的，以后开办的水陆师武备学堂也普遍采用这种方法，并且更加完善。

这时期创办的专业技术学堂，能够将学校教育与洋务需求相结合，并带有为军事服务的色彩。所设专业正与洋务运动举办的具体内容需求相适应，体现了洋务派通过办教育培养人才，富国强兵的办学指导思想。

三、水陆师武备学堂

清政府之所以创办水陆师武备学堂，原因有二。

随着“西文”的推行，“西艺”的引进，洋务派对西洋诸国的认识不仅限于船坚炮利，而且感到西洋各国的强大与先进的科学技术有内在的联系，与人才的培养也密不可分。对此直隶总督李鸿章曾作过对照分析：“……西洋各国武官无不由学堂出身，由世家子弟挑选，国人皆敬重之。”而大清朝“陆军不乏战将，而深谙利器操法用法者颇少”，“水师将才则尤难”[10]。从李鸿章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洋务派此时已经认识到要巩固清政府的统治，除了拥有先进的武器装备、技术之外，人才的培养也至关重要。“用人最是急务，储才尤为远图”，要获得优秀的军事人才，只有设立军事学堂，这是其原因之二。

天津水师学堂是近代中国最早设立的一所水师学堂，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在筹建北洋海军的过程中所创办。1880年李鸿章提出在天津机器局度地建设水师学堂，不久即得到清政府的允准，1881年学堂落成，成为中国近代最早的一所专门培养海军军官的学校。

广东水陆师学堂是清末有名的海军学校之一，其前身是原广东实学馆。1887年3月，两广总督张之洞会同广东巡抚吴大澂奏请以实学馆为基础，创办水陆师学堂。

江南水师学堂是由南洋大臣曾国荃于1890年奏请在南京设立的，培养驾驶、管轮人才。

洋务派创办水陆师学堂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随着甲午战争中海军的挫败，使水陆师学堂也随之衰落。造成这种结局的根本原因在于缺少发展的客观条件，当时的中国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实行的都是封建制度，尽管这些军事学堂能在发展过程中得到洋务派的偏爱和清政府的支撑，却终不能摆脱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的腐蚀和禁锢。

天津武备学堂创于1885年，这是清末第一个新型陆军武备学堂。李鸿章力主创办的这所武备学堂，其目的是仿效西方军事学校，以提高军队素质，增强战斗力。后来北洋系将领多出于这所学堂。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天津时，学堂被毁。

1896年，袁世凯、张之洞又分别奏请设立了直隶、湖北武备学堂。

武备学堂的创立无疑为清末以至北洋军阀时期的中国培养了不少军事人才。其教学和课程设置不仅重视应用学科，也重视基础理论学科，能在学习基础理论课的基础上再做军、兵种的学习操练。对此并有明确规定以避免偏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洋务派那种急功近利的思想有所转变，并能从根本上着眼来培养军事人才。在招生制度上，水陆师、武备学堂与外国语学堂和军事技术学堂的招生办法有所不同，即在招生时资格规定甚严，对学生基本知识、道德品性以及身体素质、健康状况都有较为明确的要求。

洋务派所创办的水陆师武备学堂，推动了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它的某些管理措施和制度的推行，突破了封建传统教育束缚。但由于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创办者自身局限性所囿，它实际上并没有起到洋务派所倡导的“靖内患，御外侮”的目的。

四、近代早期的留学运动

洋务运动期间，为了培养洋务人才，洋务派官僚除了开办一批洋务学堂外，还办理留学教育，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中国近代的留学教育始于1872年，最早提出这项建议的是容闳。

容闳像

容闳曾于1846年赴美读书。1854年，他成为第一位取得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美国大学的中国学者。回国以后，容闳产生了选派留美学生的教育计划和愿望。1862年，他由朋友介绍，成为曾国藩的幕僚。这时，容闳和上海道丁日昌相契，并与丁日昌商议“教育计划”，后因故搁置。1870年6月“天津教案”发生，容闳协助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处理教案，并向曾国藩呈报“教育计划”。1871年9月曾国藩、李鸿章等在容闳所拟“教育计划”的基础上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折》，并附有《挑选幼童赴美肄业章程》12款，规定在“上海设局经理挑选幼童派送出洋等事”，选送幼童，每年30名，4年计120名，15年后每年回国30名。经清政府批准，命候补知府刘翰清总理上海局（又称上海西学局，即幼童留美预备学校）事宜，并在沿海各地挑选聪颖幼童。

