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文化交流总是双向进行的，文化的传播也是在双向对流中发展，中华文化亦不例外。在中华文化形成的初期，我们的先民因社会生产水平和交通条件的限制，很难逾越峻岭荒漠、大海汪洋等地理屏障，与其他民族文化广泛地接触和交流。然而当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各种文化之间便开始互通信息，发生直接的接触。中华文化在它发生期基本完成的时候，便与外部文化发生越来越频繁的联系和交往。在这种联系和交往中，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取长补短，促进了中外文化的共同繁荣。从历史上看，中华文化一方面吸收了大量外来文明的积极成果，补充、丰富和发展自己，体现出兼容万方，吞吐百川的博大胸怀；另一方面也把它的文明成果通过各种交流途径向域外传播，对域外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显示出它走向世界的开阔品格。在古代，中华文明曾经以一种高势能文化或优势文化不断向域外地区和民族传播，深刻地影响了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形成了“中华文化圈”。鸦片战争以后，中外文化交流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明兴起之后，中华传统文化在总体上落了伍，因此在晚清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中，从中国方面来说文化上的吸收多于外播，以往论者多强调前者，而忽视后者。然而，既讲文化交流，就必须从吸收与外播两个方面进行考察，忽视了哪个方面都是片面性的。其实，晚清时期中华文化的外播亦很活跃。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国家被迫开关，华人出洋一度形成潮流，东南亚、南北美洲乃至欧洲、非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华人活动的足迹。中国传统文化，诸如语言文字、学术信仰、风俗习惯等，也被带到世界各地，传播着中华文化的文明成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谱写着弘扬中华文化的新篇章。

一、域外汉学研究及其对中国典籍的介绍

鸦片战争以前，欧美国家已经有不少人员来过中国，或多或少地带回一些关于中国的信息和资料，对中国民族及文化的介绍便在一些国家中开展起来。如法国巴黎法兰西学院早在1815年（嘉庆二十年）就开设了汉学讲座，汉学家雷慕沙（1788—1832）为首任教授，讲授“欧罗巴中国语研究之起源进步及效用”。此外，荷兰的休尔纽斯、德国的克拉勃罗德（1788—1830）、俄国的夏真特（1770—1853）等，都是欧洲18、19世纪颇著声名的汉学家。介绍中国的著述亦不断问世。在17—18世纪间，影响较大者有3部，即《海外传教士书简集》（共34卷，1702—1776年在法国巴黎陆续出版，其中第16—26卷是关于中国的）、《中华帝国全志》（共4卷，1735年在巴黎出版）、《北京传教士关于中国人的历史、学术、艺术、风俗习惯等论丛》（共16卷，1776—1814年在巴黎陆续出版）。这些著作的出版，曾在法国及欧洲引起轰动。然而，就总体情况而言，鸦片战争以前域外关于中国的介绍不仅数量少，内容浅，而且汉学研究力量薄弱，成果有限。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闭关大门被打开，与世界各国发生广泛联系。各国的殖民者、冒险家、传教士、商人、旅行者等纷纷来华，以不同的途径获取了更多的资料，为欧美国家的汉学研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法、英、德、俄、美等国家的官方和民间，为了现实政治和商业利益的需要，逐步加强了对中国的关注及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研究，使汉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得到长足的开展。

