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化随着欧美殖民主义的炮舰、鸦片涌入中国，其声势和规模则远远超过明末清初时西学东渐的水平。晚清的西方文化输入，就其知识性的内容而言，可以戊戌维新运动为界，分成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主要输入西方自然科学及技术知识；在后一时期，新派知识分子开始注意介绍西方的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使西学传播别开生面，从而把晚清西学东渐推向了新的**。

一、西学东渐的新态势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最初的西学东渐应该从明末清初算起。在当时，以利玛窦、汤若望等人为代表的耶稣教传教士来到中国，在传播宗教的同时也介绍了一些西方自然科学的内容。然而，从总体上看，此期西学传播的规模、影响都非常有限。传播渠道主要通过译书来进行，而译书的主动权基本上操于外国传教士之手。可以说在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中，中国处于被动状态。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社会性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西学东渐的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近代化报刊的出现、新式学堂的创办、翻译出版机构的设立，大大拓宽了西学传播的渠道。由于晚清社会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动，一批初步受过近代教育，具有新式知识构成，并懂得外文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成长起来，充当了译介西学的主要力量，打破了外国传教士对译书的垄断。从译介内容上来看，传入中国的西学经历了从片面介绍西方科技知识，到全面介绍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转变。这一切都说明，晚清的西学东渐基本上改变了过去由外国传教士控制的被动局面，形成了全方位输入的新态势。

（一）西学传播途径的拓宽

晚清以前，包括明末清初，西学在华传播颇受限制，其传播渠道只有译书一途。晚清以后情况大变，出现了报刊、学堂、译书出版及人员交往等多种途径并举的传播态势。

报刊传播是晚清西学东渐的重要途径。中国的近代化报刊最初是由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创办的。1815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南洋马来半岛西岸的马六甲出版了一种名叫《察世俗每月统计传》的报纸。这是东来的西方人创办的以中国人为读者的第一份中文报刊。然而，从此时到鸦片战争以前，外国传教士不仅数量少，而且活动区域有限，创办报刊为数不多。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国家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不断派遣教会组织及传教士来华，进行宗教和文化方面的渗透。为了扩大教会势力的影响，来华传教士在上海、广州、汉口、天津等城市创办了一系列报刊。大致而言，在19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的半个世纪时间里，外国人在中国先后创办了近170种中、外文报刊，约占同期中国报刊总数的95％，其中大部分是由教会或传教士个人创办的。[1]由外国传教士掌握的报刊尽管以宣传宗教为宗旨，但不少教会传教都以“以学证教”为原则，在传教的同时也附带介绍一些科学技术知识，这就使掌握在传教士手中的报刊成为传播西学知识的媒介。中日甲午战争后，随着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的开展（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出现了华人办报的热潮，使中国拥有的报刊数量大增。尤其在晚清最后10年，全国许多城市都创办了报刊。上海、北京、广州等政治中心城市及东南大都市自不待言，就连潮州、无锡、镇江、赣州、营口等中小城市也有报刊发行。这些报刊，无论是官办的，还是民办的，也无论是何种性质，它们的一个共同目的就是介绍各种世界新知，开启民智。在传播和介绍西学方面产生过较大影响的报刊主要有以下几种：

《遐迩贯珍》，1853年9月由马礼逊教育会创办，中文月刊，1856年5月停刊，共出33期。初由麦都思主编，后奚礼尔、理雅各又先后主持。所刊内容有论说、新闻、通讯、寓言、图片等，其中有大量介绍西学及世界大势的文章。

《格致汇编》，由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于1876年2月创办，月刊（改季刊），为晚清最早的科学杂志。创刊后，旋办旋停，1892年冬出至第7年第4卷终刊，共计出60卷。受聘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傅兰雅，从自己译介西学的工作中感到，要使“格致之学”在中国“盛行”，首先必须对民众进行科普教育，“急宜先从浅近者起手，渐及而至见闻广远，自能融会贯通矣”。[2]为此，他创办了《格致汇编》。该刊主要介绍近代自然科学和工艺技术知识，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大凡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医学、药物学，以及纺织、冶炼、制造、运输等生产技术及水雷、火炮等军事技术，几乎无所不包。《格致汇编》创刊后颇受读者欢迎，销路畅达，发行量每期在三四千册以上，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影响。

傅兰雅像

《万国公报》，原名《教会新报》，1868年9月由基督教会创办于上海，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为主编，周刊。从第301卷（1874年9月）起更名《万国公报》，成为以时事为主的综合性刊物。1883年7月出至第750期停刊，1889年2月复刊，改月刊，期数另立，成为外国教会机构广学会的主要舆论工具。1907年停刊。改名后，该刊在每期扉页附印一行说明：“本刊是为推广与泰西各国有关的地理、历史、文明、政治、宗教、科学、艺术、工业及一般进步知识的期刊”，表明它比一般刊物更注重对各种知识的宣传介绍。《万国公报》因其知识性强，发行时间长，而在社会上产生重要影响。发行量从最初的每期两三千份增加到5.4万份（1903年）。

《新民丛报》，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重要刊物，保皇会主要舆论机关。1902年2月在日本横滨创刊。半月刊。梁启超、蒋观云先后主编。撰稿人有韩文举、欧榘甲、马君武、麦孟华、徐勤、徐佛苏等。1907年冬停刊，共出96期。该刊在创刊号宣布了三条办报宗旨，即“维新吾民”、“养国家思想”、“导中国进步”。其基本精神就是用近代的新思想、新知识对广大民众进行思想启蒙。基于这种宗旨，该刊十分注重对域外新知的宣传介绍，所设栏目有：论说、学说、政治、短评、中国近事、海外汇报、史传、地理、教育、学术、兵事、宗教、名家谈丛、舆论一斑、杂俎、小说、文苑、新著介绍、问答、余录等。第一年共辟24个栏目，以后各期经常保持的栏目在10个以上。从栏目的设置可反映出该刊所载内容的丰富多彩。《新民丛报》对西学的介绍，既有自然科学，又有社会科学。尤其对后者的介绍成就卓著。涉及哲学、政治、法律、文学、教育、历史等方面，近代人文科学的主要领域，大都包罗在内。《新民丛报》宣传的这些内容，适应了当时的中国人对西学的强烈追求，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该刊也成为当时最畅销的刊物之一，发行量高达万份上下，有时每期再版或辗转翻印达10余次之多。

《科学世界》是近代中国人创办的关于自然科学的专门杂志，由上海科学仪器馆主办。创刊于1903年3月，1904年年底停刊，发行了12期。后于1921年复刊，发行了5期旋停。主要撰稿人有虞和钦、王本祥、虞辉祖、杜亚泉、徐宗彦等，多为自然科学的专家和爱好者。该刊宗旨：“发明科学基础实业，使吾民之知识技能日益增进”，[3]即以宣传实业救国，对民众进行科学启蒙为己任。该刊所载内容较为广泛，其“简章”中拟定的栏目有：图画、论说、原理、实习、拔萃、传记、教科、学事汇报、小说等。通过这些栏目，该刊登载了大量介绍自然科学的文章。为了更形象地宣传科学知识，该刊还登载科学小说。日本木村小舟写的科学小说《蝴蝶书生漫游记》，由日人茂原巩江、王本祥合译，在该刊连载。科学小说寓科学知识于故事情节之中，很能吸引读者，能够收到一般科学论著所不能有的宣传效果。

