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初期，在龚自珍、魏源等启蒙思想家的倡导下，诗歌和散文都发生了明显的变革，从而为其后的“文体革命”和“诗界革命”开辟了道路。但在小说界，却仍是一潭死水。龚自珍等人囿于轻视小说的传统观念，没有认识到小说的社会作用，没有将新的思想观念引入小说界。因此，从鸦片战争前夕一直到甲午战争的几十年里，仍旧是古典封建小说的延续期。这种延续是以一种渐趋衰弱的姿态进行的，是清中叶小说创作高度繁荣后的一个低谷。此期小说思想性较低，艺术上也没有多大价值。小说的内容和题材往往远离社会现实，表现形式故步自封，拒绝任何变化，完全处于停滞与封闭状态，大大落后于时代的步伐，也落后于诗文的发展。此期小说的作者大都是思想保守的封建文人，他们迫于清政府的文化高压政策，不敢对统治阶级进行正面的批判，而是幻想通过清官和侠客来维持正义，从而挽回封建统治日渐没落的命运。更有些作者贪图功名利禄，公然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对封建社会的叛逆者进行诬蔑和攻击。还有些作者丧失了生活的远大目标，一味沉迷于醉生梦死的**乐生活，将一些低级趣味引入小说之中，反映了封建文人的堕落和衰败。此期小说创作有两大潮流：侠义公案小说和狭邪小说。

侠义公案小说是侠义小说和公案小说的合流，实际上又是对以《水浒传》为代表的英雄传奇小说的反动。自《水浒传》以来，通俗小说形成了一个描写民间英雄传奇的系统。但随着封建道德意识在社会中的不断深化，这类小说的反抗意识越来越淡薄，英雄人物越来越受正统道德观念及官方力量的支配，甚至最终成为统治者的股肱。这样，在清中叶便出现了以《施公案》为开端的侠义公案小说，并于道光以后得以大规模发展。这类小说虽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面，但主要是在宣传一种封建奴化思想。其中较有影响的有俞万春的《**寇志》、石玉昆的《三侠五义》和文康的《儿女英雄传》等。

狭邪小说是中国言情小说的一种。它主要以描写妓女、嫖客的生活为主，所以鲁迅称之为“狭邪”。这种小说实际上是古代才子佳人小说的变种，它只不过是把主人公由才子佳人换成了妓女嫖客，再加上一些污秽的笔墨而已，使得原来高雅的才子佳人小说走向堕落。从社会角度来看，晚清资本主义的崛起，使得一些大城市日益商业化，妓女业也随之发达。一些文人在当时的黑暗社会中找不到出路，便经常出入青楼，在伶优和妓女中寻找知音，以排遣心中的抑郁和痛苦，这便为狭邪小说的产生提供了现实基础。狭邪小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封建制度的腐败和封建文人的堕落，但由于作者多以欣赏的眼光而不是从批判的角度去描写狎妓生活，使得这类小说具有浓厚的低级趣味。这类小说较著名的有陈森的《品花宝鉴》、魏秀仁的《花月痕》和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等。

