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太平天国与拜上帝教

基督教传入中国后，先是秘密地在民间流传。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广东籍的落第书生洪秀全读了一本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劝世良言》，受到启发，自行施洗，创立了拜上帝教。他一方面发展教徒，建立组织；一方面撰写阐释拜上帝教教义的文章，把基督教教义和农民的平等平均主张结合起来，形成他独特的中西合璧的宗教观。数年后，经过洪秀全、冯云山等人的苦心经营，拜上帝教已经在广西桂平紫荆山地区开辟了广大的活动基地，贫苦乡民纷纷来投，并不断与当地封建统治势力发生冲突，最终从宗教斗争走上政治斗争的道路。1851年1月11日（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洪秀全等人发动金田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公开打出反抗清朝统治的旗帜。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以西方基督教为旗号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在许多方面都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洪秀全像

太平天国创立的拜上帝教与西方基督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许多方面都吸取了基督教的内容。梁发写的《劝世良言》就是洪秀全接受西教的启蒙读物，其中的许多观点为洪所接受。1847年初，洪秀全亲至广州，从美国浸信会传教士罗孝全学习《圣经》，了解其宗教仪式等。洪仁玕在金田起义后也曾出亡香港，投到瑞典巴色会传教士韩山文门下，接受洗礼，受职传道。他们都与外国教会和传教士有过一定的联系，并受其启发和影响，给拜上帝教打上深刻的基督教的印记。如太平天国信奉的拜一神、崇基督、尊圣经、尚道德，兼信罪恶、永生、天堂、地狱等教义，又施行礼拜、洗礼、祈祷等教会典礼，都直接取源于基督教。再如洪秀全等人制定的“十款天条”，是拜上帝教的教规，也是后来太平天国的军纪及国家法律，其内容便是模仿基督教的“摩西十诫”。据《旧约·出埃及记》记载，“十诫”是摩西假托耶和华旨意颁布施行，规定有：（1）不许拜别的神；（2）不许制造和敬拜偶像；（3）不许妄称耶和华的名谓；（4）须守安息日为圣日；（5）孝敬父母；（6）不许杀人；（7）不许**；（8）不许偷盗；（9）不可作假见证；（10）不许贪恋他人财物。太平天国制定的“十款天条”是：（1）崇拜皇上帝；（2）不好拜邪神；（3）不好妄题皇上帝之名；（4）七日礼拜颂赞皇上帝恩德；（5）孝顺父母；（6）不好杀人害人；（7）不好奸邪**；（8）不好偷窃劫抢；（9）不好讲谎话；（10）不好起贪心。[18]二者相比，个别词句虽有改动，但基本内容大体相同，后者明显脱胎于前者。美国传教士杨格非在考察了太平天国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的宗教，虽有不少的错误，然其中仍有几个重要点为他们所清楚明瞭及热诚信守的。这几点正是我们的宗教之根基，无此则不能成为基督教了。他们关于上帝的观念是正确的……与夫基督为拯救人去罪恶出地狱的救主，与夫将来的赏赐与惩罚等教道，皆是直接从基督教而得来的。”[19]

