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尤其在19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出现了语言文字改革的新形势。晚清语言文字改革局面的形成不仅是当时中国社会变革的产物，而且也是历史上中国语言文字改革传统的继续。

中国语言文字尽管源远流长，丰富多彩，但也有着笔画繁、读音杂的不足，不如拼音文字简易好学。这个问题很早就被有识之士所认识。顾炎武《日知录》记载：“外国之巧，在文书简，简故速；中国之患，在文书繁，繁故迟。”[8]明清之际，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为了克服语言文字上的障碍，开始用罗马字母拼注汉字读音。他们的这种做法引起了当时及后来一些学者的注意。方以智、杨选杞、刘献廷等人都因受他们的启发而先后提出改革汉字的主张。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传统社会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冲击，开始发生新的变化。在新的社会变革面前，传统文化的许多方面已经暴露出它们的落后性，不能再适应新变局的需要，提出了变革的要求。语言文字改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早在鸦片战争前后，一些有识之士就提出文字改革的问题。龚自珍在《拟上今方言表》中写道：“旁采字母翻切之旨，欲撮举一言，可以一行省音贯十八省音，可以纳十八省音于一省也。”[9]这是晚清较早提出的用新法给汉字注音的主张。他还打算搜罗中国各省方言及满洲、高丽、蒙古及喀尔喀等语言，编纂《今方言》一书。书虽未编成，但却提出了以拼音改革文字，并经由拼音来统一语言的思想。

鸦片战争以后来华的西方人士，或者为了在华传教，或者为了开辟在华的贸易、外交、经营及其他事业，也在摸索、创制汉语注音方法，以扫除语言障碍。1867年，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威妥玛出版了他的《语言自迩集》。这是一本京音官话课本，起初只用作使馆人员学习汉语的注音工具，后来成为音译中国人名、地名和事物名称的通用拼法，直至今天仍为研究汉学的外国人所使用。西方人创制汉语拼音，并不是帮助中国进行文字改革，而是为其对华文化渗透服务，但在客观上却使一些中国人认识到，汉语也可以用拼音文字来书写记忆，从而启迪了汉字改革的新途径。

从鸦片战争至19世纪90年代以前是晚清汉字改革的准备阶段。从士大夫、下层民众及来华外国人等几个不同的社会集团，都发出汉字改革的呼声或信息。这是中国语言文字改革必然性的反映。不过这种呼声和信息在当时是零星的、微弱的，没有成为一种社会性的行动。

从19世纪90年代至清王朝垮台是晚清文字改革的兴起、发展和**阶段。1892年（光绪十八年）卢戆章在厦门出版了《一目了然初阶》。这是晚清时期第一种切音字方案和第一本切音字著作，标志着语言文字改革的正式展开。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民族危机空前加深，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蓬勃兴起，变法成为全国性的政治要求。在这种形势的推动下，语言文字改革迅速走向**，很快形成了全面性改革的新局面。此期的汉语改革不仅表现为改革呼声日益高涨，而且还表现在许多改革方案的具体实施上；不仅有民间的积极活动，而且也得到官方的响应。改革涉及的内容也相当广泛，包括推行“切音字”，用新法识记汉字，简化汉字，完善汉语语法和标点，采用新词汇，推行“官话”，统一语言等方面。这些改革较为深刻地触动了传统汉语的旧结构，以新的原则和内容为古老的汉语注入活力，推动了中国语言文字向近代化的方向转变。

晚清时期中国语言文字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文字改革与社会变革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语言文字的改革不是孤立存在，单独开展，而是和“文界革命”、教育革命、乃至整个资产阶级新文化运动同步展开，形成相辅相成之势，成为晚清资产阶级社会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变革为语言文字的改革开辟了道路，创造了前提；语言文字的改革反过来深化了社会变革的内容。

