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文学的巨大变革在散文方面表现得非常突出。在这短短的几十年中，散文从思想内容到文体形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的桐城派适应时代的要求，对自身加以改革，从而一度出现“中兴”的局面；以龚自珍、魏源为首的经世文派的兴起，使散文的社会作用受到重视，为晚清散文注入了鲜明的革新精神；而梁启超等人所倡导的“新文体”，更是为近代散文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其后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进一步将散文革命引向深入，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晚清时期散文发展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两条主线：一是晚清桐城派的复兴，一是“文体革命”的兴起。

一、晚清桐城派的复兴

桐城派自康熙年间创始之后，由于符合当时清王朝实行文化专制和崇奉程朱理学的需要，从而得以迅速发展，在清中叶文坛占据主导地位。但到了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新的思想逐步传入，所有这些，都使得空谈义理的桐城派无法继续独霸文坛，而是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桐城派所提倡的那一套孔孟程朱的迂腐之道，及其在创作上所遵循的那一套起承转合的清规戒律，都已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特别是姚鼐去世之后，桐城派的显赫之势也随之而去。赖以继桐城余响的是他的四位高足。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云：“姚先生晚而主钟山书院讲席，门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异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东树植之、姚莹石甫。四人者，称为高第弟子。各以所得传授徒友，往往不绝。”[1]管同（1780—1831）在鸦片战争以前即已去世。方东树（1772—1851）是桐城派的理论家，代表著作有《昭昧詹言》等，不过，此书主要是以桐城“义法”来论诗的，他在散文方面并没有太大的成就。姚莹（1785—1853）则不仅在散文理论上有所建树，而且在散文创作方面也做出了不小的成绩，他的《东溟文集》中的许多散文，在当时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在四人当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则是梅曾亮。

梅曾亮（1786—1856）是姚鼐去世后桐城派的核心人物。他虽系姚门著名弟子，但由于受社会形势的影响，其文学思想和兴盛时期的桐城派有着明显的区别。他主张文章要“因时”，认为随着时代的变化，文学也要变化；作家要适应时代的需要，创作出能够反映现实生活、富有时代特色的作品来。这对于日渐程式化的桐城派来说，无疑是一大改进，其结果是使得桐城派逐渐向经世文派靠拢。在创作实践中，梅曾亮的作品确实反映了新的时代内容，在艺术上也有自己的审美个性。特别是他的散文在当时极负盛名，曾被当时的桐城派奉为“大师”。他的散文善于以小言大，借古喻今，往往从现实生活小事或某种历史现象出发，去探讨当时社会存在的普遍问题。如在《观鱼》中，作者描写了鱼在网中跳跃的情景，有入者，有出者，“跃而出者”欣然自得，“跃而不出者”黯然失意，然而，它们都跳不出那张更大的网——鱼池。作者由此感叹人生在世，尽管为了名利前途奔波一生，但最终都摆脱不了整个社会环境的束缚，反映出作者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思考，说明作者已经用自己手中的笔来正视现实。再如他的《帝鉴图诗序》《十六国宫词序》《平准书后》等都是以古讽今的名篇。梅曾亮的纪传体散文也很有特色。如其《蒋念亭家传》《栗恭勤家传》《艾方来家传》等，通过对传主日常琐事的描写，刻画出一个个鲜明的人物形象，并力求通过这些形象勾勒出整个时代的“风俗好尚”。在语言方面，梅曾亮的散文突破了桐城前辈的束缚，吸收了汉魏六朝文章的辞采，从而大大提高了其艺术魅力，这对桐城派来说又是一个大的发展。

桐城派在晚清初期得以中继和扩展四方，梅曾亮起了很大作用。在他的影响下，涌现出了一大批桐城派作家，其中较为有名的有朱琦（1803—1861）、吴敏树（1805—1873）、曾国藩（1811—1872）、戴均衡（1814—1855）、王拯（1815—1876）等。他们大都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对以前的桐城古文加以变革，写出一些面向现实、具有时代精神的作品。如吴敏树的《书谢御史》、王拯的《陈将军画像记》《王刚节公家传跋尾》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时代风貌，体现了晚清初期桐城派的重大变革和新的成就。

