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标揭“史界革命”的旗帜

“史界革命”的口号是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一文中提出来的，与此同时，邓实也明确提出了“史界革命”的主张。这一口号概括了新兴资产阶级要求改造封建旧史学，建立近代新史学的要求。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华民族危机加深以及维新变法运动的深入发展，是产生“史界革命”最重要的客观前提，而让历史学为维新变法、救亡图存，为否定封建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政治制度服务，正是“史界革命”的目的。维新派侧重研究的“维新史”“变政史”，革命派侧重研究的“革命史”“独立史”，都体现了这一点。中国传统哲学的“变易”思想和西方的进化论，则为近代新史学提供了新的理论武器。

1898年4月，由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正式出版。他开宗明义地提出他翻译这本书的宗旨是为了“自强保种”。他说：赫胥黎一书“其中所论，与吾古人有甚合者，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11]严复所介绍和宣传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在当时的思想界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敲响了祖国危亡的警钟，引起了维新派的共鸣。《天演论》译成后其中宣传的许多观点，在该书刊刻前就在维新派中流传。1896年，严复曾将一部分《天演论》底稿交给梁启超、康有为阅读。梁启超在《与严幼陵先生书》中曾提到“读赐书二十一纸，循环往复诵数过，不忍释手”。[12]《天演论》在中国影响长达数十年之久，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传入之前，一直在中国学界占据着重要地位。蔡元培就说：“自此书出后，‘物竞’‘争存’‘优胜劣败’，成为人人的口头禅。”[13]总之，《天演论》中的进化论思想对史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推动了史学从近代的经世史学向以社会进化史观为指导的新史学的转变，为资产阶级新史学的产生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康有为的“三世进化”历史观也对“史界革命”做出了理论贡献。他以《易经》中的变易、辩证观点来说明变的必然性，说明一切事物通过变化才能发展的道理。在他那里，“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是处于不同时代的社会发展阶段，历史的发展就是沿着“据乱世”向“升平世”，再向“太平世”的发展过程。他的进化观批判了“天道不变”的顽固守旧思想，也基本上摆脱那种“复返其初”的循环论观点，强调了社会由低级向高级、由草昧向文明、由专制向民主发展的必然趋势，表现了一个在传统文化培养下的知识分子，面对时艰勇于探索的精神。康有为的“三世进化”史观与严复的《天演论》相得益彰，在戊戌维新时期，成为新史学思想酝酿时的一种思想利器。此外，康有为的批判精神和疑古思想对新史学的思想的形成影响较大。他提出“中国之民遂两千年被暴主、夷狄之酷政”，[14]激烈地抨击了中国两千年来的封建制度，将帝王称为“匹夫”“民贼”，并以初步的民权观点解释了君权论。他说：“天下归往谓之王。天下不归往，民皆散而去之，谓之匹夫。”[15]康有为还对上古史提出了怀疑，认为“上古事茫昧无稽”，三皇五帝的事值得怀疑，这种反对封建专制和疑古思想对新史学有很大影响。

西人之史皆记国政及民间事，故读者可考其世焉。中国正史，仅记一姓所以经营天下保守疆土之术，及其臣仆翼戴褒荣之陈迹，而民间之事悉置不记载，然则不过十七姓家谱耳，安得谓之史哉？故观君史民史之异，而立国之公私判焉矣。[17]

从而否定了以帝王为中心的史学。民权思想与“民史”观念的提倡，引起了顽固势力的惊慌。封建顽固派叶德辉所编之《翼教丛编》极力反对“仿西法立民史”，认为“州闾细事，委巷琐谈，聚而编之”，简直是“鬼神传录，其事非要其言不经。”作者声称：

西人有君主，有民主，君有君之史，民有民之史。中国自尧舜禅让以来，已成家天下之局，亦以地大物博，奸宄丛生，以君主之，犹且治日少，乱日多，以民主之，则政出多门，割据纷起，伤哉斯民，不日在疮痍水火之中哉！[18]

不管封建顽固派如何以卫道者的立场反对民权与“民史”，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以封建专制君主为中心的旧史学的樊篱毕竟被冲破了。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文明史学思想的输入，为“史界革命”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法国的基佐、英国的巴克尔是在19世纪中期创建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史学的著名学者。他们的史学，不仅对西方，而且对中国和日本都有影响。基佐的《欧洲文明史》，早在1877年日本就有永峰秀树的译本出版。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把基佐《欧洲文明史》的日译本推荐介绍给广大的中国读者。英国的巴克尔因著《英国文明史》而闻名于世。其史学思想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欧美、俄国、日本以至中国的史学发展，都曾产生过影响。在中国最早介绍巴克尔及其史学的，是由署名“中国广东青年”者于1902年译刊的《泰西政治学者列传》一书。20世纪初中国出现的新史学思潮中，强调要注重文明史的研究，反对“君史”，重视“民史”，要探究历史中的因果关系，求证历史发展的“公理”或“公例”，开始提及历史和科学的关系问题，这些显然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巴克尔文明史学的影响。