新式学堂也是晚清西学传播的重要途径。在晚清，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引起了教育领域的变革。新式学堂的出现就是这种变化的重要表现。晚清出现的新式学堂主要有3种类型：第一类是由外国教会创办的学堂，它们出现最早；第二类是由清政府开设的近代学堂；第三类是由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及各种民间团体创办的新式学堂。

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就开始在中国创办学堂，不过为数很少。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外国教会取得更多的传教特权，兴起了办学热潮，教会学校数量与日俱增，办学水平也有提高，不仅兴办了一些中学，而且还出现了少数大学。教会学校的宗旨是“使学生能成为社会上和教会里有势力的人物，成为一般人民的先生和领袖”[4]，以便用基督教征服整个中国。基于此种目的，教会学校便把宗教、科学知识、四书五经及英语当成基本教学内容。

清政府兴办新式学堂是从1862年创设京师同文馆开始的。在洋务运动期间，清政府共举办了这类学堂20余所，以培养外语人才、军事人才和技术人才。这些学堂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封建传统教育的窠臼，但都程度不同地采取了西方近代学校的某些体制教法，开设了一些自然科学、外语之类的课程，传播了一些域外新知。1901年“新政”以后，清朝教育制度发生根本性变化。随着科举制的废除，近代教育体制逐步建立起来，新式学堂在全国各地普遍设立。清末的新式学堂，既不同于旧式私塾，又不同于中日甲午战前的洋务学堂，近代色彩更加鲜明。清政府在1902年颁发的《钦定中学堂章程》对所开课程作了这样的规定：“修身第一，读经第二，算学第三，辞章第四，中外史学第五，中外舆地第六，外国文第七，图画第八，博物第九，物理第十，化学第十一，体操第十二。”[5]尽管此期的清朝官方教育以“中体西用”为宗旨，但近代学科知识的比重大大增加了，官方学堂亦是传播西学的重要途径。

创办新式学堂是中日甲午战争后新兴资产阶级所从事的一项重要活动。改良派和革命派对此都很重视，并付出了实际努力。这些机构在介绍西学、传播维新变法思想方面，起了重大作用。维新派在湖南长沙设立的时务学堂，采取中西学并重的方针，分经学、子学、史学和西学几科，不仅教授自然科学，而且还宣传了西方的进化论、民权说，培养出蔡锷、林圭等人才。辛亥革命期间，革命派也办了许多学校，以培养“革命之健儿”、“建国之豪杰”。爱国学社、爱国女校、大通师范学堂等便是其中的著名者。这类学堂办学宗旨比较开明，没有官方学堂的种种限制，“重精神教育以自由独立为主”，在教学内容上，西学重于中学；成为培养革命人才的重要场所。

上海广学会

除了报刊、学堂之外，晚清西学东渐的途径还有翻译出版机构。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等有识之士就提出“访夷情”、“译西书”的主张。林则徐为了翻译西方书刊，聘请梁进德、袁德辉等为译员，从事翻译工作；把部分内容辑成《华事夷言》，开晚清译书之先河。然而最早出现在中国的近代翻译出版机构则是外国传教士在19世纪40年代创办的墨海书馆（1843）、华花圣经书房（1845），翻译出版了一批晚清较早的西学书籍。60年代以后，由外国人掌握的出版机构有美华书馆、益智书会和广学会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广学会。广学会，初名同文书会，1887年成立于上海，后改名广学会。其成员主要是寓沪的外国人，有传教士、外交官、租界官员及在华的外籍知名人士。英人赫德是它第一位会长。广学会是在宗教旗号下从事文化活动的社团，以编译西书为主要工作。据统计，1887—1900年，广学会共出版书籍约176种，到1911年，共出版461种。[6]其中非宗教性书籍占一多半以上，涉及哲学、法律、政治、教育、实业、天文、地理、博物、理化等十几个方面。同时还发行多种刊物，主要有《万国公报》《孩提画报》《训蒙画报》《大同报》《中西教会报》《女铎》等。书报发行点遍布全国，1898年有28处，到次年增至35处。广学会是清末编译西书、介绍西学最多的出版机构之一。

从19世纪60年代起，清政府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翻译西书，并成立了相应的翻译出版机构。最重要的机构就是创设于1868年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京师同文馆也兼有译书的职能。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成立后，聘用徐寿、李善兰、华蘅芳、赵元益等中国学者及伟烈亚力、傅兰雅、林乐知等外国传教士为译员，有组织、有计划地编译西方科技类图书，较系统地介绍了近代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及各种技术知识。仅到1880年为止，该馆译成西书共143部，已经出版者达98部。京师同文馆也设有印书处，馆内师生不断译印科技书籍，到1888年强学书局成立前，编译西书20余种[7]，为西学的传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华蘅芳像

中日甲午战争后，在资产阶级政治斗争的影响下，中国的近代出版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各种译书机构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比较重要的有：商务印书馆编译所（1897，上海）、大同译书局（1897，上海）、译书公会（1897，上海）、译书汇编社（1900，日本东京，在上海设有总发行所）、广智书局（1901，上海）、江楚编译局（1901，南京）、教育世界出版社（1901，上海）、文明书局（1902，上海）、中国图书公司（1906）、中国医学会（1909，上海）等。此期的翻译出版机构不仅数量多，而且情况复杂，有官办的，也有民办的；有设在国内的，还有设在国外的。出版的书籍除了有科技类外，还有大量人文科学类，而且后者比重越来越大，构成此期西学引进的主要内容。流行于欧美国家的进化论、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及文学艺术等学科、门类，大都得到系统的介绍。值得提出的是，此期的国内学者把求学目光转向日本，以致在中国出现了日文西书翻译热。他们认为，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学习西方，富国强兵，取得成功的经验，可资中国借鉴；另外，中日文字相近，译日文较译西文更易，是学西方的捷径。19世纪末20世纪初，翻译出版的日文书籍大量增加。据谭汝谦主编的《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统计，1896—1911年的十余年间，中国翻译日文书籍计958种[8]。这个统计并不全面，实际数字要在1000种以上。日文书籍的翻译出版，丰富了引进外来文化的内容。

人员往来也是晚清西学东渐的一种形式。晚清以前，中外人员往来主要表现为外人来华的单向流动，中国人很少出国。鸦片战争以后，中外人员往来不仅人数增多，次数频繁，而且出现了多向发展的情况，既有大量外国人来华，又有不少中国人出国。许多出国的中国人或者考察异域风情，或者学习别国新知，并通过日记、游记、文章、著作等形式，把外国文化源源不断地介绍到国内，为国人了解域外大势开辟了新的途径。

