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遣张骞几次出使西域，打开了一条中西方丝绸贸易的通道，即从昆仑山脉的北麓或天山南麓往西穿越葱岭（帕米尔高原），经中亚细亚，最后到达波斯、罗马帝国，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在此后许多世纪中，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中西文化交流大多经由此线。不过，由于帕米尔高原和茫茫大漠的阻隔，中华文明要通过这条“丝绸之路”达至西方极为艰难。而唐末以后，周边战事不断，穿越这条通往欧洲的“丝绸之路”就更加艰难。因而两宋期间，中国与西方及东南亚的交往实际上基本已改为东南海路，形成了一条水上的“丝绸之路”。北宋都城开封是当时全国水运中心。城内有四条东西向的河流——五丈河、金水河、汴河和蔡河，尤其是汴河，东西贯穿全城，是在隋朝大运河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而成的，是北宋全国水上运输的大动脉；而南宋都城杭州位于沿海，周围港口众多。所以，宋文化就主要通过这条水上“丝绸之路”传往世界各地。为了较为完整说明问题，我们在一些地方要突破朝代断限，应当是允许的。

一、阿拉伯：宋文化向西方传播的中介

宋代惊人的科技成就和发达的文化很多是经阿拉伯商人之手而后又西进欧洲的。阿拉伯古称为大食国，是7世纪崛起于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教国家，它横跨欧、亚、非三洲。8世纪的阿拉伯帝国已包括如今的叙利亚、伊拉克、巴勒斯坦、埃及、阿富汗、阿曼、沙特阿拉伯、坦桑尼亚、索马里等。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和贸易来往，唐朝以后，双方的海上贸易逐渐增多。到了两宋，经贸文化交流愈加繁荣兴旺，仅自宋太祖开宝元年（968年）至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年），大食向宋派出的友好使节达30多次。同时，许多大食商贾也常向宋廷贡献方物。据《宋史》载，当时由海路与宋朝通商的阿拉伯国家“西亚有白达（伊拉克巴格达）、弼斯罗（伊拉克东南沿海的巴士拉）、瓮蛮（阿拉伯半岛东部的阿曼）、勿拔（阿曼的木尔巴特）、层檀（沙特阿拉伯西部）；在非洲的有勿斯里（埃及）、层拨（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弼琶罗（索马里沿岸）等”。[87]

阿拉伯与宋代中国的海外贸易和文化交往之所以能如此，除去宋朝对海外往来十分重视之外，关键还在于当时中国的造船技术在世界居领先地位。汉武帝时，尽管中华文化已呈现出一派灿烂景象，但由于不太重视造船业的建设，与境外交往多凭陆上张骞打通的丝绸之路，中国船只只偶尔涉足南洋，南洋辽阔的水域里却到处漂浮着天竺船、波斯船、扶南船和印尼船，正如《汉书·地理志》言及南洋时所云：“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运致之。”北宋则不然，因陆路交通已十分艰难，则全力发展造船业，很快就后来居上。所造的近海商船规模宏大，“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拖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豢豕、酿酒其中，置死生于度外”，[88]而驰往“大食”（阿拉伯）、“西海”（地中海）及“木兰皮国”（非洲等地）的船只则“又加大矣。一舟容千人，舟上有机杼、市井”，[89]既宽大舒适，又坚固安全，阿拉伯商人来中国港口贸易，纷纷搭乘中国的船舶。因此，到南宋时，不仅海外贸易已成为国库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而且高度发达的宋代文化成果在这一时期也多经阿拉伯人之手漂洋过海西进欧洲。

