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教

道教是中国传统社会固有的宗教，不属于“外来户”。它渊源于先秦时期的巫术、神仙术，西汉盛行的黄老道是它的前身。东汉顺帝（125—144年在位）时，张陵（又称张道陵）创设五斗米道，奉老子为教主，以《老子道德经》为宗教经典，逐渐形成道教。道教把先秦道家的思想观念“道”加以神秘化、宗教化，由“道”推衍出“三元”“三宝”“三清境”“三十六天”“五道转轮”“成仙为神”等一系列宗教教义。道教同样有一套颇为复杂的制度、仪轨，包括称呼、宫观、殿堂、戒律、修炼、符箓、斋醮、占卜、节日活动等。其戒律类似其他宗教，以扬善罚恶为原则，如新天师道的皈依“五戒”为：一者不得杀生，二者不得荤酒，三者不得口是心非，四者不得偷盗，五者不得邪**。道教为多神教，所供神祇甚多，除了尊先秦道家创始人老子为“太上老君”，尊张陵为“张天师”外，其余神祇以玉皇大帝为最尊。所谓玉皇大帝在道教中的地位本来不高，后来逐渐显赫，甚至超过了太上老君和张天师。宋以后，玉皇大帝的地位扶摇直上，超越了道教的界限，成为民间广泛信仰的至尊天神。除此以外的神祇还有三清尊神、四御、王灵官、王母娘娘、碧霞元君、骊山老母、关帝圣君、六十甲子、南斗北斗，以及受尊神管辖的普通神仙，如李铁拐、吕洞宾、张果老等八仙之属。

清政府敕建江苏淮安道教孚佑宫传戒道场

道教在清代以前的发展有盛有衰，但到清代以后走上衰败的道路。其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清王朝对道教采取了抑制政策。清初，道官尚可与众文武官员同列朝班。乾隆五年（1740），第56代正一天师遣人至礼部投职名，欲随班祝皇寿，鸿胪寺卿梅瑴成上奏反对，称：“道流卑贱，不宜滥厕朝班”。[62]乾隆帝敕礼部定议，规定嗣后正一真人不许入朝臣班行。以后又降正一真人为正五品秩，革去天师封号，并令原来在太常寺担任乐官的道士改业，另任儒士充当乐官。同时，官方设立专管道教的机构和官员，以控制道教的发展。设在北京的道官署叫道录司，内设左右“正一”各1人，左右“演法”各1人，左右“至灵”各1人，左右“至义”各1人，执掌京师道教之事，又在各城设道官6处。定其品秩为：“正一”正六品，“演法”从六品，“至灵”正八品，“至义”从八品。道官之选取升补由内务府办理，由礼部给札。在地方，则于府、州、县亦设相应的道教管理机构和官员。设于府的有道纪司，设都纪1人，秩从九品；副都纪1人，品秩未入流，为管理一府道士之道官。设于州的有道正司，设道正1人，为州之道官，品秩未入流。设于县的叫道会司，其官的品秩、升转补授情况均与州道正相同。通过这些机构和道官，清政府有效地实现了对道教的控制。与清代前期相比，晚清道教更为江河日下。以上海地区所建道观为例，道光朝以前各朝所建道观数量：顺治朝3所，康熙朝20所，雍正朝6所，乾隆朝30所，嘉庆朝11所，共计70所。道光朝以后各朝所建道观数量：道光朝7所，咸丰朝4所，同治朝7所，光绪朝5所，共计23所。[63]如果算上16所不明建成年代的道观，清代上海地区共有道观109所，其中建于道光朝以前者有70所，占总数的64.22％，建于道光朝以后者有23所，占总数的21.10％，前者为后者的3倍多。道光后上海道观建设的萧条景象正是晚清道教衰落的一个缩影。

道教尽管受到清朝统治者的压抑，被逐出皇宫，但在民间却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拥有大批信徒，有的教派如全真道甚至出现兴盛的局面，显示出世俗化的趋向。