王韬像

英国的汉学研究稍迟于法国，但在鸦片战争以后发展较快。牛津大学自1876年始设中国语文讲座。12年后，剑桥大学亦设汉学讲座。伦敦大学也附设东方语言学校，曼彻斯特大学有专门讲授中国历史的教授。在伦敦则成立了英国皇家亚细亚学会，并发行学会会报，刊登研究汉学之论文、讲稿、杂记等。其研究者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传教士，如理雅各、苏熙洵等；一是外交官，如威妥玛、翟理斯等。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苏格兰人，毕业于阿伯丁学院，1837年后始习华语。1839年开始海外传教生涯，先在马六甲居住，任伦敦会在该地办的英华书院院长，1843年随书院迁至香港。19世纪70年代回国，在华时间长达30余年。归国后在牛津大学任教，任该校中国语文讲座的首任教授。作为一名传教士出身的汉学家，理雅各的主要贡献是中国古代典籍之英译。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起，理雅各开始研究和英译中国古代典籍的工作。从1861年出版《四书》的第1卷起，在此后25年间，陆续翻译出版的典籍有《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书经》《春秋》《礼记》《孝经》《易经》《诗经》《道德经》《庄子》等名著，取名为《中国经典》。其中有的刊于香港，有的刊于欧洲。曾经参与走私鸦片的英商颠地及其他在华外商出钱资助这些译著的出版。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中国典籍的顺利翻译刊行，与中国学者王韬的大力协助密不可分。1862年王韬避难于香港，与理雅各结识。当时理氏欲将“中国经籍之精微通之于西国”[35]，正着手英译典籍，《四书》英文本作为《中国经典》的一卷、二卷已经在港出版，其他各经籍的翻译工作进展得艰巨而缓慢。王韬经学功底深厚，非一般传教士汉学家能望其项背。更何况他在上海墨海书馆有十几年与传教士合作译书的经历。这样，有王韬的加盟，使理雅各主持的译书工作进度大大加快。经过两人近3年的努力，至1865年7月，《书经》译述宣告完竣，作为《中国经典》第3卷刊刻行世。随后，《诗经》英译本《中国经典》第4卷于1871年、《春秋》和《左传》译本《中国经典》第5卷于1872年相继发行。与其他中国古代典籍的译本相比，理雅各、王韬合作译成的《中国经典》，内容相对齐全，翻译水平较高，译文准确，文辞雅达。两位译者都是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学者。理雅各是当时西方著名的汉学家，通晓汉文和儒经。王韬称他“学识高邃，经术湛深，每承讲论，皆有启发，于汉、唐、宋诸儒皆能辨别其门径，抉择其瑕瑜”[36]。王韬则“少承庭训，自九岁迄成童，毕读群经，旁涉诸史，维说无不该贯”，[37]时称“人中之龙，文中之虎”。[38]他们所具备的这些主观条件，堪称一流，从而确保了这套译书的质量和价值。正由于此，这套译书出版后受到西方汉学界的高度评价，以至在100多年后的今天仍在欧洲被视作中国古代典籍的标准译本。理雅各、王韬对中国文化在海外传播做出了积极贡献。继王韬之后，辜鸿铭在1898年出版英译《论语》，1906年出版英译《中庸》，也在海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1818—1895）是英国外交官兼汉学家，曾担任英国驻华公使，参与过对中国的侵略活动。他的政治活动不足为训，但他在汉学研究方面的工作则应予重视。他是剑桥大学汉学讲座的教授（1888年），著有《寻津录》《语言自迩集》，编有《英汉字典》。所创汉字罗马字拼音方法，至今仍为研究汉学的外国人所使用。

在德国，东方学虽然有着悠久的学术传统，但是东方学中的汉学发展薄弱，只是东方学者所兼任的一个副业，以致有人把德国汉学称为“业余爱好者的汉学”[39]。这种情况一直保持到德国统一以前。统一以前的德国汉学处于从“兼习副业”到成为独立学科的过渡之中。较有影响的人物有威廉·硕特、G·嘎伯冷兹。威廉·硕特（Wilhelm Schott，1807—1889）早年在哈勒学习神学和东方语言，尤嗜汉学。1826年，他写成论文《论中国语言的特点》，并取得博士学位。1832年，硕特出任柏林大学满文、阿尔泰语、芬兰语教授，兼授汉学。1840年，他翻译出版了《御书房满汉书广录》，附加德文解释。此后，他还出版了《中国文学述稿》、《哈拉契丹——西辽》等著作。他以这些成果被誉为“德国学术性汉学的奠基人”。[40]G·嘎伯冷兹（Georg Von der Gabelentz，1840—1893）也是19世纪德国的著名汉学家。1876年他以翻译和研究中文和满文本的《太极图说》而获得博士学位，曾在莱比锡大学任东亚语言讲座的教授。《中国文言语法》是他的代表作，第一次对古汉语语法作了初步研究，开西方汉学界研究中文语法的先河。德国统一后，加紧了对东方的扩张，汉学研究也受到官方和民间的高度重视。1887年10月，柏林大学成立了东方语言研究所，为外交部和商界培养人才。从1887年到1912年，大约培养出480多名掌握中文的人才。1909年汉堡殖民学院设立东亚语言和历史讲座，著名汉学家福兰阁出任教授。尽管如此，在1912年以前，德国学术性的汉学学科还是人们要求实现的一种愿望，并未从东方学中独立出来。1912年柏林大学设立汉学讲座，成立了汉学研究所，这标志着关于中国学的教学和研究从普通东方学、亚洲学及普通语言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荷兰学者、莱顿大学高延受聘为首任教授兼所长。

