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爱国救亡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头等重要的历史课题，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当时的中国社会还面临着摆脱封建统治，从中世纪走向近代的问题。因此，启蒙的任务也同时提了出来。何谓启蒙？简单说来是启发人们的蒙昧意识。而在晚清封建统治存在的条件下，启蒙则是指用近代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启迪、教育广大民众，使他们摆脱封建主义束缚，接受近代的文明意识和精神。晚清时期资本主义思想文化的核心内容则是科学和民主，所以提倡科学和民主是近代中国思想启蒙的基本内容。救亡与启蒙尽管是两个意义不同的历史课题，但在晚清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二者相辅相成，并存统一，构成了晚清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

在鸦片战争中，英国殖民主义者凭借坚船利炮打败了中国，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加到中国人民头上，给中华民族带来奇耻大辱。从此以后，中国出现了民族危机，且这种危机步步加深。民族危机的出现和加深激发了国人的忧患意识和民族危机感，促使人们寻找解救危机的办法，重新认识中国和世界，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进行新的反思，这就导致了对西方新知的追求。如魏源在写《海国图志》时就明确指出：“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34]反映出他为御敌雪耻而主张洞悉外情、“师夷长技”的强烈要求。他强调说：“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35]也就是说，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首先得到中国人的承认。从视外国为“夷狄”，强调“严夷夏之大防”，到表示“师夷之长技”，学习西方先进物质文明，正是中国人在民族危机刺激下文化意识方面的一个进步。然而，由于守旧势力的阻挠，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近20年间，“师夷长技”的主张仅停留在议论阶段，并未见诸实际行动。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把自己的侵略触角从东南沿海伸向中国的内地和北方，大大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陷于内外交困中的清王朝为了自救，不得不举办洋务事项，包括开办近代军用、民用企业，创设新式学堂，翻译西书，训练新式海军，把“师夷长技”的主张付诸行动。伴随着这类行动的是“器惟其新，道惟其旧”的指导思想，后来有人把这种思想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从儒学一统说到“中体西用”，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晚清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在“中体西用”的文化结构中，作为传统文化的“中学”虽然处于“体”的地位，起着主导和支配性的作用，但这个“体”并不排斥作为“用”的“西学”，而给“西学”以一席之地，这就为西方文化在中国的植根提供了思想理论依据。洋务运动时期对西方科技知识的吸收，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在表层发生的新变化，中西文化在较低的层次开始进行融合。在“西学为用”的影响下，西方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引进渐成潮流，也对社会缓慢地发生了作用，尤其对传统文化造成了冲击。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中国内部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新兴资产阶级，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变化和中西文化的进一步融合准备了内在的条件。然而，在封建主义统治下的中国弊端累累，积重难返，绝不是仅习西方技艺就可包治百病的。在此期间，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英、俄觊觎边疆，日本侵略台湾，然后是中法战争、中日战争。这一切迫使国人作更为深刻的反思，开始认识到改变封建制度的必要性，从而把启蒙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在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的刺激下，维新派发起了变法运动。这一运动不仅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政治斗争的起点，也是晚清文化发展的重要转折点。维新志士不再把追求西学的目光停留在声光化电等西方物质文明方面，而是要吸收西方的进化论、民权思想和政治制度等较深层次的内容，并以此为武器来批判君主专制和纲常名教，触及封建传统文化主体部分。与此同时，维新派在早期改良思想家王韬、郑观应等人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度的基础上，积极鼓吹政治体制的改革，把对国人的思想启蒙从倡导物质文明变革阶段提高到制度文明变革阶段。宣传民权思想是维新派进行思想启蒙的主要内容。梁启超说：“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政弱之根源”；[36]“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37]严复则称：“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38]这些主张都发前人所未发。按照维新派的理解，“民权”是指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人民大众参政议政之权，并不排除君权的存在，可与君权并存。他们所以执着地追求君主立宪政治理想就源于这种“民权”理论的支配。从严格的意义上讲，维新派的民权思想只是不彻底的民主思想。尽管如此，维新派关于民权思想的宣传，有力地推动了民主思想的传播，为后来资产阶级革命派鼓吹民主共和做了一定的思想准备。

辛亥革命时期，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了彻底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的政治主张，把近代国人长期以来追求的民主思想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孙中山等人旗帜鲜明地赞同西方的民主共和制，并以美国、法国等民主国家的政治体制为模式，规划了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的方案，并批驳了康有为等改良派鼓吹的中国“民智未开”，不能倡言革命，实行共和，“只可行君主立宪，不能行共和革命”[39]的观点，不仅发展了民主思想，而且扩大了民主思想的影响。“民主”一词在海内广泛流行，正是始于辛亥革命时期，反映了晚清时期思想启蒙运动的深入开展。

总之，晚清时期的启蒙运动经历了从学习西方物质文明到学习西方制度文明两个阶段。而在后一个阶段又有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在主张上的不同。前一阶段的内容主要指自然科学，后一阶段的内容主要指制度民主。这就为民国初年兴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其意义的重要不言而喻。然而，无论是科学也好，还是民主也好，它们的出现都与国人进行的爱国救亡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救亡推动了启蒙，启蒙又促进了救亡。二者之间的相互驱动构成了晚清时期资产阶级新文化的重要特征。

注释

[1] 列宁：《皮梯利姆·索罗金的宝贵自供》，《列宁全集》第35卷，1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2] 陈天华：《猛回头》，《辛亥革命》第2册，15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3] 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下册，34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4。

[4] 同上书，340～341页。

[5] 卫种：《二十世纪之支那初言》，张枬等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6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

[6] 同上书，64页。

[7] 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上》，《郑观应集》上册，313～314页。

[8] 引自周朝民：《戊戌变法后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史学史研究》，1983年第4期。

[9] 《新民丛报》，第31号，1903。

[10] 《浙江潮》，第7期，1903。

[11]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1页。

[12]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6页。

[13] 《游学译编》，第6期，1903年4月。

[14] 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279、28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15] 梅文鼎：《堑堵测量》，引自杜石然等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册，217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

[16] 阮元：《畴人传》卷四十六，“西洋十九”，光绪八年海盐常惺斋张氏刻本。

[17]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1469页。

[18]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108～10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19] 《辛亥革命》第2册，131～133页。

[20] 郑观应：《盛世危言·西学》，《郑观应集》上册，272页。

[21] 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三》，引自《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5册，566～567页，上海，神州国光社，1954。

[22] 王韬：《上丁中丞书》，《弢园尺牍》，123～124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23]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65页。

[24] 梁启超：《大同译书局叙例》，张静庐编：《中国近代出版史料补编》，53页，北京，中华书局，1957。

[25] 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三》，《鸦片战争》第5册，571页。

[26]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戊戌变法》第1册，31页。

[27] 同上书，29页。

[28] 《戊戌变法》第2册，210页。

[29] 同上书，178页。

[30] 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戊戌变法》第2册，153页。

[31] 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集，280页。

[32] 同上书，281～282页。

[33] 孙中山：《民报发刊词》，《孙中山全集》第1集，289页。

[34] 魏源：《海国图志叙》，《魏源集》上册，20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

[35] 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三》，《鸦片战争》第5册，567页。

[36]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128页。

[37] 梁启超：《爱国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73页。

[38] 严复：《原强》，《严复集》第1册，2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39] 康有为：《布告为七十余埠保皇会众》，《中国维新报》（纽约），1906-1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