（一）指南针

利用磁石指南的特性制造指南仪器在战国时已有。《韩非子·有度》说：“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但那时用的是天然磁石，磁石指南也不够准确灵敏。真正用人造磁铁制成的成为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并为人类进步作出伟大贡献的指南针，是在北宋时出现的。指南针一经发明很快就被应用于航海贸易事业。北宋徽宗重和二年（1119年）朱彧写的《萍州可谈》中说：“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宋代尤其是南宋，与中国进行海上贸易的国家很多，而阿拉伯商人尤其多，不少阿拉伯商贾坐船到广州经商，一住经年，以至其子远渡重洋前来寻找。阿拉伯商人在来中国经商时，多至印度的故临就改乘船身大、结构坚、航速快，又有指南针导航的中国船只，这样几经换船，两国水手和船工多次切磋，阿拉伯人很快就掌握了指南针的制作技术。在阿拉伯文献中，最早提到指南针的年代要晚于北宋。1230年有个叫穆罕默德·奥菲的阿拉伯人在他的波斯轶闻集《故事总汇》中，第一次记述了一个在航海中如何凭一尾用磁石擦过的鱼儿找到航路的故事。[90]所谓磁石擦过的鱼，可能指的就是我国宋仁宗时编写的《武经总要》中记载过的用人造磁片制成的指南鱼。由于指南针在航海中的应用价值极大，立即普遍受到外国航海家的重视，大约在13世纪初，指南针又经阿拉伯人之手传往欧洲及世界各地。英国的斯蒂芬·F·梅森在其《自然科学史》中有如下记载：“在13世纪，磁针罗盘在欧洲出现。”

（二）火药

火药也是我国古代的重大发明，最初是在唐朝由炼丹家发明并传入阿拉伯一些国家的。火药中的主要成分是硝，阿拉伯人称其为“中国雪”，波斯人则称之为“中国盐”。但他们此时同中国的炼丹术士一样，只知道用硝来炼金、治病和做玻璃，硝用于军事被做成火药并利用火药做成了各种威力凶猛的火箭、火枪和火炮则是宋代的杰作。开宝三年（970年）兵部令史冯继升就向赵匡胤献火箭法，开宝八年宋攻南唐时曾用了两万只火箭和火炮。不过火药和火药武器虽然都先后传入阿拉伯并达至欧洲，但时间和渠道并不相同。火药西传的渠道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火器则是陆路战争西传（下文另讲）。宋朝后期，中国的帆船常满载货物和大批阿拉伯商人往返于阿拉伯和泉州、广州之间，船上满载的各式货物中时常不乏火药，因此，阿拉伯商人是火药这种新发明的最可靠最快捷的传递者和仿造者。这个时间约为1225—1248年间（南宋末）。据较早的阿拉伯史载，阿拉伯国家约在13世纪初才完成了硝用于配制火药、制作火器的试验，到13世纪后期，哈桑所著的阿拉伯兵书《马术和军械》则更加明确地记载了火药配方中的一些成分的用量。阿拉伯国家介于中国和欧洲间，由于地缘因素，阿拉伯文化以及从中国吸收到的中华文明对欧洲的影响很大，火药制作技术就是欧洲从阿拉伯人那里获取的。欧洲现存的最古老的一种专谈“火攻术”的书籍——《制敌燃烧火攻法》是最好论据，它是在13世纪下半叶由阿拉伯文译成拉丁文，再传入欧洲的。这本书谈了军事方法14项，9项都与火攻有关，对欧洲震动很大，然而他们还不会制造火药，是后来同阿拉伯国家的战争教会了他们，当然这是在吃尽了用火药制成的火器的苦头之后。

（三）瓷器

中国的瓷器与丝绸齐名，古代西方人既称中国为“丝国”，又称为“瓷国”。唐以后中国瓷器开始外传，但数量十分有限，因为它主要靠陆路由新疆运至中亚、波斯、阿拉伯一些国家。宋代瓷器已臻成熟，从质地和外观上都更胜于唐瓷，全国各地出现了不少烧制瓷器的名窑，各种特色各异的瓷器深受人们的喜爱。宋代海上贸易空前繁荣，一批又一批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携宋瓷由广州绕马来半岛、经印度洋达波斯湾，再转运埃及，最后极少部分才辗转至欧洲。物以稀为贵，当时中国宋瓷在欧洲价值连城，据说“撒克逊选帝侯奥古斯特二世曾通过外交谈判，用600名魁伟健壮的御林军卫兵从普鲁士国王威廉手里换回127件中国瓷器，成为世界外交史上的一件奇闻”。[91]

