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程朱理学的“复兴”

嘉道年间，是清代学术的转换时期。冷落了近百年之久的程朱理学再度引起人们的重视，开始从发展的低谷走向复兴，而曾经红极一时的汉学则不断受到人们指责，走上衰败的道路。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复杂的，是由各种社会因素所决定的。

自乾隆朝后期，清王朝统治危机开始暴露出来，到嘉道年间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整个国家出现了千疮百孔、江河日下的衰败景象。有人把当时的中国社会比作一位病入膏肓、四肢麻痹的垂危之人，称：“方今良法美意，事事有名无实。譬之于人，五官犹是，手足犹是，而关窍不灵，运动皆滞。是以当极盛之时，而不及四期，已败坏至此。”[1]为了寻找解决国家社会危机的办法，有识之士积极进行思想上的反省。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是用传统儒家“德治教化”的观点及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自然得出了国家出现危机的原因在于“道德废，人心坏，风俗漓”的结论，而道德、人心、风俗的败坏又在于“正学不昌”，即乾嘉汉学排斥了程朱理学。学者潘德舆说：“程朱二子之学，今之宗之罕矣。其宗之者率七八十年以前之人，近则目为迂疏空滞而薄之，人心风俗之患不可不察也。……而七八十年来，学者崇汉唐之解经与百家之杂说，转视二子不足道，无怪其制行之日趋于功利邪癖，而不自知也。”[2]在他们看来：“欲救人事，恃人才；欲救人才，恃人心；欲救人心，则必恃学术。”[3]所谓“恃学术”指的就是依靠程朱理学。正如陕西理学家李元春所说：“独宋程朱诸子，倡明正学而得其精。通世顾横诋之亦大可惑矣。”[4]在他看来，在各种学术中只有程朱理学独得圣贤之学的精蕴，才具有充当“正人心，厉风俗，兴教化”的资格。

关于调整学术的呼唤，不仅出现在民间，而且反映在社会上层。嘉道两朝的统治者一改过去推崇考据学的旧调，开始强调提倡程朱理学的重要作用。嘉庆曾命令侍臣在经筵进讲之时，增加讲授程朱理学的内容，以作提倡“正学”的示范。他训诫皇子“唯当讲明正学，以涵养德性，通达事理为务”[5]。所谓“正学”便是程朱理学的代名词。道光不仅号召士人学子多读程朱之书，而且还把清初理学名臣汤斌从祀文庙，以示对理学的奖掖。统治者的倡导对于当时学术风气的转换无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从学术自身发展状况来看，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原来风行于学坛的考据学已成强弩之末，它所具有的琐碎、褊狭、拙于思辨、漠视现实等缺陷和弊端积重难返，引起众多学者的不满，失去了往日那种对士子的吸引力。由于考据学作为乾嘉时代主流学派的地位发生动摇，再加上文字狱**过后出现的略微松动的政治局面，学术界开始活跃起来，原来被压抑或者受到排斥的学派开始萌动、复活，以充实主流学派衰退后的学术领域。这些开始萌动、复活的学派主要有今文经学、陆王心学、诸子学及程朱理学。就当时情况而言，在学术基础、社会影响、实力和政治地位等方面，程朱理学占有很大优势。明清时期，程朱理学已经渗透到文化教育的各个领域。由于科举考试题目主要从《四书》中挑选，所论内容也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准则，这就迫使人们必须从初学阶段起诵读程朱的著述，接受其说。另外，程朱理学还占据着书院的教育阵地，像湖南岳麓书院等学府，一直保持着讲习理学的学术传统，即使在考据学最风行的年代，这种治学传统也未改变。由于这些原因，在全国不少地方都有一些讲求理学的学者，固守着自己的学术阵地，如福建的阴承方、孟超然；江苏的王懋竑、任瑷、朱泽沄；直隶的王植；陕西的孙景烈、刘绍攽；湖南的罗典；贵州的陈法等。他们不愿随波逐流，以宏扬程朱理学为己任，与汉学分庭抗礼。

还要看到，乾嘉时代的汉学家并不全都对程朱理学采取水火不相容的敌视态度。戴震、章学诚等固然激烈排宋，而惠栋、江永等人则主张兴汉学而不废宋学，这就在学术营垒中给宋学留下了一定的斡旋空间。

