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国政治、经济形势发生的巨大变化，带来了晚清社会的整体文化变革。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艺思想也必然随之发生深刻的变革。不过，文艺思想的变革除了遵循整个文化变革的一般规律外，还具有其自身的特殊规律，并表现为特殊的形态。从总体上看，此期的文艺思想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初步形成，并占了主导地位。

在清代中叶以前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支配文坛的主要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封建文艺思想。到了晚清，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逐步从封建意识中分化出来，成为一种自觉的政治力量。他们站在本阶级的立场上，对传统的文艺思想进行变革，提出了符合本阶级利益的新型文艺思想。这种文艺思想由小到大，由弱到强，逐步取代了封建正统的文艺思想，在文艺思想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资产阶级进行政治革新的一种有力武器。不过，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他们不可能将政治革命进行到底，因而也就不可能为文艺思想领域带来彻底的解放。

第二，鲜明的救亡意识、革新意识和时代精神。

此期的文艺思想家都亲眼目睹了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这种黑暗与残酷的现实使他们的文艺思想开始从传统的儒家思想中解放出来。他们已意识到文艺创作再也不是为了歌舞升平，给统治阶级歌功颂德，也不是躲在象牙塔里吟风弄月，作为酒余饭后的消遣。面对国运衰颓、民不聊生的惨状，他们要求文学要敢于正视现实，要为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呐喊助威，从而唤醒民众，挽救祖国危亡。因而，晚清的文艺思想家，从启蒙派到维新派，再到革命派，其文艺思想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鲜明的救亡意识、革新意识和时代精神。

第三，文艺思想的基本观念与概念体系的历史性变化。

中国传统的文艺思想是以杂文学观念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这一基础决定了有关概念体系的整体框架，决定着文艺思想家对一切文学因素的认识。两千多年来，中国的文艺思想基本上是在原有概念体系上修修补补，始终没有突破杂文学观念所界定的樊篱。但到了晚清，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家开始以前所未有的气势对封建文艺思想发起冲击，他们借鉴西方文艺思想中的先进经验，对传统的概念体系进行了历史性的变革。他们首先对各种文学形式进行了重新评价，打破了诗文正宗的传统观念，从根本上改变了对小说、戏剧的错误认识。他们还在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下，对文学的内涵和外延、文学的本质和作用、文学的创作方法和审美鉴赏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建构了一整套新的概念体系，从而使中国文艺思想逐步由杂文学观念向纯文学观念靠拢。虽然这一转变在此期并没有也不可能彻底完成，但晚清文艺思想的开创之功是不可磨灭的。

以上三个特点基本上贯穿了晚清文艺思想的始终，代表着此期文艺思想的主流。但在将近百年的历史时期中，晚清文艺思想也并非始终如一，而是处在不停的发展演变过程之中，每个特定的阶段都有着各自的特色。据此，我们可以将晚清的文艺思想再分为三个阶段，即鸦片战争后启蒙时期的文艺思想、资产阶级改良时期的文艺思想、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文艺思想。

鸦片战争后启蒙时期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酝酿阶段，其时限大约从鸦片战争前夜一直到甲午战争（1894年）。这个时期的文艺思想家主要是地主阶级改革派，其中包括像洪仁玕那样带有某种资本主义改革倾向的农民革命家。文艺思想的斗争主要集中在文统、道统、政统三方面。代表这一阶段进步倾向的主要有龚自珍、包世臣、蒋湘南、林昌彝和太平天国文艺思想家，而站在他们反面的主要是以曾国藩为首的湘乡派。另外，刘熙载的《艺概》也是此期重要的文艺思想理论论著。

龚自珍不仅在诗文创作方面为晚清文学带来了新的生机，更重要的是他的新型的文艺思想，犹如一声春雷，震撼了死气沉沉的晚清初期文坛。他明确提出了“经世致用”的文学观，突出强调了文学的功利作用，要求文学要面向社会，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他反对桐城派所标榜的文章“义法”，反对无病呻吟和虚伪造作，认为文学创作贵在真实自然，贵在反映人们的真情实感。他的文艺思想的核心就是其“尊情”说。他所尊之情就是真情，就是批判封建衰世的愤激之情，抗击外国侵略的爱国之情以及追求个性解放的进取之情。龚自珍作为晚清文坛以文议政之风的开拓者，其文艺思想闪烁着反封建的思想光辉和个性解放的色彩，初步具有思想解放和文艺革新的意味。他的文艺思想得到了一批启蒙思想家的响应，从而在晚清初期形成了著名的“经世致用”派，对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萌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如包世臣（1775—1855）和蒋湘南（1795—1860）都是“经世致用”派的重要文艺思想家，他们站在“经世致用”的立场上，全面批判桐城派所标榜的“文统”“道统”和“义法”，动摇了桐城派的理论基石，促进了当时文艺思想和创作风气的转变。

