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时期，中国文化在越南、朝鲜、日本等国得到广泛传播，对其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宋文化在越南的传播

越南古称交趾，又曰安南，位于中南亚半岛东部，东、南濒临北部湾和南海，北与中国广西、云南相接，西与老挝、柬埔寨为邻。宋文化在越南传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一）程朱理学的影响

据载，968—979年建立大瞿越南的丁部领曾把爵位卖给僧侣，使得僧侣能直接参政。之后的黎朝（980—1009年）又派僧侣到中国请经，直到宋赐封越南独立。随着程朱理学地位在中国的上升，儒家思想在越南的影响日益扩大。后李朝李圣宗时（1054—1072年），越南始修文庙，建国子监，塑周公、孔子像，并首次举办科举考试，从儒生中选拔治国贤良。

由于程朱理学继承并倡导先秦孔孟“民为邦本”、“仁者爱人”、“举贤任能”、“王道德治”以及忠君爱国、抑恶扬善等基本思想，并将之更理论化系统化，更适于国家稳定、家庭和睦的需要，因而程朱理学在越南的各个阶层和各个领域都广泛地融于人们的观念之中。

1．史学方面　劝善惩恶的思想是中国史学家一贯的思想和实践，西汉司马迁编撰《史记》的原则是“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46]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时提供了让统治者以资借鉴的大量正反史实，越南史书也充满了这种观点。越南史学家吴士连在黎圣宗洪德十年（1479年）所上《拟进大越史记全书表》中说：“必善恶具形褒贬，始足示于劝惩，必翰墨久役心神，方可观于著述。劝善惩恶，不亦明乎？”寓褒贬于史书、劝善惩恶有其重要的社会意义，它有助于提高人的道德修养，帮助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从而促使达到程朱等人所期望的君明臣贤、父慈子孝、尊卑有序、社会安定的理想标准。

2．文学方面　宋朝以前由于儒家思想尚未普及，贯穿儒家教义的文学只是上层人物的专利，其中大都是北上中国习学者，其中成绩卓著的是唐朝时的姜公辅。姜为爱州（越南清化省）人，唐德宗时“第进士，补校书郎，以制策异等授右拾遗，为翰林学士……德宗器之……乃擢公辅谏议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47]与张九龄同朝为相。他的杰作《白云照春海赋》和《对直言极谏策》被录入《全唐文》。宋以后的儒家思想对越南文学影响有一大特色——从贵族的大雅之堂走向了民间，他们的文学作品中也充满了仁义忠信的思想。

后黎朝爱国知识分子阮廌（1380—1442年），字抑斋，曾跟随黎太祖起义，是义军的首脑之一。他认为“为将之道，以仁义为本”，“凡图大事以仁义为本”。因此，他撰写的一代雄文《平吴大诰》充满了“以大义而胜凶残，以至仁而易强暴”的必胜信念和爱国**。儒家主张养民、生民，反对征战，因为战争尤其是频繁的不义之战使生灵涂炭，因而揭露战争给人民带来痛苦的闺怨诗也是儒家文化的产物。邓陈琨的《征妇吟》是其中佼佼者，“愁上隘头，怨出闺门”——形象地刻画出妻子望穿秋水的身影，渗透了闺中少妇对战争的怨恨。

程朱理学固然给越南社会带来了稳定的秩序，但“灭人欲”的道德规范却也似条条枷锁套住越南的广大劳动妇女，从而引起强烈的抗争。“娘啊，孩儿要出嫁；孩子，娘的心思正和你一样。”近代黎贵淳的这首诗（用越南民族文字字喃创作），以一个少女和寡妇的内心剖白，控诉了虚伪的封建礼教。

受宋影响，越南在官品服饰方面也呈现出强烈的尊卑色彩。宋代官员服色有规定：一品到四品官服紫，五品、六品官服绯，七至九品官服绿。于是，越南陈朝末期就参照宋对其官服的颜色作了更严格的规定：一品穿紫，二品大红，三品桃红，四品着绿，五、六、七品穿碧色，八至九品着青色，无品爵的只穿白。[48]这种规定不只是形式，而是权力的象征，标志着封建等级制度已日趋完善，也表明了宋儒的纲常伦理规范体系在越南官吏制度中的广泛影响。

越南周围的一些国家都佛教氛围甚浓，而越南南部的部分地区即历史上的占婆王国，自四、五世纪也已全面印度化，尤其是唐以前佛教在越南曾多领**，但为什么最终儒学却繁荣昌盛呢？原因如下：