俄国是与中国接壤的国家，很早便与中国建立了外交上的联系。随着沙俄势力的东扩，俄国对汉学的研究也开展起来。鸦片战争以前，俄国的汉学研究以在华传道团为中心。1828年在莫斯科附近的喀山大学设蒙古语讲座，以后又设汉语文讲座。未久，蒙汉文讲座迁移到彼得堡。1899年又在海参崴创设东方语学校，1902年增设东亚学院，作为研究和培养人才的重要机构。19世纪下半叶，俄国汉学界最有名的学者是瓦西里耶夫（Pavlovitch Vasilev，1818—1900）。瓦西里耶夫毕业于喀山大学，初治佛学。1840年随第12届东正教传道团来华，1851年返国。翌年任喀山大学满语及汉语教授。1855年任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教授，1886年当选为俄国科学院院士。瓦西里耶夫通晓多种东方语言，如汉文、满文、蒙文、藏文及梵文、朝鲜语、日语等，著述颇丰，主要有：《十至十三世纪中亚细亚东部的历史和古迹》（1859）、《元明两代的满洲》（1863）、《中国的穆斯林运动》（1867）、《清初对蒙古人的征服》（1868）、《东方的宗教：儒、释、道》（1873）、《中国文学概要》（1880）、《亚洲的现状·中国的进步》（1883）、《中国的发明》（1900）等。此外，他还编有第一部华俄辞典《汉字检字法》。瓦西里耶夫对中国文化有独到的见解。他一方面高度评价了中国文化，说：“可以确信，中国具有达到思想进步、工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最高点的一切能力。”[41]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传统儒学存在的消极的一面：“当儒家优秀的书籍从研究课题变成祭祀和盲目崇拜对象的时候，就成为有害的了。”[42]此外，伊凡诺夫斯基（A.O.Ivanovshii，1863—1903）也是俄国汉学界有影响的人物。他于1885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东语系，通晓汉、满、蒙、藏文字，任教于彼得堡大学。1889年至1891年曾到中国东北作过调查，对中国满族颇有研究，编著有《满洲文献选编》《满洲研究》等书。

美国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其注意中国及汉学，较欧人为晚。19世纪前半期，仅有一些来华的传教士如卫三畏等，收集了一些关于中国的文字资料，辑成《中国总论》，对中国作了概要的介绍。南北战争以后，美国的汉学研究有了长足发展，成立了研究机构，罗织研究人才，形成后来居上之势。如在哥伦比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等高等学府，都开设了远东语文科，或中国学课程，聘请国内及国外的汉学家、东方学家执掌教席。如哥伦比亚首任汉学教授为德国学者夏德。与夏德同时在该校讲授东方学的还有德国学者劳佛尔。加利福尼亚大学则于1896年聘请英国传教士、翻译家傅兰雅到该校任教。傅氏开设的课程有：中国史、日本史、中日语言、文学、政治及社会状况，中国和日本对外贸易，中国和日本的宗教和哲学，中国古典文学，中国文言文和官话等。借材于域外是美国汉学研究后来居上的一个重要原因。上述学者的主要研究成果：夏德著有《中国和罗马人的东方》（1885）、《古代的瓷器》（1888）、《论中国艺术的外来影响》（1896）、《中国的铜镜》（1907）、《周朝末年以前的中国古代史》（1908）等。劳佛尔著有《汉朝的中国陶器》（1909）、《中国耶教艺术》（1910）、《中国古玉考》（1912）等。《中国古玉考》搜罗中国古玉，旁征博引，以考古方法寻绎古今玉之演进，以玉器为中心资料说明中国古代文明与礼教发展，颇有创获。