此外，西方“民史”著作及“民史”思想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对中国近代史学革命的开展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民史”思想产生于资产阶级启蒙时代。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著《论各国的风尚和精神》、18世纪英国资产阶级思想家休谟所著《尤里·恺撒入侵到1688年革命的英国史》以及19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历史学家巴克尔所著《英国文明史》、英国历史学家格林所著《英国人民史》等等，都可以说是“民史”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民史”思想的兴起，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兴起和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斗争。在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出于维新变法的需要，也从西方搬来了“民史”著作，借用了这一思想武器。

总之，西方进化论的传播、西方民史著作的输入，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营造了一个吸纳和充实新思想的理论氛围。进而，它又与否定封建专制制度、救亡图存的历史需要相结合，为“史界革命”的到来提供了历史条件和理论准备，促成了新史学的诞生。而思想家梁启超于1901年在《清议报》上发表的《中国史叙说》和于1902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新史学》两篇论文，则是“史界革命的宣言书”和“新史学”诞生的重要标志。他说：“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19]明确提出要按照近代学术思想和体例改造传统史学，建立适应日益变化着的近代社会需要的“新史学”。几乎与梁启超同时，邓实也明确提出了“史界革命”的问题。他说：

悲夫，中国史界革命之风潮不起，则中国永无史矣，无史则无国矣……新史氏乎？其扬旗树帜一大光明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界上以照耀东洋大陆乎！鸡既鸣而云将曙乎？吾民幸福其来乎？可以兴乎？[20]

热烈地呼唤着“史界革命”的到来。新史学的提倡者还明确宣告了他们所建立的“新史学”与“旧史学”的根本不同：“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21]同时，他们还明确界定“新史学”是为了探究群体进化之理，以“鉴既往之大例，示将来之风潮”。强调“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22]在这里，他们把历史的意义和目的规定为“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及其“相互之关系”。这就肯定了历史是运动的、进步的，在一定意义上划清了新史学与旧史学的根本区别。

总之，“史界革命”的兴起绝不是偶然的，究其实质，它是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在学术思想界的表现或反映。具体地讲，“史界革命”是日益发展的中国近代资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在思想学术界所进行的理论准备，它是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或革命的理论表现形式之一，是中国近代学术界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史界革命”的内容及其对旧史学的批判

兴起于20世纪初的“史界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史学界内部的变革，还在某种程度上带动了近代中国学术界的革命。概括地讲，“史界革命”的基本内容包括：批判并否定成为封建帝王家谱的封建史学，在治史内容上强调写民史、社会史；主张用进化史观作为新史学的历史观；突破传统写史体例，用章节体撰写历史；强调历史学的重要性，主张史学为现实斗争服务，与资产阶级政治斗争相结合的治史宗旨等。

（一）提倡“民史”，否定“君史”

提倡“民史”，否定“君史”，批判“帝王中心论”和“正统观”的封建传统史学，以“民史”代替“君史”，是“史界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这个问题上梁启超、邓实、马君武等人都做了很多论述。

梁启超认为，要进行“史界革命”，就必须全面地清算“旧史学”。在他看来，一部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之家谱”[23]，不过是记述“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24]，“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25]。旧史学的这些弊端皆因封建史家眼中“知有朝廷不知国家”，“只有王公年代纪，不有国民发达史”[26]。由于中国封建史家不知记述人群进化之事，只知为封建朝廷作本纪列传，而且“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不过是“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耳”。更由于封建旧史因只“认历史为朝廷所专有物”，因而对于当朝统治者就不能不有所“忌讳”。其结果只能是“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只知记陈迹，不记今务，所以“非鼎革之后，则一朝之史，不能出现”，历史成了“为若干之陈死人”所作之“纪念碑”。史书既不能给人们以何种借鉴，又无精神、无理想，因而不但不能成为“益民智之具”，反而成了“耕民智之具”[27]。

梁启超把封建史学斥之为“帝王家谱”“相斫书”“墓志铭”“纪念碑”“蜡人院”，矛头直指“帝王中心论”。其思想之大胆，语言之泼辣，锋芒之锐利，在20世纪初罕有人能与之相比，堪称史学革命的急先锋。