晚清时期，由于中国闭关的大门被列强打开，外国人大量涌入中国，形成了自明末清初以来外国人来华的一个新的**。仅以来华的外国传教士而言，在明末清初的百余年间，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只有数百人，而在晚清，到19世纪末，来华天主教各修会的传教士共约800人[9]，基督教传教士则达1500人[10]。如果算上经济、政治、外交、文化等方面的外来人员，那会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汇辑了1840—1949年间来华外国人名录2000余人，这些仅是来华外国人中部分有影响、有地位的人物。他们包括参赞以上的外交官，重要口岸的领事官，海关、盐务及邮政主管职员，租借地行政长官，政府顾问，著名传教士，军官，汉学家，新闻记者，商人，科学家及其他与中国近代史事有关的外国人。其中不少人都参与了当时的文化交流工作，或者通过各种方式介绍西学，或者向海外介绍中国文化，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工具。

晚清时期，中国人出洋日益增多，改变了从前的封闭状况。出洋华人数量之多，成分之广泛，都创下以往历史的最高纪录。出洋华人大致有以下几类人员：

1．出洋劳工

出洋劳工是指那些被生活所迫而到海外谋生的劳动者。他们中的许多人是被西方殖民者当作“猪仔”拐卖到海外的，与奴隶无异。据估计，1801—1850年，被掠卖出国的华工总数约32万人。自1850年以后的25年间，出口华工猛增到228万人。这些华工有被贩往南北美洲和英属西印度群岛，也有贩往东南亚地区的。他们在海外受尽非人的折磨，境遇十分悲惨。

2．使外及出国游历官员

为了应付鸦片战争以后的变局，清政府不得不改变闭关时代的一些做法，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陆续派官员出国，或者充当驻外官员，或者游历考察，不断向国内传送世界各地的信息。1866年，总税务司赫德告假返回英国，建议总理衙门派同文馆学生随同赴泰西游历。清政府遂派前知县斌椿与同文馆学生凤仪、张德彝、彦慧等随赫德前往，先后考察了英、法、瑞典、俄国、普鲁士、比利时等国。这是清政府在晚清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批官方考察人员。斌椿此行写下《乘槎笔记》、《海国胜游草》（诗稿）、《天外归帆草》（诗稿）等作品，记载了游历中的所见所闻及观感。张德彝也写了《航海述奇》。1868年，清政府向西方国家派出了第一个外交使团，领队是受清政府聘用的美国人蒲安臣，成员有总理衙门官员志刚、孙家谷等。志刚写下《初使泰西记》，记述了这次出访经过。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清政府开始派出驻外使节。1876年郭嵩焘被任命为驻英公使，后又兼使法国。1877年清政府任命胡璇泽为驻新加坡领事，是为中国设置驻外领事之始。至清末，清政府先后向16个国家派出公使，向45个国家和地区派出领事[11]。为了了解域外大势，清政府在1877年12月发出一道上谕，命令出使各国大臣随时呈送日记，内称：“凡有关系交涉事件，及各国风土人情，该使臣皆当详细记载，随事咨报。数年以后，各国事机，中国人员可以洞悉，不至漫无把握。况日记并无一定体裁，办理此等事件，自当尽心竭力，以期有益于国。”[12]根据这条谕旨的要求，许多驻外使领官员及出国随员都写出了风格不同的出国日记、游记及其他著作，如郭嵩焘（驻英法使臣）的《使西纪程》、曾纪泽（驻英、法、兼使俄使臣）的《出使英法日记》、何如璋（驻日使臣）的《使东述略》、李凤苞（驻德使臣）的《使德日记》、陈兰彬（驻美使臣）的《使美纪略》、薛福成（驻英、法、意、比使臣）的《出使四国日记》、蔡钧（驻日使臣）的《出使琐记》、刘锡鸿（驻英副使）的《英轺日记》、钱恂（驻荷兰使臣）的《中外交涉类要表》、崔国因（驻美、日、秘使臣）的《出使美日秘国日记》、黄遵宪（驻日使馆参赞）的《日本国志》、姚文栋（驻英使馆随员）的《云南勘界筹边记》等。

从斌椿、志刚以后，清政府陆续派出官员出国考察。1887年清政府通过考试选拔出傅云龙等12人分赴东西洋游历。傅云龙等被派往日本、美国、秘鲁、巴西等国，历时两年。在此期间，傅氏编纂了游历各国图经86卷，对各国情况作了系统介绍。再如，1905年清政府迫于国内各界立宪的要求，派载泽、戴鸿慈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载泽、李盛铎、尚其亨前往日本、英国、法国、比利时等国；戴鸿慈、端方前往美国、德国、意大利等国考察，得西书数百种，并辑成《列国政要》132卷、《欧美政治要义》18卷，呈请清政府作为实行君主立宪的依据。派如此众多的官员出国，是鸦片战争以前不曾有过的，也是晚清中外人员往来日趋频繁的一个证明。

3．出国留学生

留学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不仅是晚清教育发生的重要变革，也是中外人员交往的重要体现。19世纪末以前，中国学生出国留学数量不多，自费者更是寥若晨星。20世纪初，由于科举制度的衰败和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的影响，许多青年学子争相负笈海外，形成了出国留学热潮。出国留学者既有去欧美的，也有去日本的，而赴日留学一度成为留学浪潮中的主流。留学生们除了学习各国的科技知识、人文学科，还创办报刊，翻译书籍，向国内人民介绍域外新知，成为近代中国输入外来文化的一支活跃的力量。

此外，还有大量因经济、政治等各种原因离开祖国，移居或避居海外的人员。据张振勋估计，到光绪后期，“濒海各省之民，散出外洋各埠者……统计不下五百余万”。[13]在这些出洋者当中，对西学东渐做出积极贡献的是使外及出国游历官员、出洋留学生及各种出洋的知识分子等。

总之，晚清时期由于中国社会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因素，对西学及西方文化的追求，成为中国社会的内在需要，这就使晚清时期的西学东渐有了新的历史背景，也决定了西学在中国传播的新态势。没有中国近代社会的演变，也就不会出现近代报刊、学堂、译书机构。没有开放的局面，大规模的中外人员交往就是一句空话。这就是晚清时期西学传播出现新变化的根本原因。

