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清政府实行了闭关锁国政策，给清朝初年以后的中国文化带上一定的封闭性。“天朝上国”的文化意识支配着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思想。这种观念认为，中国“居天地之中”，是天下文明的典范，中国以外的国家是“化外之邦”，中国对于外国无所需求，亦无须向外国学习。基于这种认识，清朝统治者以“天朝上国”自居，不仅把周边邻国视为“番邦蛮族”，而且把东来的英、法、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看成“化外蠢愚”，一概拒之门外。尤其在清代雍正、乾隆以后，闭关政策得到严格的推行，中外文化交流愈受限制，几近停滞状态，致使中国人对西方及世界的认识出现了大倒退。在明末清初，徐光启、梅文鼎、王锡阐等开明士大夫对西学抱着欢迎的态度，认为：“法有可采，何论东西，理所当明，何分新旧”，[15]主张“去中西之见”，吸收西学之长。而时隔百余年后，士大夫们谈西学则如隔靴搔痒，茫然无知。嘉道年间的大学士阮元妄斥哥白尼日心地动说为“上下易位，动静倒置”，“离经叛道，不可为训”[16]。无怪乎在鸦片战争中，当英国殖民者的大炮在天朝国土上呼啸的时候，道光帝还不知道所遇对手来自何方，因何开战。闭关锁国阻碍了中外文化交流，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导致落后挨打的严重后果。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一方面把中国推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另一方面也打开了中国的闭关大门。这种变化迫使中国开始与外界接触，从而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变化带来新的契机。抵抗外敌战争的一次次失败，民族危机的一步步加深，中西文明碰撞后表现出的巨大反差，刺激和震动了中国人，迫使他们对自己固有的文化和外来文化进行新的反思。如何看待鸦片战争以后出现的大变局？如何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中国要不要走向世界，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这些就是百余年间国人最为关注的问题。为了挽救民族危机，重振中国文化，先进的中国人对此作了明确的回答，这就是要求打破封闭、保守的心态，睁眼看世界，学习和吸收世界各国先进的文化成就，以更新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用毛泽东同志的话来说是“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不仅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一种进步潮流，也是包括晚清文化在内的中国近代文化所表现出的一种时代精神。它深刻地影响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面貌与进程。毛泽东同志曾对中国人民在鸦片战争后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历程作过精辟的说明，指出：

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17]

从本质上讲，鸦片战争以后形成的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文化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开放性和兼容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扬光大。

中国传统文化本来是一个开放的文化体系，在它以往成长的过程中，曾经吸收了大量外来文化的因素。汉以后对佛教文化的吸收，明末清初对西学的接纳，都是显示中国传统文化兼容性的重要例证。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逐步意识到自己固有文化的落后，越来越多地把目光移向西学，学习和吸收西方先进的东西。而这种学习既不同于明末清初时国人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又不同于汉代以后东土对佛教的汲取，具有自己的历史特点。作为一种文化精神，晚清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不仅追求执着，而且还表现出一种开放的广阔胸怀和不甘落后、赶超世界先进的民族自信心。

鸦片战争以后，无数仁人志士不怕挫折，不畏艰辛，上下求索，学习他人之长，既不是为了满足好奇心，也不是为了单纯求知，而是为了救亡图存，为了使自己的祖国摆脱贫困受侮的境地，使她强大起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正是由于抱着这个崇高的理想，晚清国人在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过程中表现出不屈不挠、执着追求的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晚清国人不断把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探索推向深入，对西方文明的认识逐步深化。陈独秀在谈到近代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认识过程时作过这样的概括：

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18]

在他看来，中国人接受西洋文明最初是以西方自然科学为主体的学术，其次是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最后是伦理道德。这种表述大体符合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

