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文化选择

从1901年到1911年的10年间，是辛亥革命的准备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激化。清王朝对内横施暴虐，对外摇尾乞怜的丑恶行径，充分证明它已经腐败透顶，完全堕落为“洋人的朝廷”。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更加肆无忌惮，任意在中国驻扎军队，强租土地，掠夺资源，乃至直接出兵在中国的领土上互相厮杀。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唤醒了人民，激励了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决心，同时也为中国人在这个时期对文化出路的探索添加了新的动力。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清王朝的腐败堕落，使许多一度相信过改良主义的人从梦幻中惊醒，转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边。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树起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旗帜，在政治、军事和思想文化战线上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领导了这个时期的历史潮流。因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潮流，是20世纪最初10年间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主流。

这一时期资产阶级的壮大和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崛起，又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新的社会力量。许多进步知识分子通过报刊、学堂、译书等途径，把欧美、日本等国的新知识、新理论、新学派输入国内，形成近代史上西学传播的一个高峰。引进的内容不仅有大量的自然科学，而且还有各种人文科学，而西方的各种社会思潮，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古典哲学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流行的各种主义，都被介绍进来。西学的大量输入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给国人深入探讨中西文化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思维方法。西学思潮又与剧烈动**的社会相呼应，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文化观念。“欧化”论有之，“国粹”论有之，守旧与维新、改良与革命……各种观点纷纷登场，相互冲撞，呈现出一幅斑斓驳杂、纷纭多变的历史画卷。思想观点尽管形形色色，但所讨论的问题依然没有脱离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这两种不同文明之间的相撞相融问题。正如《浙江潮》刊登的一篇文章所说：“十九世纪者，东西文明之抵触之时代也。物质之文明由欧而入亚，灵性之文明自亚而之欧。两大潮流相击相触，发为雄声奇彩，以震眩此世界。……此二十世纪，将融合浑化而生一光被全球之大文明欤！”[29]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化论争，就是这两大文明“相击相触”而迸发出的耀眼火花。

这个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流文化观主要以孙中山和章太炎等人的主张为代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既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政治主张的理论表现，也是这个派别进步文化观念的集中反映。孙中山不仅从政治上彻底否定了封建帝制，批判了帝王思想，具有强烈的反封建的战斗性，同时他还努力地保留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因素，如传统文化中的民族思想、爱国主义及大同理想都被他继承下来，成为自己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成分。孙中山还用积极进取的态度对待西方文化，力求吸取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他不仅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共和国政治方案，而且还吸收了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些观点。孙中山自己曾说：“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创获而独见者。”[30]这段话明确地表白了他自己文化观的思想来源。在他的主张中既处处洋溢着资产阶级民主理论的光彩，又留下不少与传统文化妥协的痕迹。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章太炎则是位具有深厚经学根底的思想家。他推崇“国粹”，主张“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他虽提倡民权平等，但却反对“委心向西”，而立意于弘扬“佛学”。他所梦寐以求的，是在继承祖国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能够抵制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侵蚀的民族文化，推动正在艰难前进的民族解放事业。这就是他的文化观的本质。

在革命派文化观中，除了有孙中山、章太炎代表的正统文化观外，还有以《新世纪》派为代表的激进的“欧化”派文化观、以《国粹学报》派为代表的“国粹”派文化观，从而使这一时期的文化论争，既有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要不要实行民主共和的论争，又有革命派内部激进派与保守派之间围绕着“欧化”与“国粹”问题进行的论争。

二、革命派与改良派的文化论争

革命派与改良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的两大政治派别。革命派的形成和发展，与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了兴中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纲领。在实现民主共和的旗帜下，中国形成了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派。1905年孙中山把几个主要的革命团体统一起来，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成为革命派的核心组织。改良派的前身是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派，康有为是该派的领袖。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他并没有从失败中接受教训，仍然寄希望于光绪皇帝重掌大权，坚持已经破了产的改良主义道路。康有为在戊戌维新时期曾经是充满革新锐气的维新领袖，但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已经过时的君主立宪政治主张，这就落后于时代了。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不仅拒绝与革命派合作，而且公开与革命派为敌，散布保皇复辟、反对革命的种种论调，竭力美化和吹捧封建旧文化和旧制度，成为民主革命潮流发展的绊脚石。为了在思想上澄清改良派造成的混乱，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不得不对改良派的思想观点进行清算，揭开了双方论争的序幕。

在1905年以前，革命派与改良派围绕着要不要进行民主革命的问题进行了多次辩论。到1905年夏秋之际，同盟会成立及其机关刊物《民报》创刊后，双方论战全面展开，进入**。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涉及问题之多、斗争之激烈，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罕见的场景。据不完全统计，双方投入这场论争的报刊多达20余种。革命派的主要舆论工具是《民报》，参与论战的主要撰稿人有孙中山、章太炎、陈天华、宋教仁、朱执信等。改良派的主要舆论阵地是《新民丛报》，在论战中真正起作用的是康有为、梁启超。双方论辩的问题很多，其中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关于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的论争。

