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拼音运动是晚清语言文字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当时，人们把拼音字母称为“切音字”，又称切音字运动。它的基本内容就是吸收西方语言字母拼音的方法，改进中国文字传统拼音法——反切法，把“难于辨、难于解、难于用”的汉语改革成易认、易记、易读、易写的语言体系。

反切法又称“翻切”，是中国传统的文字拼音法。其方法是用两个字的音来决定第三个字的音。古人用这种方法给文献上难读的文字注音，使读者通过认识的字读出不认识的字来。然而，到了近代以后，这种古老的文字拼音方法暴露出它的落后性，成为中国语言文字发展的一大障碍，亟待改革。它的突出缺点是拼音不甚准确，方法繁琐，使用不便。刘孟扬指出：中国语言文字之“穷”，“非穷于义，盖穷于音也。”人们“所以不能尽识者，以其非音标字耳”。因为文字皆“由音生义，音辨而义自明”，而中国语言“一字或兼数音，一音或兼数义，绝不能专以求音”。[28]这些话道出了改革旧拼音法的必要性。既然旧拼音法已难适用，就必须创立新的拼音方法，于是从19世纪90年代起，改革中国文字拼音方法的汉语拼音运动蓬勃兴起。1892年卢戆章出版了《一目了然初阶》，这是第一本切音字著作，也是近代出现的第一个汉语拼音改革方案。在此后的20年间，各地人士提出的汉字拼音方案多达28个，[29]详见以下图表：

清末汉语拼音方案一览表

如果从采用字母形体的角度来看，可以把上述28种方案分成以下四类：

第二类属于采用速记符号的方案。提出此类方案者有蔡锡勇、沈学、力捷三、王炳耀等人。蔡锡勇是提出此类方案的第一人。蔡锡勇，字毅若，福建龙溪人，早年入同文馆，通外文，后随陈兰彬出使美国、秘鲁等国，当过参赞。在美国时，他对西人速记术发生兴趣，使用它来拟制汉语的拼音方案，经多年潜心研究，写成《传音快字》一书，提出了自己的文字改革方案。蔡氏的方案是用西洋的速记符号来作为拼音字母，故称为“快字”。其中包括24个声母（他称为“声”）、32个韵母（他称为“韵”），共计56个符号。声母用的是横、直、斜、正、粗、细的“矢”（直线），韵母用的是“小弧、小点、小画”，拼音方法是一声一韵，两笔相连，切成一音，属于双拼制，用于拼读、拼写北方语音。在清末各种切音字方案中，拼北方语音和拼写北方话的，这是第一种。王炳耀提出的拼音方案也颇具特色。1897年王炳耀写的《拼音字谱》在香港出版。该书虽然采用速记符号，但是另外还用拉丁字母对音，等于还有一套拉丁字母的方案。拼音符号的构造是“以一画开天地为音母，或竖之，横之，斜之，折之，或拼合变化之，成韵母字；运一成象为太极，或直判，横判，十字判，为快笔声母”[32]。在晚清拼音改革方案中，最早使用“声母”、“韵母”这两个名称的要算王氏的这本书了。

第三类属于采用汉字笔画的方案。这类方案的提出者主要有吴敬恒、王照、陈虬、李元勋、刘孟扬（方案一）、劳乃宣、杨琼、田廷俊、卢戆章（方案二）、马体乾、章太炎、宋恕、黄虚白（方案一）、郑东湖等人，共提出14个方案，在清末28个汉语拼音改革方案中占了整整一半，是拼音改革中影响最大的一类方案。这类方案既吸收了西文拼音方法的优点，又照顾到汉字的传统表现习惯和约定俗成的特点，群众基础较为广泛。在这类方案中，王照和劳乃宣提出的方案比较具有代表性。

王照（1859—1933），字小航，号水东，直隶宁河（今属河北省）人。光绪进士，由庶吉士改官礼部主事，赞同维新变法。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上疏弹劾礼部堂官怀塔布等阻遏新政，大胆抨击封建顽固派。锐意变法的光绪帝以怀塔布等首违诏旨，阻格言路，将礼部六堂官革职，并表彰王照不畏强御，赏给三品顶戴。戊戌政变后，王照被革职通缉，流亡日本。王照在日本受到日文假名字母的启发，开始考虑中国的文字改革问题。未久，王照潜回国内，在严修的帮助下写成《官话合声字母》，于1901年在日本东京出版。王照的拼音方案强调以“官话”为标准音。所谓“官话”是指旧时期汉语中流行较广的北方话，特别是北京话，北方话诸方言也称“官话”。王照强调以“官话”为标准音着眼于全国语言的统一，用意颇深。他说：“语言必归画一，宜取京话。因北至黑龙江，西逾太行宛洛，南距扬子江，东傅于海；纵横数千里之土语，与京语略通；外此诸省之语，则各不相通。是以京话推广最便，故曰‘官话’。余谓官者公也，官话者公用之话，自宜择其占幅员人数多者。”[33]就他的方案特点来看，采用汉字偏旁作为字母，而字母是在假借旧字基础上改造而成，被称为“汉字笔画式”或“偏旁式”，也有叫“假名式”的。方案初稿原有15个“喉音”（即韵母），49个“字母”（即声母），后来改为12个“喉音”，50个“字母”。其具体表示法如下（括号中是今天的汉语拼音方案）：