嘉道年间，程朱理学出现了“复兴”的迹象，在全国一些地区出现了区域性的理学群体，突出的地区有3个，即关中地区、皖南地区和湖湘地区。

关中地区原是宋代理学四大流派之一的关学的发源地。讲求理学的风气在关中学者群中代代相传。嘉道时，关中倡导理学的代表人物有李元春、路德等人。李元春治学恪守程朱家法，以诚敬为本，兼顾本末、体用。他注重分辨学术上的是非，尊崇朱子之学为正学，鄙薄华而不实的辞章八股为俗学。他带出众多弟子，能传其学者有贺瑞麟、杨树椿等人，都是同光时期关中倡导理学的后劲人物。

理学在安徽地区的发展主要借助了桐城派的声势。桐城派虽然是一个文学派别，但恪守孔孟程朱的“道统”。反对汉学对宋学的排斥。其代表人物姚鼐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种学术一体多用，并行不悖。姚鼐的弟子方东树、姚莹、梅曾亮、管同等，都是活跃在道光、咸丰时期力倡理学的著名学者。尤其是方东树写的《汉学商兑》，全面而尖刻地抨击汉学，为程朱理学的振兴鸣锣开道，使延绵于清代学界多年的汉宋之争出现了新变化，开始了宋学对汉学的反击，改变了宋学在汉宋对峙中的守势地位。

湖南地区是晚清理学发展最活跃的一个区域。以岳麓书院为首的湖湘书院讲堂，大都比较重视传习理学，并从中培养出一批崇儒卫道的文人学士。湖南理学士人最突出的特点是强调义理与经世相结合。岳麓书院山长罗典就教诸生明习时务，嘉道年间的能臣严如熤就出于其门下。贺长龄在魏源的协助下编成《皇朝经世文编》一书，强调恪守孔孟程朱之学和学以致用的原则，体现了“义理经济”合一的精神。这部书在湖南士人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一时间，“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用世之志。”[6]值得注意的是，湖南理学具有全国性的影响。湘籍理学大师唐鉴曾在1841年任太常寺卿，一些向慕理学的京官从其就读。其中著名者有倭仁、吴廷栋、曾国藩、吕贤基、何桂珍、窦垿、邵懿辰等人，在北京的官僚士大夫中形成一个颇具影响的理学群体。这些人在后来几乎都成为咸同时期理学“中兴”的骨干人物。唐鉴在京师的讲学活动为理学“中兴”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曾国藩像

直隶：李鸿藻、王用诰；

河南：刘廷诏、苏源生、李棠阶、王检心；

陕西：贺瑞麟、杨树椿、柏景伟；

山西：薛于瑛；

安徽：吴廷栋、夏炘、夏炯、苏惇元、方宗诚、方潜、杨德亨、何慎珍；

江苏：刘熙载、成孺、廖寿丰；

浙江：宗稷辰、邵懿辰、高钧儒、朱一新；

江西：吴嘉宾、刘绎、龙文彬；

山东：游百川；

福建：陈庆镛、林启；

四川：范泰衡、余焕文；

湖北：洪汝奎、万斛泉、宋鼎、冯礼藩、黄嗣东；

湖南：曾国藩、刘蓉、李元度、郭嵩焘、丁善庆、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王鑫、钟近衡；

两广：龙启瑞、朱琦、朱次琦；

云南：何桂珍、窦垿；

吉林：于荫霖；

旗籍：倭仁、崇绮、徐桐。

这批人竭尽全力地为清王朝效劳，在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等方面释放出了巨大的能量，终于把太平天国革命之烈火扑灭下去，帮助清王朝渡过了难关，实现了所谓“咸同中兴”的局面。“咸同中兴”在学术上的表现就是所谓理学“中兴”。

