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戏剧历史源远流长。《礼记》记载，神农氏时已用“蜡辞”祝祷丰收。古籍中又有“百兽率舞”、“干舞”等记载，这表明早在上古时期，作为戏剧之一种的歌舞艺术已经初见端倪。其后，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演变，大约在周代出现了优人，优人相当于现在的职业演员；汉代出现了百戏；到了唐宋元，各种戏剧形式不断发展完备，南戏、杂剧等已蔚为大观；明清时期，戏剧的声腔曲腔日益丰富多样，剧种、剧目渐成气候，各种戏剧艺术逐步趋向成熟。至晚清，一大批优秀的戏剧艺人在吸收和继承前代艺术成就的基础上，锐意进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把戏剧艺术再次推向了**。

一、地方戏的流变和京剧的异军突起

从清初开始，曾一度辉煌的雅部昆腔渐趋衰落，而花部清腔却在民间的土壤上成长起来，剧目愈益丰富，舞台表演艺术不断提高，各种地方戏雨后春笋般遍地破土而出。上溯地方戏的源头，当为宋元时期的南戏和杂剧。二者为地方戏曲树立了楷模，大大推进了地方戏曲的发展。昆腔江河日下之时，地方戏却趋于定型和成熟，出现了梆子腔、高腔、皮黄戏等三大声腔体系。此外，花鼓戏、黄梅戏等地方小戏也渗透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地方戏以强烈的区域特色和深厚的群众基础，形成了自己鲜明独特的风格，为清代剧苑锦上添花。也为后来的京剧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北京自金元开始即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其突出的政治地位吸引了大批戏班，从而使它成为北方戏曲的中心。乾隆末年，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进京，把二黄戏带入北方。二黄是弋阳腔同徽戏曲调之一种相结合起来的四平调，与湖北黄州民歌融合的产物。经过安徽、湖北两省艺人的长期努力，二黄与起于湖北的西皮再度结合，使二黄面目一新。徽班进京后，二黄戏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其他剧种的优点，最后形成了京剧。到了晚清，京剧更加发展，并逐渐流行各地，成为全国影响最大的一个剧种。

清代沈容圃作《同光十三绝》

京剧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学习兄弟剧种的优秀成果，把许多名著改编上演，同时又接受清廷“雅部”的影响。经过京剧艺人的集体创作和在长期的舞台实践中不断丰富提高，许多剧本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舞台演出本。同治光绪时期，京剧走向成熟，占据了北京舞台的主要地位，并辐射全国，涌现出了一大批才艺出众的演员，其中程长庚、谭鑫培最为有名。

程长庚（1811—1880），又名椿，字玉珊（一作玉山），安徽潜山人。科班出身，长于老生。道光至光绪初年，长期为“四大徽班”之一的三庆班老生台柱和班主，兼任“精忠庙”会首。“精忠庙”是清代北京戏曲艺人行会组织，带有半官性质，负责解决伶界重大事情及纠纷。程长庚博采各种地方戏曲的“声”、“腔”、“表演”等方面的长处，使之融会贯通，并付之戏曲舞台实践，对京剧的形成发展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他功底深厚，文武混乱不挡，唱腔高亢饱满，字正腔圆，声能穿云裂帛，余音绕梁。艺术上注重人物塑造，身段做工，一招一式，既有矩可循，又符合角色的身份地位。与著名京剧演员余三胜、张二奎并称为京剧“三鼎甲”，他因名气大，位列“三鼎甲”之首。他的代表剧目有《文昭关》、《取成都》、《群英会》、《战长沙》、《战太平》、《龙虎斗》等。