除了以上提到的国家外，在瑞典、荷兰、奥地利、匈牙利等国，也都存在着一些汉学研究机构及讲授汉学的学校，集中了一些中国学的专家学者，也是不可忽视的研究介绍中国文化的域外基地。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中外关系发生的深刻变化，欧美各国普遍加强了对中国民族及文化的研究，研究队伍的扩大，研究机构的增多以及研究成果的不断告世，使域外汉学有了较快的发展。从发表的研究成果来看，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包括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术、宗教、文艺、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及少数民族等，既有历史的考察，又有现状的分析，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远远超过鸦片战争以前的状况。毋庸置疑，域外的汉学研究机构是晚清中国文化外传的重要途径。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鸦片战争后的域外汉学机构，主要是属于欧美列强者，大都服务于各国列强的殖民主义侵华政策。它们的研究成果有的能够比较客观地介绍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有的则受“欧洲中心”论、种族优劣论的影响，带有深刻的种族偏见。再加上欧美各国的汉学机构、汉学及东方学的刊物数量极少，介绍中国的作品只在少数人范围内流行，中国文化在这些国家的影响极为有限。

二、中国古典文学在海外

晚清时期，中国传统文学发展进入了一个从古代向近代转变的关键时期，中外文学交流空前活跃。在此期间，一方面中国引进了大量欧美及日本的翻译小说，开阔了国人的眼界；另一方面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及晚清时期的作品，不断被人介绍到海外，在欧美、日本、朝鲜等国家和地区广为流传，向世界各民族展示着中华文化优秀成果的无穷魅力。

（一）中国古典文学在日本的传播

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十分注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中国的古典文学，如诗词、散文、小说尤其受到日本人的欢迎。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仅传入日本的中国明清小说就有《三国演义》、《水浒传》、“三言”、“二拍”等多种，在儒者、町人中流传。近代开关以后，尽管欧风美雨涌入日本，但不少日本人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兴趣并未减弱。明治初年，江户时代翻刻过的中国小说，仍在继续再版。不少书屋都在经营销售中国书籍。据有关记载表明，从1869年到1886年间日本训点翻刻的中国小说有：