全真道是金代道士王重阳于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在山东宁海创立的，它与正一道同为元以后道教两大重要派别。该教派中的龙门律宗第七代律师王常月鉴于全真道戒条简单，一改旧制，公开传戒，并取得清廷支持，于顺治十三年（1656）主讲白云观，度弟子千余人。此后，他率弟子南下，在南京、杭州、湖州、武当山等地设坛讲道，皈依者如云。清代中期后，不仅兴盛于江浙、上海，而且扩展到内地及边远各省，如东北、西北、西南等省区也有他们的传播之迹。上海道士徐至成就是晚清龙门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徐至成（1834—1890），字海卿，嘉定人，出身书香门第，青年时在上海弃家从道，皈依龙门派王明真，改名至成。1881年，他赴北京白云观听方丈高仁峒说戒，成为龙门派第21代弟子。返沪后，聚集巨款在城北建雷祖殿。1888年，徐至成赴北京请领道藏经，得到皇室和高仁峒的帮助，归即易额改殿名为“海上白云观”。从北京请领至沪的《道藏》和《续道藏》8000余卷供奉在该观藏经阁。又购地建立塔院，作为十方道众常住墓地。徐至成自任海上白云观监院，遵北京白云观的规制，建立了较健全的清规戒律，确立了海上白云观为全真十方丛林的地位。此外，湖北武昌的长春观，在清末“着屋千间，道友万数”，[64]为当时龙门派的一大丛林，与西安八仙庵、成都二仙庵等著名道观并驾齐驱。奉天盛京（今沈阳）太清宫，从1823年至1879年，先后传戒4次，受戒者每次递增，达数百人。全真道的兴盛还表现在新的支派不断衍生出来，如龙门派所属的支派就有金山派、霍山派、金辉派、华山派、紫阳派、先天派等。霍山派就是由山东福山县道士张宗璿在1884年前后创立的。先天派则于1860年传入台湾，在台南设报恩堂。在全真道的寺观中，香火最盛的莫过于北京白云观。它不仅常年有大批善男信女光顾朝拜，而且其住持道士还结交宫禁，势倾京师。该观第20代住持高仁峒，与清廷太监首领结为把兄弟，并受到慈禧宠信。他“以神仙之术惑慈禧，时入宫数日不出。其观产之富甲天下。慈禧又封峒元（即高仁峒）为总道教司，与龙虎山正乙真人并行。其实正乙真人远不如其势力也”。[65]直到民国初年，北京白云观仍有土地5800余亩，年收入达3万余元。[66]