谭鑫培像

谭鑫培（1847—1917），本名金福，字鑫培。湖北江夏（今武昌）人。清末民初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艺名“小叫天”。其父谭志道亦为京剧艺人，对谭鑫培学艺影响甚大。早年在金奎科班习艺，长期参加程长庚主持的三庆班，演武生兼武旦。程长庚去世后，他加入四喜班，后自行组班，改演老生。1890年被清政府选为“内廷供奉”，艺术上已臻成熟。他吸收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等名家的长处，并学习其他“行当”和地方戏曲的优点，再加上自己的刻苦钻研，创造出旋律丰富的谭派唱腔，在京剧界自成一家。他较好地掌握“用气”、“发音”的科学方法，对嗓音能放能收，无论“西皮”、“二黄”都能唱得抑扬顿挫，清朗自如。他与程长庚一样，是善于刻画剧中人物性格的艺术大师，既注重京剧艺术程式，又富有生活气息，以精湛的艺术成就博得“伶界大王”的赞誉。继程长庚之后，谭鑫培成为京剧界主要代表人物，以致有“无腔不学谭”之说。他演出的剧目甚多，尤以《李陵碑》《秦琼卖马》《空城计》《定军山》《捉放曹》《打渔杀家》《汾河湾》等剧目最为有名。在京剧发展史上，谭派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后来许多著名的老生流派，如余叔岩的“余派”、王又宸的“旧谭派”、谭富英的“后谭派”、言菊朋的“言派”、奚啸伯的“奚派”、杨宝森的“杨派”、马连良的“马派”等，大都是从“谭派”的源头衍化出来的艺术流派。

晚清时期的京剧艺术，不仅人才辈出，而且剧目众多，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现在搜集到的京剧剧目约有1200多种，题材十分广泛，其中取材于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的故事最多，反映了封建社会的矛盾，歌颂了反侵略反压迫的斗争，并且塑造了人民爱戴的英雄形象。但是，由于京剧是在清朝统治中心的北京形成，在封建统治影响下，京剧剧目中也有一些宣扬封建道德、宗教迷信，内容不健康的作品。

中日甲午战争后，维新变法运动兴起。维新派很重视戏剧的社会教育作用，大力提倡戏剧改良。到20世纪初，戏剧改良进入**。1904年9月，陈去病、柳亚子等人在上海创办了《二十世纪大舞台》，作为鼓吹戏剧改良的重要宣传阵地。这也是中国近代最早的以戏剧为主的文艺刊物。这个时期的戏剧改良思潮同样影响到京剧界。为此作出重要贡献的有满族艺人汪笑侬、潘月樵等人。汪笑侬是晚清戏剧改革的著名代表人物。

汪笑侬（1858—1918），原名德克俊（亦叫德克金），字润田，号仰天，又号孝农，别署竹天农人。满族人，举人出身，当过知县，被劾罢官后改学戏曲。名伶汪桂芬闻之说：“谈何容易。”笑侬听后，遂更名汪笑侬，以鞭策自己。他在原有唱腔的基础上另创新腔，形成“汪派”。为了宣传爱国思想，教育民众，他用新观点改编、创作了许多传统剧本，如《党人碑》《马嵬驿》《哭祖庙》《博浪椎》等，给这些传统题材的剧目赋予反封建的意义。他与其他京剧艺人曾上演《波兰亡国惨》《桃花扇》《骂阎罗》等新戏，直接表现了救亡图存，反抗封建统治的时代主题，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

除了京剧外，戏剧改良还波及川剧、粤剧等剧种，从中涌现出不少新派艺术家，上演了大量思想内容进步的新剧目。

二、文明新戏——话剧的勃兴与变迁

晚清时期中国戏剧的变化，不仅表现在传统戏剧发生的变革方面，而且还表现在因受西风东渐的影响，国外新剧种的引进和传播。具体说来，就是话剧的引进，成为晚清剧界变革的一个重要标志。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19世纪中后期在上海等地出现了学生演剧，这为话剧的出现奠定了基础。19世纪60年代，外国宗教势力渗入中国，在一些大城市兴建了教会学校。教会学校里，每逢节庆总要上演宗教剧和西方剧目。这些演剧，大多采取西方流行的话剧、舞台剧的形式，可以说是中国近代话剧的前身。1899年，上海圣约翰书院在圣诞节演出中，用华语演出了政治讽刺剧《官场丑史》。《官场丑史》的上演，标志着中国新剧已经萌芽。不过，真正呼唤和提倡话剧，主张戏剧改革的，还是戊戌维新运动后崛起的一批进步知识分子。

