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清王朝被迫打开闭关锁国的大门，从此西方文化如潮水般地涌入中国。历史的巨变，使近代中西文化交汇、冲撞及缘此而起的文化论争展现了全新的历史场景。洋务运动时期的“师夷”与“拒夷”之争；戊戌变法时期的“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民主平等与纲常名教之争；辛亥革命时期的“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之争、“欧化”与“国粹”之争等大致反映了晚清时期文化论争的基本内容。无论是魏源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康有为维新派主张的“君主立宪”，还是孙中山革命党人主张的“民主共和”，都可以看成是中国近代社会不同阶级、不同集团对中国前途命运的选择，具体地体现为资产阶级新文化反对封建旧文化这条主线。因此，文化论争中所呈现出的纷繁复杂和激烈都是前所未有的。这种文化选择过程由于处于时间高度浓缩的社会巨变的时代条件下，致使文化选择主体所表现出的阶段性和时代性都极其鲜明。例如“师夷之长技”对于不思变通的“夷夏之辨”观来说具有进步性，但是当着社会进步需要进行制度层面的改革之时，“师夷长技”所维持的封建纲常名教与君主专制又明显地落后于自由平等与君主立宪的文化选择了。而在辛亥革命时期，主张保留清王朝而提倡君主立宪的落后性与主张推翻清王朝而提倡民主共和的进步性也是不言自明的。潮流奔腾、大浪淘沙，推陈出新，近代中西文化论争不断演进的过程，既生动地反映了近代先进人物为寻找救国真理所走过的漫长曲折的道路，同时也体现了近代中国人思想解放的历程。

洋务运动时期关于“夷夏之辨”与“师夷长技”之间的论争涉及“拒夷”还是“师夷”的选择问题。持“夷夏之辨”文化观的顽固派和持“师夷长技”文化观的洋务派，都是封建统治集团营垒中的成员，他们之间的分歧主要表现在用什么方式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问题。洋务派能够正视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所处的国际地位，从维护清王朝统治的需要出发，主张以变通的方式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军事、经济“长技”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与此相对，顽固派却无视近代中国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下所处的劣势，坚持用传统的“夷夏之辨”观念看待已经变化了的中外形势，把西方各国仍视为历史上的“夷狄”，不承认它们有什么先进文明，排斥西方一切有益的东西。虽然他们的本意也是出于维持封建统治的目的，但却无力阻止西方势力对专制政体的任何冲击，更不能起到维护并长久延续封建统治的目的。由此可见，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目的相同，但由于采取不同的文化选择观，却产生截然不同的文化后果，这在文化史上却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而洋务派文化选择所发生的客观后果也是他们所始料不及的，即他们出于维护和巩固清王朝统治所采取的开办军事企业、民用企业，办洋务学堂，派留学生出国学习等措施，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过程中迈出的一步，为新式知识群体的崛起创造了滋生的土壤和温床。

从中日甲午战争后的戊戌维新运动起，中西文化论争已经深入文化的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这是这个阶段论争的一个特点。当时的维新派和守旧派虽然论争了许多问题，但中心问题是要不要用君主立宪制度取代君主专制制度、要不要用民主平等改造纲常名教的问题。同时这一时期的论争主体与洋务时期的论争主要发生在统治阶级内部完全不同，论争主体的组成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维新派作为论争主体的重要一方，已经脱离了旧式士大夫阶层，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中的多数人虽不是出自近代学堂，但都通过不同途径接受了西学，具备了近代知识结构，并积极参与近代文化事业，带有近代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从论争主体的另一方看，这时期洋务派也加入顽固派的阵营中来。前面已经谈到，尽管洋务派在对待西学的问题上与顽固派发生了论争，但两者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是一致的，它不会也不允许有任何触动或威胁传统封建体制及其意识形态的举动。因此在维新思潮冲击“中体”的情况下，他们便和顽固派一起，反对维新变法，维护封建专制和纲常名教。总之，由于新式知识分子的崛起并介入，使戊戌维新时期的文化论争带上了阶级斗争的性质。从而使论争无论从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比以前有了质的变化。

在论争中，维新派突破“中体西用”的藩篱，用近代的眼光评价西学的价值，在肯定西方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对西方的制度及精神文明作出积极的评价，对西方文化有较完整的理解，标志着中国人在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道路上又迈出重要的一步。维新派还积极宣传救亡图存、维新变法思想，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猛烈地抨击了守旧派的种种奇谈怪论，有力地冲击了封建文化、传播了近代科学文化，动摇了君主专制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启动了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闸门。这些思想斗争不仅给当时的变法运动造了舆论，产生了重大的社会震动，而且对后来的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20世纪初期是中国社会剧烈震**的年代，这时期民主革命风起云涌，推翻清王朝已成为时代潮流所趋，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化论争主要体现为：在制度文化选择上是实行君主立宪还是实行民主共和？在精神文化层面选择上是“欧化”还是“国粹”？文化论争的主体主要发生在资产阶级内部，既有改良派与革命派就制度选择上的论争，又有革命派内部“欧化”派与“国粹”派就文化主导性趋向的论争。辛亥革命时期，由于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风起云涌和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发展壮大，封建守旧派维护君主专制的陈词滥调已经成为征帆侧畔的沉舟，无法左右社会思潮的发展趋势，而活跃一时的新型知识分子便充当了晚清思想界历史舞台的主角。在文化论争中，最有生气的场面正是在他们中间揭开的。从总体上看，辛亥时期的论争与戊戌时期相比，大致处于同一层次，讨论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制度选择的问题，也就是选择君主立宪还是选择民主共和的问题。

