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近代考古学的形成(1 / 1)

20世纪初,新史学理论与新史学方法的介绍与提倡,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对史料挖掘与整理的重视,直接促进了新史料的发现与考古学的产生。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写本等新史料的发现,内阁大库档案资料的整理,又直接推动了新研究领域的开拓。

一、甲骨文的发现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甲骨文的发现,是近代史学中最重要的史料发现。甲骨文是商代用来占卜吉凶和记事的文字,是研究殷商和西周时代的重要史料。甲骨文发现于河南安阳西北小屯村殷墟,主要是盘庚迁殷至商亡的270多年的甲骨文。刻有甲骨文的甲骨片作为药材——龙骨被使用已无准确年代可考,据记载,早在19世纪80年代前,当地农民即已把甲骨当作药材出售,[75]1898年甲骨开始被古董商人所注意,不久为金石学家、国子监祭酒王懿荣(1845—1900)发现。王氏不惜重金,购买了千余片甲骨。在义和团运动时期,王懿荣投井自杀,甲骨流落到刘鹗(1857—1909)手中。刘氏先后收藏甲骨5000多片。同时,天津研究古文字的王襄、孟定生也开始收购甲骨。后来王襄还将1125片甲骨著录在《簠室殷契微文》一书中。在甲骨文的著录与考释中最早作出成就的有刘鹗、孙诒让;稍后成绩显著的有罗振玉、王国维。1903年,刘鹗拓出1058片编成《铁云藏龟》一书,但他仅仅辨认了少数甲骨文字。孙诒让从1904年开始对甲骨文进行考释,据《铁云藏龟》著《契文举例》2卷。他认为甲骨文大致与金文近似,象形文字颇多,又从认字立说,进一步探讨商代制度。孙诒让的这一研究对以后的甲骨文研究具有先导作用。

甲骨文

汉晋简牍的发现,是20世纪初另一大史料发现。简牍是指在发明纸和广泛利用纸以前写有文字的竹简和木牍。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从1894—1935年先后七次去新疆等地。1899年他在罗布泊以北发现了古楼兰遗址,得到了大量文物和汉晋时的简牍121枚。1901年,匈牙利人斯坦因,受英国派遣到中国新疆探险“访古”,在天山南路尼亚河下游一带发现了魏晋木简。后来,斯坦因又在1900—1908年先后三次进入新疆、甘肃等地。据王国维记载:“光绪戊申(1908)英人斯坦因博士访古于我新疆、甘肃,得汉晋木简千余以归。”[76]斯坦因在《古代和阗考》一书中著录了这些木简,后来又写有《西域图考》《和阗沙埋废迹记》等书。

20世纪初的另一个史料大发现是敦煌写本的发现。敦煌写本指敦煌鸣沙山的千佛洞室中所藏五代及唐人所写的卷轴。1900年因墙裂,被一个敦煌道士无意发现。洞内藏文物写本4000多件,主要是唐写本,大部分被外国探险家盗走。

二、新研究领域的开拓

甲骨文的发现直接导致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产生。在这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有罗振玉(1866—1940)和王国维(1877—1927)两人。罗振玉是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主要贡献是整理了大量古文字的原始资料,抢救并保存了一大批珍贵的文化遗产。以殷墟甲骨为例,罗氏继王懿荣、刘鹗之后,广泛搜罗,不但尽得京津厂肆所有,还特地遣人专程赴安阳采掘购求。数年之间,得甲骨3万余片。可贵的是,罗振玉还对甲骨文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并有重要建树。他于1910年所作的《殷商贞卜文字考》,分考史、正名、卜法、余说4项加以论述。此书不仅考定甲骨出土地为安阳小屯村,即为殷墟,考定“卜辞者实为殷室王朝之遗物”,而且在考释文字方面,该书考释出二三百个单字。经此努力,许多卜辞也可以大体通读了。4年后,罗振玉在日本又把他历年来的研究成果写成《殷墟书契考释》2卷。全书分8章:都邑、帝王、人名、地名、文字、卜辞、礼制、卜法,内容比《殷商贞卜文字考》增加几倍。此书对甲骨文作了全面系统的考证和论述,为后来学者从各方面研究甲骨文开辟了途径。其中“文字”部分考释出单字近500个,更是为日后字典的编纂创造了条件。它标志着以《说文》为中心的“小学”的结束,代表着一个以地下出土的古文字资料为研究中心的新学科正在兴起。