（二）西学传播主体的转换

西学传播在晚清出现新态势的另一个标志，是传播主体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大致来讲，以中日甲午战争后兴起的戊戌维新运动为界，在此以前，西学传播的主动权仍掌握在外国传教士手中，西学东渐尚未突破明末清初的旧格局；而在中日甲午战争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迅速崛起，以积极的姿态向国人介绍域外新知，做思想启蒙的工作，从而使西学东渐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的半个多世纪中，外国传教士一直在译书中起着主导地位。中国译者均为治经史出身的旧式士人，而新一代的翻译人才正在酝酿形成的过程中，尚未独立担当此任。此期的西学翻译方式仍与明末清初一样，采取西人译，中国学者述，由中西译者合作完成。其做法为：由西方译者口译，中国译者笔述、润色。傅兰雅在介绍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译书状况时对此作过详细说明：“至于馆内译书之法，必将所欲译者，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与华士同译，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笔述之：若有难言处，则与华士斟酌何法可明；若华士有不明处，则讲明之。译后，华人将初稿改正润色，令合于中国文法。有数要书，临刊时华士与西人核对；而平常书多不必对，皆赖华士改正。”[14]这种译书方式是中西文化早期接触的历史产物。从傅兰雅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当时的西学输入，对译本的选择、内容的理解、西文中译等译书环节，都取决于外籍译者。所以此期出版的西书，多联署中西译者之名，西士在前，华士在后。如《代微积拾级》（英人伟烈亚力译，李善兰述）、《谈天》（伟烈亚力译，李善兰述）、《数学理》（英人傅兰雅译，赵元益述）、《化学鉴原》（傅兰雅译，徐寿述）、《声学》（傅兰雅译，徐建寅述）、《地学浅释》（美人玛高温译，华蘅芳述）、《绘地法原》（美人金楷理译，王德钧述）等。梁启超作于戊戌维新运动期间的《西学书目表》[15]所录书目绝大部分是出版于中日甲午战前的，亦能说明当时西学传播的状况。该书目表中除去所录的几种报刊外，均为刊行的西书。其作者情况如下：中西学者合译者123部，外国人译著者139部，中国学者译著者38部。可见，绝大多数译著成于外国人之手，而参与译书的中国学者大多不懂外文，主要从事译文的转述和润色工作，在翻译过程中只起辅助性作用。然而，这种状况仅是暂时的，中日甲午战争后，尤其在庚子事变之后，中国译界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中日甲午战争至清朝灭亡的十余年间，中国译界格外活跃，经过资产阶级政治运动洗礼的新型知识分子成为输入西学的主体。正如梁启超所说：“戊戌政变，继以庚子拳祸，清室衰微益暴露。青年学子，相率求学海外，而日本以接境故，赴者尤众。壬寅、癸卯间（按：1902年、1903年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16]西学传播主体的转换可以从此期出版的西书译著者的情况反映出来。在反映辛亥革命时期西学传播的《译书经眼录》[17]中，中国学者译著者415部，中外学者合译者33部，外国人翻译者35部。中国学者参与完成的译著远远超过同期外国人的译著。这一情况与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中所反映的状况相比，来了一个大颠倒。由此可见，此期的西学东渐中国人已经掌握了传播西学、吸收外来文化的主动权，充当了输入西学的主体力量。在此以前，中国译者不唯数量稀少，而且在思想水平、翻译能力等方面都很有限。而此期的中国译者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很大提高。《译书经眼录》中提到的中国译者共有近300名，其身份有学生（包括留学生）、教师、编辑、记者、医生、科技工作者、职业政治家、政府官员等，遍及知识界各个阶层。如严复、林纾、马君武、王国维、梁启超、章太炎、丁福保、范迪吉、杜亚泉、张相文、樊炳清、赵必振、戢翼翚、杨廷栋、麦鼎华、章宗祥等，就是其中的活跃人物。他们大都受过较系统的近代科学文化教育，具有新的知识结构和一定的外语水平，能够独立地从事翻译工作。其中不少人还是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的参加者和同情者，在思想水平和文化素质方面都胜过其前辈。由于他们的努力，在较短的时间里向国人介绍了西方和日本在几百年、几十年中所形成的学术成就和文化积累，克服了从前西学输入的片面性和被动性，使西学东渐出现了新的形势。

二、西学传播的主要内容

晚清西学东渐的新态势还表现在输入内容方面。由于西学传播途径的拓宽，传播主体的转换，再加上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国人对西学需求的日益迫切，这就使西学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大量涌入中国，成为晚清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一大景观。此期输入的西学，不仅有自然科学和技术知识，而且还包括哲学及社会科学，可谓全方位的引进。大致说来，从鸦片战争至中日甲午战争的半个多世纪，输入的西学主要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知识，形成了晚清西学东渐的第一个**。从戊戌维新运动至清朝垮台，随着新兴资产阶级登上政治斗争舞台，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受到国人关注，并大量输入，从而出现了西学传播的第二个**。

（一）西方科技知识的传播

早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西方的数学、医学就被介绍进来。李善兰和伟烈亚力合译的《几何原本》后9卷、《代微积拾级》等书，英国传教医师合信编写的《全体新论》《西医略论》等书，分别介绍了这两门学科的基本知识。此外，对天文学、物理学也有零星的介绍。不过，总的来看，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西学介绍处于相当落后的状态。从60年代的洋务运动兴起以后，这种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引进学科的门类大大增多。在基础学科方面包括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地理学、医学等，涉及当时西方自然科学的绝大部分领域。应用科学的引进也很齐全，诸如冶炼、造船、化工、开采、纺织、驾驶、军械、制造等，都先后传入中国。这些内容成为晚清西学东渐第一个**的重要特征。以下对输入的一些主要自然科学作概要的介绍。

1．数学

西方数学是传入中国较早的一门科学。早在明末清初，西方数学的一些知识，如欧几里得几何学、算术笔算法、对数和三角学，就通过《几何原本》（希腊欧几里得著，利玛窦译、徐光启述）、《同文算指》（利玛窦、李之藻合作编译）、《三角算法》（穆尼阁、薛凤祚编译）等译著传入中国，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晚清时期，西方数学的输入在明末清初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不仅介绍了初等数学，而且还介绍了高等数学。主要译著有：

《几何原本》后9卷，1857年出版。《几何原本》为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所著，共15卷。前6卷由利玛窦与徐光启在明末译出。后9卷由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和李善兰合作据英译本译出。《几何原本》是论述平面几何基本原理的经典著作。经过200余年的漫长岁月，这部古希腊的数学名著至此才完整地传进中国。该书初版曾毁于咸同年间的战火。1865年在曾国藩的资助下，李善兰将前后两部并归一处，重新出版。

李善兰像

《代微积拾级》，原著者是美国数学家罗密士（Elias Loomis，1811—1889），原书名为《解析几何与微积分初步》，共18卷，1850年出版。李善兰与伟烈亚力合译，译本于1859年出版。该书依次介绍了代数、几何、微分学、积分学，从初等数学到高等数学都有涉及，是晚清输入中国的第一部高等数学的译著，对中国近代数学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