作为改良派的前身维新派尽管提出了资产阶级新的文化思想，把中西文化论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他们虽对君主专制和纲常名教进行了大胆的抨击，但是在思想上仍保留了较多的封建因素，在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上，改良派虽然提出用君主立宪取代君主专制，但对西方的民主共和制度却采取敌视的态度。他们一方面敏锐地看到了西方文化的种种缺陷，批评盲目崇拜“欧化”的主张；另一方面又不敢用积极的态度去正视这些问题，而且企图通过向传统文化的复归来回避这些矛盾，以致出现了排拒西方文化中的合理成分，袒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成分的偏差。与革命派相比，他们的政治主张、文化思想已经明显地落后于时代。而革命派的思想较少受封建意识的影响，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问题上采取了积极进取的态度，因此，他们提出的主张带有时代感，顺应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潮流。双方论争的结果，民主共和战胜了君主立宪，更多的中国人选择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这不仅是革命进程中的飞跃，也是中国人在文化观念上的进步。

至于国粹派与欧化派的论争主要是革命党人内部的文化论争。他们各执一端，或者固守本国传统，漠视西方文化；或者完全醉心欧化，鄙弃本国文化，分别走向两个错误的极端，都是不正确的态度。针对这两种偏颇，资产阶级革命派中的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批评，认为“二家之见，所谓楚则失矣，齐亦未为得也”。他们看到，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存在利弊相形，良莠并存的情况，不能用简单化的态度对待，而要作具体分析，“然则对于我国固有之学，不可一概菲薄，当思有以发明而光辉之。对于外国输入之学，不可一概拒绝，当思开户以欢迎之”，从而提出了采取“吸食与保存两主义”并行的原则，对中西文化都要采取“拾其精英，弃其糟粕”。[44]这种观点反映出革命派中的一部分人在文化选择问题上的理智态度。

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化论争虽然深化了中国人对于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推动了近代新文化的发展，并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不仅缺乏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且也缺乏必要的理论准备，当这个阶级登上政治斗争舞台的时候，激烈的政治斗争与尖锐复杂的思想斗争同时摆在他们的面前，使他们常常处于仓促应战的境地。即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斗争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思想文化领域的问题只能服从政治斗争的需要，降到次要地位。这就使人们在文化探讨中提出的许多重要问题未能深入展开讨论，有的稍论即止，有的只给出了题目，给民国初年的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化问题论战埋下了伏笔。

注释

[1] 冯桂芬：《采西学议》，《戊戌变法》第1册，27页。

[2] 《洋务运动》第2册，22～23页。

[3] 同上书，24页。

[4] 《洋务运动》第2册，31页。

[5] 同上书，33页。

[6] 同上书，37页。

[7] 同上。

[8] 《洋务运动》第2册，39页。

[9] 同上书，50～51页。

[10] 《洋务运动》第6册，141页。

[11] 同上书，154页。

[12] 《洋务运动》第6册，141页。

[13] 参见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26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14] 容闳：《西学东渐记》，101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15] 《洋务运动》第6册，158页。

[16] 容闳：《西学东渐记》，103页。

[17] 《洋务运动》第6册，178页。

[18] 容闳：《西学东渐记》，100页。

[19] 同上书，104页。

[20] 《洋务运动》第2册，165页。

[21] 《康有为政论集》上册，13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22] 《康有为政论集》上册，220页。

[23] 《宾凤阳等上王益吾院长书》，《翼教丛编》卷五，7～10页，光绪二十四年武昌重刻本。

[24] 王仁俊：《实学平议》，《翼教丛编》卷三，16页。

[25] 叶德辉：《读西学书法书后》，《翼教丛编》卷四，69页。

[26] 曾廉：《应诏上封事》，《戊戌变法》第2册，493页。

[27] 张之洞：《劝学篇·明纲第三》，《张文襄公全集》第4册，552页。

[28] 皮嘉祐：《平等说》，《湘报》，第58号，1898。

[29] 无月关：《十九世纪时欧西之泰东思想》，《浙江潮》，第9期。

[30] 《孙中山全集》第7卷，6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31] 陈天华：《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民报》，第1期。

[32] 汪兆铭：《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民报》，第4期。

[33] 康有为：《法国革命史论》，《新民丛报》，第87期。

[34] 同上。

[35] 《开明专制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七，53页。

[36] 《孙逸仙与白浪滔天之革命谈》，《黄帝魂》，1904。

[37] 汪兆铭：《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民报》，第4期。

[38] 孙中山：《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1卷，298页。

[39] 章太炎：《演说录》，《民报》，第6期。

[40] 《与同志书》，《游学译编》，第7期。

[41] 《美国宪法》，《民心》，第3期。

[42] 李书城：《学生之竞争》，《湖北学生报》，第2期。

[43] 转引自倪海曙编：《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18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

[44] 《学术沿革之概论》，《醒狮》，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