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简单说来是指人们对自己祖国的忠诚和热爱。用列宁的话来说：“爱国主义是由于千百年来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离而形成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1]爱国主义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从先秦至明清的千百年间，尽管时空旋转，沧海桑田，但是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其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维系着中国各族人民的意志和信念，鼓舞着他们创造出辉煌灿烂的文化，为世界人类文明的繁荣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鸦片战争以后，爱国主义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发扬光大，并且成为中国人民锻造近代新文化的一种基本精神力量。

晚清时期的70余年历史，就是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历史。在此期间，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是空前严重的。陈天华对此有着痛切的描述：

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计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德意志，胶州领，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这中国，哪一点，我还有分！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2]

造成严重民族危机的内因是以清王朝为代表的封建势力的腐败统治。清王朝统治的腐败落后导致抵抗外敌斗争的失败，而每一次民族危机的加深，都是对清朝封建统治腐败的进一步暴露，都加深了封建势力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依赖性。因此，晚清时期的民族危机主要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清王朝的封建统治造成的。救亡图存的内容首先必须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反抗国内封建势力统治，即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如何使祖国“图存”，即如何建设祖国的问题。林则徐、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洪秀全提出的建立人间“小天堂”、“新天朝”，早期维新派宣传的“兵战”、“商战”思想，康有为标榜的君主立宪制度，孙中山为之奋斗的民主共和国等，都是晚清不同历史阶段国人提出的建设国家的思想主张。晚清时期的爱国主义既表现为对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主义统治的反抗，又表现为对国家美好前途的追求。

林则徐像

晚清时期的爱国主义不仅是对中国历史上爱国主义传统的继承和弘扬，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近代的内容，使其在思想性上有了新的升华。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古人往往把“国”与“君”联系在一起，君主是国家的化身，爱国集中体现为“忠君”，有所谓“朕即国家”、“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之说。晚清时期，国人在新思潮的影响下，更新了传统的“国家”观念。在民权思想的影响下，人们不再把“国”与“君”相联系，而是把“国”与“民”联系起来，“国家”不再被视为君主的私有物，而被看作全体国民的公有物，爱国并不等于“忠君”，而是指热爱人民，热爱民族。维新派健将谭嗣同对此做过明确论述。他用民权思想激烈抨击“君为臣纲”，批评封建统治者提倡的“忠君”是助暴虐民的“愚忠”，指出：“君为独夫民贼，而犹以忠事之，是辅桀也，是助纣也……三代以下之忠臣，其不为辅桀助纣者几希”。[3]在他看来，人民是国家之本，爱国不等于“忠君”，报国必须为民，离开民而谈“忠”，把忠君等同于爱国，是颠倒了本末。他指出：忠臣为君“掊克聚敛，竭泽而渔，自命为理财，为报国，如今之言节流者，至分为国为民为二事乎？国与民已分为二，吾不知除民之外，国果何有？无惑乎君主视天下为其囊橐中之私产，而犬马土芥乎天下之民也。民既摈斥于国外，又安得少有爱国之忱？何也？于我无与也”。[4]在这里，谭嗣同提出了近代“爱国”观念区别于古代“爱国”观念的重要标志：分国与君为二事，视国与民为一体，“爱国”、“报国”都体现为“为民”、“爱民”，而非“忠君”。这无疑是对传统爱国主义思想的一种理性升华。

资产阶级革命派进一步发展了近代爱国主义思想，乃至把他们所奉行的主义称为“爱国主义”。宋教仁、黄兴、陈天华等人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发刊词着重阐发了爱国主义的含义。作者指出：“吾人将以正确可行之论，输入国民之脑，使其有独立自强之性，而一去其旧染之污，与世界最文明之国民，有同一程度，固得以建设新国家，使我二十世纪之支那，进而为世界第一强国，是则吾人之主义，可大书而特书曰：爱国主义。”随之，作者满怀**地赞美了自己的祖国，实际上对革命派提倡的爱国主义作了具体的阐释。作者写道：

惟其爱国，故以国名。夫支那为世界文明最古之邦，处世界最大之洲，为亚洲最大之国，有四千年引续之历史可爱，有三千年前迄今之典籍可爱，有四万万之同胞可爱，有二十行省之版图可爱，有五岳四渎之明媚山川可爱，有全国共用之语言文字可爱。支那乎！支那乎！吾将崇拜而歌舞之，吾将顶祝而忭贺之，以大声疾呼于我国民之前曰：支那万岁！[5]