1．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　程朱理学把家庭人际关系、国家君臣之间的道德伦理同如何为国遴选人才、建立完善的官僚政治体系纳入一个严密的网络之中，中国的社会基础是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家国一体的宗法制度，这一制度要求君臣有义、父子有情、夫妻有别、长幼有序，要求人人必须以君主和父亲家长为核心，尊嫡敬长尽忠尽孝。程朱认为这种伦理纲常是宇宙的本原，即所谓的“理”，“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49]这“理”，“不为尧存，不为桀亡”。[50]它存在人性之中，但又常被“人欲”所掩盖。因此要想维系国家秩序和家庭安定，就必须“存天理，灭人欲”，[51]就必须用儒家“仁义礼智信”去教化人民，而教化的途径只有靠通过科举选拔出的优秀儒生来教化人民，并由这些儒家学者建立起一套尊卑有序的官僚管理体制，才能达到君明臣贤、上下亲善、纲常永固。对此，越南统治者如获至宝，全面吸收。如前所说，宋之先佛教占优，尽管11世纪初开始修文庙、开科举，但僧侣仍出入宫廷无禁，在各个村社，权力仍多操纵在僧侣之手，十分不利于形成尊卑有序的封建王朝的一统天下。为此，13世纪初陈朝一方面重建国子监，大比取士，举办太学生考试，成立国学院，同时还开设了不少私塾，邀请名宿大儒讲解四书五经，积极宣扬儒家道德规范；一方面还对佛教僧侣大加挞伐，既将僧侣逐出了朝堂，又下令凡年龄不足50岁的僧尼一律还俗，并让体健的僧人从军打仗。经此重创，僧侣一蹶不振，与上层截然分离，而儒学声威日隆。

2．教化与仿效　中国历代统治者在与邻邦交往时，大都要充分表现出天子的威仪和中华文化的风采，自宋以后，更时时不忘以程朱理学的仁义道德来教化四夷。

3．汉文字的传入　汉字约于公元前2世纪传入越南，是越南使用的第一种文字，也是越南沐浴中华文明的重要媒介。公元前111年，汉并越南设三郡，建立了稳固的汉政权，汉字书写制度遂得以推行。其间，锡光和任延两位太守“建立学校”，传播汉字，“导之礼义”，功不可没。[52]东汉末至东晋十六国时期，中原大乱，内地汉族人民及封建士大夫纷纷南逃交州（越南）避难，唐时，一批中国学者诗人南下，如王福畴（王勃之父）、杜审言、沈佺期等，他们都促进了汉字的推广。而汉字的输入必然导致汉文化特别是儒学的传扬。隋唐在安南所推行的科举制度与内地相同，同时又开办学校，大力发展文化教育，因此，至唐汉文字同汉文化一道得到了普及。12世纪中叶前越南归中国所属，汉字是官方文字，越南独立后仍借用汉字，再往后越南有了民族文字字喃，则与汉字并行，但无论是官方文告还是科举考试都使用汉字，重要的史学、文学、医学专著也全用汉字书写。例如，11世纪李朝发布的《迁都诏》和《刑书》就用汉字书写，13世纪陈朝的《国朝通礼》、《刑律》、《课虚集》[53]以及黎文休的《大越史记》、吴士连的《大越史记全书》、张登桂的《大南实录》等著作也皆用汉字写成。1971年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出版的《越南历史》（第1集）后附主要参考资料146种，其中用汉文书写的多达126种。[54]这说明汉文字对传播汉文化及越南发展本国文化所起的作用。

（二）宋代其他文明的传播

两宋时期是中越两国人民文化交流的重要阶段，除程朱理学之外还有许多方面的中国文化也在越南传播。

1．书籍传播佛学　越南黎文老说：“本国自古以来，每货中国书籍……以明道理。”[55]越南很重视从中国进书，多次向宋政府请求赠书和购书，一般来说，宋王朝对其要求都给予了满足。赠与购的图书中除儒家经典外还有大量的佛经。宋朝统治者是儒佛道都提倡，但对越南最有影响的是儒学，其次是佛教。个中原因与宋政府赐书内容不无关系。据不完全统计，自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首次向越南赠雕板所印的《大藏经》起，至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赠《大藏经》止，前后80年间越南就从宋廷得到了《大藏经》四次，《道藏经》一次，以及九经等中国书籍。[56]由此也可略见越南在13世纪前为什么儒学尚未占优势之端倪。

