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晚清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时期的美术，也深受这些变化的影响和冲击，使得它既有对传统美术的延续，也有新风格的萌生。虽然此兴彼衰，发展并不平衡，但却风貌多变，异彩纷呈，使晚清画坛步入了一个充满生机的时期。

一、晚清美术新格局的形成

在清代初期和中期，美术较为活跃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江苏各地、安徽、江西以及宫廷画家所活动的京城，形成了如“金陵八家”、“虞山派”、“娄东派”、“新安派”、“江西派”、“扬州八怪”等著名画派。从总的地域格局来看，这一时期画家活动的范围，大都在文化传统较为浓厚的内陆地区。但是，到了晚清这一格局逐渐被打破了，美术较为发达的区域开始转向了沿海各地。它们主要集中在上海及江浙一带、京津和以广州为中心的地区。这些区域不仅传统文化甚为积厚，而且，西学东渐、舶来的西方文化和美术也非常活跃。影响当时和后世的“海派”、“京派”、“岭南派”等近代著名画派，就产生于这些区域。从而，初步形成了“三足鼎立”的美术新格局。

上海及江浙一带，是“海派”形成的主要地区。晚清时期，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外国资本和技术不断输入，西方文化和艺术以及新的思想和思潮也随之而来。在中西文化、艺术不断的交汇中，上海及江浙地区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逐渐成为晚清文化、艺术的发达地区。“海派”绘画艺术正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发展和崛起的。当时该地区美术活动频繁，画家思想活跃，有大小美术社团几十个，仅上海一处就有书画社团11个。像“吾园书画集会”、“上海书画研究会”、“豫园书画善会”、“萍花画社”等，有的到了民国时期仍在活动。这些社团大都以“保存国粹”、倡导变革为社旨，兼有提倡风雅、济困扶危之社风。由于有这样良好的美术环境，所以除了本地区的画家之外，其他地区一些较有影响的画家也纷纷汇集到这里，形成了“海派”繁盛的画家群。晚清曾先后活跃于上述地区的著名画家有张熊、朱熊、赵之谦、虚谷、任熊、任薰、任伯年、蒲华、吴昌硕、吴友如等。他们在相互促进和影响中，使“海派”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任伯年《花鸟画轴》

“海派”通常被人们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有任熊、任薰等，以任伯年为高峰。后期有蒲华等，以吴昌硕为巨擘。正如有人评论说：“‘海派’善于把诗书画一体的文人画传统与民间美术传统结合起来，又从古代刚健、雄强的金石艺术中汲取营养，描写民间喜闻乐见的题材，将明清以来大写意水墨画技艺和强烈的色彩相结合，形成雅俗共赏的新风貌。”[3]同时我们还能明显地看到“海派”绘画，直接或间接地也受到了西方美术的影响。因此，它给晚清以及其后近百年的中国美术树立了典范，真正奠定了“海派”在中国画史上的历史地位。

“岭南画派”在近现代中国画坛上，画风可谓独树一帜。它注重写生，努力吸收外来技法，强调时代精神，不受传统观念束缚，在改造国画的旗帜下，汇集了一批有影响的画家。“岭南画派”的形成和鼎盛分别跨越了晚清和民初两个时期，许多著名画家，如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等就活跃于上述两个时期。

在“岭南画派”形成的早期，有居巢和居廉统领画坛，他们是“岭南画派”的奠基人。居巢主张“以形写神”，反对不求形似；提倡写生，直取自然。对待传统，居巢认为：不可步趋前代大师之旧辙，应勇于别开生面，自辟蹊径。这些主张奠定了“岭南画派”的基本发展方向。居廉在表现方法上则多有新意，独创“没骨撞水、撞粉”画法，丰富了晚清绘画的表现技法。其后，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等跃然画坛，为“岭南画派”的形成也作出了突出贡献。“二高一陈”都曾拜居廉为师学习国画，后又都求学日本。在他们的绘画实践中，努力将中国传统绘画与日本画和西方的某些画法融为一体，主张：“折衷东西方”。特别是高剑父，曾游历印度、埃及、伊朗、缅甸等国，眼界宽阔，有力地促进了绘画创作。“岭南画派”在艺术实践中，富有创新意识，力求融汇中西。在此方面是“海派”、“京派”所无法比拟的。辛亥革命后，“岭南画派”在绘画方面更趋成熟，影响也越来越大。

