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出现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民族危机空前加剧。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维新派发动了变法运动，在文化思想领域中展开了对守旧势力的斗争，其中就涉及新旧文化斗争的问题。在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与守旧派围绕着新学与旧学的问题进行了尖锐激烈的论争，把中西文化的论争提到一个新的水平。

一、维新派的文化观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与洋务派不相同，是由一批具有强烈爱国意识和初步资本主义思想观念的新型知识分子组成的进步政治派别。他们的文化观既不同于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改革派的观点，也有别于洋务派的主张，糅进了更多的西方社会政治思想的因素，如进化论、天赋人权论、民主自由学说等。维新派的文化观集中地体现在他们当时大力鼓吹的“新学”思潮上。维新派宣扬的“新学”思潮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一是用西学改造中学与用传统语言和思维表述西学互为一体；二是倡导今文经学，反对古文经学，借以否定封建意识形态的正统性和神圣性；三是复活明清之际的经世致用精神，用新学学说为维新变法服务；四是超越洋务派的“体用”界限，主张不仅要学习西方的“用”，更要学习西方的“体”，强调制度层面及社会文化层面的改革。

“新学”思潮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是传入中国的欧美近代资本主义思想文化。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维新派代表人物都通过各自不同的途径，接受了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突破封建守旧思想的藩篱，形成了带有时代特色的维新派文化观。维新派用进化论解释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认为人类的文化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在不断的变化中逐步积累起来的。基于进化论的观点，他们承认中国传统文化已经落后于西方文化的事实，具有对传统文化强烈的批判意识。维新派对清王朝提倡的以汉学、宋学、科举八股为基本内容的官方文化极为不满，强烈要求打破封建传统文化的旧框架，通过兼采中西、融会古今的途径，建立起一个来源广泛、内涵丰富的新文化体系。在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上，他们承认西方文化体系中，不仅包括声光化电等物质文明，还应包括其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至此，中国人对西方文化开始有了较完整的认识。概言之，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文化观与封建士大夫的文化观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们突破了传统儒学的狭隘眼界，吸收了西方的科学、民主思想，建立起一种以变革封建君主专制为中心内容、会通中西的文化观念，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

维新派论战的主要报刊《时务报》

中日甲午战争后，由于新兴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和维新派文化思想的形成，改变了戊戌维新时期新旧势力营垒的内在构成。如果说洋务派及其思想观念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还有抵制顽固派阻挠洋务改革的积极作用的话，那么，在维新思潮冲击“中体”的情况下，他们便和顽固派一起，反对维新变法，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和纲常名教。因此，戊戌维新时期中西文化论争是在维新派与由顽固派加洋务派组成的守旧势力构成的“旧学”营垒之间展开。他们之间的斗争是新兴资产阶级与腐朽的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反映，其激烈程度是以往各次论争所无法比拟的。

“公车上书”之后，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志士通过报刊、学会、学堂等渠道大张旗鼓地宣传自己的主张，使中国思想界出现了新气象。守旧势力敏感地察觉出维新思想对“圣道”、“圣学”的危害性，便在“翼教”、“护圣”的旗帜下集结起来，对维新思潮进行“围剿”。他们的代表人物有洋务官僚张之洞，前国子监祭酒、长沙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及其弟子苏舆，湖南绅士叶德辉、曾廉等。苏舆编的《翼教丛编》和张之洞撰写的《劝学篇》是集中反映守旧派思想观点的两部代表作，在对维新思想的“围剿”中所起的作用尤其显著。新旧势力斗争最激烈的地区是湖南。1897年10月，维新派在长沙开办了时务学堂，聘请梁启超担任中文总教习，作为传播变法改制主张的基地。湖南的守旧势力对此极为忌恨，他们攻击时务学堂散布“异端邪说”、“图谋不轨”，要求当局整顿学堂，辞退梁启超等人。在湖南邵阳，维新志士樊锥竟被乡绅诬为“乱民”，驱逐出境。至于上书上奏要求清朝当局治罪维新派的事件更是层出不穷。从双方论争的内容来看，维新派与守旧派已经就文化的深层问题展开论辩。这些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之争，二是民权说与三纲五常之争。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考察，我们可以得知中国近代文化思想从学习“西艺”到探求“西政”转进的轨迹。

二、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之争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为救亡图存而奔走呼号，大声疾呼要“变法自强”。维新派的“变法”是要变革延续了两千年之久的封建专制政治体制，在中国建立起类似英国、日本那样的君主立宪制度。康有为在许多著述中进一步阐述了实现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为维新运动定下了政治基调。康有为早在有名的《上清帝第二书》中就提出君主专制导致的上下隔绝、民情不通的“壅塞”病症，建议在全国每十万户公举“议郎”一名，参与国家“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建立起“君民同体，情宜交孚，中国一家，休戚与共”[21]的政治局面。他在《上清帝第七书》中也同样认为现在的君主专制弊病太多，需要改革，说：“考中国败弱之由，百弊丛积，皆由体制尊隔之故。”[22]他认为中国最理想的政体是仿照西欧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制。随着维新运动的深入发展，康有为的这种政体改革思想得到许多开明知识分子的拥护，影响越来越大。维新派掌握的舆论工具《时务报》《湘报》《国闻报》等报纸，不断刊登鼓吹设议院、变政体的文章，如梁启超的《古议院考》《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唐才常的《各国政教公理总论》，严复的《辟韩》《原强》等文章，都是阐述政体改革和民权政治的重要作品。

