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世思潮影响下传统史学的发展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出现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变局的出现，势必对学术思想界产生深刻影响，促使一些有识之士把目光转向现实，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提倡经世之学以挽救社会危机。在这种情况下，经世史学思潮应运而生。龚自珍、魏源、周济、李兆洛、俞正燮、沈垚、张穆、何秋涛、梁廷枏等人在治史方面的成就，就带有经世史学的特点。其具体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忧患意识与边疆史地研究

边疆史地学从18世纪以后开始发展起来，至19世纪中期进入兴盛时期。19世纪以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在中亚、西亚一带的扩张活动日益加剧，西北边疆渐趋动**，一些著名学者大多关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龚自珍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写成的《西域置行省议》、徐松（1781—1848）所撰《西域水道记》《新疆识略》、沈垚（1798—1840）所著《新疆私议》、张穆（1805—1849）所撰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1824—1862）所撰的《朔方备乘》；19世纪70年代以后，对东北边疆地区研究的有黄彭年的《东三省边防考略》，曹廷杰（1850—1929）的《东北边防辑要》《西伯利亚东编纪要》《东三省舆地图说》；关于中缅、中越边界方面有姚文栋撰《滇缅勘界记》、邓承修撰《中越定略图》、薛福成撰《中缅交界图》等；在西北、东北与俄国划界问题方面有洪钧的《中俄交界全图》、许景澄的《西北中俄界图》、邹代钧的《中俄界记》等，都是边疆史地研究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其中以张穆和何秋涛两人的研究成果最具代表性。

张穆所著《蒙古游牧记》是19世纪以来边疆史地研究的优秀著作，直到现在仍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这部历时20年，由张穆呕心沥血撰写、又由何秋涛精心整理而成的史地名著，所述地域涉及外蒙、内蒙、新疆、宁夏、青海、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的地理状况。他鉴于晚清边防的溃败，从总结清前期对蒙古政策的成功经验中，指出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与边防建设的重要性。《蒙古游牧记》不仅显示出作者重视边疆国防和经济的进步思想，在编纂上也有独到之处。首先，它是一部史志体著作，然而其记事内容和范围却超越于一般史志，在体例上对旧史志体也有所发展。全书正文用笔简练，主要记载内外蒙古各部地理和建置沿革，同时在注中引证大量资料，介绍其地古今史迹、文物、山川水道、地形险夷、各部历史等。这种正文与注相辅，既突出某一主题，又兼顾其与他方面事物联系的编写方法，可以说是开了史志体的新生面。既陈古义，复论今事，给人以完整系统的蒙古史概念，这是《蒙古游牧记》的第二个特点。此外，该书在资料运用上以及十分注重吸取当代实地调查的成果方面都极有特色。总之，《蒙古游牧记》在地理学和史学方面都有很大成就，是张穆一生学术的结晶，在近代边疆史学上占有重要地位，张穆也成为近代史地学的重要奠基人。

另一位史地学家何秋涛所著《朔方备乘》，既是近代史地学名著，同时也是早期中俄关系史著作。其书不仅取材广、考订精，且经世目的鲜明。他在“凡例”中说：

是书备用之处有八：一曰宣圣德以服远人，二曰述武功以著韬略，三曰明曲折以示威信，四曰志险要以昭边禁，五曰列中国镇戍以固封圉，六曰详遐荒地理以备出奇，七曰征前事以具法戒，八曰集夷务以烛情伪。[1]

也就是欲通过宣扬汉、唐、元及清前期的武功，激励清统治者，提高自强和信心，整顿边防，抵御外侮。何秋涛从“揽地理戎机之要”的目的出发，不仅记载历朝北边用兵得失之故，还对从东北到西北的边疆沿革和攻守地形作了详尽考察。他根据当时的形势，认为对中国北部边疆侵略威胁最大的是沙俄。为之，他在当时一般人士尚昧于外情的条件下，努力探求外国情势，特别是搜集和研究有关资料，向人们介绍了较为完整的俄国历史、地理、政区、户口、文化、宗教、民族、习俗和物产等概貌，以及清前期中俄关系史，从而为“师夷制夷”，更好地抵御沙俄侵略提供了依据。此外，这部著作无论在研究方法的精密上，还是在扩大边疆史地研究的范围上都有突破，也可以说开了广义西域史研究的先河。