他们强调：“今之爱国观念，非昔之爱国观念；而今之支那，亦非昔之支那。”[6]今昔爱国观念之不同就在于“昔之爱国观念”，即古代爱国观念是把“国”与“君”联系在一起，“爱国”等同于“忠君”；“今之爱国观念”是建筑在近代资产阶级国家观的基础之上，不再把国家看成是君主的私有物，国家是一个具有历史、地理、文化、民族等多方面含义的新概念。而在构成国家的诸因素中，人民是最重要的因素，是国家赖以存在的根本。这样，晚清时期的仁人志士不仅继承了中国历史上保国卫家、不惧外侮的爱国主义传统，而且还给爱国主义赋予新的含义，带上鲜明的时代精神，把古代的爱国主义升华为近代的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作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主旋律，不仅鼓舞中国各族人民开展了英勇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在政治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且也贯穿于近代文化（包括晚清文化）的建设之中，成为晚清新兴文化的一种基本精神。

爱国主义是晚清文化各个领域反映的一个重要的时代主题。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殖民地深渊，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国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活动，大都围绕着救亡图存来进行。在思想、学术、教育、科技、文艺、道德乃至宗教等文化领域，抵制外来侵略、救国救民亦成为中心议题。

以社会思潮为例，晚清数十年间，社会上流行过许许多多的社会思想，五花八门，光怪陆离，几乎在短暂的时间里，展示了古今中外所有的治国主张。尽管提出这些主张、思潮的人来自不同的阶层，主张的内容千差万别，论述的角度不尽相同，但其所行的共同宗旨只有一个，就是如何挽救国家的衰败命运，不约而同地表达了爱国主义这一时代主题。郑观应所著《盛世危言》，提出开展“商战”，设立议院，以“联络众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上下一心，君民一体，尚何敌国外患之敢相陵侮哉？”[7]郑观应所言表达了许多进步思想家的共同心声。

爱国主义更是晚清各种文艺形式表现的主题，无论是诗歌、小说，还是戏剧、美术，都涌现出大量讴歌中国人民英勇反抗外敌侵略，抒发爱国情感的作品。如鸦片战争后反映这次反侵略斗争的诗作大量涌现，诸如林昌彝的《射鹰楼诗话》，张维屏的《三元里》《三将军歌》，梁信芳的《牛栏冈》，贝青桥的《咄咄吟》，魏源的《寰海十言》，朱琦的《关将军挽歌》等，或者歌颂广大军民不畏强敌，英勇战斗的牺牲精神，或者揭露列强侵略野心，抨击封建统治者的腐朽无能，字里行间洋溢着爱国主义精神。被称为“诗界革命”旗帜的黄遵宪不仅提倡“我手写我口”的诗歌创作原则，纠正诗坛流行的拟古之弊，而且主张写反映社会现实的题材。他的许多诗篇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人民遭受西方列强欺凌的悲惨命运，表达了作者的爱国之情。他写的《逐客篇》揭露了美国掠夺华工，虐待华侨的罪行。《冯将军歌》赞扬了爱国将领冯子材率部抗击法国侵略军的英雄事迹。《台湾行》则以十分沉痛的心情描写了台湾人民痛失祖国的悲愤，热情歌颂了他们反抗日寇、向往祖国的爱国精神。除黄遵宪外，康有为、梁启超、丘逢甲、秋瑾、章太炎、柳亚子、陈去病等进步人士也都写下大量声情并茂、感情激昂的爱国诗篇。在美术方面，以表现爱国主义精神为主题的美术作品同样层出不穷。著名的《点石斋画报》创刊于1884年5月，正值中法战争期间，十年后又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在此期间，该刊刊载的以这两次反侵略战争为题的时事画多达上百幅，如《法败详闻》《谅山大捷》《台军大捷》《海外扶桑》等，生动形象地表现了中国军民抵抗外敌的壮烈场面，“市井购观，恣为谭助”，在当时极受欢迎。戊戌维新运动以后，国人创办了大量画报及刊载时事画、漫画的报刊。如上海的《神外旧报》《民立报》《民权报》《民国日报》《新闻报》《时事报》，北京的《当日画报》《浅说日日新闻画报》，广东的《时事画报》《平民画报》《时谐画报》《岭南白话杂志》等，刊登了许多以爱国斗争为题材的美术作品。1905年，美国派陆军部长他伏脱及总统的女儿来华进行外交讹诈。《时事画报》会同社会同人发动广州轿夫拒绝给美国人抬轿子，并画出《龟抬美人图》张贴于广州城。这幅画在香港《公益报》公开发表，产生了轰动的社会效应。最为突出的是《俄事警闻》在1903年12月创刊号刊登了一幅《时局图》。画的主要部分是一张中国地图，以熊、狮、鹰、蛙及一些人形化了的狐狸之类动物，分别代表沙俄、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列强，盘踞在中国北部、中部、南部、东部等地，形象地描绘出各国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险恶形势。许多作品还把鞭挞的矛头指向清朝统治者，刻画出他们横征暴敛、昏庸腐朽、卖国求荣的丑恶嘴脸。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1907年出版了特刊《天讨》，刊登了《过去汉奸之变相》、《现代汉奸之真相》两幅漫画，讽刺了清朝官僚的丑态。前者根据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三人的特点，把他们分别比成毒蛇、游鱼和猪猡，后者用夸张的手法，揭露了袁世凯、张之洞、岑春煊三人狡猾阴险、两面三刀的嘴脸。晚清戏曲领域的变革亦紧紧围绕着救亡图存来进行。据不完全统计，在1903年至1912年的十年间，在革命派或倾向于革命的报刊上发表的各种戏曲剧本不下六七十种，其中既有本国历史题材，也有外国历史题材，还有反映现实生活的。这些题材虽然广泛，但表现的主题多以爱国主义为宗旨。像《黑龙江》《俄占奉天》《三百少年》《扬州梦》等戏剧，揭露了沙俄野蛮侵略我国东北、歌颂了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指南公》《爱国魂》《游侠传》《博浪椎》《摘星楼》《女中华》《黄天**》等剧目，广泛地表现了民族主义思想、反对君主专制、鼓吹自由平等及妇女解放等积极主题，有助于激发国人的爱国主义精神。

