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的爆发，打破了中国闭关自守的政治局面，给中国封建文化带来了很大冲击。一些进步人士不满于当时社会的黑暗现实，不断探索救国救民的途径。西方文化的传入，使他们看到了未来的曙光，他们开始向西方寻求真理，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理论，用西方文化作为推翻封建统治、促进文化革新的工具。为了让国内更多的人了解西方的新思想、新文化，他们开始翻译各种外国著作，其中包括大量的文学作品。晚清翻译文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晚清翻译文学正式兴起于19世纪70年代，以王韬、张芝轩翻译的法国国歌和蠡勺居士翻译的英国小说《昕夕闲谈》为标志。此前虽有不少人如林则徐、马建忠等从事翻译工作，但他们的翻译还只局限于介绍一般的科学文化知识，很难称得上翻译文学。中国翻译文学在开创阶段曾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特别是辛亥革命前的十几年内，更是出现了翻译文学的**。这些翻译文学涉及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各种文学体裁，其中数量最多、成就最大的是翻译小说。据阿英《晚清戏曲小说目》统计，从1875年到1911年（光绪元年至宣统三年），翻译小说达600多部，约占当时出版小说的三分之一。此期翻译小说不仅数量多，而且还出现了一些新品种：有梁启超所提倡的政治小说，如梁启超译日本柴四郎的《佳人奇遇》、熊垓译日本末广铁肠的《雪中梅》等；有轰动一时的侦探小说，如奚若译英国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再生案》、周桂笙译法国鲍福的《毒蛇圈》等；有配合社会改革和“新民”需要的教育小说，如包公毅译法国加尔威尼的《铁世界》《儿童修身之感情》等；有旨在启迪民智的科幻小说，如卢藉东译法国凡尔纳的《海底旅行》等。这些新型小说的传入，使国内读者耳目一新，大开眼界，从中了解到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光怪陆离的新景象，也使国内小说家开阔了生活视野和艺术视野，为他们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对他们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个时期，有很多学者提倡翻译文学和从事翻译工作。他们中有的是政治家，为建立翻译机构、培养翻译人才立下了功劳；有的是学者，在介绍进步思想、建设翻译理论方面作出了贡献；有的是作家，在翻译实践方面树立了榜样。其中较早并且较著名的有梁启超、林纾等，他们在开创晚清翻译事业方面起了重大作用。

梁启超的翻译活动是和他从事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同时开始的，他于1896年在他创办的《时务报》上发表的《论译书》一文，是中国近代文坛上第一篇提倡翻译文学的论著，文中阐述了翻译事业的重要作用，对中国翻译文学的出现起到了开创之功。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又在自己创办的《清议报》“例言”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政治小说”的概念，并亲自从事政治小说的翻译实践，先后翻译了日本柴四郎的《佳人奇遇》和矢野龙溪的《经国美谈》，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为《佳人奇遇》而写的《译印政治小说序》是一篇有关翻译小说的重要文章。文中阐述了翻译小说的重要意义，认为翻译外国的政治小说将会收到启发民智、弘扬爱国精神的社会效果，对于革新政治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此文一出，在文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翻译小说之风蔚然形成，一时间翻译的政治小说、教育小说、侦探小说充斥了文坛，吸引了广大读者。各种小说刊物发表翻译小说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创作小说。梁启超随后还翻译了《十五小豪杰》《世界末日记》等小说；他还在其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节译了英国诗人拜伦的《渣阿亚》和《端志安》，这是拜伦诗作在中国的最早译文。

梁启超对翻译理论也有独到见解。他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中，明确论证了直译和意译的得失，认为这两种方法均有可取之处，应该相互为用。在《论译书》中，他又提出译书应该避免“二蔽”、达到“三通”。“二蔽”是指“徇华文而失西义”之蔽和“徇西文而梗华读”之蔽；“三通”是指通华文、通西文、通所译书的专门学问。这些观点的提出，对于晚清翻译理论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梁启超是近代翻译文学的开拓者，他的翻译实践和理论探索为晚清翻译文学的繁荣开辟了道路。