2．医药学　中国医学传入越南很早，但越南中医学到了10世纪后才有较大的发展，原因之一是，宋时随着两国文化经济交流的增多，传入越南的中草药也随之增多。当时中越两国之间买卖药品十分容易，如宋末元军南下，为了国家安全，越南陈圣宗派遣陶世光到龙州（广西龙州）打探元人情况，就是借助“买药”之名的。[57]越南王朝也常用中国医生治病，如南宋绍兴六年（1136年）李圣宗心神恍惚，日趋加重，国内无人能治，还是中国陕西长安僧人明空用精神疗法给治好的，因而受到尊重，被封为国师。

3．音乐与戏剧　中国的音乐与戏剧很早就到过越南，两宋间中国艺人到越南演出的机会有增无减，如杂剧演员廖守忠到越南演出后就受到了黎朝开明王龙铤的欣赏。由于越南朝野上下对中国音乐戏剧的喜爱和中国艺术家多次去越南献艺，因此，有些在中国已失传的曲子却在越南意外地保存下来，如杖曲鼓“黄帝炎”，是宋人在越南发现的。[58]

以上所谈仅属宋代文化的精神文明层，而物质或物化了的文明成果流入越南并促使其发展进步的事例也不少，诸如纸墨笔砚、丝织工艺、漆器、钱币等。以丝织工艺为例，北宋时丝织生产地就遍布全国，除两浙和四川两中心外，河北东路、东京东路、淮南南路、江南东路以及整个沿海地带都比较发达。妇女们在织机上“交臂营作，争为纤巧”，[59]“茧丝织文纤丽者，穷于天下。”[60]织锦工艺则于此时传入越南，越南丝织女很快掌握了这一工艺。史云：李朝太宗二年（1040年）二月，“诏尽发内府所藏宋锦，颁赐群臣。初，帝教宫女织锦绣，至是织成。……乃诏悉出宋锦……示不服御宋锦衣也。”[61]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宋丝织业的影响。

物化了的文明成果的传入一是靠两国政府间的贸易交换即所谓的“贡”、“赐”，二是私商经营的一般贸易。据《宋史》、《宋会要》记载：交趾（越南北方）和占城（越南南方）向宋派出的朝贡使团分别达50次左右，其贡品主要是香料、药材、犀、象、象牙、犀角、玳瑁等，而宋回赐的主要是金银、铜器、钱币及丝织品等。私人巨商输入中国的与政府贡品大同小异，带回越南的还有纸、笔、草席、凉伞、绢扇、漆器、书籍。两国间各种层次的交往，对越南物质文明的建设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丰富了宋文化。

二、宋文化对朝鲜的影响

朝鲜位于亚洲东部朝鲜半岛上，北同中国相邻，西邻黄海，东滨日本海，东北与俄罗斯接壤，东南隔朝鲜海峡与日本相望。自先秦始，中国文化对朝鲜就有诸多影响，两宋开始，这种影响日益扩大，在朝鲜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体现出来。

（一）释、道与儒学

918年高丽统一朝鲜，高丽王朝（918—1392年）一方面崇尚佛教，一方面重视儒学，同时还欣赏道教。

1．佛教　高丽王朝视佛教为国教，即所谓“安身立命”之教，因此，立国伊始就广建寺塔，建立了一系列崇佛尊佛制度，如从名僧中选国师，聘为王室顾问，在太学中增设佛科，考试优异的僧侣授之以法阶；为使佛教兴隆，又采取了向北宋请经，派僧侣入宋求法、迎宋僧入朝传法等措施。

入宋请经。佛经是佛教之经典，汉文的佛教经典总称之为《大藏经》。宋以前，《大藏经》多为佛徒手抄传诵，因而未能广泛流布。北宋初年随着印刷业的发展，宋于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在成都印刷《大藏经》，由于当时活字印刷尚未出现，而此经多达6620余卷，光刻板就达13万块，因此，至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刚印刷完毕，高丽马上遣名僧如可赴宋（989年）请赐《大藏经》。991年高丽再次派人赴宋，宋又赠送《大藏经》一部。1022年高丽又遣使携带礼物再求佛经一部，宋真宗深受感动，又赐给第3部《大藏经》。几次请经，为佛教在朝鲜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入宋求法。北宋期间，朝鲜曾派多名僧侣赴宋求法，如谛观、圆应、义天、寿介等，其中以义天对朝鲜佛教的发展建树最大。他学过华严经、天台宗、唯识宗、习律宗等，学成回国后于1097年在京都创建国清寺，正式成立朝鲜佛教的天台宗，与历史久远的曹溪宗并立于国中。