《小说粹言》2册，奚泽主人（沢田一斋）译风月堂版的再刻，须原屋茂兵卫版（1869）。

《妖怪府》1册，加藤铁太郎译，骏骏堂版，《牡丹灯记》等篇训点本（1885）。

《通俗演义三国志》8册，永井德邻和解，须原屋茂兵卫版（1878）。

《第五才子书水浒传》17册，成岛柳北阅，怕悦堂铜版（1883年）。

《原本译解金瓶梅》3册，松村操翻译，望月诚版，依读本体意译（1882）。

《儒林外史》1册，高田义甫训点，同人版（1880）。

《评点五色石》4册，服部诚一评点，有邻堂版（1885）。

《情史钞》3册，田中正彝抄录，内藤传右卫门版，录自《情史类略》（1879）。

《艳情笑史》1册，真岛与敬编，赤泽政吉版；从《情史类略》中选出《南都妓》《江情》等篇。

《艳情奇观》1册，鹿又堂编，小泉堂版，收《美人谱》《鸳鸯牒》《黛史》《十眉谣》《艳体联珠》等。

此外还有《肉蒲团》《唐土名妓传》《虞初新志》等江户刊本的再刻[43]。

至于《红楼梦》的影响，在明治时代也进一步扩大了。日本流行的《红楼梦》最早的刊本是1791年刻成的“程甲本”。“程甲本”刊行两年后的1793年（清乾隆五十六年，日本宽政三年）冬，有9部“程甲本”的《红楼梦》由贸易商从南京运到日本长崎。这是现在所见《红楼梦》流传到日本的最早记录，也是《红楼梦》流传到国外的最早记载。随着《红楼梦》早期刻本的东渡，日本的文人学者开始阅读和研究这部中国文学名著。明治时代，《红楼梦》在日本的影响进一步扩大。自从1877年在日本东京开设了清朝公使馆，东京的外国语学校放弃了过去以中国南京官话为中心的教育方针，开始重视北京官话，而把《红楼梦》用作教材，扩大了这部名著的读者范围。像大河内辉声、森槐南等与中国驻日外交官有交往的文人，都是《红楼梦》一书的热心读者。1878年（清光绪四年，日本明治十一年），黄遵宪曾与大河内辉声等日本文人有过一次笔谈，谈论过关于《红楼梦》的问题。黄遵宪说：“《红楼梦》乃开天辟地，从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说，当与日月争光，为万古不磨者。恨贵邦人不通中语，不能尽得其妙也。”日人桼园说：“《红楼梦》写尽闺阁儿女性情，而才人之能事尽矣。读之可以悟道，可以参禅，至世情之变幻，人事之盛衰，皆形容至于其极。欲谈经济者，于此可领略于其中。”大河内辉声说：“敝邦呼《源氏物语》者，其作意能相似。他说荣国府、宁国府闺阁，我写九重禁庭之情，其作者亦系才女子紫式部者，于此一事而使曹氏惊悸。”[44]由上可见，尽管《红楼梦》传入日本要比《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晚，但受到日本士人的高度重视，并得到好的评价。1892年11月，森槐南在《早稻田文学》第27号上发表了《红楼梦论评》，标志着日本红学研究的开端。这是晚清中国文学在日本流传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

（二）中国古典文学在欧美的传播

晚清以前，中国古典文学已经传入西方国家，如《诗经》《赵氏孤儿》《灰栏记》等作品被译成西文，流行于欧洲国家，但数量不多。鸦片战争以后更多的文学作品被译为西文，西渐欧美。像《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聊斋志异》等著名古典小说，都是在这时传入西方国家的。

俄国是《红楼梦》传入最早的欧洲国家。《红楼梦》早期的一个抄本在1832年被一位名叫帕维尔·库尔梁德采夫的俄国人带回俄国。库尔梁德采夫在1830年作为大学生随第11次俄国东正教使团来到中国，两年后因病离开北京。他带回的《红楼梦》抄本，是俄国，大概也是欧洲的第一部曹雪芹抄本了，意义非同寻常。这个抄本题名《石头记》，全书共60回，无署名，据苏联汉学家孟列夫、李福清研究初步确认：“此抄本接近于现存抄本中最早的一个抄本——1754年的抄本。这一事实也有利于我们的设想，这样就不排除此抄本是在18世纪70—90年代之间抄写的可能性。”[45]它收藏于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1962年为李福清所发现。1985年中国学者与苏联学者对这一抄本作了共同研究，并在1986年两国共同影印出版这一稀世珍本，这是红学界的一件大事。19世纪40年代，《红楼梦》开始被译成俄文。1843年俄国出版的《祖国纪事》杂志第26期曾刊载《红楼梦》第1回的片断译文，译者是柯万科。但俄文全译本直到1958年才由帕纳秀克完成，这已是百余年以后的事了。