然而，如果据此把太平天国运动与西方宗教完全等同起来，视为一场基督教运动，便是把复杂的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太平天国尽管崇拜上帝，信奉耶稣，带有浓重的西教色彩，但绝不是西方基督教的翻版，在其性质、教义、教规、宗教仪式等方面都有许多新的创造和特点。因为太平天国革命不是一场纯粹的宗教运动，而是在宗教旗帜下开展的农民革命，宗教仅是这场革命的形式和手段，阶级斗争才是它的实质和目的，宗教的手段始终服从于阶级斗争的目的。这便是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不同于西方基督教的根本原因。从大的方面来讲，二者的主要区别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对宗教教义的解释不同。拜上帝教与基督教在“上帝”“魔鬼”“三位一体”等宗教基本观念的理解、解释上存在较大的歧异。洪秀全对它们的解释完全不受基督教正宗解说的限制，而是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编造、发挥，把中国的历史故事、民间传说以及自己编排的神话统统捏合在一起，形成拜上帝教独特的宗教观念。在正统基督教教义中，上帝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并对人间赏善罚恶。他是无处不在而又无形迹的独一真神。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是传达上帝福音的救世主。上帝和耶稣在基督教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是崇拜的最高真神和唯一偶像。而在洪秀全看来，上帝并不是无形无迹的精神实体，而是“一位身着黑色道袍的老人”，是完全被人格化、中国化的人格神。洪秀全写的《太平天日》对上帝的形象作了这样的描绘：“头戴高边帽，身穿黑龙袍，满口金须，拖在腹尚（上），相貌最魁梧，身体最高大，坐装最严肃，衣袍最端正，两手覆在膝尚（上）”。他还给上帝创造了一个易为中国人接受的称呼：“天父上主皇上帝老亲爷爷”，不过使用最多的还是“天父”一称呼。太平天国还编造出一位“天母”，又称为“天妈”或“老妈”。基督教教义中有“圣母”玛利亚，但与拜上帝教中的“天母”根本不同。基督教中的“圣母”是童贞女，由“圣灵感孕”而生耶稣，后嫁给约瑟为妻，与“天父”并无干系。而太平天国信奉的“天母”则是“天父”的妻子，与天父结为夫妇而生子。而且天母不止一人，按照洪秀全的说法，他与杨秀清及耶稣乃同一“老妈”所生，包括冯云山等人在内的兄弟姊妹则是“别的老妈”所生。可见，天父是一个多妻多子女的老人。关于耶稣，在正统基督教教义中，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是传达上帝福音的救世主。上帝为拯救世人出苦难，降孕玛利亚而诞生耶稣，耶稣是上帝的代表，但又有人的形象，具有亦神亦人的身份。在拜上帝教中，耶稣被称为“天兄”，但不是上帝的独生子，而是上帝的长子。洪秀全为了神化自己和太平天国其他领导人，把他本人和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统统说成是上帝的儿子，称耶稣为上帝之长子，自己是次子，其他领导人依次递降。至于魔鬼，在基督教教义中系指专事抵挡上帝，并**人犯罪的邪恶之源，含义比较抽象。洪秀全讲的魔鬼并不单指宗教虚幻世界中的邪恶妖魔，而是现实社会中的封建统治者，称清帝为“阎罗妖”，是攻击的主要对象。西方基督教，尤其是来华传教士宣传的宗教主张，主要是鼓吹抽象的人类之爱，假借神意，教人服从统治阶级，追求彼岸世界的精神解脱。而洪秀全则强调现实社会的黑暗和不平，号召人民奋起反抗现实世界中的“阎罗妖”，“革故鼎新，莫不来王来享；斩邪留正，莫不同心同德”，[20]建立“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新天朝”。这个“新天朝”并不在彼岸世界的天国，而是在此岸世界的人间。

其二，组织系统性质的不同。西方基督教是纯粹的宗教组织，其宗旨唯在追求个人的精神超脱、灵魂不朽及人类博爱，其组织活动完全是单纯的宗教行为。以来华天主教为例，早在明末时罗马教廷就设立澳门主教区，在中国建立自己的组织系统。到清代，来华天主教逐渐形成总本堂区、本堂区和堂口三级组织机构，设主教、司铎、神父等神职人员进行管理。堂口是天主教的基层组织，也是天主教徒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传教士笪良仁在1845年9月15日的信中对上海地区的堂口作了这样的描述：