从1872年起的四年内，容闳等先后率领120名幼童赴美留学。1881年，清政府担心留学生西化，遂改变留学政策。在美国的120名留学幼童，除早已撤回、病故，以及不愿回国的26人外，其余的94人分三批撤召回国。留学幼童的学业半途而废，原尚可观的留学教育就此夭折。这件事，确实是对腐败清王朝的一种嘲弄。

这批学业未竟的留学生在美期间，接触、学习了许多西方文化，对推动中美文化交流起了重大作用，并涌现出詹天佑、唐绍仪、梁敦彦等杰出人物。初步统计，这批留美学生中后来从事工矿、铁路、电报者30人，其中工矿负责人9人，工程师6人，铁路局长3人；从事教育事业者5人，其中大学校长2人；从事外交、行政者24人，其中领事、代办以上者12人，外交次长、公使2人，外交总长1人，内阁总理1人；从事商业者7人；加入海军者20人，其中海军将领14人。[11]总之，除少数早亡，埋没故里者外，大都在不同的岗位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洋务派官僚在派遣留美幼童之后，还奏请派遣留学英、法、德等欧洲诸国的留学生。从1877年至1897年的20年间，在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奏请下，福建船政学堂先后选派出四批学生赴欧留学。洋务派官僚派遣的留欧学生，在1879年以后陆续学成回国，对近代中国社会起了重大的影响。其中，有的成了中国海军的主要骨干，有的致力于海军教育事业，有的成了近代中国的实业人才。其代表人物为刘步蟾、萨镇冰、邓世昌、严复、马建忠、魏瀚等。[12]

总之，洋务派兴办留学教育，从学生中选拔优秀学生出洋留学，这是一种明智而有远见的举动。其留学教育的措施是行之有效的，大多数留学生也是不负众望的，学成归国后，在近代中国海军建设和造船工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在20世纪初出现的留学热潮就是在这种基础上掀起的。

可惜的是，由于当时中国的腐败、落后，这些留欧学生未能充分地施展其才能，还有一部分留欧学生“皆散处无事”，“或被外国聘往办事，在各国领事馆以及洋行充当翻译，出现了“我才弃为彼用，我用转需彼才”的怪现象。

五、书院改革

随着洋务事业的发展，对谙习洋务的人才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但洋务学堂为数寥寥，而原有的旧式书院久已朽衰，根本造就不出有用之才。清朝各省书院自雍正朝设立以来，这些一直是教授应试的科举八股文的中心。书院学生皆沉溺于科举考试，醉心于功名利禄。越到以后，书院不仅所学科目日益陈腐僵化，锢弊已深，而且成为贪污受贿、结党营私的场所。康有为指责广设这样的书院不过是“多增咿唔求爵禄之肆而已……国家无所借以为治，此今日学之大患。”[13]其实，远在康有为之前，洋务派的许多官僚就已痛感科举教育早已不能适应外患迭起、洋务发展的新形势，于国家富强无补。清廷也屡颁诏谕，敕令各省迅速增设新书院，以求中西兼学。于是出现了一股创办新式书院的热潮，而使清代书院达于极盛时期。

张之洞是书院改革的重要人物。他先后创办了五所书院，即湖北经心书院（1869）、四川尊经书院（1875）、山西令德书院（1885）、广州广雅书院（1888）和武昌两湖书院（1890）。这五所书院一个比一个更为注重西学的讲授和研究，反映了他思想的变化路程。其中广雅书院、两湖书院在当时各省著名书院之中，堪称规模宏大、成绩卓著的佼佼者。

广雅书院设于广州，最初开设经学、史学、性理之学、经济之学、词章之学，后改为经、史、理、文，把经济学、舆地学附于史学之中。史学中包括西学的某些内容，成为书院中最热门的课程之一。广雅书院对书院的办学方向有重大影响。

两湖书院改革了教学内容，将经、史、理、文四科改为经、史、天文、舆地、地图、算学六门。又将地图科改称兵法，分为三类：兵法史略学、兵法测绘学、兵法制造学。增设化学、博物、测量、军训和体操等课程。

中国书院制度，自宋迄清，历时千载，一直都是封建统治者培养通经博古之鸿儒硕学的场所，是为其封建统治服务的。时值晚清，书院处在巨大动**变革的时代，适应社会需要而进行从课程到制度的诸种变革，其间英才辈出，造就了大量的摒弃科举功名而究心实学、思想进步的新式人才。与传统书院培养的人才相比，改革后的书院大异其趣，它们的不同是：