革命派认为，共和制是近代政治制度中最理想的制度。陈天华说：“近世言政治比较者，自非有国拘流梏之见存，则莫不曰：共和善，共和善。”中国“而求乎最美最宜之政体，亦莫共和若”。[31]在他们看来，仅仅实行推翻满洲贵族压迫的民族革命是不够的，还不能改变君主专制政体，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实行以民主共和为纲领的民主革命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因为民主共和制度真正体现了“天赋人权”、平等、自由、博爱的精神，能够恢复国民固有的人权，全面体现“民意”。实行“三权分立”的民主政体可以“除专制政治之压制”，“摧破专制政体”，“把我们中国造起一个二十世纪头等的共和国”[32]。

革命派论争的主要报刊《民报》

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始终坚持过了时的君主立宪旧调，竭力反对革命派选择的民主共和道路。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立宪法议》一文，极力赞美君主立宪，说：“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为永绝乱萌之政体也”。康有为在《法国革命史论》一文中，也以史论的形式盛赞欧洲的君主立宪国家，称赞他们“为民之仁政，备举周悉，法律明备，政治修饬，彬彬矞矞，光明妙严”。而对民主革命和共和制度则大加丑化。他把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说成是“妄行杀戮，惨无天日”的“恐怖之世”，把法国大革命领导人称为“酷毒民贼”、“屠伯悍贼”。在他看来，民主制、民权论简直就是罪恶之源，“故自由革命民主自立之说，皆毒溺中国之药也，其万不可从，不待言也”[33]。

改良派对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能否在中国实行持否定意见。康有为认为：“人权平等”、“主权在民”、“普通人有权选举”固然很好，但是在中国则行不通。因为处于君主专制时代的中国，只能经过君主立宪才能达到民主共和制的时代，断言君主立宪是中国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既不能阻止，也不能超越，只能循序渐进，“断难踖等”。他还借口实现民主共和必须经过革命的途径，大肆渲染革命的危害，说“夫经革命之后，全国散漫，控御无方，内乱并起，而外侮乘之，中国之亡益速耳”，建立民主共和不过是“妄引法国夙昔野蛮之俗”，“安平无忧而服鸩自毒，强健无病而引刀自割”[34]。与其冒革命流血之险，不如“合举国之力”推倒慈禧太后，使光绪帝复辟，推行君主立宪更为稳妥可靠。梁启超在这个问题上甚至认为，中国不仅不能实行民主制度，而且连实行君主立宪的条件也不存在，只能实行“开明专制”。他认为共和制不能在中国实行的原因是中国人尚不具备享受共和制的“资格”。这种“资格”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民程度未及格”，指中国人思想文化水准低下，参政、议政、行政能力尚很“幼稚”，不能履行共和制所要求的权利和义务；二是“施政机关未整备”，指中国没有实行共和制所必需的各种制度、规章、组织等社会条件。认为如果人民不具备这些参政资格，而“强欲效颦”，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徒增扰乱”。因此，他的结论是：“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35]从主张君主立宪到提出“开明专制”，是他退步落伍的一个缩影。

与此相对，革命派则对中国实行民主共和制的现实性抱着乐观的态度。他们认为共和制度及民主思想不是西方国家的专利品，其在我国的历史传统和民族精神中同样具备。孙中山认为“三代之治”，实行的就是“共和之神髓”[36]，汪兆铭也认为自由、平等、博爱三者对于人类具有普遍意义，因而也适用于中国。既然在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存在共和制和民主自由精神的因素，那么在现实中实现这些东西就有足够的理由。革命派并不否认在文化教育落后、民智未开的情况下实行民主制的艰巨性，但他们认为这种情况可以通过发展近代教育，进行文化启蒙的办法来解决：“教育者，于革命之前、革命之时、革命之后，皆一日不可缺者也。”[37]为了使民主共和制度更适合于中国的国情，孙中山把同盟会纲领的实现分成三个时期来实施，即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和宪法之治，逐步扫除专制时代遗留下的积弊。其中包括兴教育、厉风俗，培养人民的民主法制观念，以“循序以进，养成自由平等之资格”。[38]从而为民主共和制的实行设计了一条可行的道路。

革命派和改良派的文化思想都属于资产阶级的性质，在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上有不少相通之处，但他们之间确实存在着新与旧、进步与保守的差别。这场论争以民主共和否定君主立宪而告终，扫除了革命斗争道路上的思想障碍，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国粹主义”与“醉心欧化”