随着姚氏高足的相继去世，桐城派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局面，衰落之势日渐明显。就在此时，曾国藩高举桐城派的大旗，利用自己政治上的势力，大力收罗天下文士，从而使桐城派再度出现所谓的“中兴”局面。当时聚集在曾氏周围的幕府宾僚多达百人以上，其中除十几人不以文学见称外，其他如张裕钊（1823—1894）、黎庶昌（1837—1897）、薛福成（1838—1894）、吴汝纶（1840—1903）、郭嵩焘（1818—1891）、李元度（1821—1887）、俞樾（1821—1907）、王闿运（1832—1916）等，都是当时提倡古文的著名人物，一时人才济济，蔚为大观。由于曾国藩是湘乡人，故人们又将桐城派的这一支系称为湘乡派。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说：“湘乡曾国藩以雄直之气，宏通之识，发为文章，而又据高位，自称私淑于桐城……此又异军突起而自为一派，可名为湘乡派，一时风流所被，桐城而后，罕有抗颜行者。”[2]

曾国藩很早就开始学习桐城文，自称“国藩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3]后来，由于经世文派的兴起和桐城派的衰落，曾国藩对桐城古文也有了新的认识。他觉得桐城派要想振兴，就必须顺应时代的要求，对以往的理论进行变革。他受梅曾亮“因时”观的影响，认为只有经世致用，才是挽救桐城派的唯一良药。他在姚鼐所提倡的“义理、考证、词章”三项中又加入“经济”，认为此四者缺一不可。所谓“经济”，即经国济世，实与经世致用同义。提倡文章的“经济”作用，重视文章在政事上的实用性，以纠正桐城古文的空疏迂阔，这是曾国藩对散文发展的一个突出贡献。曾国藩很推崇魏源所编的《皇朝经世文编》，因为该书完全是以经世致用为标准选录的。作为仿效，也作为自己“义理经济”观的具体体现，曾国藩选编了《经史百家杂钞》。与姚鼐的《古文辞类纂》相比，该书打破桐城派的桎梏，选了经、子和六朝的文章，扩大了选录文章的范围，集中体现了桐城派从姚鼐到曾国藩之间的显著变化。

曾国藩在政治方面，是封建统治的得力维护者。他极力宣扬儒学义理等封建文化思想，正是为了重整清王朝的统治秩序。他在文章方面提倡的“经济”观，是想借助文章这种工具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从这种功利主义的目的出发，为了更好地发挥文学的政治作用。曾国藩强调“道统”与“文统”的统一，在重视儒家义理的同时，也重视古文的文艺性质。他对宋儒“崇道贬文”的做法深表不满，对桐城派的各位宗师也均有批评，尤其对方苞散文的缺乏文采屡加贬责。他深知，“言之不文，行而不远”，文章要想发挥维护封建统治的政治作用，就必须文道俱重，讲究文采。也只有如此，才能挽救桐城派日渐衰落的局面。曾国藩重视文章的修饰，注重“文境”的追求。他把姚鼐提出的阳刚、阴柔再分为八，“阳刚之美曰雄、直、怪、丽，阴柔之美曰茹、远、洁、适”[4]，显示了他对文章艺术美的深刻理解。他还主张散文创作应从经学和道学中解脱出来，独辟蹊径。主张冲破桐城“义法”的框框，认为古之文初无所谓“法”，后人所创造的“法”，乃是本不能文，强取古人所造而模拟之的结果。曾国藩勇于突破桐城旧轨，大胆创新，开辟艺术新境界，为桐城古文的振兴带来了一线生机。

曾国藩的散文主要有《曾文正公全集·文集》中的古文4卷。其中一半以上属于寿文、碑文，其余的则是为同僚和友人而作的序以及为文集所写的序、跋。在思想内容方面，这些散文具有明显的封建政治倾向和迷信色彩。其中很多篇章都与反对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有关。如《李忠武公（李续宾）神道碑》、《罗忠节公（罗泽南）神道碑铭》是歌颂湘军将领的；《林君殉难碑记》《毕君殉难碑记》是表彰与太平军作战而阵亡的将士的；至于他的那篇《讨粤匪檄》，更是一篇污蔑农民革命运动的反动檄文，对于这些糟粕应该坚决剔除。在散文艺术方面，曾国藩基本贯彻了他的文学主张，在继承桐城派传统的基础上又有了一些新的发展。他的一些散文禁忌较少，奇偶并用，内容质实，舒展而有气势，与以往的桐城古文有着明显的区别。梁启超曾称誉曾氏散文为“桐城派之大成”，但据实而论，曾氏的散文创作远不及他的文论成就大。