《微积溯源》，原著名《微积分》（Fluxions），英国华里司辑，载于《大英百科全书》第8版。由傅兰雅、华蘅芳合译，凡8卷，1874年江南制造局出版。前4卷讲微分术，后4卷讲积分术，内容不仅比《代微积拾级》更全面、系统，可补其未备，而且对前者编译中的错误作了修正。时人在评价这两部书时指出：“前伟烈氏译《代微积拾级》，但具微分之梗概，又甚觉难读，例又未备，此书（按：指《微积溯源》）足以明其所晦，补其未备。”[18]

《决疑数学》，译自伽罗威写的《概率论》，原著载于《大英百科全书》第8版。傅兰雅、华蘅芳合译，共10卷，译成后于1880年出版。这是第一本传入中国的概率论著作。但该书在“总引”中称，原著为英人棣么甘所作。有人曾以译书与棣么甘原著校对，内容不相符合。

2．天文学

鸦片战争以前，西方天文学知识，包括哥白尼的日心说已经传入中国，但影响不大。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近代天文学知识得到较为全面的介绍。主要译著有《谈天》（伟烈亚力、李善兰合译，墨海书馆印行出版）、《天文启蒙》（林乐知、郑昌棪译述，江南制造局出版）、《天文须知》（傅兰雅译，格致须知本）、《测候丛谈》（金楷理、华蘅芳译述，江南制造局本）、《西国天学源流》（伟烈亚力、王韬合译，墨海书馆印行）等。其中介绍西方天文学知识较为系统全面的是《谈天》。《谈天》，原名《天文学纲要》，是英国著名天文学家侯失勒的著作。所译原书1851年版。译著于1859年在上海出版，以后，徐建寅又对其作了补充，把到1871年止的最新天文学成果作了反映，由江南制造局出版。《谈天》介绍的内容主要有：万有引力定律、光行差、太阳黑子理论、行星摄动理论、彗星轨道理论等方面，对恒星系，如双星、变星、星团、星云等天象亦有涉及。这样，从哥白尼到牛顿、刻卜勒等人的天文学理论学说，较为系统地引进中国，对晚清中国天文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3．地理地质学

鸦片战争以后，国人迫切要求了解世界大势，介绍外国地理的译著不断告世。这些著作既有中国人编译的，也有外国人翻译撰著的。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主持编译成《四洲志》，魏源又在《四洲志》的基础上，增补了大量外国有关资料，编写出《海国图志》，是为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的开端。此后，徐继畲的《瀛寰志略》、何秋涛的《朔方备乘》、张穆的《蒙古游牧记》等，都从不同角度介绍了世界地理知识，对国人了解外情起到很大作用。外国人编译的地理学著作亦为数不少，如英国传教士慕维廉写的《地理全志》和《大英国志》，卜舫济写的《地理初桄》、戴德江写的《地理略说》、傅兰雅译编的《地理须知》、《地表须知》、《海道图说》（与王德均合译）、《测地绘图》（与徐寿合译）等著作，不仅介绍了世界地理形势，而且还介绍了近代地理学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如慕维廉的《地理全志》介绍的地理知识涉及地球形势概论、水陆分界论、洲岛论、山原论、平原论、海洋论等。在地质学方面，美国传教士玛高温和华蘅芳合译的《地学浅释》最有名气。该书译自英国地质学家赖尔的名著《地质学原理》。1830年赖尔写成此书后，多次再版，风行学界，影响颇大。恩格斯曾评价说：“最初把理性带进地质学的是赖尔，因为他以地球的缓慢的变化这样一些渐进的作用，取代了由于造物主的一时兴起而引起的突然变革。”[19]《地学浅释》译成后于1873年出版，共38卷，配有大量绘制精细的插图。其主要内容有：岩石的四大类，水成岩中的生物遗迹，有机遗体在水下沉积物中的埋藏，新旧岩石的差别，不同化石种类确定不同岩层的形成时期，物种的灭亡，人类的起源与地理分布，自然界与生物界变化的一致性等，均贯穿着自然进化思想。这部著作的引进对后来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4．物理学

18、19世纪，西方物理学取得较大的发展，力学、电学、光学、声学、热学等分支学科无论在基础理论的研究，还是在实际应用方面，都呈现出一派兴盛的局面。相对而言，中国在物理学方面则处于落后状态。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近代物理学，包括上述提到的各门分支学科先后输入中国，备受国内学人的重视。

力学最初译称“重学”，主要译著有：《重学》（艾约瑟与李善兰合译，1859年刊行）、《重学图说》（傅兰雅译，1885年刊行）、《力学须知》（傅兰雅译，1889年刊行）、《重学器》（傅兰雅译，1890年刊行）、《力学入门》（丁韪良译）、《力学测算》（丁韪良译）等。其中李善兰等合译的《重学》较有影响。原书为英国物理学家胡威立（1795—1866）所著，系统叙述了西方近代力学的基本内容。译著只节选了其中的部分内容，包括刚体力学、流体力学、静力学、动力学、运动学等方面。牛顿力学三大定律亦在其中，并首次通过此译著介绍到中国来。这部译著被学术界认为“深切著明，实为善本”[20]，广为流传。

在电学方面，主要的译著有：《电学入门》（丁韪良译撰）、《电学测算》（丁韪良译撰）、《电学》（傅兰雅、徐建寅合译，江南制造局1879年出版）、《电学图说》（傅兰雅译，益智书会1887年出版）、《电学总览》（傅恒理译，益智书会本）、《电学纲目》（傅兰雅、周郇译述，江南制造局1894年出版）、《无线电报》（范熙庸译，1900年出版）等。这些译著不仅介绍了有关电学的基本知识，还介绍了大量电气应用知识，如电报、电线、电钟、电灯及电工技术等内容，颇受国人欢迎。

5．化学

徐寿像

近代化学是晚清引进中国的较为系统的一门科学。最早介绍化学知识的是英国传教医士合信编著的《博物新编》（1855年出版）。化学知识的大规模介绍是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出版的化学类译著，以江南制造局和同文馆所刊行者颇有影响。其中徐寿、徐建寅父子和傅兰雅共合译各类化学译著近20种，对近代化学作了系统全面的引进，成就卓著。主要译著有《化学鉴原》（傅兰雅、徐寿合译，英国韦尔司原著，1871年江南制造局出版）、《化学鉴原续编》（傅兰雅、徐寿合译，英国化学家蒲陆山原著，1875年江南制造局出版）、《化学鉴原补编》（傅兰雅、徐寿合译，1879年江南制造局出版）、《化学分原》（傅兰雅、徐建寅合译，英国包曼原著，1871年江南制造局出版）、《化学考质》（傅兰雅、徐寿合译，德国富里西尼乌司原著，1883年江南制造局出版）、《化学求数》（傅兰雅、徐寿合译，1876年江南制造局出版）等。这些译著概述了化学基本原理和各种重要元素的性质，对有机化学、无机化学、定性化学分析、定量化学分析，以及分析仪器的制作和使用方法等，都作了详细的介绍。特别是《化学鉴原》首次提出了沿用至今的给化学元素确定中文名称的原则。其方法是以罗马字母名称的主要音节的译音，再加偏旁，以确定元素的中文名称。《化学鉴原》提到的64种元素名称，有44种为后来化学界所沿用，如铅、钾、钠、镁等，有10种经改造而被通用，如“养”改为“氧”，“淡”改为“氮”，“轻”改为“氢”，“弗”改为“氟”等。这对中国近代化学的确立起到奠基的作用。

