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建立以后，虽完成了局部统一，但辽、夏、金与宋分立，所以其疆域远没有汉唐辽阔。而且社会生产关系落后，以游牧和狩猎为生的契丹（辽）、党项（夏）、女真（金）族军队屡屡南下骚扰、掠夺。

辽、夏、金的先后南下，给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力造成破坏，给那里的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但同时，他们又受到汉民族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从而加速了这些北方少数民族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其间，辽、夏、金的某些文化成分也为汉族人民吸纳，但更多的是他们对中原地区文化的吸收。

一、辽、宋之间的文化交往

契丹是我国北方的古老民族之一，早在4世纪，我国史书上就有关于契丹历史的记载。在唐太宗时，突厥衰落下去，契丹与唐朝的交往开始频繁，在与中原汉族人民接触中，受到中原先进生产方式的影响，加速了自身的发展。唐末，由于中原地区封建割据，战乱不已，汉族军民为躲避战乱，成群结队移居到契丹人生活的地方，每次迁移多达几千人。汉人把先进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带到了北方，使契丹人民除了畜牧以外，又开始了农业生产，并逐渐学会了铸造铁器、栽种桑麻、纺纱织布、建筑城邑。到了916年，一个包括多民族的奴隶主政权——契丹政权，终于出现于我国北方，其创始人即历史上的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阿保机以武力征服了邻近部族，又不断南下，俘获大批汉人，926年吞并了渤海政权，938年幽云十六州之地又归入契丹统治，940年辽太宗耶律德光到了南京，947年契丹政权改称为辽。在中原先进文明的影响下，辽不仅逐渐过渡到了封建社会，在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也打上了鲜明的宋代文化的烙印。

（一）双轨政治制度

辽朝统治地区包括今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自治区以及河北、山西的北部等地，就经济形态来说，既有先进的封建经济，也有奴隶主占有制经济，还有氏族制的残余；就生产方式来说，既有北面大漠的畜牧业，又有南面平原的农业；就人口成分来说，既有契丹族人，更有大量的中原汉族人。因此，辽太宗明智地采取有效的治理方针，即“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1]所谓官分南北，是设南面官北面官之意。[2]北面官多由契丹人担任，手持指挥棒，身带坚弓，掌兵机、群牧、选任武官之政；南面官由汉人充任，着汉服、文质彬彬，掌部族、丁赋、文官选拔之政。北面官的地位要高于南面官。南面官的最高行政机构为三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下设六部，州设刺史，县置县令，与宋制大体相同，像参知政事、翰林学士、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等南面官都有。即使北面官也有类似官职，只不过称呼不同。正如《契丹国志》所云：“其惕稳，宗正寺也；夷离毕，参知政事也；林牙，翰林学士也；夷离中，刺史也，内外官多仿中国者。”[3]

辽之所以一开始就果断地采用了“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双轨政治制度，固然是由于多种经济形态、多种生产方式并存和契丹少数民族与汉族人民杂居的现实所致，但也与隋唐以来契丹族与南方中原地区的联系始终没有中断、先进的汉文化和汉人知识分子不断对其施加重要影响密不可分。916年耶律阿保机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契丹部落联盟的选举制，仿照汉族封建王朝的体制，自称“天皇帝”，称其妻为“地皇后”，建立了皇权世袭制的大契丹政权，向封建制迈出了一大步。居住帐篷、逐水草不断迁徙的原始游牧生活很不适宜称王称帝，逐鹿中原建立霸业，于是，辽太祖在黄河沿岸建立了汉族式的皇都，而都城的建筑就是在汉族知识分子康默记等人主持下完成的。此外，还制定法律、建孔子庙、仿造汉字偏旁制造了契丹文字，传播汉族封建文化。这些举措都有助于辽朝双轨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实行。

实践证明，辽的双轨政治制度既有利于封建制的巩固和发展，促进了契丹民族的繁荣，还有利于契丹族和汉族及其他民族的相互沟通安居乐业，使我国东北地区的社会生产力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为后来我国历史上的大统一奠定了基础。