林纾像

林纾（1852—1924），字琴南，福建闽县人。他的思想前期比较激进，后期则十分保守。他是维新变法思想的忠实信奉者，认为改良主义运动是救治中国的唯一道路。他不赞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但在袁世凯称帝、军阀混战等几个重大政治事件上，林纾尚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反对袁世凯复辟，对给人民带来痛苦的军阀深恶痛绝。在这些方面林纾要比严复进步得多。

林纾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文学家和翻译家，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一生创作了大量的散文、诗歌和小说，在晚清文坛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其成就最大的还是他的文学翻译。他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多达184种（绝大部分是小说），1200余万字，其中有40余种属世界名著。可见，林纾确实是晚清翻译家中最有成就的一位。林纾翻译的第一部小说是1898年与王寿昌合译的法国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此书刚一出版，立即引起轰动。此后，他接连翻译了大量外国小说，所译作品涉及英、法、美、俄、希腊、日本、瑞士、挪威、西班牙等10多个国家。其中如《鲁滨逊漂流记》《黑奴吁天录》《块肉余生述》（即《大卫·科波菲尔》）《伊索寓言》都是世界一流的名著。这些小说的译入，对晚清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

林纾在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时，十分注意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新思潮。他常借译书的序跋、评论、按语向读者灌输这些思想。他在《黑奴吁天录·序》中说：“其中累述黑奴惨状，非巧于叙悲，亦就其原书所著录者，触黄种之将亡，因而愈生其悲怀耳……则吾书之足以儆醒之者，宁云少哉？”可见，林纾译书的目的就在于醒世，在于使读者从译作中观照出自己民族的影子，从而激发其救国救民的热情。《不如归·序》中的几句话更体现了他的报国之心：“纾已年老，报国无日，故日为叫旦之鸡，冀吾同胞警醒。”《辛丑条约》签订后，林纾愤于国势颓败，为了挽救国家民族，提倡尚武及反抗侵略精神，林纾翻译了《埃司兰情侠传》，并在序文中明确表述了译此书的目的：“特重其武概，冀救吾种人之衰惫，而自励于勇敢而已。”这些言论，在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民族危亡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激动人心的力量。

林纾是晚清的古文学家，有着深厚的文学修养，在运用古汉语进行写作上有高超的技巧，所以他的译文基本上能保持原作的艺术风格，而且文笔通俗简洁，生动流畅，表现力强，极富艺术魅力。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翻译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的林纾竟然不懂外文，这在世界翻译文学史上也算是一个奇迹。林纾译书是先让别人口译，然后由自己加工成书面语言的。这种翻译方式也给他的译文带来了一些缺点，如漏译、误译和删节现象，这些一直是评论家批评林纾的焦点，同时也是林纾译书中的最大苦衷。但这些小疵掩盖不了林纾译著的辉煌成就，他对晚清翻译文学的贡献是任何人都抹杀不了的。

自梁启超、林纾等人开创翻译文学之后，晚清翻译文学一直以蓬勃之势向前发展。在他们的影响下，又出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文学翻译家，也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翻译文学作品，翻译文学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但从翻译家个人的影响来说，还没有人能超过梁启超和林纾。其中较有名气的有苏曼殊、周桂笙和伍光建等。苏曼殊（1884—1918）的翻译文学最有影响的是拜伦诗，他选编的《拜伦诗选》是我国近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外国翻译诗歌集。此外，苏曼殊还是法国作家雨果的《悲惨世界》的最早译者。周桂笙（1873—1936）以翻译侦探小说著称，曾被称作我国侦探小说翻译的鼻祖。在他的影响下，侦探小说一时蔚然成风。伍光建（1866—1943）是一位用白话翻译小说的翻译家，他翻译的法国大仲马的《侠隐记》得到了茅盾的高度评价。

晚清翻译文学的成就是巨大的，不仅引进了西方的各种新思想，对中国社会变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使中国作家看到了西方文学的优越性，开阔了他们的生活视野和艺术视野，为五四新文学的诞生准备了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