迎宋僧传法。北宋名僧惠珍、省聪被请入朝鲜专为其在佛寺设坛讲法传经，大受欢迎，并受到高丽国王的召见。宋高僧的入朝布道也为佛教在朝鲜的传扬发挥了推波助澜之作用。

2．儒学　倘说佛教为“安身立命”之教，那么儒学则是“齐家治国”之学，因此高丽王朝对儒学也十分重视，其标志有二：（1）官学私学讲授儒家经典。开国之初高丽太祖就于930年创建学院讲授儒学，958年科举制实施，其开考内容是儒学经传，之后又定出考试内容细则，主要以三礼（《礼记》、《周礼》、《仪礼》）、三传（《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为主。11世纪初，私学勃兴，首都开京私学多达12所，其教授内容除了三传、三礼，另有《周易》、《尚书》、《毛诗》等。（2）派学生入宋习儒，北宋儒者入朝任职。北宋建立后两国长期友好，高丽不断派人入宋学习儒家经义，他们包括康戬（968年）、金行成（976年）、崔罕、王彬（986年）、金端、甄惟底、赵奭、康就正、权适（1115年）、权通（1117年）等。北宋儒家学者文人也有许多到高丽任职，如进士张廷（1052年）、卢寅（1060年）、陈渭（1061年）、慎修（1068年）、章忱（1102年）等，张廷、卢寅、陈渭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慎修官至守司徒左仆射参知政事。[62]他们加速了儒学在朝鲜的传播。

儒学的传播与发展，使高丽涌现出不少儒家学者，如郑沆、郭舆、崔冲、金富轼等，崔冲（984—1068年）尤称得上一代儒学翘楚。他文科状元及第，历任国史修撰官、参知政事、文化侍中等职，有《崔文宪公遗稿》传世。他在儒学上的主要功绩是70岁以后首创私学，弟子如云、声名卓著，朝廷科举考中者多出于他门下，不仅开朝鲜私人办学之先河，而且大大促进了儒学思想的普及和发展，被誉为“海东孔子”。

3．道教　佛、儒两大教（学）派的声威日隆，并未能占尽道教布道的地盘，高丽自开国初就是佛道混杂，所设立的八关斋名为佛戒，实则道醮，反之所建之道观也是佛道杂用。道教的一席之地缘于帝王之提倡和躬行。高丽国王醮祭之见闻史书上时而有之，如1051年文宗亲醮于毯庭，1087年宣宗亲醮于会庆殿，1102年肃宗命太子醮三界百神于毯庭，1107年睿宗置天尊像于玉烛亭，令月醮，等等。[63]此外，恭请宋之道士来高丽讲法和遣员赴北宋求法也为道教能与儒佛同样气焰腾腾起了拾柴添火的作用。史载，1110年宋徽宗应邀曾派两道士到高丽，而此前后，高丽道士多次入宋求法。1113年在入宋求法回家的李冲若的建议下，首都开京“始立福源观，以奉高真道士十余人”，“其斋醮科仪一如宋朝”。[64]

高丽之所以呈现出三教鼎足而立之势，与此时的赵宋王朝以理学（被程朱发展了的儒学）为主，佛、道并存，三教互为借鉴、吸纳的思潮有关系。北宋时期一方面中原各地佛寺遍布，教派林立，翻译、雕刻印刷经书，为佛经作注从未间断，全国僧徒几达40万，而尼僧也有6万之多；另一方面太宗、真宗、徽宗三朝时开封、苏州等地的道观遍立，为一时之甚，华山道士陈抟承蒙太宗召见，徽宗竟披挂上阵，自称是神霄帝君临凡。更有甚者，真宗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演出了一连串的“天书”闹剧，虚构了一个赵姓祖先赵玄朗，奉为道教的天神，尊为“太上混元皇帝”。[65]与此同时，儒学被二程和朱熹发展到了极致，成为赵宋王朝的统治理论。但三家在长期的斗争并存中，相互取长补短，尤其是儒家学者从佛道中学到抽象思辨的能力和逻辑推理的本领，并借用佛道中的一些概念和命题，最终创立了糅儒佛道为一体的新儒学——程朱理学。

谈宋代文化对外国的影响，不能囿于两宋的时间框架，因为宋代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是最灿烂辉煌的几页之一，它的深远影响几达元明清，而程朱理学在朝鲜的传播与发展就是由元开始，到明达至一个新的时期。