（二）科举制度

辽代科举制度的实行不会早于辽太宗会同时期（938—947年），因为辽太祖创业伊始，南征北战，戎马倥偬，无暇顾及，辽太宗继位后干戈不休，基业未稳，这在客观形势上也不可能设科举考试选拔人才。正如《契丹国志》所云：“太祖龙兴朔漠之区，倥偬干戈，未有科目。数世后，承平日久，始有开辟。”[4]辽太宗耶律德光会同初年（938年），时已大规模地获得汉地和汉民，既得汉地，用汉人治理为宜，而求汉人之道，就需要用汉人的取士制度——科举，所谓“太宗兼治中国……以汉制待汉人”[5]似应从此开始。不过太宗时的科举是试无定期，是笼络汉人的权宜之计，没有形成正式的规章制度。辽代科举制真正走上正轨并袭宋制还是在“数世后”。辽袭宋处表现在很多方面。

1．年限　宋代科举之初为间岁贡举，“英宗即位，议者以间岁贡士法不便，乃诏礼部三岁一贡举。”[6]即从宋英宗（1064年）才开始改为隔三年一试。而辽代科举走上正轨后即沿宋制，也是“限制以三岁，有乡、府、省三试之设……三岁一试进士”[7]，这实际上是指辽兴宗（1031年）以后，因辽圣宗时（982—1031年）尚为每年一次。

2．科目　《契丹国志》谈考试科目时说：“程文分两科，曰诗赋、曰经义，魁各分焉。”意即诗赋、经义两科分别考试，各有本科的状元，又说：“圣宗时（982—1031年），止以词赋、法律取士。”[8]辽罢试法律而改试明经完全因宋的缘故，《宋史·选举志》载：“（熙宁）四年（1071年），乃立经义、诗赋两科，罢试律义。”这一建议是由王安石提出。此时，辽圣宗已死去近40年，宋“罢试律义”，辽也去“法律”，资料所限虽不知具体改换时间，但圣宗之后其考试科目采取宋制，则毫无疑问。

3．贡院　在礼部设置贡院，掌握贡举之事，是宋朝的制度。《宋史》载：“设判部一人……兼领贡院，掌受诸州解发进士诸科名籍及其家保状、文卷、考验户籍、举数、年齿而藏之。”[9]辽也仿效之。辽景宗保宁八年（976年）12月“诏南京复礼部贡院”则是袭宋制明显的佐证。[10]

辽代的科举是为了笼络汉人地主阶级，扩充其统治集团，加强并巩固契丹贵族的统治。一般而言，契丹人应举，则治其罪，这是为了保持契丹人骑马驰骋的尚武旧习，借以维护其永远的统治地位。虽则如此，在客观上辽代的科举制度却选拔出了不少杰出人才，不仅扩大了辽的统治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辽的统治，也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在《辽史》中有传或有附传的举进士的汉人中，曾任枢密使、南北府宰相、左右丞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等高级官员的即有13人，除张孝杰党附奸臣耶律乙辛，“久在相位，贪黩无厌”，“陷害忠良”，被列入《辽史·奸臣传》外，其他多为名臣贤相。如张俭“在相位二十余年，裨益为多”；如杨佶“居相位，以进贤为己任，事总大纲，责成百司，人人乐为之用”。[11]而未被《辽史》立传的进士出身的名臣能吏、文人学士更是不乏其人。

另一方面，辽推行科举制度，对社会文化教育的普及和发展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学而优则仕，辽朝境内各族上层人物积极读书赋诗，求仕进，契丹很多贵族也习汉文读经卷。

（三）史学

汉以后至宋，史学又一次空前繁荣，在统治者的倡导下，宋代撰修了大量的当代史、断代史、通史、地方志及类书等，诸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等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辽朝的统治者也十分重视本朝历史的修纂，从辽太祖立国时起，随着契丹文字的创立，注意修史工作。到了辽太宗时期，修史制度才渐趋完备。然而辽朝史学的大发展则在景宗即位（969年）以后。契丹社会已基本完成了封建化，统治者为加强统治，大量吸收中原文化，实行科举，大量翻译汉文典籍，特别注重吸收宋王朝的统治经验，因而宋朝重修国史的做法必然为之所借鉴，加上印刷业的发展，更为其史籍的大量修纂及印刷提供了便利，所以景宗、圣宗之后的辽朝中后期，史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在史学领域内，无论在修史机构、制度，还是在内容方面，确切地说，都是辽仿宋制。主要表现于四个方面：