《红楼梦》最早被译成英文是在1846年。是年，宁波出版的《官话汇编》登载了《红楼梦》第6回的片断英文译文，译者是英国驻中国宁波领事馆领事罗伯特·汤姆（Robert Thom，1807—1846）。较早系统英译《红楼梦》的也是一位名叫乔利（H.Bencraft Joly，？—1898）的英国外交官。曾经出使英国驻澳门领事馆副领事的乔利把《红楼梦》前56回译成英文，于1892—1893年由香港出版。这个译文并不出色的译本是《红楼梦》最早的较系统的西文译本。在德国，最早介绍、研究《红楼梦》的是柏林大学东方语言教授威廉·格鲁贝（Wilhelm Grwbe，1855—1908）。这位德国著名汉学家曾在1897—1899年间在北京从事研究工作。1902年他撰写的《中国文学史》出版，介绍了包括《红楼梦》在内的一系列中国古典小说。他写道：“《红楼梦》是17世纪出现的一部小说，它的作者是某个叫曹雪芹的人。这部小说无疑是中国小说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它是一部充满美妙细节的长篇爱情故事。小说篇幅十分庞大，即使概要地叙述它的内容，也会超过这一节的字数限制。”[46]然而，作者却把《红楼梦》等名作放在该书最后一章，列出的标题却是“戏剧与散文”。这表明作者并未真正理解和认识《红楼梦》等中国小说的价值。一般说来，德国人对《红楼梦》的研究与介绍落后于英、美。直到卫礼贤（德国汉学家）的《中国文学》在1926年出版后，德国人对《红楼梦》的研究才提高了一大步。对《红楼梦》的翻译也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才开始的。1929年，法兰克福出版的《中国学》杂志发表了署名W.Y.J节译的《红楼梦》第21、22两回。这是《红楼梦》最早的德文片断译文。

《水浒》在西方国家流传也始于鸦片战争以后，先是在法国、德国，其次是英、美等国。最先翻译《水浒》的西人是法国汉学家安托尼·巴赞（Antoine Bazin，1799—1863）。1850—1851年他节译了《水浒》前6回中鲁智深的故事和第23至31回武松的故事。1853年他又在自己编著的《现代中国》一书中收录了3节译文：一节是金圣叹托名施耐庵写的序，另两节是有关九纹龙史进和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译文。但在很长的时间里，法文全译本的《水浒》一直没有译出及出版。直到120多年后，即1978年，《水浒》的法译全本才由法国葛利玛七星出版社出版发行。《水浒》开始在德国流传也是在晚清时期。威廉·格鲁贝所著的《中国文学史》及爱德华特·艾尔克斯的《中国文学》等书，都简要地介绍、评论过这部名著。卫礼贤的《中国文学》一书有专门关于《水浒》的介绍，指出：“在本质上，《水浒传》是一部道德反叛的古典作品。全书的主题是，政府的腐败是盗贼蜂起的根源，一个善良的强盗比一个凶恶的官员要好。通过这一主题，全书闪烁着中国人民群众的精神风貌和他们反抗一切不公正及压迫的光芒。这是这部作品巨大成就的基础。”[47]作者的这种评论基本上是正确的。德文译本的《水浒》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以后，比法文译本的出现迟到70余年。《水浒》的英文译本也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1923年英国汉学家翟理斯译著的《中国文学史》中，录有《水浒》片断译文，内容取自“鲁智深大闹五台山”。30年代美国女作家赛珍珠译成《水浒》全书70回，取名《四海之内皆兄弟》，于1933年在纽约出版。

《西游记》是我国影响最大的神话小说，备受西方人士的关注，译介较为及时。19世纪中叶，法国汉学家泰奥多·帕维把《西游记》中的第9回（“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僧复仇报本”）和第10回（“游地府太宗还魂，进瓜果刘全续配”）译成法文。第9回译文题目为《三藏和尚江中得救》，第10回译文取题为《龙王的传说：佛教的故事》。译文皆刊于巴黎出版的《亚洲杂志》（亦称《亚洲学报》，由亚细亚学会主办）。1912年法国学者莫朗编译的《中国文学选》一书出版，收录了《西游记》第10、11、12三回的译文。12年后，即1924年，莫朗译成《西游记》百回选译本，取名《猴与猪：神魔历险记》，当年在巴黎出版。这是出现最早的较为系统的《西游记》法文译本。