林昌彝（1802—1876）虽然在当时名气不大，但他的《射鹰楼诗话》却是一部能代表晚清文学时代精神的理论批评著作。“射鹰楼”谐音射英，隐含着抨击英帝国主义侵略行径之意。他写作此书的目的，正是要通过讲评诗歌抒发他的反帝爱国热情。该书以两卷的篇幅辑录与评述了描写鸦片战争的诗歌，展示了近代反帝爱国诗歌创作第一个**中的光辉业绩，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在诗歌理论上，林昌彝十分重视诗歌的社会教育作用，他所肯定和称赞的作品都是反映社会现实并服务于反帝斗争的篇章，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他还特别强调诗人人品的重要性，并且主张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反对偏嗜一格，这些认识在当时都具有积极意义。

这一阶段比林昌彝更重视作家人品的还有刘熙载（1813—1881）。他的《艺概》是一部很有见地、闪烁着辩证思想光辉的文艺论著。在《艺概》中，刘熙载十分强调作家思想品德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明确提出“诗品出于人品”的文学命题，并运用这一批评原则去评价历代的作家作品。当然，由于刘熙载出生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家庭，他的世界观中儒家思想仍占主导地位，他所要求的人品也是以儒家的思想道德修养为标准的，因而具有明显的消极性。但是，他又以高尚的理想抱负、健康的生活情趣、激越的爱国思想和经世态度来重视作品思想内容的评价，反对绮怨**鄙、无病呻吟的文学风气，因而又具有积极进步的意义。刘熙载还十分重视文学的独创性和艺术表现手法的多样性，并企图用辩证法中的对立统一规律来揭示文艺本质、创作规律和艺术技巧等问题，为中国近代文艺思想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此外，太平天国的文艺思想以及以曾国藩为首的湘乡派的文学主张，也都在这一阶段产生了很大影响。

晚清文艺思想的第二阶段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维新变法时期，这一阶段最重要的文艺思想是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改良派所倡导的“三界革命”。“三界革命”是以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配合维新变法而掀起的一场文学革新运动，其中包括“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这次文学革新运动有纲领、有领导、有理论、有实践，具有鲜明的宗旨和明确的倾向性。它的革新目标，在内容上要求文学吸取西方进步文化，表现近代社会变化中的新思想、新事物、新境界，宣传爱国主义和民主思想，为思想启蒙和维新变法服务；在形式上则呼唤文体的解放，力图摆脱封建文学旧传统的桎梏，主张“言文合一”，使文学朝着通俗化、自由化的方向发展。这次文学革新运动深受西方文艺思想的影响，在文学观念上发生了新的变化：进化论的文学观念代替了传统的尊古、拟古的文学观念；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强调文学要为社会政治服务；一改以往封建文人轻视小说、戏曲的错误倾向，大大提高了小说、戏曲的社会地位；提倡“言文合一”，并进而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为五四白话文运动充当了开路先锋；积极引进西方文学理论的新概念，对传统文艺思想的概念体系进行了更新。代表“三界革命”的最高成就的文艺论著主要有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译印政治小说序》，黄遵宪的《人境庐诗草·自序》以及梁启超等人的《小说丛话》等。

本阶段与“三界革命”这种进步文学潮流相对抗的主要有三种势力，除前面所提到的“同光体”诗歌流派（见本章第二节）外，还有以湖南豪绅王先谦为代表的封建顽固派和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王先谦（1842—1917）是晚清著名的学者、文人，其文宗法唐宋，间学魏晋，修洁简练，自成一家，与当时汉魏六朝派的王闿运并称“二王”。他编有《续古文辞类纂》，意在辨明古文义法源流，以承姚鼐余绪。他曾指名攻击康、梁为无君无父之乱党。其门人苏舆编的《翼教丛编》一书，则是当时顽固派攻击变法维新、反对文学革新、维护纲常名教的反动言论的结集。张之洞（1837—1909）是洋务派的主要首领，他在思想文化战线上代表着大地主、大官僚阶级，同资产阶级改良派进行了长期斗争。特别是他的《劝学篇》，以折中调和的姿态，对改良派进行全面反攻，从而赢得了封建顽固派的赞赏，被部分收入了《翼教丛编》。在文艺思想上，他反对龚自珍所开创的近代进步文学潮流，极力维护封建正统的文学观念，顽固坚持封建文学中的“道统”和“文统”，强调文学为维护封建的纲常名教服务。他忽视甚至否定文学的审美特征，几乎不承认在正统诗文之外，还有什么可登大雅之堂的文学。王先谦、张之洞的文学主张在当时确曾产生过一些消极影响，但在滚滚向前的时代洪流中，他们的一切努力终将付之东流。

