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历史的原因和近代社会的变迁，晚清时期的宗教势力仍然很活跃。鸦片战争以前流行于中国社会的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及众多民间宗教在晚清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另外，西方基督教也随着中国闭关大门的被打开而卷土重来，这使中国传统的宗教结构发生新的变化，也使人们的宗教信仰更加多元化、复杂化。还要看到，中国人普遍性的神鬼崇拜、民间迷信习俗，从本质上说，也是一种潜在的宗教形态。由此可见，宗教是晚清社会非常重要的社会因素，它的存在发展对当时的社会及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

宗教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具有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作用。晚清时期一些人如醉如痴地倾心于宗教，也无非是想从中得到某种精神慰藉。从这个角度来说，宗教对晚清时人们的精神信仰、生活习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人历来务实，最关心的问题不是虚无缥缈的天堂地狱，而是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和切实利益，因此，就多数人而言，崇拜神鬼仙佛往往带着一种务求实用的心态。正如葛元煦在一首诗中所说：“香烛些些费莫猜，非关祈子乃求财。鬓边黄纸签条插，如向司徒庙里来。”[76]诗句刻画出了中国人进行宗教活动时的心理状态。当时民众宗教信仰的性质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心理的，完全是要得到精神上的慰藉，寻求精神支柱和寄托；另一种是经济的，求神拜佛是为了保佑现实生活平安无事，能带来多子多福、前途平顺、财路宽广、大吉大利等。这些祈愿固然反映了人们追求美好未来的善良愿望，但也是文化落后在人们精神追求上的反映。

晚清时期传入中国的西方基督教，一方面充当了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具有文化侵略的性质；另一方面又给中国带来一些新的文化因素，如介绍西学、兴办报刊、学堂、医院等近代文化设施，客观上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形成准备了条件。

从历史上看，宗教与艺术的关系十分密切，这不仅表现为许多才华横溢的艺术家都来自于宗教界，而且还表现在宗教对我国建筑、文学、戏曲、美术等诸多艺术领域发生的深刻影响。在建筑方面，晚清时期虽然不是宗教建筑史上最辉煌的年代，但也修建了不少重要的寺观，既有佛道二教的寺观、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又有西方基督教的礼拜堂和修院，保持了各自的建筑风格，带有自己的特点。如上海的海上白云观（道教）、玉佛禅寺（佛教）、福佑路清真寺（伊斯兰教）、西宁东关清真寺（伊斯兰教）、上海徐家汇天主堂（天主教）等，都是建筑精良、颇具规模的宗教建筑群体，体现出不同的宗教建筑的风格和魅力。在文学方面，晚清时期的诗人、文学家不乏宗教界人士。八指头陀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八指头陀（1851—1912），法号释敬安，字寄祥，因“曾于阿育王寺烧残二指，并剜臂肉燃灯供佛”，[77]故号“八指头陀”。他俗姓黄，名读山。八指头陀不仅是晚清一位有全国影响的高僧，而且还是一位成就突出的诗人，是中国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著名爱国诗僧之一。他一生为后世留下诗篇1900多首，文章若干。1912年，杨度在北京法源寺收其遗稿，经整理校订，于1919年由北京文楷斋刊刻了《八指头陀诗集》10卷、《八指头陀诗续集》8卷、《八指头陀文集》1卷等，集中反映了诗僧的主要艺术成就。苏曼殊（1884—1918），原名戬，一名玄瑛，字子谷，曼殊是他出家后的法号，广东香山人。早年留学日本，20岁时即削发为僧。长于美术、诗文，为南社主要诗人之一。辛亥革命后致力于小说创作，著有《天涯红泪记》《断鸿零雁记》《红纱记》《焚剑记》《非梦记》等作品，风行海内外。至于以宗教故事为题，或涉及宗教的文学作品，更是数不胜数。在戏曲方面，宗教是清代戏曲表现的重要内容，涉及宗教（主要是佛教和道教）的剧目数量众多，俯拾即是，如《火烧红莲寺》《混元盒》《上金山》《碧游宫》《称心绿》《慈悲愿》《盘陀山》《广寒香》《儿孙福》《醉菩提》等，都是以佛、道人物及故事为主要内容来展开的。在美术方面，稍早一些的宗教界画家有改琦（1774—1829，伊斯兰教），善画人物、山水、花卉，代表作有《红楼梦图咏》《芝兰双玉图》等，另著有《玉壶山房词选》。著名的画僧有真然和虚谷。真然（？—1884），字莲溪，曾住黄山，故号黄山樵子。江苏兴化人，曾居扬州众香庵。擅画山水、人物、花鸟、兰竹等。尤长画人物，不用底稿，落笔稳成，一时惊为绝艺。虚谷（1824—1896），俗姓朱，名怀仁，一名虚白，号紫阳山人。安徽新安人。他曾为清朝将军，后因不愿奉命打太平天国而出家为僧。同光年间寓居上海，声望很高，尤以诗画闻名。于画工山水、花卉、动物，尤长于画松鼠及金鱼。其画的特色是夸张描写动物的特点，而以战劲的线条来描其形状。代表作有《枇杷图》，另有《虚谷和尚诗录》等。