《西游记》同样在英美得到传播。1895年上海北华捷报社出版了塞缪尔·伊塞特·伍德布里奇（Samuel I.Woodbridge，1856—1926）翻译的《西游记》片断，取名《金角龙王·皇帝游地府》，内容选自该书通行本“老龙王拙计犯天条”回和“游地府太宗还魂”回。1900年伦敦威廉海涅曼出版社发行的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一书，有《西游记》第98回的一段译文。1905年《亚东杂志》第4卷刊登了题为《中国的仙境》的译文，内容取自《西游记》的两段情节。译者署名为詹姆斯·韦尔。大致来讲，晚清时期传入欧美各国的《西游记》译文多是一些情节片断，该书系统的翻译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

有我国“四大奇书”之一称誉的《金瓶梅》也是在晚清时期被介绍到欧美国家的。1853年法国巴黎出版了汉学家巴赞的《现代中国》一书，其中有一篇题为《武松与金莲的故事》一文，译自《金瓶梅》第1回。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金瓶梅》的西文节译本。1912年法国巴黎夏庞蒂埃与法斯凯尔出版社出版了由莫朗翻译的《金瓶梅》法文节译本。全书294页，这是该书最早的西文节译本。德国汉学家大都重视对《金瓶梅》的研究。格鲁贝、福尔开、卫礼贤等学者所著的中国文学史、中国文明史中都介绍过《金瓶梅》。《金瓶梅》德文全译本出版于1930年。译者是弗朗兹·库恩，由德国伊泽尔出版社出版。出版后即被转译成英、法、荷兰、芬兰、意大利、瑞典、捷克、匈牙利等国文字，在欧美各地广为流传。

《聊斋志异》是在西方国家流行较早的一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鸦片战争后，单篇的英、法、俄文《聊斋志异》先后告世。1848年，美国传教士卫三畏编辑的《中国总论》第一卷，收录了《种梨》和《骂鸦》两篇英译文。这是《聊斋志异》最早的英文单篇译文。1867年英人迈耶斯（William Freelerick Mayers，1831—1878）也发表了《聊斋志异》的单篇译文《酒友》。他还翻译过《嫦娥》《织女》等篇章。曾当过英国领事官的艾伦（Clement Francis Romilly Allen，1844—1920）编译《聊斋志异故事选》，录有《宋焘成神》《狐嫁女》《劳山道士》等，在19世纪70年代香港出版的《中国评论》上连载。翻译《聊斋志异》篇目较多的是英国人翟理斯。他编译的《聊斋志异选》共收录了164篇作品，内有《劳山道士》《瞳人语》《陆判》等篇目，于1880年由伦敦T.德拉律公司出版。翟氏所译是汇辑篇目较多的一个英文译本。

最早的法文《聊斋志异》单篇译文是法国学者阿里（Huart）翻译的《种梨》，刊登在1880年巴黎出版的《亚洲杂志》（第117期）上。此外，中国驻法国公使馆参赞陈季同也翻译了《辛十四娘》《青梅》《香玉》等26篇作品，译辑为《中国故事集》，由巴黎卡尔曼出版社1889年出版。出版后，颇受法国读者欢迎，当年就重印了第二版、第三版。施莱尔博士专门为这个译本写了介绍文章，刊登在《通报》第1期（1890年4月）。1895年河间府天主教会印刷所出版了法国传教士戴遂良（Leon Wieger，1856—1933年）编译的《汉语入门》第五卷，内有数十篇《聊斋志异》的译文。该书是为外国人学习汉语而编写的法汉对照课本。《聊斋志异》中的许多篇章都作为该课本的教材内容，如书中第37课为《赵城虎》，第49课为《考城隍》，第51课为《劳山道士》，第52课为《狐嫁女》等。1903年该书再版。民国以后，出版的法文《聊斋志异》节译本逐渐增多，主要有巴兰译的《中国故事》，内有《聊斋》故事23篇；路易·拉卢瓦译的《魔怪集——蒲松龄小说选》，收录作品20篇；贺敬瞻译的《聊斋志异》单篇法译文，内有19篇；阿尔方编译《中国短篇小说集》，收有《聊斋志异》作品16篇；皮埃尔·道丹编译的《中国故事集——聊斋志异选》，内有作品50篇，是此书法文译本篇目最多的一种。