话剧自学生演剧开始，就受到了当时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的重视和推动。梁启超等人不断用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为话剧呐喊助威。梁启超第一个把文艺戏剧的功能与救国图强联系起来，号召撰写新传奇剧本。到本世纪初，要求改革戏曲、提高戏剧的社会地位的言论，已成为知识界越来越强烈的呼声。1904年陈独秀发表《论戏曲》，公开提倡戏曲“采用西法，戏中夹些演说，大可长人识见”。[2]1905年陈去病、柳亚子等人创办了我国最早的戏剧专门杂志《二十世纪大舞台》，为发挥戏剧应有的社会战斗作用而大造舆论。

实际上，当时的学生演剧，从艺术形式上看，尚处在一种过渡状态。它一方面受到教会学校演出欧洲戏剧的启发，趋向以散文化语言和非程式化动作为主要表现手段；另一方面在戏剧结构与演出方式上，又模仿当时盛行的“改良京剧”。可以说，学生演剧并未突破中国传统戏曲的程式框范，是种不土不洋的混合物。而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话剧，则从春柳社创立开始。

春柳社是一批留日学生在日本新派剧的影响下，于1906年在东京成立的艺术团体。它以戏剧为主体，旨在“研究新旧戏曲”。发起人有李叔同、曾孝谷等人。李叔同（1880—1942），名文涛，别号息霜，浙江平湖人。出生在一个盐商家庭，进士出身。自幼聪颖，博学多才，擅长书画篆刻，工诗词。1905年至1910年间在日本留学，学习西洋绘画和音乐。为春柳社最主要成员。归国后从事祖国的艺术教育。1918年在杭州虎跑寺出家，法名演音，号弘一。1907年，春柳社改编并演出了《黑奴吁天录》、《茶花女》。这是第一出国人创作演出的话剧，它标志着中国文明新戏的正式开始。在演出中，他们采用西洋话剧的布景、灯光、服装，并有了整齐的分幕演出形式。这在当时国内引起了巨大震动，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戏剧的进一步向话剧形式的靠拢。

1907年秋，著名新剧活动家王钟声在上海成立了春阳社，并组建了中国第一所新剧教育机构通鉴学校。1908年，通鉴学校排演了《迦茵小传》。《迦茵小传》在形式上一扫京剧痕迹，成为中国国内新兴话剧正式形成的标志。它的出现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至此，话剧萌芽时期的文明新戏形式定型，为今后我国话剧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黑奴吁天录》封面

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把文明新戏的发展推向了**。这种新颖的话剧形式，以其迅速反映现实的优势，有力地配合了民主革命宣传。同时，话剧也在宣传革命思想的过程中得到传播和普及。1910年至1913年间，各地新剧团体不断涌现，演出剧活动十分活跃。在众多的剧团中，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是任天知创办并领导的进化团。进化团创建于1910年11月的上海。它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第一个话剧职业剧团。它举行的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演出，深入人心，引起了极大的轰动。1912年后，民主革命走向低谷，天知派新剧由于种种原因而解散。

文明新戏兴盛时期的另一支重要力量，是从日本归国的春柳社的成员，即春柳派。陆镜若、欧阳予倩（1889—1962）等都是春柳派代表人物。辛亥革命夭折后，文明新戏从鼎盛走向了衰落。各地新剧活动遭到封建军阀的查禁。一些团体被迫改变演剧方针，编演迎合小市民低级趣味的戏。到1914年，竟出现了许多剧团相互竞争，演剧活动十分繁荣的局面，这就是当时所谓的新剧“甲寅中兴”。当然，这种“中兴”是一种畸形的繁荣。

话剧作为一种新生的文明戏剧，能在短短的几十年内迅速繁荣发展起来，表明这种戏剧形式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早期话剧表演艺术家丰富的舞台实践经验，为后来话剧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晚清话剧的成就，在我国戏剧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