6．生物学

我国古代学者曾对动植物作过大量的观察、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写下不少著作，但这些成果主要属实用性范畴，与近代意义上的动植物学有很大不同，并未形成系统的科学理论体系。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近代动植物学传入中国，主要译著有：《植物学》（韦廉臣、艾约瑟、李善兰合译，1859年出版）、《百鸟图说》（韦门道译，1882年出版）、《百兽图说》（韦门道译，1882年出版）、《虫学论略》（傅兰雅译，1890年出版）、《植物图说》（傅兰雅译，1895年出版）、《动物学新编》（潘雅丽译，1893年出版）、《西国名菜嘉花论》（傅兰雅译，1893年出版）等。这些书多为科普性读物，其内容不出西方一般学校教科书范围，涉及的问题多是动植物学的一些基本知识，如物种的分布、分类、特性、演变等。也有一些实用性的译著，包括种植（养桑、选种、茶、林、果）、饲养（养牛、养蜂、养鱼、养羊）等。韦廉臣、李善兰等合译的《植物学》是我国最早介绍近代植物学的译著。原书为英国植物学家林德利写的《植物学基础》，凡8卷。卷一为总论，论述植物学研究对象、范围、意义及动植物区别、植物分布等；卷二至卷六“论内体”、“论外体”，介绍了根、茎、花、叶、果等组织结构。其中提到的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观察到的细胞组织，对中国人来说是前所未闻的新知识。卷七、卷八叙述植物研究方法。此书的译介首次把近代植物学的基本知识系统地展现在国人面前，对我国植物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后来，日本学者把中译本的《植物学》转译成日文出版，受到日本科学界的高度重视。

7．医学

西方医学知识早在明末清初就已经传入中国。19世纪前后，西方医学随着近代科技的飞速发展取得长足进步。一些新的医学成就在鸦片战争后得到广泛的介绍。19世纪50年代，英国传教医师合信出版了几种西医译著：《全体新论》《西医论略》《内科新说》《妇婴新说》等，对人体解剖学、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作了介绍。他还编纂过一本《英汉医学词汇》，这是目前所知国内最早的一部英汉医学词典。继合信之后，来华的美国传教医师嘉约翰在广州行医译书，介绍西方医学。其译著有《西医内科全书》《西医略释》《体用十章》《眼科撮要》《割症全书》《裹扎新编》《内科阐微》《皮肤新编》《西药略释》《花柳指迷》《体质穷源》等十余种。与此同时，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单位也出版了一些西医译著，著名者有：《儒门医学》（傅兰雅、赵元益合译，1876年刊行）、《西药大成》（傅兰雅、赵元益合译，1876年刊行）、《内科理法》（舒高第、赵元益合译，1884年刊行）、《法律医学》（傅兰雅、徐寿、赵元益合译，1899年出版）、《保全生命论》（秀耀春、赵元益合译）、《济急法》（秀耀春、赵元益合译）、《临阵伤科捷要》（舒高第、郑昌棪合译）、《妇科》（舒高第、郑昌棪合译）等。《儒门医学》，原名The Medical Handbook，直译为“医药手册”，英国海得兰撰，共上中下三卷，附表一卷。上卷介绍西医的养生之道，中卷叙述西医治病的方法，下卷列举西医处方和药物的性能。内容通俗易懂，实用性强，便于家庭日用。《内科理法》，英国虎伯撰，共22卷，全面介绍西医内科学。附卷列出的西药达33类，还列举了301种西药药方。这是19世纪中国介绍西医内科内容最丰富、篇幅最大的著作。《法律医学》是英国著名法医学家惠连的代表作，也是英国法医学界的权威著作。这些译著都是当时引进西方医学中的上乘之作。梁启超在《读西学方法》中说：“译出医书以《内科理法》《西药大成》为最备，《儒门医学》上卷论养生之理，犹不可不读”。[22]

8．工艺技术

随着近代工业在中国的形成，与工业制造直接相关的应用技术知识，如冶炼、造船、化工、开采、纺织、驾驶、军工等，得到广泛介绍。如：《汽机发轫》（伟烈亚力、徐寿合译，1871年刊印）、《兵船汽机》（傅兰雅、华备钰合译）、《营造之法》（傅兰雅、徐寿合译，1877年刊印）、《克虏伯炮说》（金楷理、李凤苞合译，1872年刊印）、《水雷秘要》（舒高第、郑昌棪合译）、《开煤要法》（傅兰雅、王德均合译，1871年刊印）、《矿石图说》（傅兰雅译，1884年）、《硫强水法》（傅兰雅、徐寿合译，1877年刊印）、《制肥皂法》（林乐知、郑昌棪合译，1879年刊印）、《照像器》（傅兰雅译，1890年刊印）、《西国炼钢说》（傅兰雅译编）、《西国造桥略论》（傅兰雅译编）等。出版的应用技术类译著。在数量上并不亚于基础科学类，但在介绍的系统性上却稍逊之。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是晚清西学东渐的一个重要阶段。此间，西学传播途径已多样化了，中国有了自己的文化传播机构，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大量引进西学。由于受到洋务运动和“中体西用”思想的影响，中国人对西学的接纳还局限在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方面，因此，在引进的内容里，自然科学占了突出的地位。引进的科技知识与生产实践相结合，使知识形态的自然科学转化为直接生产力，导致中国传统社会经济领域的变化。更重要的是科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冲击和动摇了封建传统思想，形成了近代唯物主义自然观等新观念，为后来的戊戌维新运动准备了必要的思想条件。

（二）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输入

中日甲午战争后，在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的推动下，西学在华传播的形势出现了新的局面。就传播的内容而言，西方近代的哲学、社会科学占了主要地位，自然科学退居其次。注重译介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成为此期西学东渐的主要特征。此期引进的西方社会科学门类多，内容广，以学科计有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社会学、法学、美学、逻辑学等；以思潮计，包括了上溯古希腊时代的主要学派、文艺复兴时期的诸家思潮，下至19世纪欧美流行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各色主张，及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派社会主义思潮；以人物计，既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欧洲古代思想家，又有培根、笛卡儿、卢梭、孟德斯鸠等近代启蒙大师，以及康德、黑格尔、亚当·斯密、达尔文、斯宾塞、巴枯宁、马克思等名家名流，可谓包罗万象，五彩缤纷。其内容之丰富，范围之广泛，学科之繁多实为前所未有。以下就几个主要方面略作叙述。

