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洋音乐的输入与传播

鸦片战争以前，西洋音乐传入我国还是很少量的，对中国音乐的发展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西洋音乐开始涌入中国，但输入者主要是西方传教士，输入中国的西洋音乐并不是其音乐中的优秀部分，其内容以宗教音乐为主兼有一些舞曲和通俗歌曲。输入者的目的是利用音乐为媒介，向中国人民灌输西方的宗教价值观念，进而麻痹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意志，达到其统治中国人民的目的。西方传教士们还陆续在中国开办了一些教会学校，其中设有传授西洋音乐的“琴科”，在这些教会学校里培养出了一批近代中国最早能掌握西洋音乐知识和技能的人。

1860年洋务运动开始后，一些洋务派的官僚和知识分子，为了结交西洋各国的人士，开始接触西洋音乐，其目的只是作为社交的一种手段附庸风雅而已。后来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时，听从了德国顾问的建议，组织了中国第一个西洋铜管乐队。这个乐队还曾在清朝宫廷中为慈禧太后学习西洋舞蹈的宫女们伴奏过。

由此看来，从鸦片战争到1898年戊戌变法之前这段时间内，西洋音乐虽然通过传教士和帝国主义其他文化侵略机构传入了中国，但其影响却局限在宫廷官僚贵族和某些西教教徒中，并未使广大中国人民所接受。直到戊戌维新运动以后，一些思想比较开明进步的知识分子纷纷出国留学和考察，探求救国之方，其中有人学习了西洋音乐。其后西洋音乐通过这些留洋的知识分子才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并对中国音乐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学堂乐歌的出现，是西洋音乐在晚清传播而产生的一个积极成果，也是晚清时期中国艺术界积极吸收西方艺术因素，改革传统音乐的一种反映。

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对我国的侵略加剧，国内民族危机进一步加剧。为救亡图存，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主张效法日本，学习西方的科学文明，要求废科举、办新学，其中曾提出开设“乐歌”课的必要和意义。戊戌变法失败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极力鼓吹音乐的重大社会作用，积极提倡在学校设立唱歌课。他们在许多报纸刊物上发表文章和歌曲，大力宣扬“乐歌”在思想启蒙方面的教育作用。1900年以后，有许多人陆续东渡日本进入音乐学校，开始较为系统地学习西洋音乐，其中著名的有肖友梅、曾志忞、高寿田、李叔同等。当时传播的绝大多数歌曲，其曲调均选自日本和欧美的流行歌曲，用我国民间曲调填词的乐歌为数不多，由作曲者自己谱曲的乐歌则更少。借外国曲调填以新词，在当时已经成为一时的风尚。“庚子事变”后，清廷于1902、1903年颁布新的学堂章程，新式学堂普遍在全国建立，与此同时，音乐课也引进了课堂。当时的音乐课，通常叫作“唱歌课”，又称“乐歌课”。到1905年以后，学校唱歌活动已经相当普及，其形式已成了文化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故被人称之为“乐歌运动”，这些新的歌曲被称为“学堂乐歌”。

学堂乐歌的内容，大部分是反映人民要求“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爱国思想。这类歌曲数量较多，在当时影响也比较大。如《何日醒》《中国男儿》《体操——兵操》《黄河》《扬子江》《祖国歌》《十八省地理历史》《织女》《汉族历史歌》等；宣传妇女思想解放的，如《勉女权》《女子体操》《缠足苦》；宣传资产阶级自由思想的，如《自由》《欧美二杰》等；宣传学习科学文明，反对封建迷信旧习的，如《地球》《辟占验》《文明婚》等。还有一些针对少年儿童进行知识教育的歌曲，如《竹马》《春游》《送别》《西湖》《铁匠》《开学礼》《运动歌》《乐群》等。辛亥革命前后，创作出一批歌颂革命，庆祝共和国的歌曲，如《革命军》《光复纪念》《庆祝共和》《美哉中华》等。总之，绝大多数学堂乐歌，鲜明地反映了当时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政治认识和愿望，同时也符合当时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愿望和要求，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当然，由于当时的知识分子受到封建社会长期的影响以及封建统治阶级对乐歌活动的控制和利用，有一些学堂乐歌难免会有不健康的内容，但这些并不是乐歌的主流。

学堂乐歌基本上都是填词歌曲，采用中国民间传统音调的歌曲为数甚少，这是由于有很多从事歌曲编配的人并不是专业音乐家；还有一些作者因为受到维新运动的影响，倾心于欧美文化；另外还有一些是音乐教师，对民族民间音乐不熟悉；这就导致了大量填词学堂乐歌的出现。

学堂乐歌的流行，把我国音乐教育的发展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在音乐启蒙教育方面起到了积极的影响，为后来我国的工农革命歌曲和群众歌曲体裁的发展准备了条件。在学堂乐歌活动中，西洋音乐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各种表演形式也被系统地介绍进来，使得五线谱及简谱这两种记谱法开始在我国流行，并由此产生了一批新的音乐教育家。一些优秀的学堂乐歌流传了相当长的时间，有些至今仍在群众中传唱，丰富了中国的音乐文化。