宋代瓷器西传，埃及为中转站，它地跨亚非两洲，北临地中海，自8世纪起就属阿拉伯帝国，其人口绝大部分是阿拉伯人。两宋时代许多埃及商人就频繁往来于中埃两国之间，他们把从中国运回的瓷器及其他货物，除一部分满足自己需要，剩余都被转运到地中海沿岸的许多欧洲国家。考古学发现埃及的福斯特（开罗古城）遗址中，发掘出了许多宋代的中国瓷器，其中有浙江余姚上村越窑出产的凤凰纹画花、莲瓣形浮雕、皿底内部莲花纹和圆足底等花样的青瓷片，也有画花飞鸟纹河南临汝汝窑青瓷片和莲瓣形河北曲阳定窑白瓷片。不仅如此，埃及阿拉伯艺人从法蒂玛王朝（969—1171年）开始仿造宋瓷，这些仿造的瓷器在福斯特的遗址中发现不少（瓷片）。不难想象当年这些“假冒”的中国宋瓷在欧洲市场上会时常以假乱真。

二、宋文化传入其他东南亚诸国

宋代文化的重要内容——程朱理学传入了我国近邻越南、朝鲜和日本，产生广泛的影响，在社会经济、生产生活以及文化领域内，都能看得出这种影响的存在。宋代文化中的杰出的科技成果传入了阿拉伯，再传至欧洲与非洲，极大地推进了那里的文明发展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位于中国南疆的老挝、缅甸、柬埔寨、泰国、菲律宾、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东南亚诸国，宋代文化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的传播，同样对他们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具体地讨论这个问题，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老挝，古称越裳、澜沧等，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尚书大传》云：“交趾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92]但老挝14世纪后引入佛教，不久即奉为国教。

泰国，原称暹罗，泰文字借用高棉字母创制于13世纪，而这种字母最早则来自南印度，南传佛教为其国教，素有“佛教王国”之称。

可为什么这些国家所受到的以儒学为精神支柱的宋文化影响相对的不如越南等国家？究其原因有三点：

第一，早期汉文化开放性不够。儒学自汉以后昌盛，儒学的核心是仁，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大都欲以仁义为本，对内普施仁德教化，对外主张睦邻友好，除非遇到异族侵略，很少无端挑起战火。从地貌看，中国西南险峻复杂的青藏高原耸立，西北一望无际的戈壁大漠横亘，因而中原内陆腹地向东南开拓极为方便，然而中国的各个朝代基本上都不离开大陆本土向外扩张，汉至唐宋间，向南最远只达到越南的北部和中部。中华文明始终只以黄河、长江流域为中心辐射，未能传到东南亚更多的地区。中国是五千年文明古国，中华文化兼收博取、不辞溪壤，秦汉以降已呈一派辉煌之势。但无论是儒家的“求诸己”还是道家的“自足”说，都爱以自我为中心，视文明欠发达的周边为“四夷”。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汉唐文化都向外渗透不够，尤其是早期对同南洋交流缺乏兴趣，相对地说不太重视航海业的发展，致使儒家文化未能适时南播。

第二，印度文化的影响。中国汉朝独尊儒术时，印度佛教也不断外传，但两者的重大区别在于印度文化以鲜明的开放性特点努力向外传播。据斯里兰卡的史籍《摩诃波萨》记载：印度的阿育王（约公元前273—前232年）就怀着极大的热情派出10个布道僧赴各国传播佛教，其中苏那和乌陀两僧侣被派到“金地”（马来西亚、泰国和缅甸等地），布道僧与大批印度商人一道漂洋过海把佛教输入东南亚诸国。公元前261年，阿育王征服了南印度的一个大国羯陵伽（奥里萨），在这次战争中，阿育王逼使大批南印度人外逃海外以求生存，战争移民使佛教的传播更加轰轰烈烈。4—5世纪，印度文明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而中国正值南北朝混乱时期，因此，扶南（柬埔寨）、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国纷纷接受印度文化，甚至连占婆（越南南部）也受影响。