北京和天津是另一画家群体“京派”的主要集中地。这一地区的画家多据守以“四王”为代表的“正统”绘画。由于上述区域传统文化和传统绘画积淀较为丰厚，西方文化和绘画对其的渗透和影响有限。所以，“京派”绘画面貌改观不大，其对后世的影响也远不及“海派”和“岭南画派”。但他们始终没有放松对传统绘画的改造，一直在努力追求传统的变化，希望能借助于对传统绘画的继承和研究，将传统绘画向前推进。当时这一区域较为著名的画家有张之万、何维朴、姜筠等。他们的这种努力，直接或间接地培养和影响了晚清以后的陈师曾、陈半丁、齐白石、刘奎龄等诸大家。可以说“京派”在清末画史上的地位也是功不可没的。

二、承前启后的美术新风貌

晚清美术，一直被认为是由古典形态向近现代形态转型的过渡期。它一方面有对传统美术精华的继承和延续；另一方面也有对西方美术的借鉴与认同。从各种美术样式中人们清晰可辨，有以传统面貌出现的，也有以舶来与融合面貌出现的。在美术观念上，有的主张“以复古为更新”；有的主张“兼融中西”，“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还有的主张“以西方美术改良中国美术”。但是，不管当时其主张和观点的异同点有多大，处在“转型期”的艺术家们，对传统美术的再认识，尤其是对西方美术介入的积极因素的估价，与明末清初相比则更显主动和清醒，在具体的美术样式中，表现得也极为充分。

（一）绘画艺术

晚清时期的绘画，在三个方面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绘画风貌。其一，努力从金石艺术中汲取营养，以古朴、厚重的书风直取绘画。其二，在继承传统绘画艺术的同时，更多地从民间美术中汲取营养，使当时的绘画具有雅俗共赏的新画风。它以“海派”的花鸟画和人物画为标志。其三，注重吸收、融合外来文化和艺术，这方面以“岭南画派”的花鸟画表现明显。由此可以看出，晚清时期的绘画，以花鸟画、人物画较为突出，影响也最大。

1．花鸟画

晚清时期的花鸟画，与同时期的人物画、山水画相比，其成就堪称显著，它大体上可分为两个时期。道光中期（1840年前后）至同治（1862年至1874年）年间为前期。其间花鸟画在北方较为冷落，几乎没有专门的花鸟画家。但是，在上海、江浙一带则有赵之琛、张熊、朱熊等人；在岭南一带则有居巢、居廉等人活跃花鸟画坛。从整体上看，在道光、咸丰、同治的50余年间，花鸟画表现平平。只有岭南的居巢、居廉在工笔花鸟画方面相对突出。他们的绘画思想和表现技法，在当时是非常富有新意的。他们既重视传统绘画“形与神”的关系问题，也重视汲取外来绘画艺术的表现技法，形成了独特的绘画面貌。光绪、宣统时期（1875年至1911年）为后期，花鸟画为之一振，一般认为是清代花鸟画的复兴时期，主要是以“海派”的成熟为标志。“海派”画家融诗、书、画、印为一体，善于把民间美术与文人绘画的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努力从盛行当时的金石和碑派书法中，获取艺术补给，使写意花鸟画一度再趋高峰。较有影响的画家有：赵之谦、虚谷、任熊、任伯年、蒲华、吴昌硕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画家当属吴昌硕。

2．人物画

晚清时期的人物画，其成就仅次于花鸟画。这一时期较为著名的人物画家有费丹旭、高桐轩、任熊、任薰、任伯年、胡锡珪、吴友如等。

在题材方面，主要以仕女、仙佛、渔樵耕读以及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等为表现内容。这部分表现内容，虽然没有越出多少传统绘画的表现范围，但其思想倾向与传统题材相比则更为明确。像任薰的《苏武牧羊》、任伯年的《故土难忘》等，其意义已远远超出了题材本身。他们通过借寓的手法，更多地反映出当时忧国忧民的情感和爱国热情。另一方面，也有以民间生活和市井风俗为主要表现内容的，这部分作品虽然不多，但确有精品问世。如同治或光绪年间的无款作品《村社猴戏图》，描绘的是江南村镇社集、广场上的戏猴场景，其生活气息浓厚。更有一部分画家把表现内容直接触及社会政治生活。像苏六朋（1798—？）在1854年所画的《吸毒图》，共计四幅，是非常难得的作品，它表现的是吸毒对个人、家庭、社会的危害，以此劝诫人们，唤起世人的警醒。作品出现在鸦片战争后不久，其用意意味深长。它深刻地反映出由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变动，触发了人民大众，特别是艺术家对中国命运的敏感和关注。