二、衰落中的晚清汉学

汉学，又称考据学、朴学，是清代儒学中的一个重要派别。清代汉学肇端于顾炎武，后经阎若璩、胡渭等人的发挥，初具规模。至乾嘉年间，清代汉学达到鼎盛时期，成为学界中的显学。此期汉学虽然取得可观的成就，但也存在着严重弊端，如脱离实际、琐屑拘执，崇古复古等，引起士人们的不满。嘉道以后，由于汉学自身弊端和矛盾的发展，再加上今文经学、理学、诸子学、经世之学的相继兴起，使得曾经盛极一时的汉学走上衰落的道路。尽管如此，晚清汉学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着重要的学术地位，仍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究其原因：一是由于汉学历史悠久，影响深远，在士大夫中有广泛的基础；二是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支持，包括皇帝和曾国藩、张之洞等显官的支持，得以继续发展。曾国藩等人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广设书局，采访遗书，刊印经史图籍，惠栋、戴震、王念孙等汉学大师的著作亦被刊刻出版，为日趋衰落的汉学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王先谦像

由于上述原因，晚清时期，汉学仍然保持着一个庞大的作者群，著述如林，成绩斐然。光绪时，江苏学政王先谦辑成《续皇清经解》，蒐集乾嘉后的经学名著，兼收阮刻《皇清经解》[8]于乾嘉前所遗漏者，计收书209部，1430卷，作者113家。《续皇清经解》在收录书种、卷数和作者人数上，都超过《皇清经解》所录。可见，汉学在晚清的声势仍然余威尚炽。从学术内容上看，晚清汉学的主要成就集中表现在经学和小学两个方面。

经学方面：《易》《书》《礼》《诗》《春秋》等儒家经典，是汉学家们研究的持久不衰的主题。晚清以前，汉学家对《易经》《尚书》的研究达到较高水平。在晚清，虽然有刘毓崧写了《周易旧疏考证》、黄式三写了《易释》、成孺写了《尚书历谱》等，但都影响不大。相对说来，晚清汉学对《诗经》《礼经》和《春秋》的研究则取得可观的成就。

关于《诗经》的研究有三位学者成绩突出，他们是胡承珙（1832年去世，著《毛诗后笺》）、马瑞辰（著《毛诗传笺通释》）、陈奂（著《诗毛氏传疏》）等。丁晏的《毛郑诗释》也是治诗名篇。在《礼经》研究方面，影响较大者有丁晏（著《仪礼释注》）、郑珍（著《仪礼私笺》）、郭嵩焘（著《礼记质疑》）、陈乔枞（著《礼记郑读考》）、胡培翚（著《仪礼正义》）等。这些著作对《仪礼》和《礼记》都作了不同程度的阐述，不乏学术创见。《三礼》当中，对《周礼》的研究成就突出。晚清以前虽有专治《周礼》的著作，但多为局部性的研究，缺少通贯全局的综合研究专著。晚清的黄以周、孙诒让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黄以周的《礼书通故》、孙诒让的《周礼正义》和《周礼政要》等书，均为总结性的治《周礼》名著。孙诒让的《周礼正义》“博采汉唐以来迄乾嘉诸经儒旧说，参互译证，以发郑注之渊奥，裨贾疏之遗阙。其于古制疏通证明，较之旧疏实为淹贯”。[9]深受学界称道。《春秋》是孔子唯一的著作。汉代解释《春秋》的有《左传》《谷梁传》和《公羊传》三家。汉以后，《公羊传》因失传而成绝学，《谷梁传》也久称孤微，传下来的只有《左传》。在晚清，对《春秋》三传的研究均有大的进展。《公羊传》《谷梁传》均为今文经学的经典，暂且不论，治汉学者则尊《左传》。清代学者关于《左传》的研究著作很多，其中刘文淇祖孙三代治《左传》的影响较大。刘文淇积40年之功为撰著《左传旧注疏证》而努力，书未完成而去世。其子毓崧、孙寿曾相继编著，但仅编至“襄公五年”为止，全书仍未编完，书稿已达80卷。

小学方面：小学包括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等方面，相当于今天的语言文字学。在封建时代，小学作为经学的附庸而存在，是研究儒学经典的入门功夫，为汉学家所看重。小学在乾嘉时代已经硕果累累，王念孙的《广雅疏证》、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等书，都是小学方面的传世之作。晚清汉学家在小学研究方面虽然未超过其前辈，但仍取得不可小视的成就。在文字学方面，王筠的《说文释例》《说文句读》，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等，均有独到见解，为这方面的代表作。在音韵学研究上，江有诰的《音学十书》为总结性著作，影响颇大。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对古书中用字造句以及文学、篇章的错乱、辨缺，举出88条公例详尽说明，得出音训、校勘等方面的一些规律性的结论。