陈天华像

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先驱是鸦片战争时期的林则徐和魏源。他们首先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这一口号不仅肯定了西方“长技”的优越性，而且明确了学习西方“长技”的目的是为了“制夷”，即抵制外来侵略，带有进步性。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主张“采西学”、“制洋器”，重申了“师夷制夷”的思想。后来的先进中国人学习西方大体上是沿着这个方向前进的。不过在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以前的半个多世纪中，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认识还停留在物质层面，输入和吸收的内容主要是自然科学和经济技术，而对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伦理道德及社会科学则比较隔膜。“师夷制夷”、“中体西用”、洋务运动的种种措施等，大致反映出这个时期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实际水平。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随着戊戌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的开展，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历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以康有为、严复、孙中山为代表的先进中国人，不仅主张发展近代资本主义经济，而且主张吸收西方的进化论、民权说及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等政治体制，把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在这个问题上，资产阶级革命派更清醒、更理智一些。他们不仅主张用民主共和取代君主专制，而且还看到学习西方国家的长处和抵制西方列强侵略之间的辩证关系。陈天华在《警世钟》一文中对此作过精彩的论述，他说：

须知要拒外人，须要先学外人的长处。于今的人，都说西洋各国，富强得很，却不知道他怎么样富强的，所以虽是恨他，他的长处，倒不可以不去学他。譬如与我有仇的人家，他办的事体很好，却因为有仇，不肯学他，这仇怎么能报呢？他若是好，我要比他更好，然后才可以报得仇呢。……他们（按：指西方人）最大的长处，大约是人人有学问（把没有学问的不当人），有公德（待同种却有公德，待外种却全无公德），知爱国（爱自己的国，决不爱他人的国），一切陆军、海军（各国的将官，都在学堂读书二三十年，天文地理兵法武艺无一不精，军人亦很有学问）、政治、工艺无不美益求美，精益求精。这些事体，中国哪一项不应该学呢？俗语道：“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若有心肯学，也很容易的。越恨他，越要学他；越学他，越能报他，不学断不能报。[19]

应该说，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始终处于矛盾之中，即中国要反对、抵制的敌人——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又是在社会发展水平方面高于自己的先进国家。它们的“长技”正是中国发展所亟须的条件。既要反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又要学习西方国家的“长技”，这是一个处理难度很大的问题。陈天华提出的“要拒外人，须要先学外人的长处”，可称为一种明智的选择，对解决这一问题作了明确的回答。

晚清国人向西方探求真理还体现出一种不甘落后、赶超世界先进的民族自信心。赶超世界先进国家的思想，在鸦片战争时期中国学习西方潮流勃发之初已经出现了。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论证“师夷长技”的道理时就已经提出了这种主张。他认为，西方的先进工艺技术绝非深不可测，可以学到手，“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中华民族决不劣于其他民族，将来一旦“风气日开，智慧日出”，中国一定能够赶上或超过西方，“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25]表现出晚清爱国志士不甘于国家落后，要转弱为强的豪情壮志。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一方面正视中国落后于西方的事实，承认中国有“四不如夷”，即“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另一方面又指出中国人的智慧并不比外国人差，经过努力超赶可以“驾而上之”。他说：“中华之聪明智巧，必在诸夷之上，往时特不之用耳！上好下甚，风行响应，当有党尤异敏出新意于西洋之外者，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26]他还认为，中国落后于西方国家，“非天赋人以不如也，人自不如耳”，即落后的原因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人为努力不够造成的。他说：“天赋人以不如，可耻也，可耻而无可为也。人自不如，尤可耻也，然可耻而有可为也。如耻之，莫如自强。夫所谓不如，实不如也，忌嫉之无益，文饰之不能，勉强之无庸。……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必求所以如之，仍亦存乎人而已矣。”[27]冯桂芬特别强调了中国在落后的情况下，要想赶超西方国家，必须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比起魏源的主张更有现实性和可行性。