近代名士郑观应向好道教，在数十年间刊布道教各种经典文献众多，尝自谓：“观应枕葄丹经五十余载矣。虽蹭蹬仕途，奔驰商界，与当代名流晋接，日不暇给，而旁搜博览之余，每于经史词章外，就百家诸子之言道者，探赜索隐，择尤纪录，刊印二十余种，以广流传。”[67]实际上，他刊布的道教文献远非此数。仅就《盛世危言后编》所记载的书目有：《阴符经》《道德经》《通元真经》《冲虚至德真经》《周易参同契》《唱道真言》《心经》《指玄篇》《吕祖诗文集》《琐言续》《古法养生》《玉清金笥》《青华秘文》《金宝内炼丹法》《阐微管窥编》《就正录》《林奋千书》《西王母女修正色》《女家双修宝筏》《天仙心传问答》《三一音符》《金笥宝箓》《吕祖诗集》《修真传道集》《吕祖灵应迹》《悟真篇》《神功广济先师救化宝忏》《金丹真传》《慧命经》《金仙证论》《群真玄奥》《玄要篇》《剑侠传》《道法纪纲》《金液玉液论》《神说论》《凝神论》《海山奇遇》《龙门秘旨》《方壶外史丛编》《古书隐楼藏书》《真诠》《梅华问答编》《道言精义》《还丹下手秘旨》等。其中有的书是丛刊本，一书中包含了多篇道藏文献。如《方壶外史丛编》中有《玉皇经》《阴符道德经》《参同契》《吕祖师百字歌》《邱祖师青天歌》《龙眉子金丹印证诗》《玄肤论》《金丹大要图》等8种文献。《古书隐楼藏书》中有《阴符》《龙虎》等7种文献。《还丹下手秘旨》中收录了24种道教文献，郑氏在刻书序中说：“年来蒙陈抱一祖师传授玄科口诀，何合藏仙师传授先天口诀，爰手辑吕纯阳祖师《百句章百字篇》陈抱一祖师《训释道黑幕文》《咏道诗》张三丰祖师《打坐歌》《道要秘诀歌》及《删正樵阳经》《玉液还丹秘旨》抱仁子《重订玉液还丹秘旨》李含虚真人《收心法》希一子《补天随功候篇》《太微洞主授郑德安玄关口诀》尹真人《添油凝神入窍法》《神息相依法》《聚火开关法》《治心法》《筑基全凭橐籥说》《元性元神说》《归根复命说》邱祖师《秘传大道歌》、太虚真人《道程宝则》、止唐先生《论道四则》、陆潜虚真人《内外药论》。以上各篇皆重人元之学，而所编不厌重复，历引诸真之言，互相引证，庶免读者疑惑，并录文先生《易学歧途辨》，陈真人《翠虚吟编》为一册，名曰《还丹下手秘旨》，皆扫除譬喻，直露真诠，用以自镜。”[68]总计以上所列，郑观应刊布的各种道教文献共45种，如果把其中的3种丛书所包括的文献种类数量也算在内，共达84种。这些道教文献的绝大多数都是在“癸未至庚戌”即1883至1910年间刊行的。在晚清时期的道教居士中，热心刊布道教经典文献者不乏其人，然而刊行数量如此之多者，并不多见。

二、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形成于阿拉伯半岛的麦加地区，早在公元7世纪中叶已经传入中国。伊斯兰教教徒称穆斯林，初时为西亚侨民，后渐中国化，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个新成员——回族。回族主要分布在我国西部及西北部地区，还有不少散居在内地各省。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除了回族外，还有维吾尔、哈萨克、塔吉克、东乡、保安等民族。伊斯兰教奉穆罕默德为教祖，不祀天神人鬼，“其俗不食肉及人家熟物。人以鸡鱼等生物馈之者，必亲手宰烹，仍同众食……每月至同类住斋一次。其法坐于浴盆，以熟水从首浇下，浴毕，坐床，一昼夜而起。”[69]这段材料对中国历史上伊斯兰教的一般情况作了形象的描述。

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之后，伊斯兰教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一是在我国西北地区的穆斯林族群中形成了门宦制度。明末清初，一些阿拉伯、中亚的伊斯兰教修道派传入我国西北地区，其宗教组织形式带上中国的特点，逐渐发展成为门宦制度。这种制度在甘、宁、青一带较为流行。“门宦”一词，相传由中国古籍中的“门阀”、“宦门”两词的第一个字组合而成，用以表明其权势和地位。其特点是：教派以教主为中心而形成，创始人和首领被尊为教主（或道祖），教主的身份、地位、权力均为世袭。崇拜教主、教主家族和拱北（教主坟墓），规定教徒在办“教门”外，还要进行各种修道功课（如坐静）等。清代西北地区著名的门宦有：虎非耶、格底林耶、库不林耶、哲合林耶，时称“四大门宦”。此外，清代伊斯兰教的经堂教育也有进一步发展。明代下半叶，陕西渭城的胡登洲（1522—1597）提倡经堂教育，开中国伊斯兰教正规宗教教育之先河。清代时，经堂教育在其他地区推广开来。这样，伊斯兰教一度在清代出现了一个颇为振兴的局面。

清王朝对伊斯兰教的政策不同于对待佛、道，压抑和限制的色彩更浓厚一些。尤其在乾隆年间发生的以苏四十三为首的甘肃、青海回民反清起义及松江“海富润教案”后，清政府对伊斯兰教采取了高压政策，用分化、挑拨的手段对待回族，故意制造回、汉等各族人民间的人为对立，以利于封建统治者来分而治之。这样，清代中期以后的伊斯兰教便沿着迂回曲折的道路向前发展。