在“乐歌运动”中涌现出了一批音乐家和音乐教育家。他们为当时近代中国的音乐文化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这些音乐家中，影响较大的代表人物是沈心工和李叔同。

沈心工（1870—1947）是学堂乐歌作者、音乐教育家。原名庆鸿，号叔逵，笔名心工。上海人。1891年考入上海县学，1896年入南洋公学师范班。1901年任南洋公学附属小学教师。后赴日游学。1902年11月在东京留学生中创办了“音乐讲习会”。1903年回国任教原校，同时在务本女塾、龙门师范等校兼课教授乐歌，在日本时即开始编写乐歌。填配的歌曲、词曲结合较好，内容题材广泛，歌词浅显易解，适合儿童特点。辛亥革命时期，编有《革命军》等歌曲，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所编《学校唱歌集》（共三集，1904年至1907年编成），是我国最早出版的学校唱歌集之一。辛亥革命后，编有《重编学校唱歌集》（共六集）、《民国唱歌集》（共四集）等。1937年选编所作乐歌，出版了《心工唱歌集》。其代表作尚有《黄河》（自作曲）、《革命必先革人心》（自作曲）、《体操——兵操》（又名《男儿第一志气高》）、《铁匠》、《竹马》、《雁字》、《卖布》、《赛船》等。沈心工有比较鲜明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和爱国思想，因此，他编的不少乐歌中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主张和革命精神。另外他所编写的乐歌大部分是儿童歌曲。由于他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对儿童的心理特点和唱歌要求有较深入的观察，因而比较善于通过对儿童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事物的描写，向他们灌输爱国、民主、文明、科学等新思想。他使用白话文写作歌词，所作歌词浅而不俗，较有形象感，选用的曲调也较有儿童特点，词曲结合比较妥帖，容易上口。

李叔同不仅是西洋话剧最早的介绍者，而且还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奠基人。他在日本留学时就系统地学习过西洋音乐知识，并积极创作富有时代气息的歌曲，向国人介绍西洋音乐知识。1906年出版的《国学唱歌集》，其中为黄遵宪爱国诗歌《军歌》配曲的《出军歌》，和民间音乐曲调《老六板》填词的《祖国歌》等，都表现了爱国热情。后来所作多为描写自然景物的抒情歌曲，有些带有伤感、消极的情绪。他的乐歌，多选用西洋和日本的曲调，少数是自己作曲。歌词多为旧体诗词，文辞秀丽，选曲填词，注意词曲结合。最早选用合唱歌曲填配乐歌，有些歌曲还带有钢琴伴奏谱；自作曲的《春游》和《留别》二首，也分别为三部、二部合唱曲。其代表作还有《送别》、《西湖》、《春景》等。

二、中国的早期电影

1894年，世界著名的美国科学发明家爱迪生在纽约制作了“电影镜”，开设了第一家电影镜观赏店。但首次用报射方式放映电影的发明者是法国的卢米埃尔。1895年12月28日，他在巴黎卡普辛路14号大咖啡馆内正式放映了12部每部一分钟的影片。这个日子，目前被世界各国电影界公认为电影的诞生日。

电影和其他文艺形式不一样的地方，是其生产在资本和技术上有一定的特殊的要求，所以中国早期的电影历经了从对外国影片商人的依赖到逐步摆脱这种依赖的过程。卢米埃尔在巴黎放映电影的成功，极大地坚定了他的信心。他既是一个发明家，也是一个实业家。于是他雇用了许多摄影师，将他们训练成电影放映师，然后派往世界各地去放映卢氏的影片，并随地摄制新影片。19世纪中叶，由于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已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当时的中国又是外国冒险家的乐园。于是卢米埃尔雇用的电影放映师也来到了中国。继之，西方诸国的影片商也陆续进入中国，揭开了中国电影史的序幕。

1896年8月11日，上海徐园内的“又一村”开始放映“西洋影戏”。这是中国第一次电影放映，中间还穿插“戏法”、“焰火”等杂耍节目。自此，上海多次出现电影的放映，受到观众极大的欢迎。1897年美国电影放映商雍松在上海天华等茶园放映《俄国皇帝游历法京巴里（即巴黎）府》、《西班牙跳舞》、《以剑术赌输赢》等影片。1897年9月5日上海《游戏报》第74号所刊登的《观美国影戏记》上介绍说：“堂上烛灭，方演影戏。第一出为《马房失火》，第二出为《足踏行车》……又一影为俄国两公主双双对舞，旁有一人奏乐应之。又一影，一女子在盆中洗浴……又一影，一人灭烛就寝，为地瘪虫所扰，掀被而起捉得之，置于虎子之中，状态令人发笑。”此文较为详尽地记述了美国人雍松在“奇园”放映的影片内容和作者对这些影片的印象。这是我国观众第一次在报上公开发表的对电影的观感，也是我国最早的电影评论文字。