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社会更加黑暗。资产阶级改良派配合维新变法的需要，开始重视小说的社会作用，把新的思想观念引入小说创作和小说理论，在小说界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在这次运动中充当旗手的是“文体革命”和“诗界革命”的倡导者梁启超。梁启超在19世纪末率先注意到小说的社会作用，他在1897年写的《变法通议·论幼学》中，就认为小说可以“激发国耻”“移风易俗”“其为补益，岂有量耶”，提出要以“新编小说”取代“诲**诲盗”的旧小说，从而强化小说的社会作用。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为了启迪民智和宣传维新思想，他首先提出要大量翻译、出版西欧和日本的“政治小说”。为此，他写了《译印政治小说序》，第一次提出“政治小说”的概念，强调了小说的政治功能。1902年，他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正式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口号，并对小说的地位、社会作用、艺术特征等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可视为“小说界革命”的理论纲领。梁启超还在《新小说》上开辟《小说丛话》专栏，专门为小说理论研究提供园地，为小说理论的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小说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冲破传统桎梏，更新小说观念。以往的统治阶级总是把小说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雕虫小技，甚至把小说斥为“邪宗”，并排斥在正统文学之外。梁启超等人则大异其趣，公然把小说提高到“文学之最上乘”的地位，认为社会进步，“赖俚歌与小说之力”为多，“小说为国民之魂”[13]。严复和夏曾佑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一文中，更将小说的地位置于经史之上，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这种新型的小说观念，对小说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二，重视小说的社会作用，强调小说与政治的关系。这个方面是此期小说理论的最大特色。以往的小说理论仅仅将小说的作用归结为“娱心”与“劝惩”，而资产阶级改良派出于宣传维新思想、进行社会改革的政治需要，明确提出要将小说当作改良社会、革新政治的工具。梁启超特别重视政治小说，并以有利于政治之进步作为小说批评的标准，这与封建文人所谓“惩恶劝善”的批评标准有着本质的不同，体现了梁启超小说观的新的时代和阶级特色。在选材方面，梁启超说，凡译小说，当择有关切于当时中国时局者，明确认识到小说要想起到改良社会的作用，就必须把握住时代的脉搏。第三，初步探讨了小说的艺术特征和创作理论。以往的封建文人由于视小说为“末作”，从没有也不可能对小说的艺术特征和创作规律进行科学的研究。梁启超等人第一次在这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尝试，对小说的特征、小说和生活的关系、人物形象的塑造、小说的艺术感染力等问题都有所阐述。他们认识到小说与科学著作的区别，就在于它的形象性、趣味性和艺术感染力，强调虚构性和典型性是小说创作的基本规律。关于小说的艺术感染力，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出了小说的四种“神力”：“熏”“浸”“刺”“提”。“熏”是指感情潜移默化；“浸”是指感人至深；“刺”是指突然刺激读者感情；“提”是指使读者感情与小说相融合。这四个方面从文艺心理方面揭示了小说对读者起感染作用的全过程，是梁启超对中国小说理论的一大贡献。关于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梁启超等人也有不少好的见解。尽管这些认识还显得比较粗糙、幼稚，缺乏科学体系，但其开创之功是不可磨灭的。它们打破了传统观念对小说的偏见，有力地冲击了以往由封建文人所操纵的小说界，彻底扫**盛行一时的侠义公案小说和狭邪小说，带来了小说创作的高度繁荣。

登载新小说的刊物《绣像小说》

在“小说界革命”的推动下，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前夕的短短十几年内，小说创作如雨后春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第一次在整个文学领域取得了主导地位。据《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统计，此间的小说多达520余种。一批专业小说家如吴沃尧、李宝嘉等也应运而生，并不断增多，形成了我国小说史上第一批专业小说作家队伍。印刷业的发展为小说的发表提供了广阔的园地，出现了专门刊载小说的文艺刊物，如《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新新小说》等，它们都对小说的繁荣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此期的小说创作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在思想内容、艺术形式上都与以往的小说有明显的不同。特别是在题材方面，更是表现出空前的广阔。此期小说完全摆脱了旧小说只写帝王将相、英雄豪杰、才子佳人、神仙鬼怪的题材限制，将广阔的现实社会作为描写的主要对象，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晚清社会的百科全书。有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的，如洪兴全的《中东大战演义》等；有反映社会各方面的变革的，如姬文的《市声》、颐琐的《黄绣球》、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还有少数描写封建买办文人无聊生活的所谓“写情小说”，如李宝嘉的《海天鸿雪记》、吴沃尧的《恨海》等。但数量最多的是专门揭露社会黑暗、谴责封建统治的作品。这类小说以批判为武器，无情剖析与抨击了晚清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面上的腐败、丑恶和黑暗，其批判之尖锐、激烈和全面，是史无前例的。这种具有鲜明批判意识的小说在当时蔚然成风，形成了晚清文学史上的批判现实主义潮流。但由于这类小说为了迎合读者求一时之快的心理，描写往往言过其实，显得浮露而缺乏深度，所以鲁迅认为它们还不够讽刺小说的资格，便称之为“谴责小说”。其代表作品有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它们通常被合称为“清末四大谴责小说”。