由于帝国主义对西南边疆的侵略，引起了一系列的划界问题，如中缅、中越边界等。这时先后出现有关图籍，如姚文栋撰《滇缅勘界记》，邓承修撰《中越定界图》，薛福成撰《中缅交界图》等书在这方面都作出了建树。西北、东北与俄国划界问题也成为学者研究的课题，如洪钧撰《中俄交界全图》，许景澄撰《西北中俄界图》，邹代钧撰《中俄界记》等书即是如此。19世纪末边疆史地研究继承了考据学与经世史学的传统，同时又吸收了近代的测绘方法，其中杨守敬（1839—1915）、丁谦（1843—1919）、邹代钧（1853—1908）作为主要代表，为形成独立的地理学科打下了基础。

晚清时期的史地学是在19世纪中叶经世致用史学思潮的直接推动下发展起来的。它的兴起，不仅开拓了新的史学研究领域，且以其关心时事、注重实际的学风，大大促进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进步。

清代元史及辽、金、西夏史的研究，进一步扩展了近代史学的研究范围，为民族史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访知“夷情”的外国史地研究

《海国图志》封面

魏源（1794—1857）的外国史地研究，始于鸦片战争期间。1840年，他曾在浙东抗英前线宁波通过英俘安突德（P.Antuther）了解英国情况，后据此写成《英吉利小记》。1841年6月，林则徐被革职，由浙江发往伊犁，途经京口（今镇江江口）遇魏源，即将自己主持编译的《四洲志》及其他有关外国资料交予他，嘱其续为编纂。魏源遂广搜中外著述，按区分国，增补整理，于1842年初编成《海国图志》50卷，刊行于世。1847年又增为60卷，刊于扬州。1852年复扩成100卷，刊于高邮，内容更为丰富，成为当时中国最完备的世界知识汇编。

魏源编撰《海国图志》的目的，在于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长技”，用新的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组织新式军队，抵御外来侵略。他在叙文中明确地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2]这是魏源“经世致用”史学思想的重要体现。《海国图志》是近代中国人编纂的较早介绍世界史地知识的史志，同时也从理论上提出了研究世界史地的时代意义和方法问题。在魏源之前，中国虽然也有一些记载外国史地的著作，但从未有人将其视为单独的史学分科并从理论上加以专门探讨。魏源从“气运”变化说的历史变易观出发，向国人全面介绍了世界各国发展大势，指出西方列强东侵的危险性，中国必须顺应时代发展的“气运”，因时而变。在研究方法上，魏源主张把研究建立在较坚实的史料基础上，从“立译馆翻夷书”入手，尽量采用外国人的记载，避免旧史述域外事因本于传闻杂录而常有的附会之弊。他还主张加强系统性研究，还初步注意到了东西方历史的联系和对比，提醒人们注意近代世界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另外，书中《南洋西洋各国教门表》《中国西洋历法异同表》《中国西洋纪年通表》，也分别对佛、回、基督教各世界宗教和中西纪年历法作了对比考察，已经露出了“合人类全体而比较之，通古今文野之界而观察之”的近代史学方法的端倪。

《海国图志》为闭塞已久的中国人提出了新的世界地理概念。它不仅向人们提供了近代世界各国地图，还以巨大篇幅，详述各国史地，丰富了中国人的世界知识，对资本主义的商业、铁路、银行、学校、新闻制度，乃至议会制度、西方近代机器生产情况都作了介绍，使人们对一向生疏的西方世界有了大致了解。更为可贵的是，魏源从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认识到“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3]的道理。他多次提到俄国彼得大帝勇于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致国于强盛的事迹，首次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说：“中国智慧无所不有”，只要认真向西方学习，“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将来“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4]这些话表明魏源力图通过世界史地研究，从中寻找救国之策，使国家迅速强大起来的雄心壮志。尽管《海国图志》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但它毕竟为中国世界史地研究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徐继畲像