在封建皇权时代，皇帝、君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政治权威，对他们的任何不恭都是“大逆不道”的犯罪行为，更不要说抨击、否定君主专制了。维新派用君主立宪取代君主专制的主张自然引起守旧势力的恐惧和仇恨，遭到他们的群起围攻。守旧派或者上告当局，或者撰述文章，攻击维新派的“变政”主张，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君权。由于新旧双方的政治立场截然不同，他们在思想上的对立也水火不相容，使论争显得格外激烈。下面是梁启超和叶德辉的一段精彩对阵。任长沙时务学堂教习的梁启超在学生课艺的批语中发表了一些抨击时政、宣传民权的议论，叶德辉获得后逐条批驳，字里行间表现出新旧势力间的尖锐冲突：

梁启超认为变法应从皇帝降尊始，废除跪拜之礼。叶德辉批驳道：“此言竟欲易中国跪拜之礼为西人鞠躬，居然请天子降尊，悖妄已极。”

梁启超认为《春秋》包含了六经中论述民权的材料。叶德辉批驳道：“民有权，上无权矣。欲附会六经，六经安有此说？”

梁说：“臣佐君为义”是令人甘为奴隶。叶批驳道：“此教人不必尽忠。无人心至此。”

梁对英、美等国设议院制约国王、总统的权力表示赞赏。叶批驳道：“如此则中国幸不设议院耳。设议院而废君，大逆不道之事更多矣。”

梁认为中国只有兴民权才不会灭亡。叶批驳说：“兴民权只速乱耳，安得不亡。”

梁主张：“今日变政所以必先改律例。”叶批驳说：“如此言直欲废中律，用西律耳，是之谓贼民。”

梁认为“圣人”在“据乱世”是从不平等中求平等。叶批驳道：“梁启超来主时务学堂，于是人人言平等，至有皮孝廉（指皮锡瑞）父子之谬论。谨厚者如此，其他可知，伤风败俗，莫此为甚。”

梁写道：“臣也者，与君同协民事者也。如开一铺子，君则其铺之总管，臣则其铺之掌柜等也。”叶批驳道：“三尺童子习闻此类谬说，湘中风俗人心之坏，恐有不可问之日矣。”[23]

双方观点，针锋相对，一方反对君主专制，一方维护皇帝独断；一方兴民权，一方尊君权；一方盛赞西方政治制度，一方则视其为洪水猛兽。彼此都采取了毫不相让的坚决态度。

在与守旧派的论争中，维新派突破早期维新思想家就事论事的思想局限，用西方资产阶级“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等政治思想理论为武器，批判了君主专制的腐朽性、反动性，阐述了君主立宪的基本主张及其实行的必要性。千百年来，封建统治者不仅实行君主专制，而且还制造了一套为君权辩护的理论，把君主称为“真龙天子”，称为上天意志的代表者和体现者，把它打扮成一位超凡脱俗的“神”。君主拥有无限权力，可以支配一切、主宰一切。君臣、臣民之间的尊卑服从关系，被看作是天然秩序，永远不能动摇和颠倒。针对这种“君权神授”的谬论，维新派用“天赋人权”说痛加批驳。谭嗣同从人类社会进化的历史来说明君主、君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认为人类最初是没有君主的，只是后来为了解决群体生活中出现的纠纷，才选出君主为自己办事，并赋予他权力。所以人民才是国家和社会的真正主人，而君主及其臣属不过是人民的仆人。他说：“君主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民办事者也。”人民为“本”，君主为“末”。这就把被封建统治者颠倒了的“君”“民”关系重新颠倒过来，从理论上否定了君主专制的合理性。

维新派对君主专制的腐朽性和反动性予以无情揭露，鞭挞了这种制度给中国社会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至高无上的历代帝王，更被他们斥之为“大盗”、“独夫民贼”。在批判君主专制的同时，维新派以炽热的感情宣传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尤其称赞君主立宪的优越性。他们通过比较中西不同的社会制度认识到：西方君主立宪的优越性在于国家设有议院和宪法，使君主的权力得到有效的制约，避免产生暴君的祸患，从根本上消除了君主专制造成的种种弊端。梁启超指出“议院者，民贼所最不利也”，就是说的这一点。维新派对于君主立宪取代君主专制的社会变革有着更加自觉的认识。梁启超所著《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文，即用进化论理论为实行资产阶级立宪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