1．机构设置　辽仿宋而设国史院，辽在国史院中设有监修国史、史馆学士、史馆撰修、修国史、同修国史等官职，其名称和职能多与宋相似。如监修国史一职，宋以宰相监领，辽则由枢密使（类似宰相）监领，其职能是监督撰修本朝历史，故名监修国史。真正撰修国史的主要史官为修国史一职。

起居院也为宋初所置，掌修起居注，辽也随之效尤，但改称起居舍人院，隶于门下省。起居舍人院下设有起居舍人、起居郎、修起居注、知起居注等史官。

2．内容种类　宋代官修的当代史有起居注、时政记、日历、会要、实录、国史等，辽朝修纂当代史的门类则主要是起居注、日历和实录。

宋设有日历所主撰日历。辽有无此机构虽未见记载，但却有修撰日历的史官的资料。统和二十一年（1003年）三月圣宗曾诏谕“修日历官，毋书细事”。[13]

实录为编年体史书，另有附传，专记某一皇帝统治时期的史事，从圣宗起辽朝就有，而且是其史学著作中的主要内容。如邢抱朴与室昉同修的历朝实录共20卷，曾得到圣宗嘉奖，这部实录包括太祖、太宗、世宗、穆宗、景宗五朝，在圣宗统和九年（991年）成书，所以又叫《统和实录》。

3．秉笔直书的风格　秉笔直书是我国古代修史的优良传统，辽继承这一传统。辽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年）有司奏道：兴宗“猎秋山，熊虎伤死数十人，韩家奴书于册，帝见命去之。韩家奴既出，复书。他日，帝见之曰：‘史笔当如是。’”[14]由此可见在史官坚持直笔揭皇帝短时，皇帝有时也无可奈何。

4．正统地位之争　辽自称是炎帝之后，是统一的要求。辽朝统一了我国北方广大地区，宋、辽以及后来金的发展为元朝大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宋朝统治者尤其是一部分史学家，在传统的大汉族主义和正统观念的支配下，仍视辽为“四夷”之邦，如欧阳修所修撰的《新五代史》就把辽列为“四夷附录”。对此蔑视的做法，辽朝君臣上下极为不满，辽史学家刘辉在向道宗奏请时说：“宋欧阳修编《五代史》，附我朝于四夷，妄加贬訾。”[15]于是开始与宋人争夺正统地位。《辽史·世表》序说：“炎帝氏、黄帝氏子孙众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濩无穷，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孙，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考之宇文周之《书》，辽本炎帝之后。”

辽朝修编的本朝历史，认定自己的祖先出于炎帝之后，这既说明了辽对中华各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的认同，又是我们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体现。

辽的正统之争因宋“四夷”观而起，却一直延续到金元两代。

（四）城市建筑

契丹族在大量俘获汉人为其进行农业和手工业劳动之后，那种毡帐之类的居住条件肯定不能适应汉人的生产和生活，无论是从对汉人的方便管理还是从契丹人自身社会和经济形态的改变上说都需要筑城建房。从辽初至辽末，其建筑风格方式就融有中原特色，愈往后，这一特色就愈明显。以下以辽上京和中京为例加以说明。

上京的兴建始于辽太祖神册三年（918年），分南北两城，周遭27里，北城谓之皇城，高3丈，有城楼及4个城门；南城谓之汉城，高2丈，无城楼，有6个城门。上京兴建是先有皇城后又增筑汉城，其皇城城郭走向坐西向东，这完全符合草原游牧民族搭设毡帐坐西朝东的风俗。但到了天显元年（926年）增建汉城并在皇城中筑起大殿时，则依照中原的营建制度，建筑物的走向改为坐北向南，还在皇城中新辟了朝南的承天门为正门[16]。改变了旧日风俗。尽管依汉制改变了建筑走向，借以表明契丹皇帝也是汉族和中原地区的最高统治者，但其城市布局没有中轴线，也不东西对称，大不同于中原都城。