中日甲午战争后，国人改革语言文字的要求日益强烈，改革的宗旨和思路也愈显明确。许多有识之士把文字改革与挽救民族危机、实现国家富强的历史使命联系起来考虑，反思传统汉语利弊，痛陈汉语改革的重要性，为汉语改革的推行大造舆论。维新志士康有为、梁启超、宋恕、谭嗣同、沈学、马建忠、王炳耀、黄遵宪等人，都是戊戌维新运动时期语言文字改革的积极倡导者、鼓吹者。

主张语言文字改革的有识之士从爱国主义的高度来认识文字改革问题，认为文字改革与国家富强息息相关。沈学指出：“既文事凌夷，外患蠭动，当此痛巨创深之际，莫不欲自强为计。……窃谓自强陈迹有三：一、欧洲列国之强……有罗马之切音也，人易于读书，则易于明理；理明，利弊分析，上下同心，讲求富强。二、美洲之强……亦切音字为之；切音字易达彼此衷曲，上下无隔膜。三、俄国日本之强……其势由上借本国切音字，翻译太西富强书，令民诵读者也。三者莫不以切音字为富强之源。”[11]他用欧美各国、日本为例，强调了文字改革对于国家富强至关重要，言辞不免夸大，但其良苦用心则赤诚可见。基于这种认识，沈学把文字改革视为当时中国所有改革事业“最先”要“变”者。他说：“今日之议时事者，非周礼复古，即西学更新：所说如异，所志则一，莫不以变通为怀：如官方、兵法、农政、商务、制造、开矿、学校；余则以变通文字为最先。文字者，智器也，载古今言语心思者也。文字之难易，智愚强弱之所由分也。”[12]梁启超亦大声疾呼：“国恶乎强？民智斯国强矣；民恶乎智？尽天下人而读书，而识字，斯民智矣。德美二国，其民百人中识字者，殆九十六七人，欧西诸国称是。日本百人中识字者，亦八十余人。中国以文明号于五洲，而百人中识字者，不及二十人。虽曰学校未昌，亦何遽悬绝如是乎？”[13]这些主张与沈学的观点完全一致。

文字改革的倡导者用新时代的理念对传统汉字进行反思，揭露弊端，痛陈改革的必要性与迫切性。他们认为，中国文字的突出弊端就是过于繁难，言文分离，难学难记，不切实用。蔡锡勇指出：“尝念中国文字，最为美备，亦最繁难；仓史以降，孳乳日多；字典所收，四万余字；士人读书，毕生不能尽识。……童子束发入塾，欲竟其业，慧者亦须历十余年；如止读数年，改操他业，识字有限，类不能文；在妇女更无论矣。缘文字与语言各别，识字读书，兼习其文：记诵之功，多稽时日也。”[14]有的论者把中国文字的衰敝与八股取士、繁琐考据联系起来进行批评，试图揭示汉语衰敝的深层原因。温灏指出：“中国之文字……洎乎秦汉以后，经生家务为考据，于是字学诸书，浩如渊海，士有至皓首穷经，而未能尽明其字义者。至唐宋以诗赋论才，有明以八股取士，文愈繁则治亦愈衰。”[15]王炳堃也批评说：“国朝功令，以文字取士；乡会二场，取以文；殿试朝考，取以字；有因一点之误，半画之讹，竟遭勒帛。以字学之难也，士穷一生之力，在于文字，何暇及他学哉！”他感慨说：“文网之密，字学之繁，实为致弱之基。”[16]这些批评都十分切中时弊。