曾国藩虽然被推为桐城中兴的盟主，但实际只是利用桐城派的影响来宣传自己的文学主张，其目的在于借助桐城派这块金字招牌，来扩大自己在文坛上的影响。他借助自己特殊的政治地位，笼络了一批文人学士，使湘乡派一时蔚为大观。但由于他并没有放弃桐城古文以阐发儒家义理为根本宗旨的立场，这种桐城“中兴”的局面仅仅是昙花一现。随着封建统治的日渐没落以及西学的逐步传入，桐城派后人被迫作出更为积极的反应，朝着更加接近经世文派的方向发展。

曾国藩之后，桐城派中有名气的人物有所谓曾门四弟子：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吴汝纶。四人之中除张裕钊外，其余三人或者当过外交使节，或者出洋考察，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思想比较开通。他们的散文能够突破桐城古文的局限，注重反映社会上的新事物、新生活、新气象，从选材、构思到语言表达都对散文创作进行了大胆变革。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散文已为新体散文的产生提供了一些新因素。

但是，无论桐城派如何变革，它毕竟是在旧的框框内的修修补补，已经很难满足日新月异的时代变化的需要。曾门四弟子之后，有影响的桐城派作家已屈指可数。特别是到了辛亥革命后，桐城古文已成为阻挡新文化运动的障碍，尽管有林纾（1852—1924）、马其昶（1855—1930）、姚永概（1866—1924）等人相互标榜，但桐城派的没落之势已成定局。随着新文化运动的逐渐深入，桐城派便逐渐在近代文坛上销声匿迹了。

二、“文体革命”的兴起

伴随着桐城古文的复兴和消亡，一股新兴势力在散文界开始出现并迅速壮大。早在晚清初期，以龚自珍、魏源为首的启蒙主义者就开始寻求一种能够表达时代内容的新的文体形式，他们的散文理论和创作是近代文体革命的曙光。

龚自珍生活在中国历史大变革的前夜，严峻的社会现实培养了他的进步思想。他深刻认识到空谈义理的文章于时世无补，极力提倡清初由黄宗羲、顾炎武所发起的经世致用之文，坚决反对烦琐的虚谈，主张文章必须联系实际、切合实用，解决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以他为起点，形成了晚清初期文坛上颇具影响的经世文派。龚自珍针对晚清社会现实而写的政论文最能反映他“经世致用”的文学观，如《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平均篇》等都是其代表作品。这些散文打破了桐城文法的陈规陋习，随笔直书，笔力遒劲，犀利精辟，言之有物，深刻揭露了封建衰世的社会现实，渗透着作者特有的敏锐的时代感和深沉的历史感，为近代散文的革新和发展开辟了一条新道路。

魏源是经世文派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他的散文在当时也很有名气。特别是他的政论文，借古喻今，犀利深刻，切中时弊，集中体现了他作为注重时务的政治家的经世文风。他在《皇朝经世文编·叙》中明确提出：“善言心者，必有验于事矣。”“善言古者，必验于今矣。”强调文章必须切合实用。其散文名篇如《默觚》《筹海篇》等，大多以时务政事为题材，剖析有关事务的原委利弊，阐述自己的独到见解，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经世文派发展到咸同年间，又出现了冯桂芬、王韬等代表人物。冯桂芬（1809—1874）在散文创作上继承了龚、魏“经世致用”的传统，主张文章要干预时政，反映社会现实。他特别反对桐城派的“义法”，表现出要求散文创作走向解放的意向。他在《复庄卫生书》一文中，针对桐城派专尊程朱的“道统”，提出“举凡典章制度、名物象数，无一非道之所寄，即无一不可著之于文”；又针对桐城派拘泥唐宋定法的“文统”，提出写文章应“称心而言，不必有文法”，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桐城派文学主张的基石。他的政论文不仅眼光敏锐，表现出作者思想的深刻和认识上的卓见，而且文笔畅达，具有很强的表现力。

王韬（1828—1897）是近代著名的政论文作家，他在其主编的《循环日报》上大力宣传变法图强的政治主张，形成了一种新的报章政论体，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文章，特别是他的政论文，深受先秦纵横家的影响，不仅笔锋犀利，纵横捭阖，而且直抒胸臆，气势雄浑，具有强烈的鼓动性。他一生写了大量的政论文章，有《弢园文录外编》12卷。这些散文有意不遵桐城“义法”，只求辞达，写得明白晓畅，在古文通俗化方面跨出了一大步，成为梁启超“新文体”的先驱。

经世文派尽管做出了不小的成绩，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他们不可能提出更加明确的文体革命目标，这一重任历史地落在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肩上。资产阶级改良派为了宣传自己的新思想，扩大其社会影响，开始在旧的流派之外另辟蹊径，去寻找一种更加通俗、更易于普及的新文体，从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体革命运动。走在这次运动前列的有康有为、谭嗣同等人，而真正使新文体得以形成的则是梁启超。