《聊斋志异》同样引起俄国学者的兴趣，早在19世纪后期就被译成俄文。较早的有蒙纳斯蒂廖夫译的《水莽草》，登载在1878年出版的《新作》杂志上。1883年俄国著名汉学家瓦西里耶夫又翻译了《阿宝》《庚娘》《毛狐》等作品。《聊斋志异》的大规模俄译是在十月革命之后，苏联著名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为此做出的贡献尤为突出。他从1922年至1937年共出版了4本《聊斋志异选》，选译的作品共155篇。这部选辑也是选译篇目较多的西文译本。

除了以上提到的著作外，晚清时期被介绍到海外的中国小说还有《好逑传》《镜花缘》《十二楼》《儿女英雄传》等。关于唐诗、宋词、元曲的海外翻译介绍，也在此期取得不少成就，有的对外介绍并不亚于对小说的介绍。

总之，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古典文学的海外传播有了较大的进展。不仅传播数量有了明显的增多，而且传播的内容也大大丰富了。以小说外播为例，鸦片战争以前介绍到海外的中国小说数量稀少，战后则不然，《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等传世名作都先后被译成多种外文，介绍到东西方各国。尽管此期介绍的水平不是很高，多数作品只有节译本，但这毕竟初步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瑰宝，为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中国民族及其文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窗口，并为后来的中华文化继续外播开辟了航道。其积极意义是不容抹杀的。其实中国古典文学外播的意义远不止此，更重要的是它还以无穷的艺术魅力，独特的艺术特色，积极地影响了域外一些国家和民族的文学艺术。如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尽管西方思潮如洪水泛滥般地冲击了社会，但在文坛上却一度出现汉诗文兴盛的局面。仅在1871年至1879年出版的汉诗选本著名者有：《明治三十八家绝句》《东京才人绝句》《明治十家绝句》《今世名家诗钞》《旧雨诗钞》等。日本学人正冈子规感慨地说：“今日之文坛，若就歌（按：和歌）、俳（按：俳句）、诗（按：汉诗）三者，比较其进步程度，则诗为第一，俳为第二，歌为第三。”[48]“和歌下落，汉诗腾贵”是对当时日本文坛状况的一种写照。中国文化的积极影响在西方国家有反映。20世纪初期（大约1910—1920）在英美诗坛上曾流行过意象派。意象派是现代英美诗歌的一个流派，从艺术渊源上说，它的形成曾受到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是这个流派的首倡人。面对西方诗坛的重重积弊，庞德立志进行诗歌改革。他从汉学家费诺罗萨收集、注释的上百首中国古典诗歌中受到深刻的启迪，形成了新的诗歌创作观念，并创作出第1本意象派诗集《意象派选集》，于1914年出版。在庞德的6首作品中，有4首取材于中国的古典诗歌：《仿屈原》，灵感来自于《九歌》中的《山鬼》；《刘彻》是对汉武帝“落叶哀蝉”的改写；《秋扇怨》是班倢伃《怨歌行》的模仿；最后一首尚未考证出其原诗。1915年，庞德经过对费诺罗萨遗留的中国古诗笔记的整理及再创作，出版了由18首短诗组成的《神州集》（又译作《汉诗译卷》、《古中国集》）。该书的出版一度在美国诗坛引起了轰动，《神州集》不胫而走，它所带有的中国诗风受到人们的普遍赞扬，在美国诗坛掀起了“中国热”，意象派在诗坛的地位亦被确立。

当然，应该看到此期的中国古典文学外播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此期向域外介绍中国文学的主要是外国人。他们或者是汉学家，或者是外交官，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学者。由于国度、民族、身份及看问题的立场、方法、角度上的不同，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理解、介绍及解释亦大不相同，众说纷纭，片面性与民族偏见掺杂其中。这不仅不利于中外文化的交流，而且给各国人民正确认识中国造成障碍。二是介绍的内容亦不完全，如中国古典小说的西文译本节译多，全译少，便是证明。可见，此期的中国古典文学外播固然取得可观的成绩，但也不应作过高的估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