“欧化”派观点和“国粹”派观点，都是新型知识分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出路问题及中西文化关系问题进行的探索。“欧化”派以吴稚晖、李石曾等《新世纪》派为代表。《新世纪》周刊于1907年6月创设于法国巴黎，是革命派内部一个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其同人倡言“三纲革命”、“孔丘之革命”、“祖宗革命”，对封建旧文化进行猛烈批判，颇有振聋发聩之声势。但该派有全盘否定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倾向。近代中国的国粹主义思潮萌芽于19世纪末，形成于20世纪初。1905年初，曾经主编过《政艺通报》的广东学人邓实在上海主持成立了旨在“研究国学，保存国粹”的国学保存会。同年2月该会创办了《国粹学报》，公开亮出了国粹派的思想旗帜。这份报纸既是国学保存会的机关报，也是国粹思潮的主要论坛。从此，国粹派作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领域中的一个派别正式形成了。国粹派的思想主流主要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关于提倡“国粹”的宗旨，章太炎讲得很清楚：“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就是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39]从《国粹学报》发表的文章来看，这个派别讨论的问题相当广泛，排满光复、政治改革、复兴古学、历史考据、诗文辞赋，无一不在他们关心的范围之内。然而，对中国传统文化前途的思考及纠正欧化论的偏颇则是他们始终关注的核心问题。

《国粹学报》封面

如何评价中国传统文化，两派观点明显相异。国粹派对中国传统文化评价很高，称之为中华民族的灵魂，中国的立国之本，应该得到继承和发扬。在他们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就是所谓“国学”，即包括孔孟儒学和诸子百家之学在内的中国传统学术。国粹派赞美传统并不意味着他们一概排斥西方文化，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承认和肯定西方文化价值和作用的，并且在不少的思想主张中已经包含了西方文化的内容。1905年8月出版的《国粹学报》第7期刊登了许守微的一篇题为《论国粹无阻于欧化》一文，谈到了保存国粹与实行欧化的关系。作者一方面认为欧化是“救中夏之道”，“固吾人所祷祀以求者也”；另一方面又强调欧化离不开国粹的发扬。他认为中国开关数十年输入西学“莫收其效”，原因在于没有注意发挥自己的内在因素。中国的内在因素就是培养“民德”，发扬国粹，即用本国的历史学术教育人民，焕发他们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精神。他以古代埃及、希腊、印度为例，说明这些国家“皆以失其国粹，或亡或灭，或弱或微”。而近代欧洲则因复兴古学而强盛起来，“今日欧洲文明，由中世纪倡古学之复兴。”中国应以欧洲为榜样，“急起直追，力自振拔”。国粹与欧化在这里得到统一，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国粹也者，助欧化而愈彰，非敌欧化以自防，实为爱国者须臾不可离也云尔。”欧化必须在坚持中国文化主体的前提下来进行，这种观点在国粹派中是带有普遍性的。

与国粹论者相反，欧化论者则把西方文化赞誉为“近代文明之春雷”，是“度越前古、凌驾东亚”的“新文明”，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和拯救中国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宝方良药”。西方文化在一切方面都优越于中国文化，中国必须以西方文明为榜样，实行“欧化主义”才有出路。欧美诸国被他们视为最理想的文明导师和榜样。“欧美者，文明之导师也；日本者，文明之后进也。……欧美者，文明之出产地也，欲求实学，必于欧美。”[40]在政治上，他们向往美国、法国等实行资产阶级共和制的国家。有人撰文说：“今世之人，不必援英吉利、德意志、日本为比例，须步法兰西、美利坚后尘也。”[41]在思想文化上，他们把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看作振兴中国学界的灵丹妙药，大声疾呼：“非灌输路索（卢梭）、孟德斯鸠、达尔文、斯宾塞诸儒之学说以淘洗之，茫茫大陆将随学界长沦于黑暗之中矣。”[42]有人甚至主张废除汉字，改用西方文字：“中国文字野蛮，欧洲文字较良”，提出“弃吾中国之野蛮文字，改习万国新语之较良文字，直如脱败絮而服轻裘，固无所用其更计较”。[43]在近代时期，中国传统文化落后于西方文化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国家实行开放，引进西方文明正是中国文化振兴的重要转机。欧化论者的言论反映了这一历史发展的要求，从总体上来说是正确的，无可厚非的，但是，不少持欧化论者都过分贬低了传统文化的价值，这又是它的不足。

总之，在对待中西文化问题上，国粹论与欧化论都各执一端，或者固守本国传统，漠视西方文化，或者完全醉心欧化，鄙弃本国文化。尽管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从总体上看都不是正确的态度，反映出辛亥时期文化选择的急迫性和多元性，也为民国初年的文化论战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