每一个堂口都有一个公所，公所就是有小堂的专为集合教友的一座屋子。小堂不是别的，只是一间厅堂。厅的深处立有一座祭台，祭台上竖有帷幔，祭台两旁各有一只小几桌。祭台上一般装有一架十字苦像，一帧耶稣或圣母的圣像，四或六只粗制的烛台，一幅帷幔掩住了墙壁，作为小堂的底幕。在祭台两旁的小几桌上，悬挂着两幅画得并不高明的天神像：一幅是护守天神导引着一个中国小孩，一幅是总领天神弥额尔战败幽王魔鬼的像。这两只小几桌因而称作天神台。小堂旁边就是神父的住屋，住屋用薄板分成两间，内间作为卧室，外间作为餐室。[21]

堂口的一切陈设全都是为宗教活动而设置，呈现出浓厚的宗教气氛。天主教的本堂区、总本堂区就在这样的堂口基础上建立起来。

与西教相比，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有着完全不同的组织形式。它建立起来的组织体系具有政教合一、军政合一的特点，是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和手段。太平天国当局在1853年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对其组织系统作了明确的规定：五家为伍，设伍长；五伍为两，设两司马；四两为卒，设卒长；五卒为旅，设旅帅；五旅为师，设师帅；五师为军，设军帅。一军由13156家所组成。从两司马到军帅挑选本地人充当，称乡官，军帅以上各官由上级委派。这就形成了以两司马所统25家为基层单位，由卒、旅、师、军等建制单位层层统辖的组织体系。每个单位都具有多种功能，既是一种军事编制，又是一级行政组织，同时还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宗教、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合作战、行政、宗教、社会生活于一体。《天朝田亩制度》对这种军政教合一的组织性质作了说明：“每军每家，设一人为伍卒。有警，则首领统之为兵，杀敌捕贼；无事，则首领督之为农，耕田奉上。”可见，在组织系统上，太平天国与西方宗教大不相同，其政治性是第一位的，宗教性居于其次。从形式上讲，太平天国的组织形式更多地借鉴了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与方法，摈弃了西方宗教的组织形式，是一种新的创造。

其三，在宗教仪式上的不同。太平天国的宗教仪式与西方宗教也不相同。对此，支持太平天国的英国人呤唎这样评价说：“他们（按：指太平天国领导人）尽力实现《圣经》教义的礼拜仪式，也是跟基督新教相符合的。他们遵守了并举行了基督新教的一切主要圣礼，由于他们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去解释的，所以有些是正确的，有些却是不正确的。”[22]如洗礼是基督教中最重要的礼仪，有浸水、洒水和灌水之分，而太平天国并未完全照搬，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实际情况，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有的“用水洗胸，表示洗心之意”，这是用《易·系辞》中“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一语，附含其义；有的则跳入小河中洗净全身，有时“只不过经过一日的教训便得了”。[23]再如，圣餐也是西方宗教的重要礼仪，是发扬基督精神，团结教徒的重要仪式。但太平天国对此不甚重视，很少举行。在各种文献中很难找到太平天国早期活动中举行过圣餐仪式的记载，只是在洪秀全的晚年仿行过，但远不如西方宗教那么隆重。如前所述，西方宗教，无论是基督教，还是天主教，都有专门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教堂，有专职主持仪式的人员——牧师或主教，而太平天国则不然，无论在乡村，还是在城市，都不设专门举行宗教仪式的教堂。呤唎在谈到这种情况时说：“太平天国不单设礼拜堂，而是以主要公署和王府中特别建造的圣殿，或天厅，充作拜上帝之用。天厅总是全部建筑物中最重要的部分，神圣尊严，从不在宗教之外充做别的用途。”[24]太平天国不设牧师及主教，而设宗教官或由各级军政长官来主持宗教仪式，体现出军政合一的特点。太平天国的宗教祷文多种多样：有为出征前用的，有为战胜或战败之后用的，有为伤病人员用的，有为兴建房屋用的，有为收获用的，有为婴儿诞生用的，有为每日用的等等。内容多为求福免灾，希冀天朝兴旺发达之意。每当祷告完毕，会众全体起立歌唱赞颂，各种乐器一齐鸣奏，有时还焚香放鞭炮，场面甚为热烈。这种独特的宗教仪式在西式宗教活动中是决然见不到的。