章太炎像

在反思古代汉语的基础上，有识之士提出了实行改革的宗旨和原则。其宗旨就是实现“言文一致”和“统一语言”，遵循的原则便是“易繁为简”。语言与文字分离是古代汉语的一大特点，也是它的一个缺陷，尤其到了近代，这一缺陷带来的弊病更为突出，实现“言文合一”自然成为汉语改革的首要目标。梁启超说：“吾乡黄君公度之言曰：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稽古今之所由变，识离合之所由兴，审中外之异，识强弱之原；于是通人志士，汲汲焉以谐声增文为世界一大事。”[17]语言统一也是清末汉语改革面临的一大问题。对此谭嗣同主张“尽改象形字为谐声”来实现语言的统一。他说：“又其不易合一之故，由语言文字，万有不齐，越国即不相通，愚贱尤难遍晓。更苦中国之象形字，尤为之梗也。故尽改象形为谐声，各用土语，互译其意，朝授而夕解，彼作而此述，则地球之学，可合而为一。”[18]这些主张成为当时主张文字改革同人们的共识。

20世纪初，即辛亥革命期间，中国的语言文字改革向纵深发展，各种改革方案纷纷出台。积极鼓吹文字改革的除了上述提到的诸人外，还有王照、吴汝纶、刘师培、章太炎、卢戆章（方案一）、吴稚晖、陈虬、劳乃宣等。他们不仅广泛地讨论了文字改革的问题，而且还就一些重要问题展开争论。如关于文字改革还要不要汉字的问题，人们的看法就不一致。有人主张在保存现有汉字的基础上，吸收西方语言文字的积极因素进行改革，有人则主张废除汉字，直接搬用“万国新语”。

刘师培、章太炎等人持前一看法。刘师培在《中国文字流弊论》、《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等文章中阐述了自己关于文字改革的主张。他首先肯定了改革文字的必要性，认为中国文字存在五大弊端：即“一、字形递变而旧意不可考也”；“二、一字数义而丐词生也”；“三、假借多而本意失也”；“四、由数字一义也”；“五、由点画之繁也。”汉字因有“五弊”而造成词义模糊，结构复杂，学习困难，阻碍了文化教育的普及，亟待改革。他提出两条改革办法：“一曰宜用俗语也”，即提倡、推广大众化的白话文。他说：“中国之文士则孰非蹈此弊者乎？致弊之原因在于崇拜古人。凡古人之事，无不以为胜于今人，即言语文字亦然。而评文者每以行文之雅俗定文词之工拙。此固中国数千年积习使然，而不可骤革者也。欲救此弊，宜仿杭州白话报之例，词取达意而止，使文体平易近人，智愚悉解。其策一也。”“二曰造新字也”，即创造能够准确反映新时代、新事物内容的字词。他说：“今者中外大通，泰西之物多吾中国所本无，而中国乃以本有之字借名之，丐词之生从此始矣。此侯官严氏所以谓中国名新物无一不误也。今欲矫此弊，莫若于中国文字之外，别创新字以名之，循名责实，使丐词之弊不生。其策二也。”[19]积极提倡切音字和官话的卢戆章、王照等人只把拼音字母视为辅助学习汉字的工具，不主张以之取代汉字。卢戆章在《一目了然初阶》一书中指出：切音字与汉字的关系是：“以切音字与汉字并列。”[20]王照等人编辑出版的字母书实际上是汉字拼音读物，用切音字来辅助汉字。如他所说：“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全是汉字旁边音着字母，借着字母，就认得汉字，日子多了，就可以多认汉字，以至连那无有字母的书，也都可以会看了。”[21]