由上可见，晚清汉学尽管在总体上没有达到乾嘉汉学所达到的学术水平，但在许多学术研究领域内仍然取得不少成就。那种视晚清汉学无成就可言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就汉宋学关系而言，二者在晚清时期经历了由“对峙”到“合流”的变化过程。

三、从“汉宋对峙”到“汉宋合流”

汉学的衰败给宋学的复兴提供了有利的时机。理学派学者乘汉学之衰对汉学进行攻击，挑起了新的汉宋之争。方东树写的《汉学商兑》便是嘉道年间宋学攻击汉学的代表作。

《汉学商兑》成书于1826年（道光六年），时方东树居广东，客阮元幕。身任两广总督的阮元学主汉学，辑《皇清经解》，与方氏治学路向不同。《汉学商兑》是一部学术论辩性质的著作，以“辟汉扬宋”为宗旨，仿朱熹《杂学辨》的体例，引文辨文相间而行。该书全面地讨论了汉宋学论辩的诸问题，如学术来源、治学内容、治学方法等，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几乎所有的汉学名家，正如方东树在《序例》中所说：“首溯其（指汉学）畔道罔说之源，次辨其依附经义小学似是而非者，次为总论”。[10]称得上是宋学对汉学的一次总结性清算。继方东树之后，抨击汉学的还有贺瑞麟、邵懿辰、方宗诚等人。但是，方东树等人的激烈排汉并没有在晚清学界产生更大的影响。这是因为汉宋学在晚清发展的基本趋向是合流而不是对峙，挑起汉宋之争不合时宜。另外，《汉学商兑》观点偏激，带有门户之见，受到不少学者的非议。清末的今文经学家皮锡瑞批评说：“方东树遂作《汉学商兑》，以及攻汉学。平心而论，江氏（指江藩）不脱门户之见，未免小疵。方氏纯以私意肆其谩骂，诋及黄震与顾炎武，名为扬宋抑汉，实则归心禅学。与其所著《书林扬觯》，皆阳儒阴释，不可为训”[11]。

在对待汉学的问题上，晚清宋学派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是排汉主张，另一种是融汉主张。大致来说，在嘉道年间由于方东树等人的鼓**，理学中人以辟汉为时尚，排汉论占了上风；至同光时期，随着整个儒学内部的变化，调合汉宋的观点渐取上风，成为一种学术发展走向。此期的许多理学要人，如曾国藩、朱次琦、夏炘、徐桐、成孺、刘熙载等都力主此论，并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汉宋合流的问题。他们提出的融合汉宋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用“孔门四科”的旗号化解汉、宋学的对立。持这种观点的人把汉学、宋学都看成孔门儒学的一部分，它们大同而小异，殊途而同归，均为达到圣贤境界的门径。曾国藩说：“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此四者缺一不可。”[12]在他看来，无论是汉学，还是宋学，都是孔门中的一门具体学科，其所关注的侧重方面虽有不同，但是所本的宗旨、所起的作用却是相同的，有着共同性。“此四者缺一不可”，便是对汉、宋学的共同性的肯定。这种共同性便是汉、宋学相互融合的基础。朱琦也说过：“学之为途有三：曰义理也，考订也，词章也。三者皆圣之道也。”他把京师比作“圣人之道”，把汉、宋学分别比作通向京师的东路和西路，无论是循东路，还是走西路，都能到达京师。就可以到达目的地这点而言，“出于东与出于西无以异也。”他说：“夫道犹京师也，学者所从入之途，或义理，或考订，犹途有东西之分，其可以适于京师一也。”[13]