晚清文艺思想的第三阶段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文艺思想的发展、蜕变和转化时期，也是中国资产阶级纯文学理论体系的建设时期。随着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以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的思想逐渐落后于时代的步伐，于是，在革命派和改良派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争，论争的焦点集中在要不要推翻清政府、要不要建立共和政体、要不要实行民主主义三大问题上。这场辩论充分暴露了改良派的保皇面目，使梁启超等人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群体中的影响一落千丈，这便促进了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发展和创作队伍、理论队伍的重新集结。于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文学团体“南社”便应运而生。“南社”的主要成就表现在诗歌上，它的诗歌理论（见本章第二节）具有强烈的战斗精神，代表着资产阶级革命派文艺思想在诗歌方面的最高成就。它就像一把号角，激励着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文学解放而斗争，在中国文艺思想史上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但“南社”的文艺思想既不成体系，又不完全统一。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南社”便一步步分化、蜕变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

在“南社”的影响下，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小说理论也得到了迅速发展，成为这一阶段文艺思想的又一重大收获。

此外，此期的章太炎、王国维也都在文艺思想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章太炎的文艺思想深受其哲学思想的影响。他首先吸收了古代朴素的辩证发展观，认定文学是随着时代发展的。他在《天放楼文言·序》中从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来阐述文学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哲学高度。但章太炎的文学发展观又是不彻底的，他评价文学以魏晋为顶峰，唐宋以后均不足观，甚至对首开革新风气的龚、魏也不屑一顾，这又体现出其文艺思想中的历史退化论观点。文学的发展观和退化论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文学观念同时出现在章太炎的文艺思想中，反映了他的文艺思想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的文艺思想也充满着时代气息和战斗精神。他揭示了文学作为宣传革命的工具的重要性，大力颂扬民族、民主文学的雷霆之声，强调文学对群众的感染和震撼作用，对当时的现实主义革命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王国维（1877—1927）是晚清著名的学者和文艺思想家，他在文字学、古代史、考古学、哲学、文学等方面都有精深的研究和卓越的建树。他的文艺思想深受西方哲学的影响，已初步具备了纯文学理论的特征。反映其文艺思想的代表著作有《〈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等。《〈红楼梦〉评论》是王国维首次引鉴西方哲学、美学理论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长篇论文，他用西方的悲剧观念来评论《红楼梦》的价值，较之以前旧红学派即兴随笔的评论和牵强附会的考证，在研究方法、逻辑思辨方式和理论层次上都是一个明显的突破，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人间词话》是一部采用传统的词话形式、融合中西诗学理论的论著，其理论核心是“境界说”。这一学说的提出是对中国传统诗论的深化和发展，在中国文学理论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宋元戏曲史》是王国维戏曲研究系列中最重要的一部，它不仅是中国戏曲史的第一部奠基之作，而且是20世纪初真正具有近代意义的新戏曲学诞生的标志，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王国维冲破传统的文学观念，充分肯定了戏曲的文学地位和审美价值，描述了中国戏曲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轮廓，对戏曲史中许多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论证，为我国戏曲史这一新型学科的建设立下了开创之功。王国维的文艺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独特的个性。他既善于继承与汲取古代文化中的精华，又勇于接受西方文化中先进的思想观念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中西结合，取长补短，是其文学研究中最突出的特点。王国维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最有成就的文艺思想家，他在中国文学批评方面所作出的开创性的贡献，使他在中国文艺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并对其后的文艺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

晚清文艺思想是在同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斗争中逐步发展的，其主旋律呈现出昂扬向上的总体趋势，基本上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促进了文艺思想由旧到新的转化。但由于资产阶级的思想局限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将这种转变进行彻底，这种历史使命必然地落在了鲁迅等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进步文学家的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