“喉音”（韵母）：

“字母”（声母）：

从此时起，王照便全力从事汉语拼音改革和推广普及的工作。1903年，他在北京设立“官话字母义塾”，开始在民间推行，并创办了拼音官话书报社，出版《拼音官话报》，刊行《初学拼音官话书》多种。这一举动得到各地的响应，保定、大名、南京、天津、热河、成都、汉口、温州等地，也都相继出现这类学堂和报刊。王照还积极运动官方，试图求得上层的支持。1901年他到北京去见李鸿章，“合肥托病不见，委其最亲信之幕僚于式枚代见”。[34]此后，又通过吴汝纶、王璞等上书管学大臣张百熙，呈请奏准推广《官话字母》。直隶大学堂学生何凤华等人也联名上书袁世凯，请求奏明颁行官话字母。张百熙和袁世凯都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积极的态度，使得王照的“官话字母”得到较顺利的推行。

劳乃宣（1843—1921），字季瑄，号玉初，晚号韧叟，浙江桐乡人。同治进士。曾任南皮、吴桥等地知县、浙江大学堂监督、江宁提学使等职。劳乃宣在政治上虽然保守，但却长于音韵学和算学，是当时的知名学者。1905年，他写成《增订合声简字谱》和《重订合声简字谱》，前者为宁音谱，后者为吴音谱，以在南方推行“官话字母”。这两个方案均在王照方案基础上写成。他在《增订合声简字谱》序中说：“宁河王氏，于前年撰《官话合声字母》……顾其书专用京音，南方有不尽相同之处，然所差无几，略加增改，即能相通。”这道出了他的方案与王氏“官话字母”之间的承续关系。其具体为：“于其原定五十音母（声母）加六字为五十六母；于其原定十二喉音（韵母）加三字为十五韵；于其点发四声，加一入声之号，则宁属各府州县，及皖属各处语音相近之处，皆可通行。若再加七母、三韵、一浊音之号，则苏属及浙省等处皆可通行矣。”[35]劳乃宣着重强调了两个问题：一是方言拼音与语言统一的关系，一是切音字与反切的关系。他认为，学了方言拼音再学官话拼音就比较容易，指出：“学南音，非但不与北音相反，而且相成，何也？南方语言，既可以简字拼之，由是而览北方之书报，不觉恍然大悟曰：‘此一字吾读某音，今北方则读某音；此一音吾所有，今北音则无之；仅须一转移之功，而北音全解，北音全解而国语全通矣，所谓相反而适相成也。”[36]这种看法颇具见地，道出了今天通过方言语音与普通话语音的对应规律来学习普通话的方法。这种观点的提出有助于正确处理方言拼音与共同语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拼音文字与反切法的关系上，劳乃宣主张“简字即反切之捷法”，强调二者的一致性。他说：“今通简字后，则凡有反切之书，皆迎刃而解。然则简字者，非惟不足湮古学，而且可以羽翼古学，光辉古学，昌明古学。”[37]拼音改革不是完全用外国的办法取代中国传统旧法，而是对古代拼音方法的承继和发展。劳乃宣的观点是正确的。他还为推行自己的方案积极奔走，呈请当道在南京开办“简字半日学堂”师范班，培养普及“官话字母”的骨干。

第四类属于采用数码及自造其他符号的方案。采用数码的有田廷俊方案、沈韶和方案，自造符号的有刘世恩方案。

上述四类方案，速记符号和数码及自造符号两类方案存在的时间很短暂，影响不大。拉丁字母类方案尽管占有一定的数量，拥有一批拥护者，但在当时影响仍然有限，并未形成左右大局之势，只是到了民国以后才显示出它的积极意义。而在晚清时期影响最大的是汉字笔画方案。经过王照、劳乃宣等人的努力，汉字笔画方案，尤其是其中的“官话字母”，得到许多人的认同，推广到许多省份，正如王照所说：“十年之中，坚忍进行，传习至十三省境。拼音官话书报社先设于保定，后移北京，编印之初学修身、伦理、历史、地理、地文、植物、动物、外交等拼音官话书，销至六万余部。”[38]

然而，“官话字母”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也曾遇到挫折。1910年，醇亲王载沣摄政，因《拼音官话报》触其忌讳，竟然下令各省禁止传习官话字母，并饬北京巡警局封闭拼音官话书报社。清政府的查禁举动引起了立宪派的强烈反弹。同年年底，议员江谦向资政院提出了一个说帖，对学部奏报的《分年筹备立宪事宜清单》中所列国语教育事项，举出八点质问，其中包括“是否主用合声字母拼合国语以收统一之效？或用形字而旁注合声字以为范音之助？抑全不用音字，但抄袭近时白话报体例，效力有无，置之不顾？”国语教育的“编订、颁布、传习、推广之期，是否亦须提前赶办？”等问题。许鼎霖、严复、易宗夔、陶镕、陆宗舆等32人联署这一说帖。实际上这是对清政府查禁举措的一个反弹，是在为推广“官话字母”向官方施加的舆论压力。此外，呼吁推行“官话字母”的说帖还有：直隶保定官话拼音教育会韩德铭等187人陈请资政院另办官话简字学堂，颁行官话简字；北京“拼音官话书报社”编译员庆福及各号“官话字母义塾”教员、教习、经理等111人陈请资政院颁行官话简字；候选道度支部郎中韩印符等8人、江宁程先甲等45人、四川刘照藜及陶柟等均向资政院呈递条陈，提出推广拼音文字的各种建议。这些情况说明，经过十余年的努力，汉语拼音运动已经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成为中国文字改革的主流。社会守旧势力的任何阻挠都无法改变它向前发展的潮流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