第三，汉文字的障碍。文字是传播文化的工具，与语言的意义、文化的内涵密不可分，因此，汉字若能适时输入必能导致中华文化的传扬，越南、朝鲜与日本宋文化影响比较深，可以从文字上找到一些说明。其他东南亚国家却没这种优势。柬埔寨、泰国的文字直接间接受到南印度文字影响且不说，其他国家的文字即使受到中国文字的一些影响，但对传播汉文化起不了太大的作用。

即便如此，宋文化对这些国家的影响还是存在的。宋代文化包含着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科技等各个方面，囊括了宋代整个社会的精神和物质文明的巨大成果。宋代文明对东南亚诸国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中国宋代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拥有大量优美的诗词文章。宋代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发展程度很高，东南亚不少国家都乐于与中国通好，与中国进行十分广泛而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

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文莱遣使节至中国贡送方物；宋真宗咸平元年（998年）九月，菲律宾的蒲端国（菲律宾班乃岛西部之武端）首次派使节访问宋廷并朝贡；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蒲甘（缅甸）王遣使入宋朝贡；崇宁二年（1103年），泰国首次派使节访问中国并朝贡；政和六年（1116年）十二月，真腊（柬埔寨）王遣使14人来中国入贡。……诸国朝贡物品无非是象牙、犀角、雀尾、檀香、珊瑚、珍珠、槟榔、药材等土特产之类，而宋廷回赐的则为纸、墨、笔、砚、丝、绢、纱、缎、瓷具、漆器、茶叶、钱币等大都代表当时中国最先进的物质文化成果。到了南宋，这种双边经济文化往来愈加频繁。据《宋史》、《宋会要》不完全统计，仅三佛齐（印度尼西亚）就向宋朝派出了外交使节30多次。频繁的双边往来，加速了东南亚诸国由蛮荒向文明跨越的进程。交往之前，老挝人性犷悍，身及眉目皆黥绣花，柬埔寨人男以竹筒掩体，女以树叶蔽形，由于对中国朝贡不绝，他们长期地接受了汉文化的洗礼，移风易俗，渐染华风，如老挝民族开始沿用干支纪年法，开始书写汉字对联；缅甸蒲甘王朝所建的佛塔开始采用中国式的横门，而柬埔寨更是蛮荒之气渐消，男女开始穿衫围布，并终于“非复裸国矣”。盛饭也用中国的瓦盘或铜盘。[95]光阴飞转，千百年过去了，但宋代文明南传的遗迹并未被湮没，1882年新加坡皇家山出土了北宋时代的铜钱和瓷器碎片，就是历史的见证。

青瓷残片（南宋）（新加坡出土）

值得一提的是元初周达观等从1296—1297年对真腊的一次访问。这次出访的重大意义在于他给后人留下了一部重要著作——《真腊风土记》，书中对其山川、城郭、宫室、官属、三教、人物、服饰都作了生动的记载，是宋末元初柬埔寨各方面情况的真实写照，是世界文化典籍中对柬埔寨早期历史的比较全面的记载，书中《欲得唐货》一章说：“其地不出金银，以唐人（中国人）金银为第一，五色轻缣帛次之，其次如真州之锡镴，温州之漆盘，泉州之青瓷器，及水银、银硃、纸扎、硫黄、焰硝、檀香、草芎、白芷、麝香、麻布、黄草布、雨伞、铁锅、铜盘、水珠、桐油、篦箕、木梳、针”等，凡此种种，反映了宋末元初中国物品大量流入柬埔寨的盛况。《真腊风土记》成书于南宋初亡之后，因而实际上书中列举的所有中国物品皆宋代物质文明成果。

檀香（1974年福建泉州后港南宋海船中出土）

中国宋代文化是中国文化史上最灿烂辉煌的一页，直接开元明清文化成就之先河，如果没有宋代手工业、商业、造船业、科技发明及对外交流的开拓进取，或许就没有周达观乘风破浪出访真腊，也或许没有《真腊风土记》的传世；进而言之，或许更没有明朝走出国门的步伐进一步加大，没有郑和船队7次下南洋，足迹遍及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地，从而把中国的文化交流活动推至又一**。