（二）宋文化的广泛影响

1．文学和史学　北宋初期，朝鲜文坛对唐之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十分推崇，其诗歌多仿唐诗，如著名汉学家郑知常的汉诗《送友人》中的名句“大同江水何时尽，别泪年年添作波”，很有李白送别诗的韵味。随着时光流转，柳宗元、苏轼的文章开始备受青睐。高丽仁宗时出现了《李翰林集注》、《柳文事实》、《唐宋乐章》、《太平广记》等一批著述，此后，北宋文人来高丽定居的逐渐增多，有卢寅、张廷、陈渭、慎修、章忱等，他们皆为北宋进士，他们与高丽文人广为结交，互相切磋，还为其撰写碑志序跋，宋之文风渐盛。到了高丽中期，盛行苏东坡诗文，于是宋风勃然而起。由前已知宋诗的显著特点一是喜爱用典，一是爱国主义，高丽诗人既借鉴又发展，形成了以中国史实借古喻今的风格，然而最受欢迎的还是苏东坡诗文豪迈奔放的意韵。李奎报[66]谈《东坡集》在高丽盛行之景况时说：“自古以来，未若东坡之盛行，尤为人所嗜也。……自士大夫至于新进后学，未尝斯须离其手，咀嚼余芳者皆是。”[67]

词是宋代文学成就的典范，而宋词受到朝鲜文人青睐并进而在这异域他乡花满枝头，则是到了元代即高丽后期。当时高丽文坛中心人物是李齐贤、李谷、李穑、郑梦周等，他们在诗词歌赋各个领域都有开拓。李齐贤尤为知名，他与李奎报齐名，被认为是高丽文学的双星。李齐贤的汉诗固然因深得中国南宋爱国主义诗人的要旨而备受人们称道，但他所创作的歌咏中国山川风光的词也很精彩，使高丽当时文坛为之一新。如《洞仙歌·杜子美草堂》一词：“百花潭上，但荒烟秋草，犹想君家屋乌好。记当年，远道华发归来，妻子冷，短褐天吴颠倒。卜居少尘事，留得囊钱，买酒寻花被春恼。造物亦何心，枉了贤才，长羁旅，浪生虚老。却不解，消磨尽诗名，百代下，令人暗伤怀抱。”对杜甫一生坎坷和不幸寄予了无限同情。

在史学领域，北宋末年，高丽就仿宋置史官修史。史云：“平章事韩安仁奏：睿宗在位十七年，事业宜载史册，贻厥后世。请依宋朝故事，置实录编修官。制以宝文阁学士朴升中、翰林学士郑克承、宝文阁侍制金富轼充编修官。”[68]自此开始，金富轼等编修的《三国史记》成为朝鲜现存的最古老的史书。

2．书画和雕塑　宋初中国流行的唐代欧阳询的楷书高丽人最爱临摹，当时高丽的王宫神风门“题榜文字”就采用了“欧率更（即欧阳询）之体”[69]。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高丽安和寺竣工，特遣使入宋请求宋著名书法家为该寺书写匾额，宋徽宗和蔡京[70]欣然满足其要求。徐竞于宣和五年（1123年）出使高丽时，还亲眼见过上述题字。宋代的绘画同样得到高丽人的欣赏。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高丽派使者赴宋“访求中国图画”，并“锐意征求”，费钱300余缗。熙宁八年（1075年）高丽遣使臣带领画工数人摹绘北宋都城汴京相国寺壁画，归国后重绘在高丽最大寺院兴王寺正殿的两壁上，颇得时人“宝惜”。[71]由于高丽人十分注重向宋人学画，其绘画技艺日臻完美。例如高丽时代李宁的《礼成江图》、李栓的《海东耆老图》都属北宋画风，李宁的画还受到宋徽宗的赞赏。而李朝姜希颜的山水人物画则颇有南宋画的笔意。致使宋绘画评论家郭若虚说：“高丽国敦尚文雅，渐染华风，至于伎巧之精，他国罕比，固有丹青之妙。”[72]

3．医学、算学、印刷术和火药武器　宋对高丽医学上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医书。高丽政府常遣使向宋求赐医书，宋多次相赠，高丽还大量雕刻印刷中国医书，如1058年“忠州牧进新雕《黄帝八十一难经》、《川玉集》、《伤寒论》、《本草格要》……张仲卿（景）《五脏九十九版》”等。[74]二是医生。高丽政府还常入宋请名医，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高丽遣使求医，宋令翰林医官前往；徽宗重和元年（1118年）应高丽之请，宋又派两位名医赴高丽，历两年才返回。朝鲜自此才“通医者众”，并正式设立药局并建立医官制度。[75]

中朝两国对算学都很重视，不仅算学选士方法相同，且算学课士内容也一样，如《九章算术》是中国《算经十书》中的最重要一部，该书自北宋传入朝鲜，两国都用来课士。[76]

印刷术是中国的一大发明，初为雕版印刷，约于10世纪末传入朝鲜，自1021年（高丽显宗十二年）始，依据宋辽版本，历时60余年，到1087年首次刻印完《大藏经》，以后又刻印了大批儒书、史书和医书。11世纪后期，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于13世纪初传入朝鲜，经过朝鲜印刷工人的创新，将陶活字变成了铜活字，使活字印刷进一步发展，约在1234年高丽使用铜活字印刷了《评定礼文》50卷。[77]