继罗振玉之后,在古文字及古史研究上贡献较大的是王国维。王国维,浙江海宁人。他是我国近代享有国际盛誉的著名史学家和学者,一生著述有62种之多,为学术界所崇敬。他在哲学、文字学、戏曲史、甲骨金文、古器物、殷周史、汉晋木简、汉魏碑刻、敦煌文献以及西北地理、蒙元史等方面的研究,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古代史研究方面,王国维突出的贡献是在罗振玉等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地下出土的甲骨文等材料,印证古书中关于古史的记载,获得突破性成果。这些成果集中反映在《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等作品中,使《世本》《殷本纪》所载先公先王世系,从地下出土的甲骨文记载中得到证实,发前人所未发。这些成果尽管发表在民国初年,但问题的提出、开展研究的条件在晚清时期已经出现或具备了,不能把它们截然分开。郭沫若评价王国维的功绩时说:“卜辞的研究要感谢王国维,是他首先由卜辞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发了出来,使《史记·殷本纪》和《帝王世纪》等书所传的殷代王统得到了物证,并且改正了它们的讹传……抉发了三千年来所久被埋没的秘密。我们要说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那样评价是不算过分的。”[77]这种评价完全符合实际。

注释

[1] 何秋涛:《朔方备乘》凡例,光绪七年刻本。

[2] 魏源:《海国图志叙》,《魏源集》上册,207页。

[3] 魏源:《海国图志》卷二十四,2页。

[4] 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三》,《鸦片战争》第5册,571页。

[5] 王韬:《普法战纪前序》,《弢园文录外编》,229页。

[6] 王韬:《法国志略》(原序),1页,淞隐庐光绪十六年刻本。

[7] 黄遵宪:《日本国志》卷二十七,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光绪二十四年版。

[8] 参见胡逢祥、张文建:《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123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9] 黄恩彤:《抚远纪略》,《鸦片战争》第5册,434、411页。

[10] 陈恭禄:《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7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11] 严复:《〈天演论〉自序》,《严复集》第5册,1321页。

[12]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106页。

[13] 《蔡元培选集》,216页。

[14] 《康有为政论集》上册,199页。

[15]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卷八,195页。

[16] 《严复集》第1册,34页。

[18] 《翼教丛编》卷四,13页。

[19]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7页。

[20] 邓实:《史学通论》(三、四);《壬寅政艺通报》,史学文编卷一。

[21] 梁启超:《中国史叙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1页。

[22]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7~9页。

[23]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7页。

[24]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1页。

[25]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7页。

[26]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1页。

[27]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4~7页。

[28]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20页。

[29] 同上。

[30] 同上书,26~29页。

[31] 梁启超:《近世文明初祖两大家之学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1页。

[32] 见《新民丛报》,1902年10月31日,第19号“舆论一斑”。

[33] 支那少年编译:《支那四千年开化史·弁言》,支那翻译会,1903年初印本。据郑逸梅《艺坛百影》中《黄炎培的著作》一文,该书系黄炎培、邵力子等人译编。

[34] 邓实:《民报总叙》,见《政艺通报》,1904年第17号“政学文编”。

[35] 赵必振:《日本维新三十年史》译本序,1902年广智书局印本。

[36]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3页。

[37] 该文曾连载于《政艺通报》,“史学文编”,1902年8月18日第12期、9月2日第13期。

[38] 邓实:《史学通论》(四),《壬寅政艺通报》史学文编卷一。

[39] 资料及观点引自曹靖国:《中国近代新史学》,159~160页。

[40] 《新世界报》,“史学”,1902年第2期。

[41] 同上。

[42] 横阳翼天氏(曾鲲化):《中国历史》,1903年,东新译社本。

[43]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10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

[44] 《章太炎来简》,《新民丛报》,第13号。

[45] 同上。

[46]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7页。

[47] 同上书,8页。

[48] 同上书,11页。

[49] 梁启超:《论商业会议所之益》,《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10页。

[50] 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18页。

[51]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11页。

[52] 同上书,12页。

[53]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11页。

[54] 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18页。

[55] 梁启超:《历史统计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69页。

[56]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1页。

[57]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1页。

[58] 梁启超:《东籍月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101页。

[59] 曾鲲化:《中国历史》首编,“总叙”第一章“历史之要质”。

[60] 《浙江潮》,1903年第7期。

[61] 该书于1904年至1906年分三册由商务印书馆排印出版。

[62] 夏曾佑:《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序》第1册。

[63] 章太炎:《演讲录》,《民报》,第6号。

[64] 章太炎:《答铁铮》,《民报》,第4号。

[65] 章太炎:《中学国文书目》,《华国月刊》第2期,第2册。

[66] 章太炎:《论今日切要之学》,《中法月刊》第5卷,第5期。

[67] 章太炎:《演讲录》,《民报》,第6号。

[68] 章太炎:《历史之重要》,《制言》,第55期。

[69] 梁启超:《俄土战纪叙》,《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33页。

[70] 此书进呈本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71] 参见胡逢祥、张文建:《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242页。

[72] 佩弦生:《欧美各国立宪史论》,《新民丛报》,1902年23、24号。

[73] 《浙江潮》,1903年第7期。

[74] 《浙江潮》,1903年第7期。

[75] 段振美:《殷墟考古史》,16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76] 王国维:《流沙坠简序》,《观堂集林》卷十七,819页。

[77] 郭沫若:《十批判书》,《郭沫若全集》第2卷,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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