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的外国史地研究是“开眼看世界”的结果的话，那么，洋务运动时期的外国史地研究则是以走向世界，“借法自强”为主要内容。这一时期外国史地编纂和研究，具有明显的时代特点，即此期的许多作者大多有出国游历、实地考察的经历，写书的材料来源更为丰富、更为多途。此外，很多外国传教士也把外国史书介绍到中国来，如林乐知、瞿昂来等人译的《印度史》《俄罗斯国史》《德国史》《欧罗巴史》《万国史》《英俄印度交涉记》《中东战纪本末》等，李提摩太与中国人蔡尔康合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等。这些译书开阔了国人的眼界，推动了当时的外国史地研究。概而言之，此期的外国史地著作体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它们侧重于外国近代历史及现状的叙述。

王韬的《普法战记》可以说是一部有关普鲁士和法国的当代史。几乎在普法战争结束的同一年，王韬即以新闻记者般的敏感，随闻随录，依据当时报刊和口译材料，以及其他文献，网罗搜采，汇编成书，对普鲁士与法国交战时期两国的有关政治、军事、经济等情况有较深入的论述。他自称：“余之志普、法战事，岂独志普、法哉，欧洲全局之枢机总括于此矣”[5]，把了解普法之战看成是了解欧洲的关键。王韬编《法国志略》以“略古而详今，舍远而志近”为宗旨，对法国的人口户籍、都邑疆界、国用度支、兵船火器、交通邮驿、学术文化等方面都作了详细考察。王韬寓居香港期间，还曾“网罗泰西之近闻，采取欧洲之事事”以及“于近今四十年来所有国政民情、朝聘盟会、和战更革诸大端”，撰成《四溟补乘》120卷。此书虽佚，但由此可见王韬对外国当代史的浓厚兴趣。

《日本国志》封面

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记载的时间跨度，虽为日本自远古至近代三千多年的历史，但绝大部分叙述的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史实。而徐建寅的《德国合盟纪事本末》一书记载的也是1815年以后之事及1867年至1871年的政治沿革。因此，学界称这一时期的外国历史著作，无不表现出“通今致用”的近代史学特点，是有道理的。

其次，这一时期的外国史地著作基本上摆脱了以中国为世界中心的传统观念，逐渐确立起了新的世界整体概念。例如，王韬在《法国志略》一书中，就不是孤立地写国别史，而是以世界眼光和全局观点看待法国历史，把法国放到欧洲甚至东西方历史的联系和对比中去观察和分析。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也强调要开眼认识世界大势，强调要不断向外学习，进行全面改革，才能自立于“弱肉强食”“以力服人”的世界。

其三，这时期的外国史地著作在一定程度上触及资本主义社会生活层面，对西方近代政治体制和物质文明的介绍和评说较为详备。王韬、黄遵宪、薛福成、徐建寅等人都曾实地考察了世界各主要国家，认为资产阶级立宪政体是西方和日本国家富强的缘由，也是中国自强图存的根本之道。王韬说：“人君之所以不敢挟其威虐，其民者以国宪限其权也。国民之所以不敢负其力凌其君者，以国宪定其分也”，“故欲其国之永安久治，以制国宪定君民权限为第一要义也。”[6]黄遵宪主张中国应效法日本“君民共主”的“三权分立”政体。他还编有《刑法志》，概述日本明治维新后颁行的新法制，十分推崇日本和欧美立法、司法制度严密，以为一切“无不有一定之法”，方可“使天下无冤民，朝廷无滥狱。”[7]

西方近代物质文明也是这一时期的外国史考察对象。王韬对火轮舟车、武器弹药、电报矿务、考工制器等泰西科技工艺予以极大的关注。薛福成则多次强调，欧美各国的勃兴，不过恃火轮舟车及电线诸务，因而尤注意技术发明推广对于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徐建寅使欧期间，深入现场，重点考察了许多工厂。他在《欧美杂录》中介绍的60多种金属加工工艺和设备，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加工方法。

总之，洋务时期的外国史地研究主要体现为“借法自强”的思想倾向，其成果对以后康梁维新变法的政治实践具有直接启示作用。正像有的学者所论述的那样，鸦片战争前后的世界史地研究反映的是反侵略“知夷”的时代主题，而洋务运动时期的世界史地研究则更多表现了近代中国学习西方或日本的历史课题。[8]它不仅开拓了世界史地研究的新局面，对中国史学的近代化作出了贡献，而且也反映了中国人对西方认识的深化过程。