1．哲学

中日甲午战争前，中国人对西方哲学知之甚少，甚至还弄不清哲学与科学、神学的界限。20世纪初，“哲学”一词从日本传入，国人使用频率渐多，最后固定下来，沿用至今。《浙江潮》第4期刊登了一篇题为《希腊古代哲学史概论》的文章，给“哲学”下了这样的定义：

哲学二字，译西语之Philosophy而成，自语学上言之则爱贤智之义也。毕达哥拉士所下之定义，以为哲者因爱智识而求智识之学也；亚里士多德亦以为求智识之学；而斯多噶学派以为穷道德之学；伊壁鸠鲁学派以为求幸福之学。哲学之定义如此纷纷不一，虽然，希腊人哲学之定义，则以相当之法研究包举宇宙与根本智识之原理之学也，约言之，则哲学可称原理之学。

所谓“原理之学”就是探求事物一般规律之学。这与今人对哲学的解释极为相近。当时对西方哲学的译介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介绍西方哲学的原理、体系，二是介绍西方哲学的重要流派和代表人物。王学来译日本井上园了著的《哲学原理》（1903年日本闽学会印）、师孔写的《哲学纲领》（载于《浙江潮》）等书，对近代哲学的定义、研究对象、基本原理和范畴、研究方法、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问题，作了深入浅出的叙述。1903年国民丛书社译日本文学士写的《哲学十大家》，介绍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培根、牛顿、孟德斯鸠、亚当·斯密、边沁、达尔文、斯宾塞等10位西方著名学者的生平和思想。他们中的多数人是哲学家。同年，马君武撰《唯新（心）派巨子黑格尔学说》，对黑格尔的客观唯心论作了介绍。梁启超在1901年至1903年间，在《新民丛报》发表大量文章，介绍了霍布斯、斯宾诺莎、康德、培根、达尔文等众多的西方哲学家，对其中的许多人都是第一次系统性介绍。1906年，张东荪、兰公武等在日本东京《教育》杂志创刊号上刊登了詹姆士的《心理学原理》，同时发表了一些介绍实验主义哲学的文章。1907年，署名“楞公”的作者编辑的《万国名儒学案》一书，介绍了欧洲从古代至近世的主要哲学流派及其代表人物。

《天演论》封面

在晚清，对中国思想界影响最大的西方学说是进化论，以致使中国近代哲学一度被称为“进化哲学”。还在19世纪70年代，中文读物就介绍过达尔文的作品。1873年8月21日的《申报》刊登了一则《西博士新著〈人本〉一书》的书讯，介绍说：“英国有博士名大蕴者，撰著名书，大显于世。近世新作则又有《人本》一书。盖以探其夫宇内之人，凡属性情血气，是否皆出于一本也。”文章中的“大蕴”即达尔文。《人本》一书，即达尔文发表于1871年的《人类起源及性的选择》。进化论真正在中国产生影响，是从严复的介绍开始的。1895年，严复在《原强》一文中介绍并称赞达尔文及其学说。1898年，他翻译的《天演论》出版，达尔文进化论始被系统地作了介绍。《天演论》译自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这是一部宣传达尔文主义的著作，严复只翻译了前半部分，加了按语和注释。1901年至1902年，留日学生马君武把达尔文所著《物种起源》中的第三章“生存竞争”和第四章“自然选择”译出，分别以《达尔文物竞篇》和《达尔文天择篇》的名称出版，成为达尔文原著最早的中文译本。进化论经严复等人的介绍传入中国后，成为一种新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中国思想界引起轰动。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都接受了这种学说，形成了各自的哲学思想。前者提出了庸俗进化论，后者提出了革命进化论。

2．政治学

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包括“天赋人权”、“社会契约”、“三权分立”、“自由、平等、博爱”等在内的民主思想理论体系，是由英国洛克和法国卢梭、孟德斯鸠等思想家所创立，曾在西方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发挥过重要的进步作用。在近代中国，对西方政治学说的介绍稍后于对西方政治制度的宣传。早在19世纪40年代，魏源、徐继畲等在他们的著作中就介绍过西方政治制度。其后，早期改良思想家王韬、郑观应等对西方国家作了考察，并主张在中国实行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度。至于国人对西方政治理论的关注与介绍，则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后。如卢梭的《民约论》，1898年上海同文译书局出版了日本右江笃介的中文译本第1章，称为《民约通义》，是为此书最早的中文译本。1900年年底到1901年年初，留日学生杨廷栋据日译本转译此书的一部分，在《译书汇编》上连载。1902年上海文明书局印刷了杨廷栋的全译本，书名《路索民约论》。这使国人对《民约论》始有全面性的了解。孟德斯鸠写的《论法的精神》，1903年上海文明书局出版了张相文据日文本转译的本子，取名《万法精理》。原著31章，该书只译了前20章。著名翻译家严复从1900年始据英文本翻译此书，取名《法意》，于1904年至1909年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英国思想家约翰·穆勒的《自由论》，是19世纪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中的重要著作。严复在庚子事件前着手翻译此书，于1903年交付商务印书馆出版，取名《群己权界论》。同年，译书汇编社也出版了马君武的该书译本，封面题名《弥勒约翰自由原理》。英国学者甄克思的《社会进化简史》是阐述其关于国家政治进化的一部著作，并于1900年出版。严复将该书译出，予名《社会通诠》。该书从原书出版到译本告世，仅用了4年时间，译介相当及时。至于约翰·穆勒的《代议政体论》、德国政治学者伯伦知理的《国家学纲领》等，都被译成中文本刊行。

3．经济学

中日甲午战前出版的介绍西方经济问题的译著只有《富国策》《保富述要》《列国岁计政要》等少数几种，且多一般性的读物。甲午战争后这类译著多了起来，出现了系统介绍西方经济学的新局面。归纳起来，这类译著大致可以分为五类：第一类是讲经济学理论的，如《原富》（英国亚当·斯密著，严复译）、《节本原富》（亚当·斯密著，张鹏一撰）、《经济通论》（日本东邦协会著）、《最新经济学》（作新社编译）、《经济原论》（美国麦喀梵著，朱宝绶译）等；第二类是经济发展史、学说史方面的，主要有《万国商业史》（日本小林丑三郎著，罗普译）、《日本货币史》（日本信夫淳平著，新民译）、《生计学说沿革小史》（梁启超撰）、《经济学之起源及其沿革》（日本和田垣谦三著）等；第三类是财政方面的，如《国债论》（日本土子金四郎著，王季点译）、《欧洲各国比较财政及组织》（德国海开路著，译书汇编社译）、《财政概论》（亚粹编）、《预算制度概说》（明永编）；第四类是讲商业的，如《商学》（张相文编译）、《商务教程》（日本田岗佐代治译）、《世界各国商业比较略说》（《江南商务报》第19期刊登）等；第五类是讲金融的，如《实用银行簿记》（日本米田喜作著，奉天编译处译）、《纸币论》（日本杉荣三郎讲授，唐宗愈述）、《格里森货币原则说略》（双涛编，刊登于《国风报》1910年第3期）等。这些译著从经济学研究的历史到现状，从经济理论到各国实行的经济制度，都作了详细的介绍。尤其关于西方经济理论、经济思想的译著占了较大比重，说明中国人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正在向较高的层次发展。