陈虬、吴稚晖等人则主张废除汉字，即刻以拼音文字取代之。还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谭嗣同就主张“尽改象形字为谐声（即拼音文字）”，成为这种激进观点的先导。1902年，陈虬斥汉字为“没有用场的文字”。他在“新字瓯文学堂开学演说”中指出：“吾们中国那里够得上呢，地方既没有这许多学堂，字又着实难识得很。每字既有许多音哪，每音又有许多字呢，而且笔画忒多，通扯起来每字总有八九笔，多者四五十笔不等。……那人这么肯费了多少工夫，花了多少银钱，去学这没有用场的文字。识字人少，自然读书明理的不多，所以西洋从前尚称吾们为半教的国家，近来竟呼吾为野蛮呢。”[22]这种观点发展到极端，便是《新世纪》提出的废除汉字的主张。1908年行的《新世纪》第40号引用署名“前行”的文章《中国新语凡例》说：“中国现有之文字不适于用，迟早必废，稍有翻译阅历者，无不能言之矣。既废现有文字，则必用最佳最易之万国新语。”[23]所谓“万国新语”就是世界语。不久，“前行”又发表文章，认为中国文字改革有三种办法：（1）采用一种欧文；（2）用罗马字母反切中国语音；（3）用万国新语。作者主张用第三种办法。另有一位“新语会会员”也反对另造“中国新语”，主张直接学万国新语。还有一位自称“笃信子”的意见更为偏激，竟然说：“中国文字为野蛮，欧洲文字较良；万国新语淘汰欧洲文字之未尽善者而去之，则为尤较良。弃吾中国之野蛮文字，改习万国新语之尤较良文字，直如脱败絮而服轻裘，固无所用其更计较。”[24]对于上述观点，吴稚晖在《新语问题之杂答》（发表于《新世纪》）中均表示赞成，尤其认为“笃信子”的建议“最为简便易行”。

以上废除汉字的言论，受到章太炎、刘师培等人的反对。章太炎在1908年《国粹学报》41、42期上发表了题为《驳中国改用万国新语说》，反对废除汉字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文字改革主张。他首先旗帜鲜明地反对《新世纪》报作者坚持的“中国改用万国新语”说，认为这种言论是“季世学者好尚奇觚，震慑于白人侈大之言，外务名誉，不暇问其中失所在”。他也不赞成实行拼音文字，认为文化的发达与否，教育普及与否，均与是否实行拼音文字无关。汉语是单音节语言，只能使用汉字。他说：“且汉字所以独用象形，不用合音者，虑亦有故。原其名言符号，皆以一音成立，故音义殊者众；若用合音之字，将茫昧不是以为别。”所以他对当时流行的各种汉字笔画式拼音方案都不赞成，提出了自己“取古文籀篆径省之形”确定的改良反切方案，即三十六“纽文”（声母）和二十二“韵文”。[25]当时一般主张文字改革者尽管不赞成废除汉字，但大都认为拼音以后也可以成为一种文字，至少是一种初级文字，具有注识汉字的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代替汉字。章太炎则认为拼音不可能成为文字，与主张实行拼音论者的观点明显不同。刘师培同样反对废除汉字和实行拼音字母，批评说：“今人不察，于中土文字，欲妄造音母，以冀远行”。[26]他认为，中国文字，“以形为纲，察其偏旁，而往古民群之状况，昭然毕呈……用以证明社会学，则言皆有物，迥异蹈虚。此则中土学术之有益于世者也”。他不仅反对借鉴西方语言文字的方法改造汉字，而且主张“扩中土文字之用”，把《说文解字》译成世界语推广于世界。他说：“今欲扩中土文字之用，莫若取《说文》一书译以Esperanto（即中国人所谓世界语）之文。其译述之例，则首列篆文之形，或并列古文籀文二体，切以Esperanto相当之音，拟以Esperanto相当之义，并用彼之文详加解释，使世界人民均克援中土篆籀之文，穷其造字之形义，以考社会之起源。”[27]

“前行”、吴稚晖等人的主张完全是脱离实际的主观空想，是对民族语言文字采取的虚无主义态度。他们把文字和语言混为一谈，通过对汉字及汉语拼音字母的否定，进而否定了汉语，甚至称汉语是“野蛮之符号”。这是完全错误的和幼稚可笑的。他们的主张集中反映了清末语言文字改革中较为激进一派人士的观点。章太炎、刘师培虽然主张实行文字改革，但反对在拼音文字上进行尝试，认为汉语是单音节语就只能使用汉字，也是片面性的。他们的主张代表了汉字改革中保守一派人士的观点。无论哪种观点，都是当时社会改革的产物，有着它产生和发展的必然性，反映着晚清文字改革所经历的曲折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