（三）当代史研究的开展

在清代，经康、雍、乾三朝“文字狱”的摧残，建州史、南明史、当代史（指清代史）长期成为史学研究的禁区。过去曾因修史涉及敏感的南明历史触怒清朝统治者而酿成骇人听闻的文字狱大祸，直到嘉道年间，仍使士人心有余悸。如龚自珍诗中的“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的诗句，正是这种避祸心态的写照。

鸦片战争前后，随着清王朝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逐步松弛，文网渐疏，当代史研究由此稍稍有人问津。这种动向最初表现在一些史家对当代史、特别是清人传记资料的系统搜集整理方面，主要著作有钱仪吉（1783—1850）的《碑传集》、李元度（1821—1887）的《国朝先正事略》、李桓（1827—1891）的《国朝耆献类征初编》等等。清人传记资料的大规模搜集整理，对突破其时当代史研究的“禁区”无疑具有一定的作用，但也应当看到，这些书在主导思想上并没有超出封建统治者许可的范围。而对晚清当代史研究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是以魏源撰写的《道光洋艘征抚记》等一批总结当代重大事件历史经验教训的史著。

《道光洋艘征抚记》（下简称《征抚记》）出自魏源手笔，是中国方面比较全面地记述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著作。后来流传的关于鸦片战争的许多记述，差不多都受这本书的影响，故《征抚记》事实上是目前几乎所有《中国近代史》著作中叙述鸦片战争的基本史料依据。由于魏源亲自参加过这次战争，并与当时的重要当事人林则徐、裕谦、伊里布等人有过交往，使他对这次战争的发生、发展与和议交涉等详细过程，有着较全面较深刻的了解。再加上魏源的史识、史才，故其所写的《征抚记》成为记述鸦片战争史实的上乘之作。魏源对外国侵略者和清廷投降派的抗议和谴责，对中国人民抗英斗争失败的总结及其“师夷”“制夷”的战略思想，都贯穿在这部著作中，体现了爱国主义精神。因此，这部著作在晚清当代史乃至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当时记叙有关鸦片战争史的还有梁廷枏的《夷氛闻记》与夏燮（1800—1875）的《中西纪事》等著作。《夷氛闻记》成书于咸丰初年，记载中英通商由来、禁烟运动、鸦片战争中各重要战役经过，以及《南京条约》签订后广东等地人民继续坚持反侵略斗争的事迹，迄于1849年广州反英人入城斗争。《中西纪事》初稿成于1850年，最后改定稿成于1865年，作者前后用了16年的精力完成这部24卷的著作。该书为纪事本末体，叙述了1840年到1860年间两次鸦片战争的曲折过程，揭露了英、法、美、俄等殖民主义的侵略罪行，谴责琦善、奕山等人腐败无能屈膝求和，对人民英勇抗敌的无畏精神给予热情赞扬。

当然，也有一些著作没有正确地反映当时历史的状况，而带有种种偏见。如黄恩彤的《抚远纪略》也是记述鸦片战争的历史著作，但对林则徐的禁烟活动评价很低，认为战争爆发是由禁烟而起，说：“当日起衅之由，肇自禁烟，而成于绝市”，“于是英商之在澳者，一并驱逐出洋，而兵端自此起矣。”[9]显然歪曲了战争的性质。还有专门论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史著，如赘漫野叟撰于1860年的《庚申夷氛纪略》，根据自己耳闻目睹记载英法联军攻陷天津、北京的情况，对于侵略者的暴行，如火烧圆明园等都进行了揭露。但作者把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带来的灾难，竟说成是由林则徐等爱国者坚持抵抗造成的，对主战派、妥协派的是非褒贬，完全遵循官方的观点。这些都构成此书的不足之处。这一时期的史著，尽管观点不同，叙述角度不同，然而，私家撰写当代史已成风气，为晚清史学的发展注入了勃勃生机。