19世纪50年代，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了。在云南、贵州、陕西、甘肃、新疆等地也爆发了与伊斯兰教关系密切的回族、撒拉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人民的起义和反清斗争。与此同时，俄、英等国及境外的分裂势力利用伊斯兰教在我国西北地区进行分裂破坏活动，使这些地区的伊斯兰教呈现出复杂的局面。为了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清王朝对这些起义和反清活动用武力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同时对伊斯兰教采取了严厉的政策予以控制。咸同年间我国西北、西南地区的回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遭到极大的摧残。参与镇压回民起义的清军将帅，上至钦差大臣左宗棠，下至督军将领刘松山、都兴阿、杨玉科、董福祥之辈，无不以屠杀回民著称。清军所到之处，老幼皆被屠杀，房屋均遭焚毁，并被永远作为禁地。如甘肃原有回民300万人，经过战乱的浩劫减少了2／3。连造成这种人间惨剧的祸首左宗棠也不得不感叹：“平、庆、泾、固（按：指甘肃东部之平凉、庆阳、泾川、固原四府州）之间，千里荒芜，弥望白骨黄茅，炊烟断绝，被祸之惨，实为天下所无。”[70]清政府在镇压回民起义的同时，对伊斯兰教采取更为严厉的政策，尤其把伊斯兰教新教当成“异端邪说”，称之为致乱之萌，严行禁止。清政府鉴于陕甘战争甫定，恐又转生枝节，只许在陕甘禁绝新教，其他各省“可以缓办”。清政府实行的这种强硬政策使伊斯兰教在晚清的处境极其艰难。

尽管清政府推行高压政策，但是伊斯兰教在晚清还是有新的发展。这主要表现为它在清末出现的新教派及该教兴起的文化更兴。

在清末，中国西北地区的伊斯兰教分化出两个新兴的教派，即伊合瓦尼派和西道派。

伊合瓦尼，阿拉伯文Ikhw??n的音译，原意为“兄弟”，引申为“凡穆斯林民皆为兄弟”。一作“伊黑瓦尼派”，也有称其为“圣行派”“尊经派”“新派”“新教”的。有的学者称格底木为“旧派”，门宦为“新派”，伊合瓦尼为“新新派”。[71]伊合瓦尼派的创始人是东乡族人马万福（1853—1934），因他出生于东乡县果园村，又名马果园，通称果园哈志。1888年他和东乡瓦里家阿訇去麦加朝觐，留学于沙特阿拉伯学堂受教。1892年马万福回国，与志同道合者研究朝觐带回的伊斯兰教经典，并对当时盛行的门宦及格底木不合经典的礼仪和风俗提出批评，决心以遵循《古兰经》为唯一宗旨，“凭教行经”“尊经革俗”。经过与10位阿訇的商量，他提出改革中国伊斯兰教的十条纲领，俗称“果园十条”，主要内容有：不聚众念《古兰经》，一人念众人听；不高声赞圣；不多做“都阿”（祈祷）；不朝拜拱北；不聚众念“讨白”（忏悔）；不纪念亡人的日子等。其基本精神是按照伊斯兰教教法举行宗教活动和仪式，革除不合教法的礼仪，强调《古兰经》关于“凡穆民皆兄弟”的经文。伊合瓦尼派具有革新精神，教义简明，吸引了众多信徒，很快在甘肃各地传开。1908年，该派在河州西川讲经会上公开提出以伊合瓦尼统一各教派和各门宦，遭到格底木、门宦等传统势力的反对，马万福无法立足，被迫离开河州，去新疆发展，但也屡受挫折。直到1918年，在长期统治青海的马骐、马步芳父子的支持下，马万福才在青海站住脚，使该派成为在青海占统治地位的伊斯兰教派，西宁东关大寺成为青海各清真寺的总寺，有“中国小麦加”之称。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伊合瓦尼除在青海外，在甘肃、宁夏也有较大影响，甚至在河南、天津、沧州等地也有一定势力，俨然为伊斯兰教中之一大教派。