降真香（1974年福建泉州后港南宋海船中出土）

而在物质文明往来占尽了宋与东南亚诸国文化交往之风流的同时，宋儒理学思想在东南亚诸国加快文明建设的进程中也占重要地位。在东南亚诸国中有一个庞大的华裔群体，他们绝大多数于19世纪中叶远涉重洋迁入东南亚。由于受儒家传统文化尤其是程朱道德规范约束至深，在异域他乡漫长的繁衍生息过程中，在与外民族复杂而频繁的交往中，这一文化传统并没有丧失，只是在新的环境中带上新的特点。他们与当地人民和睦相处，共同创造文化。像菲律宾华人，“男子娶当地女子为妻者时或有之，女子嫁当地男人者则少而又少”，[96]像马来西亚华人重男轻女，常把女儿送与马来人抚养。[97]这其中的父系血缘关系和家国一体的宗法制度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基础，自宋以来，这一基础作为程朱君臣父子的道德伦理的基石被进一步加强，因而维系父系血缘关系仍是海外华裔儒家观念的一部分。

讲礼仪行孝道是另一儒家传统。华人在泰国、马来西亚都是第二大民族，在新加坡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八十，可以说华人是东南亚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其文化风俗习惯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在泰国，华裔家庭大都沿袭儒家礼仪：以孝敬父母、尊老敬长、虔诚祭祖、彬彬有礼为行为规范。马来西亚华人同马来人婚姻嫁娶，他们的后代仍然保持着不少华人传统的文化风俗及服饰，甚至所说的马来语也不同于当地，而是在华语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峇峇马来语。[98]在异国当地诸多文化的撞击中，理学文化儒家思想显示出它的意义来。

三、火器、印刷术的西传

阿拉伯国家作为海路上连接中国与欧洲的中转站，曾把大量的宋代优秀科技成果火药、指南针等传递欧洲，但是由火药制成的各种武器和在宋代已发展至顶峰的雕版印刷技术却没能由阿拉伯商人之手迅速传至欧洲，而是靠元代蒙古大军的陆路战争西传的。蒙古西征共有3次。宋宁宗嘉定十一年至十六年（1218—1223年），成吉思汗亲率大军第一次西征，蒙古大军先灭西辽后占领花剌子模（俄土尔克斯坦）及中亚，同时又出兵欧洲。1223年灭南俄联军8万人于喀尔科河畔。宋理宗端平三年至淳祐元年（1236—1241年），元太宗窝阔台派成吉思汗的长子朮赤之子拔都、次子察合台之长子拜苔儿、三子窝阔台之长子贵由、幼子拖雷之长子蒙哥为帅进行第二次西征，蒙古军的铁蹄踏过乌拉尔河，攻占了俄罗斯的广大领土，一直攻到孛烈儿（波兰）、马扎儿（匈牙利）等地。宋理宗淳祐十二年至宝祐六年（1252—1258年），拖雷的第六子旭烈兀率兵进行第三次西征。这次西征更是势如破竹，因为蒙古人已从对金和南宋的战争中得到了宋制造火器技术的真传，1256年灭掉木剌夷国（伊朗），攻陷了报达国（巴格达），兵进叙利亚、苏丹。三次西征成吉思汗祖孙以其剽悍的武功兼并了欧俄大部分土地，几乎整个亚洲大陆也都在蒙古人统治之下。西征，尤其是第三次西征，位于欧亚之间的国家根本抵挡不住蒙古大军用火药制成的火箭、火炮、蒺藜炮等威力极大的火器，望风披靡吃尽了苦头。不过，聪明的阿拉伯人很快从战争中学会了战争，蒙古兵的管形火器对其教训实在过于深刻，他们立即对其进行研究，不仅很快便掌握了火药武器的制造技术，而且将蒙古人传去的火筒和突火枪加以改进，发展成了两种新式火器。