梁启超在批判“帝王中心论”的同时，还批判了封建史学的“正统观”和“历史书法”，从而更加典型地表现出他的进步学术立场。他说：“中国史学家之谬，未有过于言正统者也。”[28]他用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所谓“正统”其实就是“君统”，是封建君主制造的“君权神授”迷信教条，是用以统治人民的荒谬理论。他讥讽那些怀有正统观念的封建史家为“陋儒”，他们宣扬的“正统观”本是为一家一姓之私天下服务的谬论，而后世之陋儒却“攘臂张目，笔斗舌战”地为某家某姓争一个“正统”之名，只能说明他们甘当封建帝王的奴仆，是“自为奴隶根性所束缚，而复以煽后人之奴隶根性而已。”[29]

与批判“正统性”相联系，梁启超对封建史学的“书法”也进行了批判。按照他的解释，所谓“书法者，本春秋之义，所以明正邪，别善恶，操斧钺权，褒贬百代也。”[30]他指出，在封建正统观念的束缚之下，封建史书“衡量天下古今事物”“臧否人物”的唯一标准是看其事其人是否对封建君主有利，凡“有利于时君者则谓之功，谓之善；反是则谓之罪，谓之恶”，故此，封建史书“其最所表彰者，则死节之臣也；其最所痛绝者，叛逆及事二姓者也。”其结果必然“专奖励一姓之家奴走狗”，颠倒黑白，歪曲历史。只能“陷后人于狭隘偏枯的道德之域，而无复发扬蹈厉之气。”梁启超所以大肆抨击封建史学观，是为建立他的新史学体系服务的，只有突出强调批判性，呼吁从信古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才能“摧陷千古之迷梦，破除学术上的奴性”[31]。其对封建旧史学的批判代表着新史学与旧史学的决裂程度。

此外，其他一些思想家也把批判旧史学看成是建立新史学的前提。马君武在《法兰西近世史》译本序言中就曾谈到中国四千余年历史“有君谱而无历史”的问题。1902年10月，《新民丛报》转载新加坡《天南新报》的文章《私史》中也指出，中国旧史“把数百年事务，作一人一家之谱而为之，一切英雄之运动，社会之经练，国民之组织，教派之源流，泯泯然，漠漠然，毫不关涉”，“甚矣中国之无公史。”[32]有的还发出了“中国无史”的感叹，如黄炎培等指出，二十四史于“兴灭成败之迹，聒聒千万言不能尽，乃于文化之进退，民气之开塞，实业之衰旺，概乎弗之道也”，“恫哉，我国无史！”[33]

不仅如此，不少学者都把对封建史学弊端的批判锋芒指向了封建专制主义。邓实认为，秦以后，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严密控制，“史在朝廷，史局由朝廷诏设，史职由朝廷特简，监修有官，分纂有官”，“举天下之史而专制之”，致使私家动触禁网，而官修史书则“唯贡其谀佞，舍铺张虚美盛德大业外无文字”[34]，严重阻碍了史学的正常发展。赵必振指出，封建时代君权的极度膨胀，使旧史家的眼光往往局限于君主的活动，以至秉笔记事，多以叙述朝代兴衰、旌忠表烈为务，“以社会之大，民族之众，而以彼一姓一族一人而统括之，私矣小矣，夸矣误矣。”[35]这些批判，无疑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史学的基础。

在批判封建旧史学的同时，新史家们更着眼于“民史”的建构。梁启超认为，新史学必须探索人类整体的进步过程，“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36]他在《新史学》一文中明确提出了“为民而作”，促进国家思想兴起，加速“国民之群力群智群德”发育的“民史”思想。同时与批判封建正统观相对，梁启超又提出了“民统”的观点，指出：“苟其有统，则创垂之而继续之者，舍斯民而奚属哉！”“统也者，在国非在君也；在众人非在一人也。”他又说：“西之良史，皆以叙述一国国民系统之所由来，及其发达进步盛衰兴亡之原因结果为主，诚以民有统而君无统也。”由此可见，他所说的“国”，乃是资产阶级的民族国家；他所说的“民”，乃是资产阶级的“国民”。强调“民史”，否定“君史”，强调“国统”“民统”，否定封建“君统”，这是他倡导“史界革命”的核心观点之一。