中京建于辽代中期即圣宗统和二十五年（1007年），此时宋辽两国订立了“澶渊之盟”，结为兄弟之邦，两国来往十分频繁，因此宋都城汴京的建筑风格对辽中京的兴建影响很大。汴京城为三重城，即外城、内城和大内，中京也是三重城，中京都采取南北向，自外城正中的朱夏门直达大内的阊阖门之间为一条直线形成中央大道，形成了中轴线，大道两侧对称布局，尤其是朱夏门至阳德门间的宽阔大街和排水沟，更完全仿照汴京城的朱雀门大街而建。当然城中也有适合契丹习俗的布局。但就整体而言，从上京到中京的兴建风格的变化，完全能说明契丹人民对中原文化吸纳不断加深的趋向。

（五）宗教、雕塑与绘画

儒学在宋朝被二程、朱熹等人发展到了极端，成为统治阶级的主导思想，但佛、道二教也极为流行，原因之一是统治者大力提倡的结果。宋太宗一方面在五台山、峨眉山、天台山等地大建佛寺，一方面又在东京兴国寺设译经院，大量翻译佛经；而宋真宗还亲自为佛经作注，又撰《崇释论》大谈佛儒是“迹异而道同”。与此同时，太宗、真宗等皇帝又在开封、苏州等地遍建道观，太宗还亲自召见华山道士陈抟。这样一来就儒家而言，出现了许多出家受戒的佛门弟子，连王安石、二程、三苏、朱熹等也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就佛教而言，一方面读禅说理，一方面又糅儒入佛；而道家的一些代表人物在其著述中更明显地反映出三教合一的观点。

晋祠圣母殿侍女像

宋朝儒释道并存的做法对辽影响很大，辽太祖曾建孔子庙，命皇太子春秋设奠，又建了佛寺、道观；辽圣宗、兴宗、道宗对佛教尤其偏爱。当时，建寺院、筑佛塔、刻印佛经，朝野上下佛说盛行。民间百姓家甚至把甘做菩萨奴仆的心情反映在为孩子取名上，像文殊奴、观音奴之类并不鲜见。而辽代的文学创作内容更多表现宗教故事，很受民间欢迎。可以说辽统治者基本上模仿了中原统治者对儒佛道兼收并蓄的态度，而儒佛尤为统治者所提倡。出土辽墓中的画像《孝子图》、山西应县辽代木塔内发现的辽版佛经《妙法莲花经》卷等都充分说明了这点。

两宋的雕塑艺术对辽也有影响。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的40多尊塑像是北宋雕塑的代表作，神龛中的圣母头戴凤冠、身披蟒袍、神情庄重、雍容富态，环绕四周的42尊侍女像虽姿态各异，但个个体态婀娜而丰满圆润。辽代的雕塑可以山西大同华严寺中的31尊菩萨塑像为例说明，它一方面借鉴了宋雕塑形象丰满的特点，一方面又突出了鼻梁尖突而棱角分明的民族特色。

两宋的绘画艺术也达到很高的水平，尤以人物、山水、花鸟为最。辽的绘画作品传世极少，因辽法律规定凡将本国书画传入别国者处死，所以故鲜有人见之。不过1974年辽宁法库县辽墓出土了两卷轴画，其中《深山会棋图》表现的是隐居文人的生活，据行家考证其技法深受中原的影响。

赵大翁墓《乐舞图》（北宋）

（1951年河南禹县出土）

二、宋文化与党项族

党项族是羌族的一支，汉以来就居住在青海和四川西北部，以游牧为生。唐太宗时归附唐朝，唐在其地设都督府州管辖，并赐拓跋部酋长姓李，以示和唐朝皇帝为一家，这是太宗的民族观念。唐末黄巢农民大起义时，拓跋思恭酋长参与镇压农民起义，唐王朝封他为夏国公，统治夏州（陕西靖边）、绥州（陕西绥德）、银州（陕西米脂西）、宥州（内蒙古鄂托克旗东南）和静州（甘肃静宁）五州之地。五代十国时，其势力扩展到河套地区并向河西走廊扩展，与那里的吐蕃人、回鹘人尤其是汉人相往来，这不仅促进了民族之间的联系，而且发展了农耕，加速了社会进步。宋朝建立时，党项族已进入了半农半牧的经济生活，封建制的生产方式得到扩大，宋太祖时，党项族统治者遣使入贡，太宗、真宗时酋长李继迁时叛时降，986年辽册封其为西夏国王，988年宋赐李继迁的姓名为赵保吉。李德明继位后利用宋辽矛盾，发展自己。德明死，其子元昊继位，于1038年称帝，国号大夏，几次攻宋，最终签订了和约：西夏取消帝号，仍由宋册封为夏国王，宋每年输西夏银7万两，绢15万匹，茶3万斤。在频繁的交往中，宋文化对西夏的各个方面产生广泛的影响，这里择其要点加以说明。