其二，以儒学的“致用”精神来融通汉学和宋学。传统儒学的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具有实用性。无论是先秦时的孔孟，还是后来的程朱，都强调治学的“致用”意义。汉宋学调和论者便据此揭示汉学、宋学所包含的“致用”精神，试图使之调和。“精研汉学，服膺宋儒”的陈庆镛从儒学的实用性出发，看到汉学、宋学的一致性。他说：“汉、宋之学，其要皆主于明经致用，其归皆务于希圣希贤。他人视为二，吾直见为一也。”[14]曾国藩进一步阐述了汉、宋学在“致用”性方面的内在联系。他把汉学宗旨概括为“实事求是”，把宋学宗旨提炼为“即物穷理”，认为二者在基本精神上是相通的。他说：“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钧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名目自高，诋毁日月，亦变而蔽者也。”[15]他还认为，“即物穷理”，也不是朱熹的发明创造，而是古来圣贤共同遵循的治学原则。他说：“即物穷理云者，古昔贤圣共由之轨，非朱子一家之创解。”[16]在他看来，汉学讲的“实事求是”，宋学讲的“即物穷理”都贯穿着传统儒学的“力行”“致用”的务实精神，是二者调和的基础。

其三，汉宋学各有所长，不容偏废，应该互相取长补短。晚清的一些学者看到，汉学、宋学各有自己的长处。汉宋之争只能导致二者各自抱残守缺，排斥对方的结果，妨碍儒学的发展，由此提出汉、宋学不可偏废的主张。方濬颐说：“训诂、义理二者不可偏废。何有汉、宋之分哉？今之讲汉学者目宋学为空疏，讲宋学者诟汉学为穿凿，于是有专宗汉学者，有专宗宋学者，判然两途，几乎不可复合。虽通儒正士犹不免泥门户之见而斤斤焉，谓吾之师承在此，凡彼之沿讹踵谬者，皆宜屏绝焉。累牍连篇，互相攻击，歧汉宋而二之。一若言训诂，则义理可勿谈；言义理，则训诂可勿论也。呜呼！是直学中之蠹矣。恐汉宋诸儒亦未必乐有此高足弟子也。”[17]曾国藩的弟子张裕钊用“道器相备”的观点总结了清代康乾以来的汉宋学发展状况，指出：汉学的流弊在于“穷末而置其本，识小而遗其大”，宋学的缺陷则是“摒弃考证为不足道”。二者都因排斥对方，把自己的长处变成了短处。他说：“夫学固所以明道，然不先以考证，虽其说甚美，而训诂制度之失其实，则于经岂有当焉？故裕钊当以为道与器相备，而后天下之理得。至于本末精粗轻重之微，是不待以说之辨而明者也。”[18]也就是说，汉学重于实证，宋学长于思辨，这些功夫都是治学不可缺少的基本功。二者相斥，学则弊；二者相济，学则益。正如方濬颐所说：“学一而已，不穷经不可以为学，不讲道不可以为学。穷经者何？训诂之学也，汉学也；讲道者何？义理之学也，宋学也。有训诂之学而后义理不蹈于空虚，有义理之学而后训诂不邻于穿凿。二者相需为用，而弗容以偏胜也。……然于训诂之非义理弗明，义理之非训诂弗著。合朴学、正学而一以贯之，无穿凿之害，无空虚之病。斯处则可以为师儒，出则可以为卿相。”[19]

调和汉、宋学的主张不仅出现在宋学营垒中，而且在汉学营垒中也得到回应，可以说是当时学界流行的一种带普遍性的观点。由于亲身经历了考据学的衰败及受到理学“复兴”思潮的影响，汉学营垒中的一些有识之士放弃了固守门户的立场，开始对乾嘉汉学进行反省，把学术目光移向宋学，主张在经学研究中借鉴宋学的一些方法来弥补考据学的不足。陈澧、丁晏、顾广誉、黄式三及其子黄以周等人就是当时主张融合汉宋的著名汉学家。

陈澧等人对汉学流弊同样具有清醒的认识，看到汉学末流只重考证，忽视义理的危害性。陈澧批评说：“今人只讲训诂考据，而不求其义理，遂至于终身读诵各书，而做人办事全无长进，此真与不读书等耳。此风气急宜挽救者也。”[20]他们摈弃门户之见，肯定宋儒的学术地位。丁晏认为，朱熹治学对注疏极为讲求，说宋学不讲考证是不对的。他说：“窃谓为学之道，莫先于读经；读经之法，莫先于读注疏。注疏之学，朱子教人之学也。”又说：“余谓汉学、宋学之分，门户之见也。汉儒正其诂，诂定而义以显；宋儒析其理，理明而诂以精。二者不可偏废，统之曰经学而已。”[21]他看到汉宋学各有长短，互为补充，完全可以在“经学”的旗号下统一起来。