在20世纪初，批判封建史学，提倡民史的学者大有人在。1902年，邓实在《史学通论》中就批判中国过去的封建旧史是“朝史耳，而非民史；君史耳，而非民史；贵族史耳，而非社会史。统而言之，则一历朝之专制政治史耳”。[37]邓实认为，社会的进化不是一二人的进化，而是群体的进化，“人是群体的生物”，“以群生，以群强，以群治，以群昌”，因此，“舍人群不能成历史”。所谓“民史”，就是应当颂扬政治家、哲学家、教育家、生计家、探险家等“人群之英雄”；记述学术、宗教、种族、风俗、经济等“人群之事功”。这些才是真正的“历史之人物”和“历史之光荣”。[38]邓实还以“民史氏”自命，作《民史总叙》一篇、《民史分叙》十二篇，即《种族史叙》《言语文字史叙》《风俗史叙》《宗教史叙》《学术史叙》《教育史叙》《地理史叙》《户口史叙》《实业史叙》《人物史叙》《民政史叙》《交通史叙》等各篇，对1902年所著《史学通论》中“民史”部分作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又对有关“民史”的基本理论和方法问题，如什么是历史、什么是“民史”“民史”的研究对象、“民史”的意义、“民史”与民权的关系，以及各种专史的编修等问题，都阐述了自己的思想认识。这样专门地、全面地论述“民史”的问题，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可以说是并不多见的。[39]此外，陈黻宸在《独史》一文中明确指出：“史者，民之史也，而非君与臣与学人词客所能专也。”[40]旗帜鲜明地提出民史的思想。樵隐著《论中国亟宜编辑民史以开民智》[41]一文，也明确提出中国亟须编辑一部“普通民史”的倡议。总之，批判并否定“君史”，提倡“民史”已经成为20世纪初“史界革命”中的一股潮流。

（二）以进化史观探讨历史因果关系

用西方进化论历史观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导理论，这是“史界革命”倡导的重要原则内容之一。梁启超在《新史学》一文中提出的历史学应叙述“进化之现象”，尤其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并“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的观点，就是以进化论历史观指导历史研究的典型表达。这点在其他许多人的历史观和历史著作中也都阐释过。如曾鲲化即指出：

近世以来，英国大哲学家达尔文、斯宾塞等，阐发天演公理，曰“社会者，经岁月而愈复杂者也。人智者，经复杂而愈进化者也”。余谓历史学之精神，亦以此为根据地。[42]

夏曾佑也是运用今文经学的变易思想和吸收西方的历史进化论观点来研究历史的。他说：“凡今日文明之国，其初必由渔猎社会，以进入游牧社会，自渔猎社会，改为游牧社会，而社会一大进”，“自游牧社会，改为耕稼社会，而社会又一大进”，“而井田宗法世禄封建之制生焉。”[43]甚至用“生存竞争，优胜劣败”的理论来解释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发展。章太炎与梁启超同时论述了新史学的宗旨和功能，为新史学的产生奠定了重要基础。他主张通过史学的研究求得历史发展变化的规律，“令人知古今进化之轨”，“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并以历史进化的规律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44]。章太炎的进化史观既包含有中国传统的变易观，又受西方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的影响。他主张改革旧史学，强调史学的宗旨是论述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原理。1902年他在给梁启超书中曾写道：他主张写中国通史的理由就是为了标明社会的发展变化。他说：

今日作史，若专为一代，非独难发新论，而事实亦无由详细调查。惟通史上下千古，不必以褒贬人物、胪叙事状为贵。[45]

他还试图以社会的物质生产及生活方式的变化来说明历史的发展，不仅在方法上是一种新的探索，在历史发展观上也是一种革新，具有鲜明的资产阶级性质。

邓实在方法论上更注重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作宏观的把握中，去彰显进化论的历史观。他将人类历史已然的进化分为四期：太古时代、群争时代、君权时代、民权时代，并指出20世纪还将进入第五期的“世界主义”时代。这样他不仅指出了人类社会历史是进化的，而且这种进化在不同历史阶段，表现为不同的社会形态。强调中国社会将无可避免地要结束千年封闭的君主专制时代而走向民主共和、走向世界的历史进化轨迹，有力地彰显了进化论的历史观，同时也论证了现实的共和革命的合理性。