此外，在陶瓷、建筑、火药等许多生产工艺和科学技术上，朝鲜都从宋获益很多。特别是火药在军事上的运用。宋代的火药武器制造技术于14世纪由元朝传入朝鲜，使朝鲜军工业有了长足的进步，制造出许多新火器，诸如火箭、火筒、火炮、大将军、二将军、六花炮、铁翎箭、蒺藜炮等，[78]这些武器在后来的抗倭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使“贼守船者烧死殆尽，赴海死者亦众”。[79]

三、宋文化在日本

日本，又称为“扶桑”，位于亚洲东部，是孤悬在西太平洋上的一个岛国，东濒太平洋，北临鄂霍茨克海，西隔东海、黄海与中国遥望，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自古以来就受到中国文化的广泛影响。隋唐以后，佛教鼎盛，宋明以降，程朱理学的传入，佛儒结合，成为统治者的精神支柱。随着两国友好往来的增多，日本在书画、文学等精神文明及物质文明方面都深深打上了宋文化的烙印。

（一）理学与禅宗

两宋以前中国儒学与佛学思想都已传入日本，但一直到宋末，就整体而言佛教仍占优势，因为佛教尤其是其中的禅宗思想更符合当时统治者的需要。12世纪末，日本关东首领武士建立了武士中央政权——幕府，以天皇为首的朝廷和中央已形同虚设，犹如中国春秋战国后期时被架空了的东周朝廷。幕府中掌权的是武士，他们笃信宗教，特别关爱佛教中的禅宗教义。禅宗教派宣扬安于现状，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不反抗、讲妥协，又提出“兴禅护国论”，这对于虽已用武力夺取了政权，但宗教领导仍把握在贵族手中的幕府武士来说格外投其所好。他们正希望被推翻了政权的贵族阶级不要捣乱、安于现状，而禅宗派教义的传布以及将禅宗确立为在日本流行的真宗、莲宗等所有佛教各派的领导地位，有利于幕府的统治。所以，他们先后修建了建长寺、圆觉寺、寿福寺等大的禅寺，为禅宗的推广兴风播雨。

不过，佛教在日本的兴盛以及禅宗真正独领**主要还是赵宋王朝的影响。北宋初，日僧纷纷入宋求取真经，其中最早且在日本最有影响的是奝然。983年，他带领弟子6人乘宋商船赴宋，在都城受到宋太宗的热情接待，宋太宗不仅赐予法济大师称号，而且赠给他一套长达一千多卷的《大藏经》。这部《大藏经》就如一粒火种在日本立刻熊熊燃烧成佛教勃兴的大火。到了南宋，入宋日僧有增无减，之中虽各派都有，但以禅宗为主，学成回国后都积极宣扬禅宗教义。或是出于对中华文化的崇拜景仰的缘故，直到中国东渡的僧侣兰溪道隆到达日本，幕府武士才借助宋朝中国高僧的声威，建立了禅宗祖庙，始以道隆为开山祖师。由此，武士们热心参禅，将军们也落发受禅，于是禅宗大盛，宗教的统治权很快便转移到幕府武士手中。

禅宗在日本的流行，为后来程朱理学在日本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因为一来禅宗是中国化了的佛教宗教，它本身已融尽了不少儒家思想，如兰溪道隆虽是佛僧，却也是理学的信仰者，其著述充满了宋儒思想，他在《建长寺小参》中说：“盖载发育，无出于天地，所以圣人以天地为本，故曰圣希天；行三纲五常，辅国弘化，贤者以圣德为心，故曰贤希圣；正心诚意、去佞绝奸，英士踏贤人之踪，故曰士希贤。乾坤之内，兴教化，济黎民，实在于人身。”语中的“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皆出自宋理学家周敦颐的《通书·志学》。二来程朱理学吸收了禅宗和华严宗的思想内涵，讲究修养方法，特别是理学家们把一切万物之“理”同社会纲常伦理联系起来，要求人们“存天理，灭人欲”，建立一个尊卑有序、安分守己的社会。这种思想观念更加符合幕府武士们实行政治统治的需要，所以理学思想一旦传入日本，马上与禅宗结合为一体，成为统治者的思想工具和精神支柱。