晚清时期的汉宋合流不仅表现为有关学者的呼吁提倡，而且还出现了一些体现汉宋融合特点的学术著作。邵懿辰的《礼经通论》、夏炘的《檀弓辨诬》《述朱质疑》、顾广誉的《学诗详说》、黄式三的《申戴氏气说》、黄以周的《对义利问》《德性问学说》等篇章，都是汇通汉宋的经学著作。邵懿辰和夏炘都是学宗程朱的宋学派学者。邵懿辰在道光时曾随桐城派大师姚鼐高弟梅曾亮习古文辞，后又拜唐鉴为师，讲程朱理学，晚年转攻经学。他的学术主要由程朱理学、古文辞学和经学三部分组成，然而起主导作用的是程朱理学。在治学问题上，他主张汇通经学、理学和古文辞学，指出：“经者，天地之心；史者，天地间簿籍也，必木板刻之精善而究心焉。外此，宋儒者言理、道之书，乃经之支流，亦天地之心所寄。韩、欧以来之述作言文而行远，乃释经作史之准的也。”[22]他所写的《礼经通论》本清初理学家李光地《礼学四际约言》的著述立意。李光地治经的特点是“以朱子之意贯串汉儒”。这一治学特点影响了邵氏的治经路向，使他“独得嗜之，所著《礼经通论》《尚书通义》《孝经通论》亦既无愧于二溪矣。”[23]所谓“二溪”即指李光地（福建安溪人）和方苞（清初文学家，桐城派创始人，号望溪）。夏炘的《檀弓辨诬》也是在汇通汉宋的观点影响下写成的。作者在宋儒怀疑《檀弓》篇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考证，从而得出否定《檀弓》篇的结论。这是晚清理学士人在《檀弓》研究上作出的一个贡献。该书刊行后，在士大夫中备受推崇，称赞此书集汉学、宋学之长，“本末兼赅，源流毕贯”，是学界通汉宋二家之结的样板。曾国藩评价说：“《檀弓辨诬》发千古之覆，成一家之言，足与阎氏《古文尚书疏证》同为不刊之典。”[24]顾广誉的《学诗详说》也是一部兼采汉宋的经学著作。该书“衷之毛、郑、陆、孔、朱、吕，以正其端；参之欧阳、苏、李、范、严，以究其趣；博采之宋、元、明、国朝诸家，以畅其文。”他尤其重视朱熹的治诗成就，评价说：“朱子何可非也？朱子之度越诸子，固自有在。即以释《诗》，论其义理之精微，他家有之乎？曰无之。辞气之通畅，他家有之乎？曰无之。……自来说《诗》者所未及。虽以质之百世，而莫可易者。”[25]黄式三、黄以周父子治郑学，长《三礼》，但不排斥宋学。他们不仅积极主张把义理与考据合为一体，而且批评攻击宋儒的汉学家。如黄式三作《申戴氏气说》、《申戴氏理说》、《申戴氏性说》等文章，用兼采汉宋的观点，阐述“理”“气”“性”等理学概念，批评戴震反宋学是“矫枉过正”。黄以周写过《对义利问》《德性问学说》《道德说》《辨虚灵》等文章，论述了以往汉学家不屑一顾的理学范畴中的问题，表明晚清时的部分考据学家不仅注意在注疏经典时发挥义理，而且破除门户藩篱，把治学兴趣转移到宋学方面来。这种治学宗旨与理学士人邵懿辰、夏炘等人兼采汉宋的治学方法是不谋而合的。可见，调和汉宋的呼声不仅见于理学营垒，而且在汉学营垒中也产生了积极的回应。有在野学人的呼吁，再加上曾国藩、张之洞这些身居显要的封疆大吏的提倡，到同光之际，调和汉学成为学界重要潮流。至此，汉学、宋学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从过去的“鼎峙”转向“合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