康有为是一位思想家、政治家兼文学家。他的散文创作是他从事维新政治活动的一部分。为了更好地起到宣传维新变法思想的作用，他的散文一扫传统古文程式，散偶结合，文笔晓畅，感情丰富，气势磅礴，具有巨大的鼓动性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如传颂一时的《强学会序》、著名的“公车上书”（《上清帝第二书》）等，都具有这样的特点。他的政论文敢于直陈时弊，大胆建言，见识卓越，议论深刻，体现出作者敏锐的政治眼光。他的游记散文语言通俗畅达，描写生动形象，具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这些散文从内容到形式都已不见桐城派清规戒律的踪影，实际上已成为梁启超“新文体”的先导。

谭嗣同的散文创作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他早年颇喜桐城文章，并刻意学习数年。后来他渐渐看到桐城派的拟古风气和形式主义对文人的束缚，于是转而学习魏晋文和骈文。他有意打破古文和骈文之间的界限，主张散文的语言应该骈散合一，应该吸取骈文在气势方面的特长。他的散文气势雄浑，感情充沛，汪洋恣肆，辞藻华美，带有明显的魏晋文的特色。维新变法期间，谭嗣同为了宣传维新思想，开始提倡文体解放，大力颂扬“报章体”。他在《报章文体说》一文中，突出强调报章文体的重要性，对于推进散文自身的解放和革新，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他所写的报章体之作，大都气势充沛，笔锋犀利，语言质朴晓畅，条理井然有序，论述逻辑性强，时而杂以俚语、新名词和外国译语，完全打破了桐城文“义理”和“雅洁”的樊篱，使文章显得清新活泼，富有朝气。像他的《论湘粤铁路之益》《记官绅集议保卫局事》等，都是报章体的名篇。谭嗣同在报章体方面的努力和他所形成的艺术风格，为后来“新文体”的形成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梁启超是晚清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是维新变法运动的重要宣传者，同时也是文学革新运动的主将之一。在其政治改革活动中，梁启超始终没有忘记使用文学这一重要宣传工具。为了使文学更好地适应宣传新思想的需要，他对几种主要的文学形式都进行了大胆的革新，相继提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口号，成为文学革命的主要发起人和领导者。

在散文革新方面，梁启超做出了突出贡献。早在主编《时务报》时，他就倡导一种面向现实、干预时政的文风，主张文章必须以国人最关注的内容为题材。他在《时务报》上发表的《变法通议》，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在《夏威夷游记》中，他又明确提出“文界革命”的口号，掀起了文体革命的新浪潮。为了扫清“文界革命”道路上的障碍，梁启超对八股时文和桐城古文进行了有力批判。他认为八股文只不过是替圣贤立言的工具，根本不能表达作者的思想，也不符合创作的规律，应该予以彻底摒弃。对于桐城文，梁启超也素不喜爱，认为桐城古文因袭矫揉，无所取材，空疏虚浮，无益社会，拘于义理，死气沉沉。他认为，散文已到了非变不可的时候了，而改变的唯一方向就是要造就一种趋向“言文合一”的通俗文体，这也正是这次文体革命运动的基本主张。在创作实践中，梁启超逐渐实现了这一目标。他在报刊上写过大量“言文合一”的政论文和杂文，这就是他所竭力探索的“新文体”。这种新体散文大量出现在报章上，特别是《新民丛报》上，所以又称“报章体”或“新民体”。

关于“新文体”的特点，梁启超说：

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自是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畅，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5]

可见，新文体在内容上敢于突破传统的樊篱，思想解放，视野开阔，信笔所至，毫无禁忌；语言上通俗流畅，洒脱无拘，大胆使用俚语、韵语和外国新名词，使读者耳目一新；结构上逻辑严密，条理清晰，不故作摇曳跌宕之姿；风格上笔锋锐利，感情充沛，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与肃敛晦奥的桐城派古文相比，这种文体确实具备了许多新的特征。

梁启超的散文创作全面反映了上述特点。他的散文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当时社会的各个侧面，而且选题“必择众人目光心力所最趋注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其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野心的揭露；（2）对封建社会腐朽制度及思想文化的批判；（3）对维新变法及新民说的宣传。这些内容正是当时中国人所最关切的问题，因而每一文出，都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共鸣，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其重要散文如《少年中国说》《变法通议》《呵旁观者文》《论中国国民之品格》《新民说》等，都能体现他的政治主张。这些文章直抒胸臆，大声疾呼，感情饱满，议论纵横，具有很强的鼓动性，与桐城文的无病呻吟、空洞无物形成了鲜明对照。