西道堂，又称道堂派、汉学派，是清末伊斯兰教教派分化出的一个著名派别。其创始人是甘肃临潭的马启西。马启西（1857—1914），原名生春，入学后始称启西，字公惠，传教后又取字慈祥，道号西纪元。早年曾中秀才，通《四书》《五经》，阿拉伯文和汉文造诣颇深。他不求仕途，喜博览群书，尤刻苦研究刘智、王岱舆等人的伊斯兰教汉文著述。中年后，他一面进行宗教功修，一面设帐讲学。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他在甘肃临潭创立西道堂，专讲汉文伊斯兰教译著，发身心性命之理，明天命五功之要，把原来讲学的学堂“金星堂”更名为“西道堂”。以马氏为首的西道堂尊崇清初伊斯兰教学者刘智的学说，“根据清真教教义，并祖述清真教正统，以发扬金陵介廉氏（按：刘智字介廉）学说，而以本国文化发扬清真教学理，务使本国同胞了解清真教义为宗旨”。[72]其基本特点是：在宗教上遵奉伊斯兰教的基本信条，遵行五功，把刘智等人的学说贯彻于宗教实践之中；在礼仪方面，兼有格底木和哲合林耶的特点，并采取有别于其他教派的特殊礼仪与习俗；教权结构上与门宦相似，实行教主集权制，教主言行对教民有约束力，实行终身制，但不世袭，教主继承人由全体教民推选；组织上分集体户和个体户两种，部分教民以道堂为家过集体生活；经济上，凡由道堂经营管理的商业、农业均为道堂公有，本道堂教育、建设及一切公共事业费用均由其供给。西道堂是一个十分独特的伊斯兰教派，既是宗教派别，又是一个社会经济组织，带有“实业办教”的色彩。它的创立对改善遭受灾难的一部分穆斯林的生活，恢复临潭地区穆斯林的民族经济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晚清时期中国伊斯兰教另一个特色是该教出现的文化更兴。这种文化复兴受到清末崛起的资产阶级新文化的影响。

王宽是近代中国最早倡导更新伊斯兰教文化的人物。王宽（1848—1918），字浩然，又名哈志阿布杜拉合曼，中国近代著名的伊斯兰教学者，北京人，回族，出身经学世家。他自幼受其长辈及其他伊斯兰学者的影响，学习阿拉伯文和伊斯兰教经籍，学识渊博，成年后出任清真寺教长。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他偕弟子马善亭赴麦加朝觐，游历埃及、土耳其等国，索得经书千余卷。归国后办学授徒，宣传教旨。1907年，他在北京牛街清真寺内创办回教师范学堂。次年，他又与马邻翼等在牛街清真寺后院兴办京师公立清真第一二等学堂。这些学校与旧式经堂不同，在学校体制、教学内容等方面都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增加了新内容，基本上是近代新式学校，适应了社会发展的潮流，为少数民族教育的近代化做出了积极贡献。在王宽兴学的带动下，各地回民普遍办起了小学和师范学校，尤其在辛亥革命后新式回民学校更是大量涌现，数年间已达六七百所，[73]造就回民子弟无数。与王宽兴学相呼应，1908年留日中国穆斯林学生在日本东京创办了《醒回篇》杂志，大力鼓吹中国伊斯兰教的文化更新。该杂志刊登的《留东清真教育会章程总则》明确提出：“本会以联络同教情谊，提倡教育普及、宗教改良为本旨”。[74]《醒回篇》尽管只出版了一期，但它开近代伊斯兰教报刊的先河，从此时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各大、中城市先后创办的同类刊物达六七十种。[75]晚清时期的伊斯兰教新文化事业虽然规模不大，数量有限，但它却代表了中国近代伊斯兰文化发展的方向，为民国年间中国伊斯兰新文化运动**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其积极影响是不可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