与维新派相反，守旧派坚持陈腐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世界观和君权论，把君主专制说成是万古不易的大经大法，把君主主宰一切称为天经地义的不易之理。他们认为，中国的君主专制是开天辟地以来最完美无缺的制度，远比西方的制度优越。在他们看来，西方国家的政体，无论是君主立宪也罢，还是民主共和也罢，无一不是弊端累累，混乱不堪，毫无优越性可言。守旧官僚王仁俊就认为：西方国家是“夫妇同权，君相易位”。他危言耸听地说：中国如果实行了西方的政治制度，“不十年而二十三行省变为盗贼渊薮”，“不十年而四万万之种夷于禽兽矣”。并断言：“民主万不可设，民权万不可重，议院万不可变通。”[24]

关于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之争，最受新旧双方的重视，都尽力对垒。维新派用犀利的笔锋对君主专制的种种罪恶进行了空前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从理论上否定了传统的君权论，从而动摇了君主专制赖以存在的思想基础。而守旧派思想陈腐，论说苍白无力，拿不出像样的思想观点，表现出封建地主阶级在意识形态上已经处于山穷水尽的地步。这场论争使西方的“天赋人权”、三权分立、民权学说等政治观念得到肯定和传播，推动了中国近代思想解放潮流的进一步发展。

三、民主平等与纲常名教之争

戊戌维新运动在冲击君主专制的同时，也展开了对封建三纲五伦等纲常名教的批判。它集中地反映了这一时期中西道德观念层面的冲突。

纲常名教是维护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的伦理道德理论，集中地体现为“三纲”、“五伦”。所谓“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伦”是指“君臣义，父子孝，夫妇别，长幼序、朋友信”这五种人际关系准则。三纲五伦作为在封建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其基本精神是维护人与人之间的上下、尊卑、贵贱、长幼、亲疏有别的等级关系，片面强调人们对尊者、长者、圣者的绝对服从和义务，并把这种不合理的道德要求神圣化、法律化，推广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规范人们言行思想的清规戒律。守旧派坚持形而上学的唯心论宇宙观，把封建主义的纲常名教说成是支配一切，决定一切的精神力量，具有万古不变的永恒性。无论是洋务派还是顽固派，都把三纲五伦看成是封建制度的**，极力加以维护，生怕因封建道德的动摇而引起君主专制的崩溃。他们一再表示：“孔子之制在三纲五常，而亦尧舜以来相传之治道也。三代虽有损益，百世不可变更。”[25]可见纲常名教在他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他们甚至断言：如果没有纲常名教，不讲等级尊卑，人类将不成其为人类，中国将不成其为中国。他们对维新派所宣传的自由平等思想极端仇视，骂维新派是“乱臣贼子”、“无君无父”的名教败类，认为维新派所宣传的西方思想是败坏纲常的祸根。曾廉在给朝廷上的一道奏折中说：“今天下之患，莫大于以西学乱圣人之道，堕忠孝之常经。”[26]他们十分清楚，一旦“民权之说”兴起，三纲五伦动摇，就会引起封建秩序的大乱，中国就要“夷于禽兽”了。所以把抵制民权平等思想的传播，看作维护封建统治的当务之急。正如张之洞所说：“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27]

张之洞撰写的《劝学篇》

维新派认为天下万物无不处于新旧更替的变化之中，这种变化也包括伦理道德的变化。中国的“民德”处于危机状态，主要是由于君主专制的戕害和纲常名教的压抑，因此破除三纲造成的等级关系，提倡平等，创立平等学说，是“新民德”的前提。维新派还借用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学说为武器，批驳了守旧派的纲常名教永恒论，认为三纲五伦、等级尊卑并不是人类生来就有的，恰恰相反，追求平等、自由则是人的本性所致。为此，湖南维新志士皮嘉祐系统地发挥并阐述了平等思想。[28]严复在痛斥封建旧道德的同时，提出了“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主张。他认为民主是指争取政治权力而言，包括改革旧政体，实行议院和宪法，允许人民参与政治；自由是指在社会伦理、道德、风俗等方面保障人的尊严与权利，范围比民主更广泛。对中国来说，争取自由权利是极其重要的问题，是“体”。他在《原强》《论救亡之亟》等文章中指出的自由权利，包括言论自由、人人平等、人身不受侵犯、保护私有财产等方面。谭嗣同对自由平等也有许多论述，他在批驳“父为子纲”时指出：“父”与“子”都是“天之子”，每个男人既为“父”，又为“子”，集二任于一身，父子之间完全是平等的关系，讲“父为子纲”正是违背了天理。他认为“夫为妻纲”尤其荒唐，男女关系同样应该建立在平等原则基础上。男女通婚应该本着“两情相愿”的原则。他从内心深处发出“冲决君主之罗网”，“冲决伦常之罗网”的呼唤，成为维新派批判封建主义的时代最强音。

维新派与守旧派围绕民主自由与纲常名教的论争，反映出两种不同的人生观、道德观的对立。在论争中，维新派不仅用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对纲常名教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批判，而且提出和阐明了以民主、自由、平等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新道德观念，动摇了封建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