梁启超的散文语言形式灵活多样，或奇或偶，或文或白，或中或外，都能运用自如。他特别主张散文语言的平易畅达，致力于一种让妇孺庶民均能读懂的新语体。在行文当中，根据表达的需要，时骈时散，且杂以俚语、韵语和外来语，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他的散文善用比喻，把抽象的事物具体化，把深奥的问题浅显化，从而使文章更加形象生动，通俗易懂，收到更好的宣传效果。他还受骈文的影响，喜用对偶和排比句式。为了说理的透彻，不避重复，不惜笔墨，在关键之处反复强调，大肆渲染，使文章具有**、不可阻遏的气势，代表着中国近代散文创作的新水平。

梁启超的散文与桐城古文相比，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都称得上是一次大解放。它完全抛弃了桐城派的义法，走上了一条自由化、通俗化的道路，给近代文坛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气象，为中国古典散文向现代散文的过渡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革命派从文学的功利主义出发，更加重视散文的宣传和鼓动作用，要求散文能够成为战斗的武器。这种主张集中体现在章太炎的《革命军序》一文中。作者在文中首先揭示了革命宣传工作的重要性，认为：“凡事之败，在有其唱者，而莫与为和，其攻击者且千百辈，故仇敌之空言，适以堕吾事实。”革命事业要想成功，就必须拥有自己的宣传工具。他还认为，革命文学要想达到鼓动群众、感染群众的目的，就不能采用委婉含蓄的表现手法，而要创造出一种“跳踉博跃”、“叫啕恣言”的艺术风格，从而使文学作品具有昂扬、激越、雄伟、悲壮的审美特征，成为蕴含雷霆万钧之势、横扫千军之力的战斗武器。章太炎的散文创作正是他这种文学主张的具体实践。特别是他的政论文，旗帜鲜明，笔锋犀利，富有强烈的战斗色彩。他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是脍炙人口的政论名篇。作者采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论战方法，紧紧抓住立宪与革命这个关键问题，对康有为进行了有力的驳斥。立论有理有据，驳论切中要害；博引经史，援古证今；善用比喻，形象生动；喜用排句，富有气势，读来激昂慷慨、酣畅淋漓。

此期与章太炎风格相似的散文作家还有邹容和陈天华等人。陈天华（1875—1905）是一位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和政治活动家，同时又是这时期的一位文学家。他的作品多数是政论文。这些作品尖锐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大力宣传反帝爱国思想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当时起到了较大的影响。其中如《警世钟》《猛回头》《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等，都是传诵一时的名篇。邹容（1885—1905）是近代杰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宣传家，他的著名散文《革命军》在当时引起了很大轰动。该文完成于1903年，章太炎曾为之写序。文章刊登在《苏报》上，从而引发了轰动全国的“苏报案”。章太炎被监禁，邹容自投捕房，关在狱中，备受折磨，于1905年死于上海西牢，年仅21岁。《革命军》是一篇富有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和强烈战斗性的长篇政论，反对封建专制，呼唤民主革命，是该文的两大主题。文章深刻揭露了清政府的丑恶本质，高声呼唤人民群众起来革命，推翻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建立民主自由的“中华共和国”。文章极尽渲染之能事，大量运用排比句，循环往复，步步深入，一咏三叹，气势雄浑，正如“霹雳一声，惊数千年之睡狮而起舞”，字里行间，饱含着革命**，具有强烈的鼓动性。

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的散文创作，以其鲜明的战斗色彩和卓越的艺术成就，将梁启超所倡导的“文体革命”引向深入，在近代文学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总的来说，以梁启超为主将的“文体革命”的功绩是卓著的，它实现了旧体散文向“新文体”的转化，大大推动了文体革命的进程。但是，这次革命仍带有极大的不彻底性，它所倡导的“新文体”仍然采用半文半白的语言形式，没有从根本上对散文语言进行改造。如梁启超、章太炎的散文语言多数是浅近的文言或言文参半。特别是晚期的章太炎，对白话文时有微词，因而在后来遭到鲁迅的批评。鲁迅在《名人和名言》中说：“太炎先生是革命的先觉，小学的大师，倘谈文献，讲《说文》，当然娓娓动听，但一到攻击现在的白话，便牛头不对马嘴。”[6]这一问题只是到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中，才能得到彻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