在表现技法方面，这一时期的人物画家，多受陈洪绶、仇英的影响，也有远师李公麟、唐寅等画法博采众长的。另有以胡锡珪为代表的擅长意笔人物画的画家，其作品看似漫不经意，但却生趣横溢。对西洋绘画技法的汲取，也是晚清人物画的突出特征，它充分显示出“转型期”的人物画的绘画面貌。如任伯年就曾用西洋的素描画法，对景、对人写生，从而大大地提高了人物画的造型能力和表现能力。由此可以看出，晚清时期的人物画，不仅融进了许多民间绘画的有益养分，并与文人绘画结合的更为紧密，形成了雅俗共赏的人物画新画风。同时也初步尝试了把西方绘画的某些技法，运用于人物画的创作中，增加了人物画的表现力度。这一时期以任伯年的人物画最有代表性。

任伯年《饭石山农像》

任伯年（1840—1896），初名润，字小楼，又字伯年，浙江绍兴人。幼年得其父在绘画方面指教，后结识任熊，被收为弟子。之后又从师任薰学画。中年寓居上海以卖画为生，与吴昌硕、蒲华、王秋言、吴友如等交往频繁。任伯年的人物画有仕女画、肖像画，但他最擅长的还是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如《苏武牧羊图轴》、《羲之观鹅图轴》、《群仙祝寿图》、《女娲炼石图轴》等。同时他也描绘现实生活，反映现实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各种各样的事态。如《关河一望萧索》、《五谷丰登》、《酸寒尉》等，用象征性手法，描绘出各种世情，表现出作者对当时社会的看法。他的作品所以获得成功，主要取决于作者对这些题材所抱的态度。他既重视人物形象的刻画，又能联系社会实际，并做出积极的反应。在人物造型方面，他多以雄健、古朴的“铁线描”和“曹衣描”来表现人物形象。其画法和风格独特，具有很强的艺术个性。所以，任伯年的人物画在晚清画坛上，可以说是无人能与之匹敌的。

3．山水画

晚清时期的山水画，就整体而言，不及清初时期发达，也不及同时的花鸟画和人物画，水准呈下降趋势。一方面，表现在许多山水画家缺乏清初诸家的综合艺术修养和内在底蕴，所画山水缺乏生活，少有生气；另一方面，相当数量的山水画家与“娄东”、“虞山”诸派一脉相承，画风和表现方法受制于“四王”。技巧虽然娴熟，但却没有突破前人窠臼，更没有形成自己的绘画面貌和绘画语言。所以，晚清时期的山水画，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不大。但是，这一时期作为历史的一部分，并非空白，还是有称美当时山水画坛，风格清新，力图摆脱“四王”约束，富有创新者。如道光、咸丰时期的汤贻汾、戴熙、钱杜等人的画风，各有千秋。以汤疏、戴密，著称当时画坛；光绪、宣统时期的吴伯滔、吴石仙、胡公涛、顾沄、秦炳文、汪昉等。从某些方面看，他们还是有为时人所重，为后人可供借鉴的地方。如吴石仙所画山水，墨晕淋漓、峰峦林壑，于阴阳向背处，都以水彩渲染，参用西法。他的山水画，虽然未尽完善，但还是具有变法求新意味的。

（二）版画艺术

晚清时期的版画，一度出了木版年画、石版画和铜版画并存的版画格局。木版年画作为传统的表现形式，在民间一直有着广泛的基础。虽然在鸦片战争以后，传统木版年画在个别地区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西方石印版画的冲击，但基本保持着旺盛的发展势头。石印版画作为新的艺术表现形式，在清末传入中国以后，发展迅速，旋即在报刊业大显身手。铜版版画，由于制作上的制约，虽然传入中国早于石印版画，但发展缓慢，影响不及木版年画和石印版画。所以，在清末，版画初步形成了以木版年画和石印版画为发展主流的新态势。