由于在中国放映电影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外国电影商人纷纷涌入中国，争夺市场，其中以西班牙商人雷玛斯为最著。1903年雷玛斯接办了本国商人加伦白克的电影放映业后，抛弃了加伦白克的旧影片，转向百代公司租购百代片。由于他注重广告宣传，经常雇苦力掮着广告，由两三个吹鼓手相随，洋鼓洋号，吹吹打打，大造影响，招徕生意。起初雷玛斯仍在加伦白克放映旧址虹口乍浦路跑冰场营业，后来他又将放映场所搬到公共租界四马路上最热闹的茶楼游乐场——青莲阁。1904年，他在青莲阁租赁楼下一间小房，“放映机只有一架，一本映完，停3分钟，换上新片再映。每场15分钟，门票铜元三枚”，于是“多卖薄利，生意兴旺，日进斗金，一本万利”。到了1908年，他在虹口乍浦路口，用铅铁皮搭建了一所可容纳250人的虹口大戏院，这便是我国的第一座电影院[8]。经过10年的发展，雷玛斯在上海、汉口、广州和天津形成了十几个电影院的放映点。此时的雷玛斯已由一个穷光蛋变成了拥金百万的“电影大王”。

北京电影放映的出现晚于上海，这是因为北京是清王朝的京城，不是普通商业城市，又加上清政府从保守的文化立场出发，百般阻挠外国影片的渗入，才导致了这个结果。大约在1902年，北京才开始放电影。第二年中国商人林祝三率先自欧美携带放映机和影片回国，在天乐茶园放映。这是中国人自运外国影片在国内从事电影放映业的嚆矢。1904年，慈禧太后70寿辰，英国驻北京公使进献放映机及影片以祝寿，不料刚放了三本，磨电机便轰的一声炸裂，慈禧太后认为不祥，于是清宫放电影遂寿终正寝。直到1906年后电影在北京已为市民所欢迎，电影放映业也开始有相当的规模。大栅栏的大观楼和庆乐茶园、西单的文明茶园、东安市场的吉祥戏园、西城新丰市场的和声戏园等场所，均相继放映影片，而且风光、滑稽、侦察短片居多。

这一时期的外国影片在我国的上映产生着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影响。早期上映的影片多属于新闻片或风景片，让长期被清政府闭关自守的中国人民有机会看到域外民族的生活风情以及认识一些外国的自然风物，观赏法国早期著名喜剧演员林戴、美国著名喜剧大师卓别林和基顿演出的影片，对扩大中国人民的视野及提高欣赏电影艺术的欣赏能力是有积极作用的。但随着影片数量的增多，那些荒诞无聊的侦探片和**的色情片，腐蚀了广大中国观众的审美趣味，麻醉他们的思想意识，由此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尽管如此，外国影片的传入还为中国人民认识电影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奠定了我国最早的电影放映事业，顺应了当时西学东渐和文学艺术现代化的潮流。与此同时它也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1911年（清宣统三年）上海城“自治公所”公布了《取缔影戏场条例》，凡七条，开创了我国电影检查制度的先例。

中国人第一次拍摄影片，是在1905年秋天。那时北京和平门外琉璃厂有个丰泰照相馆，老板叫任景丰，照相馆始建于1892年。自北京出现影片租赁发行后，他在前门外大栅栏开设了大观楼影戏园。1905年秋天，有个法国人到中国拍风景片，人生地疏，商请丰泰照相馆协助。馆中人白天陪他外出拍片，晚上陪他看京戏。那个法国人惊异于色彩强烈、动作优美的京戏，很想把它拍成影片。不料这倒触发了任景丰自己拍摄影片的灵感。于是，任景丰到东交民巷一家德国人开设的祁罗浮洋行，购买了一架法国制造的木壳手摇摄影机和14卷胶片，请当时具有“伶界大王”美誉的谭鑫培为演员，开始拍摄第一部影片，内容是谭派名剧《定军山》中“请缨”、“舞刀”、“交锋”等几个舞蹈武功场面。这一年，正值谭鑫培60诞年，他扮演黄忠一角演技精湛，唱、念、做、打，炉火纯青。拍摄场地就在丰泰照相馆中院的露天广场，与普通照相馆相同。摄影师是该馆技师刘忠伦，共花三天时间拍摄三本短片一部。这便是我国拍摄的第一部京剧艺术纪录片。此后，丰泰照相馆又拍摄了《长坂坡》、《青石山》、《艳阳楼》、《收关胜》、《白水滩》、《金钱豹》等剧的片断。直至1909年遭遇火灾才停止了拍摄。丰泰照相馆所拍的影片，标志着中国人尝试自己拍摄电影这一意识的觉醒，显示了民族争胜图强的精神，拉开了我国自摄影片的序幕。因而，这些影片在北京及全国各省放映后，均受到各地观众的热烈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