魏源、冯桂芬等人的赶超世界强国的精神同样为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所继承发扬。康有为等人坚信，中国只要认真地向西方学习，效仿日本明治维新和俄国彼得大帝实行改革，少则三五年，多则十年，中国一定能够很快强盛起来，成为世界强国。康有为在《请饬各省改书院**祠为学堂折》中指出：“泰西变法三百年而强，日本变法三十年而强，我中国之地大民众，若能大变法，三年而立。”[28]也就是说，中国只要“大变法”，在三年内就能实现西方国家三百年、日本三十年变法所达到的目标。中国变法而强的速度超过西方和日本。在《上清帝第四书》中，康有为又提出“三年规模已成，十年治化大定”的思想。他说：“若果能涤除积习，别立堂基，窃为皇上计之，三年则规模已成，十年则治化大定，然后恢复旧壤，大雪仇耻……于以鞭笞四夷，为政地球而有余矣。”[29]在这里，康有为又把中国赶超西方强国的时间说成十年。诚然，无论三年也罢，还是十年也罢，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以达到的，也反映出维新派思想主张具有不成熟的一面。然而，问题在于康有为等把学习、赶超西方与改革、变法联系起来，向世人昭示了一个重要的道理：发展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在列强侵逼的条件下，并不是注定只有亡国灭种一条道路，只要认真学习他国的长处，树立赶超世界先进的雄心壮志，努力改革，就一定会后来居上。诚如康有为所说：“今若百度更新，以二万里之地，四万万之人，二十六万之物产，力图自强，此真日本之所大患，毕士麻克之所深忌，而欧罗巴洲诸国所窃忧也。”[30]

晚清时期，中国人民发愤为雄，赶超世界先进的精神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身上得到新的升华。如果说康有为的赶超思想建立在循序渐进的改良主义理论基础之上，那么孙中山的赶超思想则充满了革命进化论的精神。其主张反对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地爬行，主张通过革命式的跃进，在较短的时间里走完别国数十年、上百年走过的道路。孙中山论证共和制在中国势在必行时，批评了康有为等人的“循序渐进”说，指出：“又有说欧米共和的政治，我们中国此时尚不能合用的。盖由野蛮而专制，由专制而立宪，由立宪而共和，这是天然的顺序，不可躁进的；我们中国的改革最宜于君主立宪，万不能共和。殊不知此说大谬。我们中国的前途如修铁路，然此时若修铁路，还是用最初发明的汽车，还是用近日改良最利便之汽车，此虽妇孺亦明其利钝。”[31]在他看来，中国社会发展虽然起步迟，但可以吸收世界先进国家最好的建设经验、最新的文明成就，走自己发展的捷径。他说：中国的改革不仅要“事事取法于人”，而且还要“取法乎上”，“我们决不要随天演的变更，定要为人事的变更，其进步方速”。[32]又说：“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33]这种精神贯穿孙中山提出的一系列改革主张中。在他主张的民权主义中，“五权宪法”占着很重要的位置。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最初受西方社会“三权分立”（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约）政治制度的启发，但并没有原封不动地照搬，而是作了新的改进。他在深入考察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在选举、任官等方面存在的弊端和中国历史上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之后，便分别把监督权、考试权从立法权和行政权中分立出来，与原来的三权，即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并列，成为“五权分立”的局面，从而建立起了独特的“五权宪法”的理论。孙氏的“五权宪法”理论虽源于西方人提出的思想，但又与之有很大不同，体现了孙中山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不墨守成规，勇于后来居上，大胆赶超世界先进的进取精神。

晚清时期，国人积极开展学习西方的活动，不断把世界各国的先进文化输入祖国，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丰富了本民族的文化构成，尤其对更新传统文化，建设近代新文化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晚清国人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然而，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晚清时期的学习西方运动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一是带有囫囵吞枣，疏于比较鉴别的缺点。引进的西方文化固然有不少精华，但也有大量糟粕被搬了进来，在社会上产生了不良影响。二是进化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是晚清国人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积极成果，也给中国社会及文化发展带来重大变化，但并未最终解决中国面临的危机和问题，在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对阵中打了败仗。这种失败再次教育了中国人民，促使他们作新的探索，终于在1917年十月革命后找到了新的救国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