此外，刘师培也是主张用进化论历史观来研究历史的。他于1903年撰写的《中国民约精义》和《攘书》就是系统运用历史进化论的观点解释中国古代史的代表作品。

尽管用进化论历史观来解释历史在新派人物中较为普遍，但笔者认为，梁启超的进化论历史观最为典型，代表着“史界革命”的理论潮流。梁启超由于接受了达尔文进化论学说，在19世纪末形成了他的早期进化论历史观，并成为他宣传维新变法、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最锐利的思想武器。20世纪初，在他建立资产阶级新史学之际，又把进化论学说引进历史研究之中，坚持人类历史是不断地从低级向高级发展进化的观点，冲破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历史不变论和“治乱相循”的历史循环论的束缚，指出历史的进化不是直线式的发展，而是“或尺进而寸退，或大涨而小落，其象如一螺线”，[46]由低级向高级曲折前进，但总的趋势是今天胜过昨天，将来超过现在，越变越进步。据此，他认为，旧史学那种“一治一乱，治乱相循”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说：“吾国所以数千年无良史者，以其于进化之现象，见之未明也。”[47]这就点出了他的进化史观与旧史观的根本区别。他确认历史是不断进化的，是有规律性可循的，而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将以施诸实用焉；将以贻诸来者焉”，“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吾辈食今日文明之幸福，是为对于古人已得之权利，而继续此文明，增长此文明，孳殖此文明。又对于后人而不可不尽之义务也。而史家所以尽此义务之道，即求得前此进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也”。[48]

梁启超进化史观的另一项内容即是将生物界进化法则运用于历史领域。他根据达尔文学说明确提出：“世界以竞争而进化，竞争之极，优者必胜，劣者必败。久而久之，其所谓优者，遂尽占世界之利权；其所谓劣者，遂不能自存于天壤。此天演之公例也。”[49]“竞争者文明之母也。竞争一日停，则文明之进步立止。”[50]他把竞争看作世界进化的根本动力。在《新史学》中，则明确地将人类历史概括为人种竞争的历史。他说：“历史者何？叙述人种之发达与竞争而已，舍人种则无历史。”[51]“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盛衰兴亡之迹者，是历史之性质也；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所以盛衰兴亡之故者，是历史之精神也。”[52]竞争是历史进化的动力，竞争是历史发展的法则。他从人与人竞争的方式上把历史划分为“自结其家族以排他家族”“自结其乡族以排他乡族”“自结其部族以排他部族”“自结其国族以排他国族”[53]等四个竞争阶段。又认为“一国者，团体之最大，而竞争之**也。”[54]而当时的世界正处于国与国间竞争的**阶段。他用竞争解释了历史发展的递进关系，在理论上回答了竞争、奋斗、自强对国家、民族的重要意义。

总之，梁启超运用资产阶级进化论观点，对历史及历史学的目的、任务所作的明确表达，对于封建史学来说，无疑是一场革命，也代表着新史学理论建构中以进化论历史观作为历史研究指导思想的基本倾向。

（三）突破传统史学体例，扩大史学研究领域

封建史学著作的编纂体例，不外乎编年、典志、纪传和纪事本末体等几大类。“史界革命”的实践者夏曾佑在编撰《中国古代史》时，突破了旧史学编纂体例的框框，另辟新的途径，采用章节体编写中国通史。利用这种体裁系统地编纂中国历史，夏曾佑可以说是近代史家第一人，而这种章节体例正是在新历史条件下，为适应资产阶级新的史学内容和特点而出现的。夏曾佑编纂《中国古代史》的目的，是在于据往事以推未来，在于寻求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达到“文简于古人，而理寓于往籍”，“足以供社会之需要”。从中可以看出，作为近代资产阶级史学所要求记载的内容，和封建史学家所要求记载的内容是不完全相同的。

此外，新史学在内容上，要求突破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和政治史为基干的狭隘格局，把记载和研究范围扩大到文化、产业、工艺、美术、学术、宗教、风俗、教育、交通等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方法上，充分吸收地理学、地质学、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政治学、宗教学、法律学、经济学以及伦理学、心理学、物理学、社会学乃至生物、化学、数学等各种现代科学新成果和新方法，也是此期新史学的重要特征。其中梁启超提出的鉴别史料反证假说的实践主义方法、关于史料整理的归纳比较法，即“用统计学的法则，拿数目字来整理史料，推论史迹”[55]的“统计研究法”；王国维提出的以地下的新材料与文献记载相互补正的“二重证据法”的历史考证方法，都是“新史学”方法论的重要内容。

（四）用史学为爱国救亡服务

“史界革命”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挖掘并进一步开拓了历史学的经世功能，用史学为爱国救亡服务。梁启超在论述历史学对西方社会进步的作用之重要性时说：

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56]

在近代西方发达国家，历史学是促进国民团结的“群治进化”的科学。然而在中国，传统史学尽管发达，史籍尽管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却未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57]，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就由于它不是群治进化之学而是帝王的家谱。因此，从爱国保种、救亡图存的需要出发，发动一场改造传统史学观念与史学功能的“史界革命”势在必行。这也正是史学在救亡图存运动中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的价值体现。