4．社会学

马君武像

早在19世纪80年代前后，西方社会学的片断信息已经见诸《申报》、《万国公报》等报刊。对社会学系统介绍是在戊戌维新运动兴起之后。1895年严复在《原强》一文中，扼要地介绍了达尔文进化论和斯宾塞的社会学，并称社会学为“群学”。这是他最初涉及社会学的文字。而中国学者最早使用“社会学”一词，则是谭嗣同。他在《仁学》中说：“凡为仁学者”，需通晓包括“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在内的中外各种书籍[23]。但他只使用了“社会学”一词，并未对其内容作具体阐述。最早系统译介西方社会学著作的是章太炎和严复。1902年章太炎翻译的《社会学》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该书原作者是日本学者岸本能武太，译本分上下卷，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社会学家孔德、斯宾塞、葛通哥斯等人的学说思想。次年，严复翻译的《群学肄言》由上海文明编译书局出版。该书译自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法》。这是斯氏代表作《社会学原理》的绪论，是学习社会学的入门之作。严复早在19世纪80年代初就读过此书，大为倾服，1897年为《国闻报》翻译前两篇，到1903年始将全书16篇全部译出。此期刊行的其他社会学著作还有：马君武译的《社会学原理》（斯宾塞著）、吴建常译的《社会学理论》（美国吉丁斯著，一译葛通哥斯）、金鸣銮译的《社会学》（日本澁江保著）、林纾与魏易同合译的《民种学》（德国哈伯兰著）、东文译书社出版的《人与猿》（日本寺田宽二著）等。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学是颇受国内学者关注的学科，介绍和引进都比较及时。

5．逻辑学

中日甲午战前，西方逻辑学的片断知识已经传入国内，人们称之为“辨学”、“名学”、“论理学”。对逻辑学的系统引进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后，严复为介绍西方逻辑学做出独特的贡献。1900年严复在上海开“名学会”，讲授逻辑学，并翻译西方逻辑学著作。他译出的逻辑学著作有两部，即《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穆勒名学》，原名Logit，直译为《逻辑体系》，英国学者约翰·穆勒撰著，出版于1843年，是形式逻辑的一部名著，以研究归纳法为主，但由于作者以经验论为宗旨，对归纳法作用有所夸大。严复在1900年至1902年翻译了该书前半部，交付南京金粟斋于1905年出版。后半部始终未译出。《名学浅说》，原名Primer of Logic，直译为《逻辑入门》，英国学者耶芳斯撰著，是一本逻辑学的通俗读物，1876年出版。严复在谈该书译述经过时说：“戊申（1908年）孟秋，浪迹津沽。有女学生旌德吕氏（碧城），谆求授以此学。因取耶芳斯《浅说》，排日译示讲解，经两月成书。中间义恉，则承用原书，而所引喻设譬，则多用己意更易。”[24]这两部译著对于国人了解西方近代逻辑学起到重要的启蒙作用，从而也确立了严复作为我国近代逻辑学奠基人的地位。时人评论说：“自严先生译此二书，论理学始风行国内，一方学校设为课程，一方学者用为致学方法。”[25]在此期，更多的逻辑学译著还是由留日学生译成的，如《论理学达恉》（日本清野勉著，林同祖译）、《论理学纲要》（日本十时弥著，田吴炤译）、《论理学问答》（日本富山房编，范迪吉等译）、《论理学教科书》（日本高岛平三著，金太仁作译）等。它们中的多数是讲形式逻辑的基本知识，这对刚开始接触这门学科的中国人来说还是深浅适宜的。田吴炤译的《论理学纲要》与严复译的上述两书比起来，颇具特色。严复译著侧重讲归纳法，而田氏译著则偏重介绍了演绎法，弥补了在逻辑学介绍中出现的偏差。另外，它还在翻译上使用的名词术语方面比严译著书更通俗一些，便于初学者学习。正因为如此，该书出版后颇受学界欢迎，多次再版而仍供不应求，直到民国初年出版的一些逻辑学教科书，还是以它为底本来编写的。

6．伦理学

除了上述提到的学科外，西方的教育学、美学、史学、文学、艺术等学科亦得到广泛的介绍，因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叙述。

中日甲午战争后的西学传播以更大的规模、更丰富的内容，冲击着神州大地，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由于西学知识的广泛介绍，使中国知识分子的眼界豁然大开，开始从更高的层次、更新的角度反省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感和历史责任感的近代文化意识。此期的进步人士反对以往那种对西方文明的片面认识，把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视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在他们看来，文化的发达与否是衡量一个民族或国家是否先进的重要标志。进步人士把鲜明的文化意识与救国救民的历史责任感结合在一起，沿着这个思路探讨西方国家强大和中国落后的原因。有人撰文指出：文化学术是世界文明进步的巨大动力，“泰西何以强？有学也，学术有用，精益求精也。中国何以弱？失学也，学皆无用，虽有亦无也”。[28]有人还提出“学战”的口号，认为世界各国竞争不仅表现在军事上、经济上，而且还表现在文化学术上。中国要救亡图存，必须在开展“兵战”、“商战”的同时，开展“学战”。所谓“学战”乃是晚清时期仁人志士要求振兴中国民族文化的口号。他们认为，不懂得“学战”，“兵战”、“商战”都将不得要领。诚如张继煦所说：“今日言兵战，言商战，而不归之于学战，是谓导水不自其本源，必终处于不胜之势。”[29]

新的文化观念启迪了创造新文化的实践活动。中日甲午战争后这种工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批判封建主义的旧文化和建立资产阶级近代新文化。当时进步的人士吸收了西学中的民主思想，对封建专制思想体系发起猛烈的批判，要求冲破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摆脱纲常名教的牢笼。刊登在《新世纪》的《排孔征言》一文竟然提出“孔丘之革命”[30]的主张。这在当时确是大胆之论。在批判封建传统文化的同时，进步知识分子从事近代文化事业的建设。他们从丰富的西学中汲取营养，把西方的民主精神当作中国近代新文化的内质和改造中国的良方妙药。青年革命家邹容在《革命军》中大声疾呼：“吾幸夫吾同胞之得卢梭民约论、孟得斯鸠万法精理、弥勒约翰自由之理、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书译而读之也。……夫卢梭诸大哲之微言大义，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还魂之宝方。……我祖国今日病矣，死矣，岂不欲食灵药投宝方而生乎？苟其欲之，则吾请执卢梭诸大哲之幡宝，以拓展于我神州土。”[31]中国近代文化的许多方面都从输入的西学中汲取了营养，如思想观念、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教育、文艺、文字改革、社会风俗等，都在外来文化（包括西学）的影响下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或局部性地，或根本性地改变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