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农民革命运动，对清政府的封建统治是一个强大的冲击，对封建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道德、旧文学也是一次有力的扫**，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反抗斗争，加快了中国近代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进程。

太平天国的文化政策和文学主张，集中体现在洪仁玕等人根据洪秀全指示所撰写的《戒浮文巧言谕》及《钦定士阶条例》等文件中。其核心内容就是要批判封建文化，要求文学创作为农民革命服务。太平天国运动一开始，洪秀全等人就向封建文化发动了猛烈的冲击，特别是对于封建文化的基石孔孟之道，更是深恶痛绝。他们捣毁孔庙，焚烧儒家经典，视《五经》《四书》为“妖书”，严禁买卖藏阅，违者甚至处死。这种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做法显然有些过激。后来，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开始在文化政策上有所调整，并根据革命的需要对儒家经典加以删改，剔除糟粕，存其有用者，而进行剔除和保留的标准就是是否符合当时革命运动的实际需要。这种由全盘否定到有选择地继承的态度的转变，表明了太平天国对于文化遗产认识的提高。洪秀全本人就做过删改《诗经》的工作。他在《删改〈诗韵〉诏》中明确要求，要将《诗经》删改成一部“足启文明”的诗歌总集。太平天国的这些做法，体现了要求文学为农民革命服务的政治观点，反映了太平天国对文学的社会作用的重视，这相对于封建正统的文学观来说，是一种进步。

太平天国要求作者写文章要言之有物，要能真实、正确地反映现实，要有作者的真情实感，反对华而不实的“浮文”和矫揉造作的“巧言”。《戒浮文巧言谕》中明确指出：“照得文以纪实，浮文在所必删；言贵从心，巧言由来当禁。”《钦定士阶条例》中又说：“文艺虽微，实关品学；一言一句之末，要必绝于邪说**词，而确切于天教真理，以阐发乎新天新地之大观。”太平天国认为，文艺能够体现作者的政治思想和道德修养，因而对于每一句话都应持慎重的态度，要使它们都能符合太平天国的政治主张，能够为宣传太平天国的新思想服务。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自己的文章具有现实的内容和真实的感情，而不是毫无根据的胡编乱造。当然，这里所说的“文艺”，并非专指文学作品，其中也泛指各种文章、文书和文告。

在文学形式上，太平天国也进行了一系列的革新。他们敢于打破当时盛行的“八股六韵”的旧框框，提倡使用较自由的文体形式。特别是洪秀全，写文章、颁诏书都喜欢用民间歌谣，这无疑给当时死气沉沉的文坛增添了一股新鲜气息，可视为文体革新方面的初步尝试。在语言方面，为了使一般群众便于理解，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农民革命运动，太平天国反对用典和藻饰，提倡通俗易懂的白话，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

太平天国的这些文学主张，是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迅速崩溃，急遽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演变的过程中提出的，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对传统的封建思想文化进行如此规模巨大的冲击，动摇了封建统治阶级在文艺思想领域的统治基础，对当时官方的“道统”“文统”，桐城古文的“文法”，宋诗派的“诗教”，八股时文的清规戒律，都进行了有力的扫**，对其后的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具有启蒙意义和先驱作用。当然，以农民阶级及其思想为主体的太平天国不可能将反封建的文化革命进行到底，这也为他们的文学主张带来了很大的局限性。例如他们一方面反对封建思想文化，一方面又在自己的文章中体现出浓厚的宗教色彩和封建意识。他们的文章、文告中，“上帝”“耶稣”“天父”“天兄”等词语比比皆是，任何文章的开头，都要首先称谢“天恩、天王之恩以及东王、西王之恩”，这和封建官方的奏文、呈文没有什么不同。这种局限性是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太平天国领袖们的自身素质造成的必然结果。

在文学创作方面，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太平天国取得的成就并不大，其作品主要是散文和诗歌。散文中值得一提的有洪秀全的《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杨秀清、萧朝贵的檄文《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洪仁玕的论说文《克敌**论》《资政新篇》等，它们或者气势磅礴、言辞犀利，或者结构严谨、说理透彻，或者情文并茂、感人至深，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