晚清时期的木版年画，其整体规模不及明代和清代初期，主要原因是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西方石印技术传入中国后，在制作周期、成本、价格等方面因素的冲击。但是，这一时期木版年画的作坊和店铺仍遍布全国，也不乏好的作品出现。像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山东潍县和福建泉州、漳州，河北武强，广东佛山，四川绵竹、夹江，陕西凤翔、关中，浙江杭州、绍兴，河南朱仙镇以及江西、安徽、湖南、贵州、台湾等地，均有精美的木版年画出品，销路很广。木版年画作为中国传统的绘画形式，是其他艺术形式所无法代替的。这一时期的木版年画有着眼于人民生活，表现人民大众思想追求的；也有反映当时社会变革的。它色彩明快，对比强烈，表现手法简洁、深刻，其审美情感与人民群众有着强烈的共鸣。所以，在许多地区木版年画的制作和销售仍然非常兴隆。

石版印术，在1796年由奥地利人施耐飞尔特（1771—1834）发明，鸦片战争前夕传入我国澳门、广州等地。1876年上海徐家汇的土山湾印刷所开始使用石版印术；1879年创办点石斋印书局，购置石版印机十余部；1881年又有同文书局及拜石山房先后成立。随着发展，不仅上海的石印书局林立，而且武昌、苏州、宁波、杭州、广东等地也相继开设有石印书局。由于它成书、成图快捷，价格低廉，所以发展迅速，盛极一时。

石印版画，最早是作为石印图书的插图出现的。1884年由吴友如在上海创办的石印画报《点石斋画报》，开始了它作为一种绘画表现形式，而独立于清末画坛的历程。《点石斋画报》连续出版历时14年之久，于1898年停刊，发表石印版画作品4000余幅。画报的主要作者有吴友如、金蟾香、张志瀛、田子琳、何元俊等。在表现内容方面，多以时事新闻为主，也有对当时社会生活、风土人情着意描绘的，特别是其中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进步倾向，为后人所珍视。如反映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以及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苦难和斗争的场面等。1890年吴友如又主办了《飞影阁画报》，这本画报与《点石斋画报》不同，它既刊载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也刊载绘画性较强的作品。除了上述两种较有影响的画报之外，清末时期还有《启蒙画报》、《图画演说报》、《书画谱报》、《舞墨楼古今画报》、《新世界画册》等二三十种，活跃于当时画坛和报坛。这些画报及其作品有石版印刷，也有铜版印刷，政治观点各不相同，美恶杂陈。但是，作为一种新的绘画形式和风格，石印版画丰富了晚清美术，也有力地促进了当时中国美术出版物的长足发展。

（三）民间绘画

晚清时期的民间绘画，与清代前期和中期一样，在各个方面仍极为活跃，并保持着特有的生命力。其表现范围依旧相当宽泛。其内容不仅包括了寺庙壁画、卷轴写像、年画，而且还涉及彩灯、扇面、花伞、礼花、鞋花、鼻烟内画壶、纸扎冥屋画等。民间绘画在社会上虽大受欢迎，但历代均被文人士大夫阶层所轻视。只是到了清末，才出现了互相影响和补充的新迹象。有的文人画家，起初就是由民间艺术孕育成长起来的，也有的是在成熟过程中，从民间艺术中汲取营养的。如任伯年之父就是当时有名的民间艺人。因此，任伯年的艺术与民间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清末民间绘画也出现了糅合文人画风的迹象，甚至有民间艺人在其开办的“画店”和“作铺”中，也布置一些文人画的作品，以期提高民间绘画的文化品位。但是，由于经济、文化修养和审美等方面的原因，决定了民间绘画的根仍在民间。清末时期的民间绘画，还有一个较为突出的特征。即在表现技法方面，有的也吸收了西洋绘画的某些表现技巧。如远近透视法和明暗层次变化技巧等，从而有力地增加了民间绘画的表现力。在清末众多的民间绘画形式中，较有影响的当属寺庙壁画、卷轴写像等。

杨柳青年画《加官进禄图》

（四）时事画与讽刺画

晚清时期，中国社会危机重重，变革迭起，反帝反封建斗争风起云涌。这种动**不安的社会现实强烈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也在画坛得到反映，这就是流行一时的时事画和讽刺画。