李宝嘉（1867—1906），字伯元，江苏武进（今江苏常州）人。他的思想是充满着矛盾的，他虽然认识到了清政府的腐败，但由于政治上保守，他不仅敌视革命派，对维新变法也斥为“过激”。思想上的矛盾使他的一生都是在苦闷彷徨中度过的。他先后主编过《指南报》《世界繁华报》《绣像小说》等刊物，发表过《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活地狱》等长篇小说。这些作品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大都有全面的反映，对封建统治的黑暗也有比较深刻的揭露，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反抗斗争。其中《官场现形记》的成就最高。《官场现形记》共60回，由许多相对独立的短篇蝉联而成。这部小说继承了《儒林外史》等讽刺小说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形象地再现了晚清官场光怪陆离的画面，较深刻地揭露了当时官僚制度的腐败与堕落，加深了人们对当时社会黑暗现实的认识，对于加速封建政权的瓦解，增强人们的反封建意识，促进人民的觉醒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但小说在思想上也有局限性，它没有从根本上否定造成官场腐败的根源——封建制度，对农民起义也有诬蔑之词，这都是由作者思想上的矛盾造成的。

吴沃尧（1866—1910），字趼人，广东南海人，出生破落的官僚家庭，早年曾创办《月月小说》并自任主笔。他不断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产生了一定的反封建意识。但他的这种意识又很不彻底，对前途缺乏信心，所写作品大都带有浓厚的悲观情绪。特别是他后期的思想，消极的成分加重，最终站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对立面，成为封建统治的维护者。他先后创作了《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痛史》《九命奇冤》等30余种小说，其中长篇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最为有名。这部小说共108回，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小说通过“九死一生”在20年中耳闻目睹的无数怪现状，反映了1884年（光绪十年）中法战争前后到20世纪初期的社会现实，暴露了封建社会总崩溃时期统治阶级的腐败与堕落。与《官场现形记》相比，它所反映的内容更为广泛。它不仅描写当时的官场，还涉笔商场和洋场，并旁及医卜星相、三教九流等各个阶层，是晚清社会的综合反映，对于认识封建制度的腐败很有价值。但作者看不到人民的力量，反对当时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鼓吹改良主义，这是其思想的严重缺陷。艺术上虽然比《官场现形记》略显紧凑，但描写过于浮泛，有自然主义倾向；过分追求奇闻趣事，过分夸张，削弱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

刘鹗像

刘鹗（1857—1909），字铁云，江苏丹徒（今江苏镇江）人。出生于官僚家庭。他崇尚“西学”，在思想上属于洋务派。他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对晚清残败的政治局势深感悲哀，又想挽回这种局面。他积极提出所谓“扶衰振敝”的主张，建议借外资兴办实业、筑路开矿，妄图通过这种途径来“补”封建社会之“残”。他的长篇小说《老残游记》正是通过“老残”在游历途中的所见所闻，来反映自己的这种思想。其中主人公老残又名补残，其寓意就在于此。但他的建议并没有得到采纳，这又使他对时局的悲哀变为绝望，他把《老残游记》称为“哭泣”之作，正体现了他救世不成、幻想破灭、对前途无可奈何、以至悲观消沉的哀痛心情。刘鹗虽然谴责黑暗的吏治，但他却竭力维护封建专制制度，诅咒农民的反帝斗争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使得《老残游记》在思想上具有浓厚的消极色彩。《老残游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缺乏动人力量，但对事物的描写却比较细腻，语言清新流畅，写景自然逼真、色彩鲜明，给读者以美的享受，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