程朱理学何时东渐日本，一般认为是日本僧人在公元1235年赴中国宋朝留学归国后所为。[80]留学的僧人于1241年回日本，带去了大批理学经典，其中有：胡文定的《春秋解》，无垢先生的《中庸说》、《晦庵大学》、《晦庵中庸或问》，朱熹的《论语精义》、《孟子精义》与《五先生语录》（即周茂叔、程颢、程颐、张载、朱熹语录）等。此后，日本与中国的僧侣和儒者通过西来求学和东去讲学，使程朱理学在日本很快生根开花结果。并最终形成了以藤原惺窝（1561—1615年）为代表的朱子学派，以中江藤树（1608—1648年）为代表的阳明学派和以伊藤仁斋（1627—1705年）、荻生徂徕（1666—1728年）为代表的古学派。

（二）理学与日本文化

程朱理学传入日本并形成流派后，对日本文化层面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首先表现在为政治斗争服务上。幕府武士夺取了政权，天皇朝廷势力不甘寂寞，以理学为武器与之展开搏杀。“天理君权”论是朱熹的一大观点，他指出“天分即天理也，父安其父之分，子安其子之分，君安其君之分，臣安其臣之分”。[81]朱熹提出此说主要是为徽宗、钦宗被金人掳走后而偏安于江南一隅的南宋朝廷正名。而这种名分说则被日本天皇拿来作为同幕府斗争的有力思想武器，他把削弱幕府的权力寄托于程朱理学名分论上，想以正名分夺回或让武士政权自觉交出皇权。

其次表现在维护封建道德上。宋明以后，程朱理学把家庭人际关系之间、国家君臣之间的道德伦理规范，同用孔孟之道教化百姓，建立起完善的官僚政治体制全都纳入一个严密的网络之中，要求人们忠孝节义、尽忠尽孝，这固然对维护封建统治功不可没，但其“灭人欲”的腐朽的道德观却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副作用，紧紧钳制住人们的七情六欲，尤其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条款，简直是套在中国妇女头上的枷锁。理学传入日本，其伦理纲常同样是日本妇女身上的枷锁。日本统治者将其法律化，以维护封建统治，如镰仓幕府于贞永元年（1232年）制定了《贞永式目》法典，其根本宗旨是“使从者对主尽忠，子对父尽孝，妻顺夫”。这对于稳定社会秩序十分有效。幕府如同中国宋朝统治者一样，又专对妇女制定了种种法律、戒规。《贞永式目》第24条明文规定：寡妇“忘贞心而改嫁者”，必须将所继承的领地交给亡夫的子女，亡夫无子女者予以没收。这无疑是“失节事大”在日本领土上的活学活用。

（三）对宋文化多方面的学习、借鉴

1．文学　日本文学很早就受到中国文学的影响。唐朝时影响渐深，后宇多帝宽平六年（894年）《白香山诗文集》曾在日本大流行，因白居易的诗通俗易懂，日本文学从中受到不少营养，如日本最著名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桐壶卷就是受到了《长恨歌》的启迪。到了镰仓、室町幕府时代（1192—1338年），韩柳古文和苏东坡、黄山谷的诗代替了白香山，初学者必读之书为宋人黄庭坚编的《古文真宝》和周弼编的《三体诗》。此时，汉诗文代表作家中对苏轼作品情有独钟者甚多，将中国故事融于日本文学作品中或借鉴宋人编撰方法的现象更比比皆是，如元久元年源光行著的《蒙求和歌》14卷，收250个故事，基本上是宋人徐子光《蒙求补注》的翻译；藤原茂范的《唐镜》10卷是用和文记述从伏羲到宋太祖的历史；江户幕府时期的文化，文政年间（相当于清嘉庆、道光时代），日本文坛诗则法宋，文则奉唐宋八大家，而南宋四大家中，范成大、杨万里、陆游作品最为流行。出版界中宋文学也大放异彩：市河宽斋编《三家妙绝》、大洼诗佛刊《宋三大家绝句》、柏木昶编《宋诗清绝》，政府也出资出版了《唐宋八大家读本》。至于江户幕府时代以后在日本训点、翻译、改编并流行的中国通俗文学，如《通俗三国志》、《皇明英烈传》（改编为《通俗元明军谈》）、《精忠说岳》（改编为《通俗两国志》）、《忠义水浒传》等，虽不属宋代作品，但之中充满了宋明儒家思想，并且有些本来就是宋代的故事，因而仍可视为宋代文化对日本文学沐浴的结果。