梁启超认为，一个国家只要重视史学，发挥历史的爱国主义教育作用，则人民就会团结起来，社会就能进步发展。因此，他提出，“国民教育之精神，莫急于本国历史”。[58]他对本国历史与发扬本国人民爱国精神之关系讲得具体而明确。

1903年，曾鲲化在其编纂的《中国历史》中论述历史的目的时也曾指出：“历史学者，为学界最闳富最远大最切要之学科，社会上之龟鉴，文明开化之原理，国民爱国心之主动力也”。也非常重视历史与爱国心的密切关系。他还讲到，历史学的任务应该“调查历代国民全国运动进化之大势，最录其原因结果之密切关系，以实国民发达史价值，而激发现在社会之国魂”。[59]所以，《浙江潮》在介绍曾鲲化的《中国历史》时也提出了“历史为国魂之聚心点，国民爱国心之源泉”[60]的观点。

夏曾佑是“史界革命”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与梁启超一样，也深明史学对现实有重大作用。他撰著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改名《中国古代史》）[61]就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在该书的《序》中，他就表示，自己研究古代史是为了寻找拯救国家的经验和教训。他认为学习历史可以增进人的智慧，而智慧“莫大于知来，来何以能知？据往事以为推而已矣”[62]。他正是为了当时维新变法的政治需要，才潜心于历史研究的。他在《论变法必以历史为根本》一文中认为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即在于变法没有以历史为根据。他强调，变法必须抓住本国的历史特点，否则，“立不合于历史之政治”，则其统治下的人民“不能一日安”，政治本身“亦无有不归于澌灭”。他认为，“凡其能行之而不废，循焉而有效者”，都必须“推本于历史”。总之，夏曾佑是满怀爱国热情，从救亡图存、维新变法的需要出发，来研究历史，编著《中国古代史》的。

章太炎是史学革命的积极拥护者，从另一个角度来论述史学的重要意义。他强调历史学可以激发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的主张，是在20世纪初具有代表性的主张。他认为，史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民族的兴衰存亡。1902年，他发愤要著百卷中国通史，以宣扬民族主义，解救国难民危。1906年，他提倡“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63]章太炎所说的“国粹”即指广义的历史：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迹。他认为历史是一个国家、民族的构成要素，历史毁则其国必亡，所以当外敌入侵之际，欲作复兴之计，唯有提倡读史，以史籍所载之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为之灌溉，民族精神、爱国精神才会蔚然兴起。[64]他主张通过习史“通史致用”来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他说：“史之发人志趣，益人神智，其用实倍于经，非独多识往事而已。”[65]中国历史悠久，古代文明发达，通过历史教育，可以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同时也“知国家强与弱的原因，战争胜败的远因近因，民族盛衰的变迁。”[66]从而寻求正确的振兴中国、挽救民族危亡的道路。因此，“若要增进爱国的热肠，一切功业学问上的人物，须选择几个出来，时常放在心里。……古事古迹，都可以动人爱国的心思。”[67]在章太炎那里，“爱国”是爱整个中国，例如他说：“昔人读史，注意一代之兴亡，今日情势有异，目光亦须变换，当注意全国之兴亡。”[68]这里所用的“全国”显然不是一姓朝廷而是众民之国，即民族国家。总之，把史学与激发国民的爱国主义结合起来，强调“通史致用”为救亡图存服务，这是章太炎历史观的一大特色。

20世纪初的一些进步刊物，如《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浙江潮》《觉民》《晋乘》以及《竞业旬报》等，也都异口同声地宣传历史与爱国心的密切关系，呼吁大家都要重视历史，以激发中国人民爱国的思想和感情，并要求以实际行动来拯救祖国，振兴中华。由此可见，“史界革命”提出的用历史学为爱国救亡服务的宗旨，已成为当时进步知识分子的共识。

三、近代新史学的成就

“史界革命”的新成就主要体现在外国史研究、新式历史教科书的编撰等方面。

（一）外国史研究的成果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社会变动最为剧烈的时期。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掠夺严重地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而清王朝的反动腐朽统治不仅没能有效地阻止列强的侵略，反而更加深了民族的危机。因此，日渐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要求变法图强、要求革命的呼声，已经汇聚成时代潮流。在史学界代表着这一时代潮流的新史学家们在外国史研究上侧重于亡国史、变法史、立宪史和革命史的研究和介绍。其学术成就不仅代表着“史界革命”在外国史研究方面所体现的高度，而且还更多地反映着救亡图存、变法求强的时代特征。