曾朴（1872—1935），字孟朴，江苏常熟人。曾参加过戊戌变法。其思想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同情资产阶级革命，但基本立足点仍在改良主义方面。因而他既参加过抗议清政府杀害秋瑾等革命者的活动，又参加过张謇等人的立宪运动，体现了他同封建政治势力之间密切的联系。曾朴思想的复杂性在其长篇小说《孽海花》中有着全面的反映。《孽海花》共35回，由曾朴和其好友金天翮共同完成。小说以曾出使俄、德等国的大臣金雯青和妓女傅彩云的故事为线索，描写了同治初年到戊戌变法前夕这30年清王朝在政治、外交及社会各方面的动**情况，揭露了晚清腐败的政治和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野心，唤醒人们认识当时存在的严重的社会危机。与其他谴责小说不同的是，《孽海花》在政治倾向上是赞同革命的，它对清政府的批判更为强烈和深刻，并敢于把矛头直接指向慈禧等最高统治者，敢于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思想。但遗憾的是，小说的政治倾向性有时十分模糊，对于人物的褒贬令人难以把握，再加上小说中过多的逸闻艳情，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成就。《孽海花》在结构上有一些特色。全书若断若续的手法，既受了《儒林外史》等小说的影响，又有所突破。它不是单线发展，而是盘曲回旋，时放时收，东西交错，不离中心。这种对结构的重视，同作者熟悉西洋小说不无关系。但由于《孽海花》人物众多，事件纷繁，因而在人物形象的描绘上不够细致，缺乏生动鲜明的典型形象。

曾朴写的小说《孽海花》

此期小说的繁荣，是“小说界革命”带来的成果，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必须指出，这种繁荣只是表现在数量上，在质量上却没有什么提高，甚至还有所下降。多数小说虽然突破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传统范围，纳入了广泛的社会题材，并对社会现实有所揭露和批判，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存在的矛盾，具有积极意义，但在思想水平上很少能超过资产阶级改良派，更有的还跳不出洋务派“中体西用”论的樊篱。在写作上，由于“小说界革命”的倡导者梁启超等人从功利主义出发，过分地宣扬小说的社会作用，而忽视了小说自身的艺术规律，仅仅把小说作为政治的传声筒，许多小说虽然对传统的讽刺手法、白描手法有所继承，但往往“笔无藏锋”，用极度夸张甚至漫画化的手法来代替典型的塑造，以致流于轻薄而失去真实性。它们大体上是顺应时俗之作，与现实政治、大众需求的关系较为密切，而缺乏作者自己的人生体验和深刻思考；它们普遍注重故事性，忽视人物形象的典型性，在小说艺术方面没有取得多大成就。因此，这一阶段小说的繁荣，只能算是一种畸形的繁荣。

在此基础上，资产阶级革命派吸取“小说界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对小说有了更为深刻和全面的认识，产生了一批新型的小说理论家，其中较重要的有黄人、徐念慈、王钟麒等。他们的小说理论文章多数发表在黄人主编的《小说林》上，故有“小说林派”之称。他们首先恰当地论述了小说的性质、地位与作用，摆正了社会生活与小说创作的因果关系。在此之前，梁启超等人为了改变人们轻视小说的传统观念，提高小说的社会地位，他们不适当地夸大了小说的社会作用，颠倒了小说与社会生活的因果关系，忽视了小说的审美属性和艺术功能，给当时的小说创作带来了不良影响。针对这种理论上的偏颇，革命派小说理论家提出了强烈的批评。黄人在《小说林·发刊词》中最精彩的议论，就是批评改良派只把小说当作宣传政治的工具、从而抹杀小说的美学特征的错误做法。徐念慈在《余之小说观》中也明确指出：“小说固不足以生社会，而惟有社会始成小说。”认为社会生活是小说创作的基础和源泉，这种因果关系是不能颠倒的。他们在正确阐述社会生活对小说的制约与决定作用的同时，也并未忽视小说对社会和人生的积极影响。王钟麒在《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中指出，小说是普及爱国思想、宣扬救亡图存的最有效的工具，因而他要求作家要“选择事实之于国事有关者而译之著之”，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其次，革命派小说理论家借鉴西方种种流派的主张，对小说创作规律进行了深入探讨。徐念慈在《小说林·缘起》中集中介绍了黑格尔等德国哲学家的理论，第一次从美学高度阐明小说的功用和特征，认为小说是“合理想美学、感情美学而居最上乘者”，小说创作要高于生活，要描写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得不到满足的理想愿望和美感追求；认为小说要想给人以“美之快感”，就必须创造出个性化、具体化的艺术形象来，强调形象性在小说创作中的重要性。这些主张对于纠正当时小说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等忽视“美”的倾向产生了积极影响。再次，革命派小说理论家坚持现实主义的艺术原则，强调小说必须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黄人在《小说小话》中提出，描写人物要从现实生活出发，写出人物思想性格的复杂性，要把真实、生动、令读者叹赏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即使是正面人物，也不能过于完善，而要符合生活的真实。黄人还针对当时小说描写少而议论多的缺陷，强调作者应冷静、客观地描写人物与生活，让艺术形象自身去显示其意义，而不应该加入大段的主观抽象的议论和说教。最后，革命派小说理论家既注重摄取西方的某些学说，又注意探索中国传统小说的深厚根基，重视民族传统和民族风格，对古代小说遗产作出了正确的评价。这与改良派全盘否定古典小说的做法相比，确实有了很大的进步。总之，革命派小说理论家尽管在社会发展的动力观上仍持唯心主义的态度，但对于小说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却有着比较科学和进步的见解，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前一阶段改良派小说理论的偏颇，对中国小说理论进行了广泛的补充和发展，其功绩是十分卓著的。尽管当时的小说创作远没有达到他们提出的文学理论要求，但这些理论主张对当时及后来小说创作的影响确实是非常明显的。