2．艺术　日本的绘画与书法都源于中国，由隋唐时传入。宋代的绘画是以题材丰富、笔法细腻、画法多变、色彩淡雅见长，涌现出许多现实主义的作品，很受日本艺术家的欢迎，尤其是不拘形似的山水、水墨画。他们有的来中国学习，有的请宋画家赴日，出现了欣赏宋画的热潮。15世纪末，日本画家雪舟远游中国，充分吸收了宋代夏珪、马远等人的技法，把日本水墨画推向了高峰。[82]宋朝禅宗在收徒时，师者要以其肖像赠其徒，以资证明师徒关系，这种风气很快也传入日本，使日本的肖像画随之发展起来。受唐宋画风熏染，日本渐渐形成了典雅流丽的独特画风——大和绘，日本绘画又反转输入中国，也受到宋人高度评价，如北宋首都开封相国寺的市场里，专门出售日本国扇子，扇上的绘画“意思深远，笔势精妙，中国之善画者或不能也”。[83]中国书法名帖在隋唐时已有不少传入日本，王羲之的模仿者最普遍，到宋时，日本书法已进步飞速，出现了不少名家，如奝然善隶书，寂照最工王（羲之）体，野人若愚学王羲之极棒，以至被评价为“章草特妙，中土能书者亦鲜及”。[84]

3．书籍与印刷术　两宋雕版印刷的进一步发展，使宋朝的各种书籍源源不断流入日本，从宋太祖983年赐奝然《大藏经》开始，佛经及儒家理学之经史不断抵日，甚至包括一些珍贵的轻易不予外传的书籍，诸如《太平御览》之类，也于1179年破例输往日本。输往途径主要有二：一是由入宋日僧和商人携带回国，如日僧俊艿一次就带回中国儒道书籍256卷，杂书463卷；一是由入日宋商和宋僧捎往日本，像《白居易文集》、《东坡指掌图》、《五代史记》等。印刷精美的中国图书流入日本，大大刺激了日本印刷术的发展，首先是日本禅宗仿效中国禅宗寺院刻印佛经布施。11世纪初理学勃兴，日本僧俗又纷纷刻印儒家经典。北宋庆历年间，中国发明了活字印刷术，经不断改进，木刻活字于14世纪传入朝鲜，朝鲜改造为铜活字后又传到日本，渠道是由明末丰臣秀吉侵朝时掳入。1596年印《蒙求补注》、1599年印《四书》、1855年印《太平御览》1000卷，1895年又印释藏8500卷。[85]活字印刷术对日本印刷事业产生了重大影响。宋代文化在日本传播的意义是深远的。

4．陶瓷业　瓷器为我国独创发明之一，是在陶器生产的基础上经过千百年的经验和智慧的积累之后才形成的一种新式工艺化工产品，不仅有广泛的实用性，而且颇具审美价值。瓷器在唐代已制作精良，至宋由于使用了氧化铜造出了红色釉，并创造出青红彩色釉瓷，因而一改唐瓷三色的状况，使瓷器更加色彩斑斓。1223年日本人加藤四郎和左卫门景两人在福建学习制瓷技术，5年后回国，经过多次失败，终于在山田郡的濑户（爱知县濑户市）烧试成功。从此，“濑户烧”名噪一时，加藤也被尊为日本的“陶祖”。

5．钱币　随着中日通商的发展，南宋期间大量宋币输往日本。众所周知，宋代中国商业十分发达，北宋都城汴京为当时世界最繁华的大都市，发达的商业、流通的需要促使铸币业迅速发展。两宋期间的铸造业对大量制造货币毫无问题，但中国周边国家（日本也在其内）冶炼能力就显得力不从心，日本国内商业流通对货币的需求量与其货币供有量发生了矛盾，为维持正常商业贸易，只有从宋朝大量输入宋币以解燃眉之急，致使宋朝货币大量外流。南宋理宗时，一次就运去铜钱10万贯。经考古发现，日本出土文物中，仅宋代铜钱就多达56万多枚，其中北宋钱占23万多枚。[86]由此不难想象，当时宋币在日本商业流通领域该占有多大的分量。

6．医药学　中国医学由唐传入日本，到宋代又有新的发展，其标志一为大量医药书籍外传日本，像《太平圣惠方》、《和剂局方》以及法医学专著宋慈的《洗冤录》等不仅由宋传入，而且一直沿用到19世纪。标志二是大量中草药运往日本，有麝香、金益草、银益草、紫金膏、巴豆、雄黄、朱砂等。医书医药输往日本主要靠官船所为，而中日僧侣和商人也锦上添花。据史籍不完全统计，仅北宋期间宋船往来中日之间就达70多次，至于南宋由于日本政府对海外贸易采取了积极政策，两国间贸易往来更加频繁。

除了上述所说，中国宋代文化在建筑、雕塑以及饮茶习惯等方面都对日本文化产生过程度分量不等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