1．亡国史的研究和介绍

从中华民族的现实需要出发，通过总结一些国家亡国的历史教训来激发国人危机意识的这种“亡国史鉴”工作，应该说从维新变法时期起就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开始进行了。1898年梁启超在为汤觉顿译《俄土战纪》所作的叙中，分析了土耳其衰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内政腐败和外交不慎，并指出，“其与今日中国之情实何相类也。”为此，他呼吁应把这类外国史著“悬诸国门，以为我四万万人告也”，[69]以启发国人的忧患意识。康有为在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曾向光绪帝进呈了《波兰分灭记》[70]一书。该书凡7卷，分为10章，叙述了波兰因政治腐败，从一个欧洲大国，渐至衰弱，终被强国瓜分灭亡的历史。提醒人们牢记前车之鉴，勿蹈波兰亡国覆辙。梁启超到日本后，在《新民丛报》上继续撰写大量有关亡国史方面的文章，如《朝鲜亡国史略》《越南亡国史》《朝鲜灭亡之原因》等，激发国人的危机意识。从1900年以后，革命党人也开展了“亡国史鉴”方面的撰述宣传工作。因此，这类著作是当时有关外国史研究著作中数量较多的一类。据粗略统计，1900年至1911年间出版的亡国史译著（包括杂志所刊）当在50种以上。[71]其中流传较广的有殷鉴社编的《近世亡国史》、薛蛰龙（公侠）译的《波兰衰亡史》、章起渭译的《埃及近世史》（商务印书馆1903年本，日人柴四郎著）等。一些周边国家的亡国史尤引起了国人的关注。关于印度，出版有夏清馥编译《印度灭亡战史》（上海群谊社1903年本）、程树德译《印度史》（闽学会1903年本，日人北村三郎著）、汪郁年译《印度蚕食战史》（载1901—1902年《游学译编》，日人涩江保著）、钱瑞香《印度灭亡史》（载1903年《童子世界》）等多种；关于朝鲜，有李芝圃译《朝鲜亡国史》、毛乃庸译《朝鲜近世史》（上海教育世界出版社1903年本）等；关于越南有《越南亡国惨话》（载《第一晋话报》1905年第6期）、《安南亡国后之痛史》（载《东方杂志》1910年第8期）和梁启超的《越南亡国史》等。总之，20世纪初，亡国史编译和研究一时趋盛，从根本上说，是这一时期极度严重的民族危机激起的。这种直接为政治服务的史学具有较浓厚的宣传色彩，在开阔历史视野，了解世界，增强爱国心方面具有较明显作用，同时也成为近代史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其影响是深远的。

2．变法史、立宪史的研究和介绍

有关外国变法及立宪史的研究和介绍主要由维新派人士来进行。资产阶级维新派通过介绍国外立宪运动的成功经验来为自己的维新变法理论提供依据。康有为为了阐扬维新主张，刻意考求了各国变法史实，编写了好几部外国史著作，于戊戌变法期间进呈光绪帝。其中就有《俄国彼得变政记》和《日本变政考》两部。希望通过向光绪介绍各国变法史，来大力推行变法。

1901年以后，维新派在编译研究国外立宪史方面又做了大量工作。其中有佩弦生译的《欧美各国立宪史论》《英国制度沿革史》（广智书局1902年译印本），麦孟华译《英国宪政史》（广智书局1903年本，日人松平康国著），罗普译述《日本维新三十年史》《日本国会纪原》（译书汇编社1903年译印本，日人细川广世著）《普国变法中兴记》（载《京话报》1901年第6期）《俄国立宪史论》（载《宪政杂志》1906年第1期），等等。从中可以看出，维新派对立宪史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英、日、德等君主立宪国，尤以英、日为盛。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跋》中所说中国变法“但采鉴日本，一切已足”一句最能说明学习日本的重要性。维新派通过这些著作极力宣传立宪致强，专制必亡的观点，同时为促使清廷早日立宪，他们还在外国史研究中列举种种史实，力陈因循守旧的危害，反复阐述立宪的好处，认为立宪则“举一国之君臣上下齐而纳之规律之中，虽有暴君污吏，亦皆缚于规条，怵然不敢犯天下之不韪。其或强暴枭桀，悍然滥用其特权矣，然受其害者犹得起而抵抗，据宪法而力与之争，故匹夫穷民皆有所恃以自固，法治国与人治国其利害之悬绝如此。”且“立法自制，公此政权，则欧美革命之惊波或不横流于亚陆，而国家庶可永固。”[72]可见他们研究各国变法立宪史的用意，是为中国的政治变革提供具体方略。