黄世仲的小说是此期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黄世仲（1872—1912），字小配，广东番禺人。同盟会会员。先后担任过香港《中国日报》《世界公益报》等革命报刊的记者、编辑和撰稿人，创办或主编过《香港少年报》《广东白话报》和《中外小说林》，为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繁荣和革命宣传起到了积极作用。黄世仲小说创作的成就十分显著，他正式从事小说创作不足10年，却写出了《洪秀全演义》《陈开演义》《廿载繁华梦》《宦海升沉录》《黄粱梦》《党人碑》等15部中长篇小说。这些小说大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在结构上也比较严谨。其中《洪秀全演义》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小说中思想性和艺术性较高的一部。该书共54回，通过对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全面而生动的描写，塑造了洪秀全、李秀成等一大批农民革命的英雄形象，热情歌颂了农民革命运动的壮举，激励人们投身到当时反清的民主革命中去。小说语言明白流畅、简洁生动，人物形象典型生动、富有个性，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但小说在思想上带有狭隘的种族主义情绪，写作上有明显模拟《三国演义》的痕迹，艺术上还不太成熟。

除了黄世仲的小说外，此期还有不少以弘扬爱国主义、歌颂资产阶级革命为主题的中长篇小说。有以革命先烈秋瑾为题材的，如静观子的《六月霜》等；有以妇女解放运动为题材的，如颐琐的《黄绣球》等；有以资产阶级革命活动为题材的，如怀仁的《卢梭魂》、张肇桐的《自由结婚》等；有以历史事件为题材的，如李亮丞的《热血泪》、陈墨涛的《海上魂》等。这些作品尽管在艺术上还有欠缺，但其主题鲜明，具有丰富的时代内容和政治色彩，对于宣传资产阶级革命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此期的短篇小说创作也有不小的收获。不仅数量丰富，而且取材广泛。作品除宣传爱国主义、反对外来入侵这一共同主题外，取材更加贴近现实，出现了一些反映人民疾苦的优秀作品，如恽铁樵的《工人小史》、罗伟士的《卖花女》等。有些作品发挥短篇小说反应迅速的特长，紧密配合现实政治斗争，形成了强烈的批判色彩和揭露力量，如吴沃尧的《预备立宪》、恽铁樵的《村老妪》等，都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在形式上，此期的短篇小说注意借鉴西方文学的结构艺术、叙事方式和表现手法，较以前的短篇小说有了较大的突破。如吴沃尧的《查功课》、徐卓呆的《买路钱》都截取生活中的一个横断面加以集中描写，与古代原始要终的结构方式有着明显的不同。而徐卓呆的《温泉浴》、苏曼殊的《绛纱记》则采取第一人称的叙事方法，在叙事角度方面别开生面。所有这些，都为小说艺术的多样化做出了重大贡献，为近代小说向现代小说的过渡创造了必要条件。

总之，从改良派的“小说界革命”到革命派小说，晚清小说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尽管其间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因素，但其总体格调是积极向上的。这些小说对近代社会政治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艺术上也有重大的创新和发展，为五四新小说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