此期的当代史著作中，除有反映中西关系方面的著作，还有一些反映国内重大事件的撰著，如记载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及其他农民起义经过的著作，有周世澄的《淮军平捻记》、陈庆年的《镇江剿平粤匪记》、李滨的《中兴别纪》等。颂扬“中兴之业”和“中兴名臣”的著作，有王闿运的《湘军志》、王定安的《湘军记》等著作。上述著作都以清朝为正统，在政治倾向上是仇视太平天国的。

在当代史的撰写中还应提到王先谦编纂的《东华录》。王先谦（1842—1917）于19世纪80年代编辑的《东华录》是为清朝保存“信史”，但他的政治立场保守，反对维新变法，所著内容宣扬清代“列圣图治鸿模”，反对任何不利于清朝统治的变法和革命。王氏的《东华录》可以说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当代经世史学著作。

二、晚清时期的官修史书

（一）《实录》的修纂

晚清时期官方修纂的《实录》有1852年（咸丰二年）敕纂由文庆领衔修成的《宣宗实录》181卷，1862年（同治元年）敕纂由贾桢、周祖培领衔修成的《文宗实录》356卷，1876年（光绪二年）敕纂由宝鋆监修完成的《穆宗实录》374卷。《实录》修纂的根据是御制诗文集、硃批奏折、《起居注》《内记注》、军机档案、丝纶簿、外纪档及《国史》《方略》《三通》《会典》官纂诸书。因此《实录》涉及清朝的主要档案和史书。《实录》记载的范围包括各种礼仪典制、各种封授及内外文武奖励起用、休致、降革、官制改裁、刑名律例更增、府州县卫改设分裁及其立学定额、每岁户口田地税粮茶盐铸钱之数、天象变化、科举考试及中额名数、外藩遣使、土司、旌表节烈、诸臣条奏、有关文教武功、民生国政，等等，几乎包括了以皇帝为中心的清朝所有重大历史事件。

《实录》是清朝一切官修史书不可违背的根据，是一部以皇帝为中心的编年体的历史资料汇编。它的宗旨是张扬已故帝王的所谓“盛德大业”，皇帝的荒**、残暴等事实当然就被掩盖了，不可能“据事直书”。但是皇帝不镇压人民反抗，就谈不上他的“大业”，要张扬“大业”就不能不铺陈如何加强统治进行残酷镇压的事迹。这样，人民群众的斗争也会从反面曲折地反映出来。又因为实录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清王朝各方面的活动，它比只反映一个方面、一个时期或某个人物的历史资料要全面些。如鸦片战争时期，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比较系统地记述了鸦片问题的争论，禁烟、战争及缔约、交涉的过程，但对该时期其他方面的情况记载较略，而《宣宗实录》却反映了同一时期各方面的情况。如1842年初湖北钟人杰的起义给清政府以很大震动，为着确保反动统治，清政府不惜把原准备调到海防前线的清军，调到湖北去镇压人民反抗。清王朝的对内对外政策从《实录》的记载中就很容易看出来。因而，《实录》是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很重要的一部资料汇编，尽管它有观点反动的不足。

（二）三朝《筹办夷务始末》的编辑

19世纪40年代以后，随着对外事务的扩大，从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需要编纂中外关系的史料或史著。咸丰初年清政府下令编纂《筹办夷务始末》。1856年（咸丰六年）由文庆领衔修成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80卷，1865年（同治四年）由贾桢领衔修成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80卷，1880年（光绪六年）由宝鋆领衔修成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100卷。《筹办夷务始末》主要内容为谕旨、奏折、外国文书和少量引用外国新闻报纸的记载（主要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外国报纸），谕旨占有相当的比重。这是一部研究19世纪中期以来中外关系史很有价值的史料汇编，从中可以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以及清朝统治者方面采取的各种对策。当然，三朝《筹办夷务始末》编纂的目的与以往旧史相同，仅作为帝王资鉴之用，因此有很多错误观点，这些都应该在运用该书时加以鉴别。不过，该书与后来编辑的《清季外交史料》《中日交涉史料》《中法越南交涉史料》等书构成的一套系统完整的晚清外交史参考资料，对于研究者来说有着相当高的参考价值。