总之，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领导人为了适应政治斗争、军事斗争的需要，对西方宗教进行了大胆的变革，使之政治化、中国化，既适合中国人的口味，便于争取广大民众，又便利于开展阶级斗争，以达到其推翻清王朝，建设人间“小天堂”的目的。因此，在研究太平天国宗教时，既要看到它与西方宗教的联系，又要注意二者的不同，偏重哪个方面都是不对的。

二、民间秘密宗教

民间秘密宗教是相对于公开合法存在活动的正宗佛教、道教、伊斯兰教而言，泛指那些不能公开活动，被统治阶级视为“邪教”“左道”“异端”的宗教组织。这些宗教“依讬宗教之旁门左道，不可胜数，弥勒教、白莲教、天理教、中洋教、上帝教、三祖教、黄天教、在理教、义和团、大乘教、大成教、萨满教，及崇拜一切自然物如水火龙蛇之类者，非流于妖邪，即困于鄙陋，实皆不足以言宗教也”。[25]此外，像无为教、龙天门教、斋教、黄天道、清水教、青莲教、白阳教等，均属民间秘密宗教之类。民间宗教的来源颇为复杂，有来源于基督教者，如拜上帝教，也有来源于道教者，更多的是由佛教门派衍化而来。特别是自元明以来流行于世的白莲教，更是晚清时期民间秘密宗教的主要来源。事实上，不少民间宗教在发展的过程中并不太讲究佛、道二教的门户之别，通常相互渗入不同流派的宗教观念及民间秘密结社的组织观念，兼有各家的特点。

晚清民间秘密宗教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派别林立，自立门户，互不相统，组织上处于涣散状态。正由于此，它们尊奉的神祇也十分驳杂，诸如无生老母、弥勒佛、玉皇大帝、洪钧老祖、张天师、关圣帝君、梨山老母、达摩老祖等佛教、道教中的崇拜偶像，以及许多神话人物、小说传奇人物等，全都请了出来，顶礼膜拜。但是，由于不少民间宗教都与白莲教有关，因此白莲教关于“真空家乡，无生父母”“无生老母创世”“三期末劫”等观念，几乎为所有的秘密宗教所接受。这种否定现实的思想观念显然是促使民间宗教形成“异端”，走上反对封建统治当局道路的重要因素。元明清时期的许多农民起义，如元代白莲教起义，明代闻香教起义，清代天理教起义、八卦教起义，晚清义和团运动及太平天国起义等，都是由民间秘密宗教直接发动，或与之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因为如此，历代封建统治者对民间秘密宗教向来采取取缔政策。义和团运动兴起后，吴桥县令劳乃宣辑成《义和拳教门源流考》，竭力论证义和团“乃白莲教之支流”、“其为邪教，形迹显然”。[26]其目的是企图促使清政府尽快除之。这本书典型地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对待民间宗教的态度。

民间秘密宗教尽管受到清政府的禁止，但在社会上却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传播流衍，旋起旋灭，大有愈禁愈烈之势。许多民众反抗活动皆与民间秘密宗教有关。胡思敬在《驴背集》中说：“光绪二十六年庚子春，山东义和拳大起。义和拳即八卦会匪，与白莲教异派同源。匪首郜文生，商邱人，倡乱乾隆中叶，旋被执诛死。嘉庆时再炽，由河南扰及曹州，给事中周延森发其事，朝命那彦成讨平之，尽灭其党，悬为例禁。自西人入中国传教，良懦多受欺凌，拳匪因民之勿忍也，遂劫众以叛，声言保清灭洋，不伤害良民。”[27]民间秘密宗教反映了一部分下层民众的愿望。鸦片战争以前，他们主要和封建政府对抗，鸦片战争后，当西方列强成为中华民族大敌的时候，中国人民则以民间秘密宗教为号召，为斗争形式，展开对外来侵略者的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