首先，书院肄业诸生热心西学，拥有近代科技新知，学识渊博，勤于思考，有自己的见解。一些人还能运用新知有些发明创造，为近代科学技术的传播与运用均有突出贡献。

其次，肄业院生再也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菽麦不辨的经生宿儒，他们思想活跃，勤于思考，不仅注重学习近代科技新知，且多能与社会现实、民族危机相联系，真正是“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不少人抨击时弊，力倡改革，言辞犀利，入木三分。

书院改革是时代风气渐开的新观念、新形势的产物，而它又反过来进一步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的观念更新和历史发展进程。书院由独尊中学而强调西艺西政之学的重要性以至设立西学课程，这是它适应国家求富求强的时代需要的反映。书院不仅是近代科技教育和传播的重要场所，培养了一大批中国社会发展的栋梁之才，含英咀华，而且也使它成为新思想、新观念的发源地之一。不少肄业诸生由此走上“离经叛道”之路。这是清廷改革书院时始料不及的，也是晚清书院改革的历史意义和社会意义之所在。

六、成就与不足

洋务时期的教育改革，其对近代社会发展的影响与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推动了迥异于传统教育的新式教育的产生。传统教育一向轻视专门技术人才的培养，尤其与社会经济生产进步紧密相关的自然学科，更被人们视为雕虫小技，往往只在朝廷附属的特殊教育机构中有所传授，且这种知识既处于被垄断的地位，又处于“奴婢”的地位。对于普通的学校教育和一般的受教育者来说，科技知识可谓“无以与焉”。小农经济的简单再生产过程所需要的科技知识，主要是通过代际之间生产和生活经验的积累和传递来解决。而洋务派进行教育改革，最直接的目的就是为维护封建统治而育才。最早设立的京师同文馆目的在于训练外语人才以便交涉，所以奕劻称该馆“系为边务储才之地”，学生“高者可备行人摈介之班，下者亦充象胥舌官之选。”[14]

洋务运动期间，各类学校总计41所，其中外语学堂8所，水陆师武备学堂27所，专业技术学堂11所。各类学校共计培养的学生约5000人，[15]人数虽然有限，但在当时已属难能可贵。

第二，在教育内容中引入了西学，开始打破了以儒学为中心的封建思想文化在我国教育中的一统天下。中国传统社会有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观与天朝意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政治伦理思想和天人合一的认知方式，由此形成了古代中国主要以怀柔态度看待与外部的联系，处理对外交涉的策略，以及以儒学为主体、吸收涵化各种外来文化因子的开放心理。中国在东亚的优越地位，与欧亚其他文化体系接触的片断性、间接性，以及当时尚缺少优于本位文化的异质文化的客观现实，巩固并增强了中国人的内聚意识，虽不讳言与人交往，毕竟缺乏主动精神和必要有效的传递手段。洋务运动时期的教育改革使传统教育中第一次引进了西学，呈现出西学与中学并存的局面，并被后来的一些思想家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实际上是在尊崇封建政治理论和伦理道德的前提下，容许了外国语言文字、自然科学、工艺技术、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乃至世界知识、国际公法等实用科学和技术的引进和传播。西学的作用在日益扩大，地位逐步提高；而中学的作用在日益缩小，地位逐渐下滑，呈现出无可奈何的颓势。这对于变革旧的教育内容，改变我国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培养适应社会进步所需要的新式人才无疑起了积极作用。

第三，冲击了陈腐的科举制度，为教育制度的变革提供了前提。洋务学堂及新式书院与传统科举教育不同，它打破了只读儒家圣贤书的局面，对学生进行系统科学知识的讲授，强调知识的实用性，以便为社会培养多方面的实用人才。这诸多方面的变化与应试科举形成鲜明的对照，并随近代社会的发展日益显示出蓬勃的朝气和旺盛的生命力，从而形成对科举制度的强大冲击。尽管当时新式教育仍只能作为科举的附庸，旧政权、旧意识仍千方百计阻挠它的发展，然而它却毋庸置疑地成为将来取代科举制度的基础。

毋庸讳言，由于洋务派的教育变革，并非是一种内部引发模式，而主要是对外来文明的一种被动反应，因此这种变革的进程与社会需求之间存在着“时差”，教育改革滞后的情况显而易见：未从根本上解决人才的培养问题；缺少一套完整的近代化的教材，旧的教科书不能用，新的教材又不成熟，不免捉襟见肘，漏洞百出；培养出来的有限毕业生并不被重用，处处受到封建制度的歧视和限制。

洋务教育改革的实践证明，要搞近代化就必须具有懂得科学的人才。如果说洋务派的被动应付、无根本改革之意是洋务教育没能取得更大成效的根本原因，那么，洋务教育未能培养出更多的具有近代化科学技术知识的人才、管理人才和外交人才，则必然导致洋务运动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