时事画和讽刺画是随着近代化报刊的兴起而流行起来的。鸦片战争以后，近代化报刊在中国出现，石印技术也传入中国，这为时事画、讽刺画流行于世提供了重要的传播媒介。早在19世纪后期，在上海等地就创办了《小孩月报》、《寰瀛画报》、《点石斋画报》、《飞影阁画报》等。其中《点石斋画报》较有代表性。该报创刊于1884年5月8日，每旬出版，附属于《申报》，由《申报》附设的点石斋书局印行。吴友如为主编，参加编绘者有张志瀛、顾月洲、周权香、金桂生等，均为长于苏州式年画的名手。《点石斋画报》刊登过大量新闻画，表现的题材十分广泛，诸如时事新闻、市井民俗、奇闻逸事、战争民变、域外风情等，无所不有。其中有价值的是反映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等近代中国重大历史事件的图画。如《法败详闻》、《谅山大捷》等，以中越人民和台湾人民抗击法、日帝国主义侵略的英勇战争为题材，生动地表现了中国人民的反抗精神。从绘画的角度上看，这些画构图合理，笔画细致，刻画生动，并兼有中西画法的特点。

晚清讽刺封建统治阶级的漫画

晚清最后10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风起云涌，进入**，时事画、讽刺画也得到空前的发展。刊登这类作品的报刊大量涌现，如《俄事警闻》、《广东白话报》、《时事画报》、《时谐画报》、《双日画报》、《神州五日画报》、《民权画报》、《民立画报》、《民呼日报插图》、《当日画报》、《时事报图画杂俎》等，都刊登了大量抨击外国侵略者、清王朝腐朽统治的美术作品，反映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正义要求。这些作品多为讽刺画。1903年12月15日的《俄事警闻》创刊号上刊登了一幅题为《时局图》的讽刺画。画的主要部位是一张中国地图，以熊、狮、蛤蟆、太阳、鹰等分别代表俄、英、法、日、美等国列强，盘踞在中国的东北、长江流域、华中、华南、山东、台湾等地。地图之外，还画了一群人形化了的狐狸之类动物，对中国指手画脚，各怀侵略鬼胎。这幅画形象地表现了当时中国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蚕食的民族危机，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对国人起到很好的教育作用。再如，1907年4月25日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出版增刊《天讨》，刊登了《过去汉奸之变相》、《现在汉奸之真相》等讽刺画，以人头蛇身、鱼身、兽身的画面，刻画了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人的丑态，表现了革命党人的反封建斗争精神。总之，此期的讽刺画紧密联系现实，及时表现了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具有鲜明的时代风格和战斗性，起到广泛的社会教育作用。

讽刺画在当时亦被称为“讽世画”、“时画”、“寓意画”、“滑稽画”、“讽画”、“谐画”等，发展到后来才被人们称为“漫画”。

（五）美术教育

晚清时期的美术教育，也是当时美术发展的重要方面。在清末，一批维新思想活跃的爱国志士，要求变法图强，建议清政府废八股、兴学堂，实行教育改革。随着教育体制的改革，学堂的建立，对美术师资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专门培养美术师资也成为社会急需。1902年由李瑞清（江西人，清末进士，著名书法家）最早创立的南京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就设有图画手工科。1906—1909年办甲班，1907—1910年办乙班。吕凤子、姜丹书均毕业于该校。之后，第一所私立美术学校——中西美术学校（后更名中华美术学校），在1911年由周湘（1887—1933）创办。1912年，乌始光、刘海粟、汪亚尘、丁悚等共同创办了上海图画美术院，后改为上海美专。从此全国各地的私立、国立美术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地相继建立。像国立北平艺专、私立武昌艺专（初名武昌美术学校）和苏州美专等。这些学校开设课程主要有素描（铅笔、木炭）、水彩画、油画、透视、图案、手工和中国画等。中国美术教育从清末诞生，就有别于西方国家的美术教育，即设有中国画科。它坚持中西文化并举，施行的是中西美术教学并行的双轨制，一开始中国美术教育就走着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这些学校的建立，有力地促进了晚清美术的发展。

晚清美术教育一方面在国内兴办，培养美术人才，另一方面又选派留学生到美术发达国家去学习。较有影响的有李铁夫，1887年到英国学习，后又到美国；1905年李叔同东渡日本学习油画，1910年毕业回国；李毅士，1907年留学英国；吴法鼎，1911年去法国。另有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何香凝、陈师曾等也都留学日本。他们学成归国后，为东西方文化和美术交流、为近现代美术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这一举措在清代以前的中国美术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晚清时期的美术，除了上述几个方面卓有建树、富有时代风貌之外，另在雕塑、美术理论、工艺美术等方面，也有出色表现。它们共同促进了清末美术由古典形态向近现代形态的转型，也为其后美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培养了一批承前启后的美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