（三）官修《方略》

清代的《方略》是统治阶级在大规模用兵之后（包括镇压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反抗），设置方略馆，委派朝廷重臣组织编纂的长编史事记载。《方略》编写采取纪事本末体裁，以年月为卷次，以有关上谕和奏章为主要内容，实际上是记载历史事件始末的史料汇编。其中所收上谕、奏折均为紧要者，并作一定的删节。《方略》较《实录》更详尽，基本上保存原来的内容。清帝批件和臣下奏折，大都完整保存，比以后出版的史料有着较大的真实性。在清代档案未能大量整理公布的情况下，《方略》实际上具有档案的性质。

清朝修《方略》始于康熙朝。自是时至光绪朝，统治阶级共修《方略》21种。以下分朝列举：

康熙朝修成2种：《钦定平定三逆方略》60卷，《钦定平定朔漠方略》48卷；

乾隆朝修成10种（内有7种称《纪略》）：《钦定平定准噶尔方略》172卷、《钦定平定金川方略》32卷、《临清纪略》16卷、《钦定平定两金川方略》152卷、《兰州纪略》20卷、《五峰堡纪略》20卷、《台湾纪略》70卷、《安南纪略》32卷，《廓尔喀纪略》54卷、《巴布勒纪略》26卷；

嘉庆朝修成3种：《钦定平定苗匪纪略》52卷、《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408卷、《钦定平定教匪纪略》42卷；

道光朝修成1种：《钦定平定回疆剿平逆裔方略》86卷；

同治朝修成2种：《钦定剿平粤匪方略》420卷、《钦定平定捻匪方略》320卷；

光绪朝修成3种：《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320卷、《钦定平定云南回匪方略》50卷、《钦定平定贵州苗匪纪略》40卷。

在以上21种中，修成于晚清时期的有5种，成书于同治、光绪两朝。

《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收录了清政府镇压西北回民起义和击溃阿古柏政权等战事的官方谕奏公文。《钦定平定云南回匪方略》记载了清朝在19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镇压云南回民起义的过程。《钦定平定贵州苗匪纪略》则汇集了有关镇压贵州苗族等民族起义的大量官方资料。

（四）《圣训》及政书的编修

清朝在修《实录》的同时还纂修《圣训》。清朝后半期完成的《圣训》有1857年（咸丰六年）敕修的《宣宗成皇帝圣训》130卷、1866年（同治五年）敕修的《文宗显皇帝圣训》110卷、1879年（光绪五年）敕编的《穆宗皇帝圣训》160卷。内收入各朝上谕要旨，内容较《实录》尤为简略。唯以其分类纂辑，检查较便。

清朝政书及官制则例，代有修纂，而以《大清会典》为巨制。《大清会典》始自康熙年间敕修，其后雍正、乾隆、嘉庆代行续修。嘉庆朝敕修者断自1813年（嘉庆十八年）。至光绪中叶，已60余年，其间清朝政治各方面制度变化很大。1885年李鸿章奏准于1886年开馆纂修。主要反映1813年至1887年74年间的变化。这部《会典》直至1899年才完成，因而下限延伸至1896年。计成《会典》100卷，《会典事例》1220卷，《图》270卷。这部书是记载清朝后期典章制度的书籍，是我们了解清朝统治制度发展演变的一部系统的资料书。这一时期关于官制朝规的书籍，有1873年潘祖荫等奉敕撰修的《户部则例》100卷，1853年步军统领衙门奉敕撰修的《金吾事例》10卷，1884年福锟奉敕修撰的《内务府则例》4卷，1888年世铎奉敕撰修的《宗人府则例》20卷，1891年松森奉敕撰修的《理藩院则例》64卷等。此外，关于考试制度方面，有1888年敕撰的《科场条例》60卷，关于漕运方面，有1896年敕撰的《户部漕运全书》96卷等。

上述各书都是清王朝的官修史书，各书都以对历代皇帝的歌功颂德为基调，为唯心主义和唯神主义历史观所支配，把一系列有关的历史资料汇集在一起，体现了封建官修史书的特点。从研究近代史的角度看，这些书只是刊布的当代史资料，具有史料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