爱国主义不仅是晚清文化所表现、所反映的主题，而且也是当时资产阶级新文化形成、发展的强大动力。社会思潮的进步，学术风气的转变，“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界改良”的开展，大都受到民族危机的刺激。也就是说，国人是怀着救国救民的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来从事文化活动的。康有为、梁启超鼓吹维新变法思想主张；谭嗣同尽弃旧学，转向新学；严复翻译《天演论》，介绍达尔文进化论，其最主要的动因便是中日甲午战争后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正如梁启超所言：“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11]甲午战败证明了洋务派搞的“变器不变道”的改革行不通，才使维新派从“中体西用”的迷梦中清醒，谋求进行更进一步的变法，于是用君主立宪取代君主专制的维新变法思想便应运而生。维新志士们的爱国情结，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在这种思想转变中起到杠杆的作用。再如，曾经在清末盛行一时的“小说界革命”一度硕果累累，追根溯源，是受到当时救亡图存潮流的推动。新兴资产阶级为了开展救国斗争，把小说看成开发民智、宣传政治主张的最佳艺术形式，而对小说的作用予以高度评价。梁启超为此专门写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强调了小说的社会作用，他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12]许多文学刊物据此立论，纷纷宣传“小说救国”、“小说立国”，改变了国人视小说为“小道”的旧观念，提高了小说的社会地位，为此期的小说繁荣奠定了思想基础。晚清的留学运动同样受到爱国主义的鼓动。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出国留学的热潮。当时出游人员众多，动机复杂，既有怀抱救国之志的，也有为个人谋求生计的，但驱动留学热潮的主要原因是青年学子们的报国之心。湖南留日学生创办的《游学译编》刊有《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一文，作者怀着炽烈的爱国**阐述了出国留学的重要意义，声称：“今日吾国灭亡之风潮诚达于极顶，欧美之白人曰奴灭我，地跨欧亚二洲黄白两界之俄人曰奴灭我，并同洲同文种源大陆之区区日本人亦敢隐计曰奴灭我。无非以吾国锢守旧学，国势日减而民气不伸，一切大计皆任政府之因循以坐就澌灭，因是而轻蔑我，因是而訾诮我。……而自今日观之，中国之种祸固如何巨如何急乎？且中国有何种学问运用于目前，而能救我四万万同胞急切之大祸也？某今又决言曰：唯游学外洋者，为今日救吾国唯一之方针。”[13]把留学外洋称为“今日救吾国唯一之方针”者，不仅有湖南人，还有其他各省的有识之士，是为国人的一种共识。许多政治家都把救国的希望寄托于留学生身上。孙中山在1905年8月曾经勉励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说：“中国从前之不变，因人皆不知改革之幸福，以为我中国的文明极盛，如斯已足，他何所求。于今因游学志士见各国种种的文明，渐觉得自己的太旧了，故改革的风潮日烈，思想日高，文明的进步日速”；“所以鄙人无他，惟愿诸君将振兴中国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14]

晚清社会特殊的历史环境决定了爱国主义成为社会发展潮流的主旋律，而变化了的时代又给中国传统爱国主义赋予了新的时代精神。晚清文化以救亡图存为其基本精神，深刻地反映了爱国主义的时代精神，而爱国主义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又推动了晚清文化各个领域的发展变化，给它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