总之，宗教对晚清社会及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涉及思想观念、民间习俗、建筑、文学、戏曲、美术等诸多文化领域，研究晚清社会及文化绝不能忽视宗教文化的影响。

注释

[1] 王友三主编：《中国宗教史》下册，935～936页，济南，齐鲁书社，1991。

[2] 王友三主编：《中国宗教史》下册，971页。

[3] 《教条纪略》卷首，转引自王友三主编：《中国宗教史》下册，946页。

[4]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107、147页。

[5] 《圣教杂志》第十三年第七期，转引自王友三主编：《中国宗教史》下册，951页。

[6]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108页。

[7]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167页。

[8] 王友三主编：《中国宗教史》下册，973、986页。

[9] 王友三主编：《中国宗教史》下册，942页。

[10] ［俄］费·英诺肯提乙：《中国的东正教会》，载《教会杂志》，1916年10月，678～679页。

[11] ［法］裴化行：《利玛窦司铎和当代中国社会》第1册，王昌祉译，1页。

[12] 《中国丛报》，1832年8月，140页。

[13] 汤普生：《杨格非传》，转引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66页。

[14] ［德］花之安：《自西徂东·自序》。

[15]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287页。

[16]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360页。

[17] ［美］林乐知：《印度隶英十二益说》，《万国公报》第94册，1896年11月。

[18] 参见《天条书》，《太平天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册，78～80页。

[19] 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下册，2020页，香港，简氏猛进书屋，1958。

[20] 洪秀全：《诏书盖玺·颁行论》，《太平天国》第1册，305页。

[21] ［法］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1卷，126～127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22] ［英］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王维周译，243页，北京，中华书局，1961。

[23] 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下册，1856～1857页。

[24] ［英］呤唎著，王维周译：《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249页。

[25] 徐珂：《清稗类钞》第4册，196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26] 《义和团》第4册，438页。

[27] 《义和团》第2册，488页。

[28] 牙含章编：《达赖喇嘛传》，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9] 阮仁泽等主编：《上海宗教史》，134～15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30]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十二，《太平天国》第3册，315页。

[31] 张之洞：《劝学篇·设学第三》，《张文襄公全集》卷二〇三，570页，北京，中国书店，1990。

[32]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498页。

[33] 《各省教育汇志》，《东方杂志》，第1年第5期。

[34] 郑观应：《盛世危言·僧道》，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537页。

[35] 徐珂：《清稗类钞》第4册，1940页。

[36] 张尔田：《杨仁山居士别传》，《清代碑传全集》下册，1478页。

[37] 同上。

[38] 同上。

[39] 杨文会：《佛学研究会小引》，黄夏年主编：《杨仁山集》，1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40] 杨文会：《与某君书》，《杨仁山集》，184页。

[41] 杨文会：《重刊〈净土四经〉跋》，《杨仁山集》，84页。

[42] 郭朋等：《中国近代佛学思想史稿》，6页，成都，巴蜀书社，1992。

[43]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73页。

[44] 同上。

[45] 《戊戌变法》第4册，114页。

[46] 康有为：《大同书》，301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47] 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下册，293页。

[48] 同上书，369页。

[49] 谭嗣同：《仁学自叙》，《谭嗣同全集》下册，289页。

[50] 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下册，352页。

[51] 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下册，352页。

[52] 梁启超：《论宗教家与哲学家之长短得失》，《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45页。

[53] 同上。

[54] 梁启超：《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46页。

[55] 梁启超：《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46、47页。

[56] 《竟无内外学·内学杂著·杨仁山居士传》，引自郭朋等编：《中国近代佛学思想史稿》，358页。

[57] 章太炎：《革命道德说》，《章太炎全集》第4册，279～280页。

[58] 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民报》，第6号。

[59] 章太炎：《送印度钵逻罕保什二君序》，《章太炎全集》第4册，359页。

[60] 章太炎：《答铁铮》，《章太炎全集》第4册，369页。

[61] 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民报》第6号。

[62] 《清史稿》卷一一五，“职官二”。

[63] 阮仁泽等主编：《上海宗教史》，401～411页。

[64] 《长春观志》卷一，转引自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65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65] 《清朝野史大观》卷十一，131页，上海，上海书店，1981。

[66] 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659页。

[67] 郑观应：《重刻〈陈注关尹子九篇〉序》，《郑观应集》下册，122页。

[68] 郑观应：《还丹下手秘旨序》，《郑观应集》下册，166页。

[69] 吴履震：《五茸志逸》卷五，转引自阮仁泽等主编：《上海宗教史》，454页。

[70] 左宗棠：《追剿回逆大胜折》，《左文襄公奏稿》，卷三十一，37页，光绪十六年刻本。

[71] 白寿彝：《西北回教谭》，《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574～576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72] 孑民：《甘肃临潭清真西道堂之史略》，《回教青年》上册，1942年刊。

[73] 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史》，45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74] 王友三主编：《中国宗教史》下册，844页。

[75] 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史》，460页。

[76] 葛元煦等：《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5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77] 释敬安：《自笑》，《八指头陀诗文集》，241页，长沙，岳麓书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