3．革命史和独立史的研究和介绍

20世纪初，一些进步知识分子还编译出版了不少介绍外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作，如《泰西革命史鉴》《美国独立史》《美国独立战史》《美国独立史别裁》《法兰西革命史》《意大利独立史》《意大利建国史》《荷兰独立史》《希腊独立史》《俄国革命战史》，等等。当时知识分子对外国独立史和革命史的编译和介绍，主要是为了从中寻找“救吾国之妙药”，如《浙江潮》在介绍青年会编译的《法国革命史》时指出：此书“欲鼓吹民族主义，以棒喝我国民，改订再三，始行出版。其中叙法国革命流血之事，慷慨激昂，奕奕欲生，正可为吾国前途之龟鉴云云。购而读之不觉起舞，真救吾国之妙药，只吾国之主动机关也。爱国志士不可不各手一编，以自策励。”[73]如果说亡国史的研究体现了爱国人士在严重民族危机刺激下产生的急切救国愿望，立宪史的研究和介绍反映了维新派企图通过改良方式挽救民族危亡的愿望的话，那么，革命史和独立史的研究和介绍则反映了革命派欲通过革命手段，推翻帝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强烈愿望。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由于大批留学生出国，大量外国译著传入，促进了国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的产生和发展，使中国和近代世界之间的距离逐步缩小。一些外国史著作大多是直接译自外文书籍，依据渐趋严谨，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较从前有了很大发展。而此期的外国史编译和研究在传播新思想，特别是鼓动人们奋起救亡或革命方面的确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二）新式历史教科书的编撰

新式历史教科书的编撰也是“史界革命”所取得的重要成就。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学校的兴起，学校教育的迅速发展，编写新的历史教科书已成为社会的普遍需要。1902年，文明书局推出丁宝书《中国历史》2册、陈懋治《中国历史》2册、秦瑞玠《西洋历史》2册和《东洋历史》1册、吴启祥译《万国通史教科书》2册。继后，商务印书馆出版庄俞《历史》4册、姚祖晋《历史》4册、姚祖义《最新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2册等。在众多的教科书中较有影响的当推曾鲲化的《中国历史》、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和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

《中国历史》是曾鲲化留日期间，参考东西洋名著及中国史籍编成的一部历史教科书。上卷于1903年由东新译社编辑出版，署名横阳翼天氏。内容广涉各时代教育、艺术、政治、外交、武备、地理、宗教、风俗、实业、财政、交通、美术等人类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尤致力于探讨人群进化之大势和盛衰隆替之原因。是书出版后，受到新学界欢迎。有人在《浙江潮》上撰文称其“体裁新辟，材料丰多，而又以民族主义为其宗旨，诚我国历史界开创之大作，而普通学教科书中稀有之善本也。”[74]夏曾佑所撰《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为其一生中最重要也是唯一的史学著作，凡三册。该书贯以今文经学和历史进化论观点，将中国古代历史分为上古（自远古时代至周末）、中古（自秦至唐）、近古（自宋至清）三大时期和传疑、化成、极盛、中衰、复盛、退化、更化等七个小时期。书仅成隋以前部分，只能算半部通史，但因颇多创新，显示了与封建正史完全不同的面貌，故在当时享有一定声誉。1933年，商务印书馆复将其改题《中国古代史》重排出版，列入大学丛书。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全书迄西周末，3册，1905—1906年间由国学保存会出版。此书比较注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对古代田制、农器、商业、财政、工艺、宫室、衣服、饮食等经济发展过程，都列有专题论述。尤注重从古代礼俗及典章制度中考察社会变化状态。

综观这一时期的历史教科书，不仅数量日渐增多，而且种类繁富，除了一般的中外通史著作，亦出现了乡土历史、兵法史和时务掌故教科书等。从编纂形式来看，这一时期的历史教科书大多采用章节体，或以接近章节体的以课为题的编写形式。它突破了封建传统史学体裁独占史苑的局面，推动中国历史编纂学向前跃进一大步。近代章节体日益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以帝王为中心的封建旧史学的没落和资产阶级史学兴起后治史风气转换的趋势。此外，这一时期的教科书还表现出以历史教学救国的编纂思想。例如190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序谓：

盖处今日物竞炽烈之世，欲求自存，不鉴于古则无以进于文明，不观于人则无由自知其不足，虽在髫龄不可不以此植其基也。其于本国独详，则使其自知有我以养其爱国保种之精神，而非欲谨明于盛衰存亡故矣。

这段论述典型地体现了这一思想。总之，试图利用宣传历史与爱国心的密切关系，以唤起人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是这一时期教科书的编纂宗旨之一。清末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不仅促进了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在中国传统史学近代化进程中起过重要作用，而且以史教救国迅即成为清末社会各阶层“教育救国”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起了救亡图存的舆论先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