从某种意义上讲，战争也是科学技术的较量，谁掌握最先进的武器，谁就能成为强者和胜者。在后来的阿拉伯与欧洲人的战争中，阿拉伯人又用学到的中国火器教训了欧洲人；欧洲人也是在同伊斯兰国家的战争中才真正学会了火药和火器制造的。据西方文献记载，法国、英国、德国和俄国使用火药、铁火罐、铁炮等都在14世纪中期，具体而言，法国为1338年，英国为1340年，德国为1346年，俄国则迟至1382年。在这之先，欧洲同穆斯林进行了一系列战争，战场上欧洲人重蹈阿拉伯人受尽火器痛苦之覆辙，惨遭失败。如在1290年的亚加之战中，马穆鲁克使用392座抛石机，用它来发射火球、火瓶和火罐，击毁了对方的防御工事，迫使法兰克人撤出，宣告第八次十字军东征的彻底失败。火器技术从陆路通过战争由中国传至阿拉伯又传至欧洲，时间先后至少相差400年。

雕版印刷术的西传同样是靠战争经由陆地的渠道。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始于唐，至宋则达到巅峰，两宋期间阿拉伯人与中国通商频繁，按说十分易于传播过去，实际上这种类型的印刷术由阿拉伯再向西方的传播十分缓慢，主要原因是阿拉伯人不喜欢。他们长期拒绝中国的雕版印刷，是因为印刷用的刷帚是用猪鬃做的，在他们看来是亵渎神明。因此，在雕版印刷传入欧洲的几百年间，中国乃至越、朝、日等国都在大规模地印刷佛家和儒家文献时，在欧洲基督徒的寺院里却正孜孜不倦地手抄古书，横亘亚欧之间的阿拉伯成了印刷术传播的中介地带。随着蒙古人的入侵和十字军的东征，中国与欧洲在阿拉伯有了正面的接触，中国雕版印刷技术也逐渐为欧洲人所认识并仿效。

令人感兴趣的是，雕版印刷的西传据说源于中国的纸牌。纸牌起源于唐末，至宋则花样繁多，并在民间普遍流行，成为人们娱乐的工具，这当然归功于宋代雕版印刷术的日臻完美。蒙古人在与宋的战争与交往中很快也喜欢上了纸牌，并在蒙古军队中流行起来。蒙古人西征，纸牌也顺势进入阿拉伯，穆斯林或许因反对雕版印刷而使纸牌“在伊斯兰教世界里没有充分立得住脚”，但东征的十字军士兵却喜欢上这种娱乐工具，而纸牌“这种游戏很快地轻轻越过近东”[99]进入欧洲各国，在德国、西班牙、卢森堡、意大利、法国等国家流行起来。纸牌竟成了“欧洲最早的雕版印刷物中的一种……在15世纪的初期，印刷纸牌成为威尼斯和日耳曼南部的一种重要工业”。[100]可以说是纸牌推动了欧洲印刷业的产生。不久，意大利、德国、荷兰先后成为最早的雕版印刷基地，到15世纪中叶，威尼斯则成为欧洲印刷业的中心，新建立印刷所近百个。

欧洲的活字印刷也直接受中国宋代毕昇发明的泥活字印刷的影响，它的传播途径是陆上“丝绸之路”。考古学家在敦煌发现了维吾尔文木刻活字，这就是说早在元代木刻活字前即已传入中亚（元朝科学家王祯在泥活字基础上创造了木活字），维吾尔文字与欧洲文字都可用字母活字，所以欧洲活字印刷似应由此而来。15世纪活字印刷术传到欧洲后，各国大胆改革，出现了用铅锡锑合金制成的活字，用这种活字印刷的第一部拉丁字母的《圣经》1454年出自德国人谷腾堡之手。

马克思曾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世界市场并建立殖民地，而印刷术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说来，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强大的杠杆。”[101]马克思的这段议论，精辟而又深刻地道出在宋代得到完善的中国三大发明对推动世界进步的伟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