诗歌创作中较有特色的有洪秀全和石达开。洪秀全作为太平天国运动的领袖，写了一些宣传太平天国主张的政治诗，如《天父诗》《原道救世歌》等，这些诗歌虽然宣传了“普天之下皆兄弟”的朴素的平等思想和革命思想，但其中却包含了浓厚的宗教成分，艺术价值不高。洪秀全的诗歌成就主要表现在他的述志诗上，如《述志诗》《吟剑诗》《诛妖歌》《定乾坤诗》等。这些诗歌格调高昂、气象宏伟，抒发了洪秀全推翻封建统治、拯救民族危亡的革命志向，表现出他作为一个农民革命家的胆识和气魄，字里行间闪烁着革命理想的光辉，具有浓厚的积极浪漫主义色彩。石达开在太平天国领袖们中颇有诗名，但现在能够确定为他本人创作的诗歌极少。其中最有名的是他的《白龙洞题壁诗》。该诗气势雄浑，风格遒劲，表达了太平天国扫**神权、王权和反对一切偶像的革命精神。

太平天国革命领袖们的文学作品虽然数量不多，艺术上也欠成熟，但他们从某些侧面反映了这次农民革命运动的真实情况，体现了太平天国的文化政策和文学主张，对于我们全面认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在革命阵营之外，有一位诗人倒是很值得一提，他就是金和。金和（1818—1885），字弓叔，江苏上元（今江苏南京）人。性情耿介，一生仕途不得志。太平天国革命军攻陷南京后，金和陷于城中。他对太平军非常仇视，曾企图在城中做清军的内应，失败后逃离南京。金和一生写了不少诗歌，有《秋蟪吟馆诗钞》。其中有不少反对太平天国、歌颂镇压太平军的曾国藩等人的作品，如《痛定篇》《上湘乡曾侯六十韵即送移节畿辅》等，这些诗篇体现了金和反动的政治立场，不足为训。但金和诗也并非漆黑一团，其中也有不少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诗人清醒地认识到列强入侵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他曾站在爱国主义的立场上，写了一些反映鸦片战争的诗篇。如《围城纪事六咏》中的六首诗歌，有的谴责清政府的屈辱求和，有的讽刺前线腐化官吏的仓皇失措，也有的描绘洋鬼子的奇形怪状和个别市民贪利失节的丑行。他的有些诗篇还以犀利的讽刺之笔，重点揭露清军的腐败和鱼肉人民的罪行。如《初五日纪事》就是一首绝妙的讽刺诗。诗中将清军的怯懦之态刻画得惟妙惟肖，于诙谐之中寓含着严正的批判。他的两首长篇叙事诗《兰陵女儿行》和《烈女行纪黄婉梨事》，都是控诉湘军劫掠良家妇女罪行的代表诗篇。两诗中极力铺叙湘军官兵的荒**无耻和暴虐无道，塑造出两个生动的妇女形象，具有较强的时代意义，集中体现了金和创作思想中积极的一面。

金和在诗歌创作上非常重视创新。他做诗不唐不宋，随心所欲，打破陈规和传统束缚，用散文体、说话体、日记体来写作，面目一新。特别是他的古体诗，在形式上很有创造性。如上面所举的《兰陵女儿行》长达1500余字，以七言为主，《烈女行纪黄婉梨事》以五言为主，都杂用长短不齐的字句和说话体的散文句法，体现了金和诗在形式上的特点。

注释

[1] 《曾国藩全集·诗文》，246页。

[2]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33页，长沙，岳麓书社，1986。

[3] 曾国藩：《圣哲画像记》，《曾国藩全集·诗文》，250页。

[4] 《曾国藩全集·日记二》，1105页，长沙，岳麓书社，1994。

[5] 《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62页。

[6] 《鲁迅全集》第6卷，36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7] 转引自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249页。

[8]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236页。

[9] 梁启超：《夏威夷游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191、189页。

[10] 黄遵宪：《杂感》，《人境庐诗草笺注》卷一，4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1] 柳亚子：《介绍一位女诗人》，《怀旧集》，238页，上海，上海书店，1981。

[12] 柳亚子：《与杨杏佛论文学书》，《柳亚子文集·磨剑室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13]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选集》，34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