（一）官制

宋朝中央是中书省和枢密院分掌文武二柄，号称二府，西夏官制大体仿宋，也在中央设中书省、枢密院，其下的机构和官品也相仿。正如《宋史》所云：夏“其设官之制，多与宋同”，“其官分文武班，曰中书，曰枢密，曰三司，曰御使台……自中书令、宰相、枢使、大夫、侍中、太尉已下，皆分命蕃汉人为之。”[17]

西夏的官制与辽相比之所以更与宋相近，原因不外乎以下三点：

1．与汉族文明不断地接触　由唐到宋，汉族封建王朝为了消除边患，一直对党项族采取笼络的政策，不断册封官职，赐予姓氏，党项人虽时降时叛，但在中原先进文化的不断熏陶下，在汉族人民先进的生产技术、物质文明的影响下，社会与经济都得到了较快的发展，随着其地盘的不断扩大、汉族人口及农耕方式比重的不断增多，中原王朝的政体官制及各种管理方式必然为其所重视。

2．历次交争形成的格局　党项族尽管于1038年建立了西夏政权，到1227年被蒙古所灭，共维持了190年，但它始终不过是一个臣属于宋朝的地方割据政权。臣服于宋虽非情愿，而且几次交兵都曾大败宋兵，但连年征战使其元气大伤，为换取宋朝的大量银两绸缎的赏赐，接受了宋朝的册封。作为宋朝的附属国，采纳宋朝的官制是可以理解的了。

3．元昊通晓汉族文化　建立西夏政权的元昊是一位已经封建化的党项领袖，他“通汉文字”[18]，因而容易接受宋文化，比较了解汉族的封建政治制度，对历经几多朝代实践并不断发展完善的宋朝官僚政体制度的优越性，有较为深刻的认识。

（二）文字

在吸收宋代文化方面，党项人另一比较突出的特点是根据汉字的方块形态和结构制成方块的西夏文字。正如史书所载：西夏文字“形体方整类八分[19]，而画颇重复”。[20]西夏文共6千余字，由“元昊自制”。[21]在读音方面西夏文字袭用汉音的字很多，如“正”、“名”、“圣”等字，和汉文读音完全相同，而且西夏文字在音调上也有四声。

西夏文字的形成为其传播中原文化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党项族人用西夏文翻译了大批儒家经典和兵书、史书，如《论语》、《孟子》、《孝经》、《尔雅》、《孙子兵法》、《贞观政要》等，以使更多的人领略中原传统文化的魅力，借鉴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

西夏王元昊不仅通汉文字，还通晓浮屠学（佛学），因此他组织人翻译了《华严经》、《妙法莲花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金刚经》等许多佛经。为更好地普及中原文化，党项人编撰了不少字典类的工具书，如西夏文字典《文海》，夏汉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等，致使儒佛思想在西北边区得到了传扬。

（三）生产技术及其他

中原比较发达的生产技术及各种物化了的文明成果不断流入，对西夏的发展进步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流入方式一靠边境贸易。北宋王朝同中亚贸易陆路必须通过西夏地区，因此西夏开设了许多固定的集市，商业贸易很活跃，其中最大的是保安军和镇戎军两处交易场所，党项人用其所产的羊、马、毡毯来交换汉人的粮食、茶叶、丝绸等物品。二靠汉人中的能工巧匠将农耕、冶铁、手工业技术带入。西夏政权设农田司推广农耕，设文思院[22]利用汉族工匠从事工业、手工业生产，在夏州东设立铁冶务。元昊时冶铁业已比较发达，能采用较进步的竖式风箱设备，一般的生产工具、武器装备都能在国内制造，这从榆林石窟中所遗留下来的壁画《锻铁图》可见一斑。另外史料记载也显示出西夏所造的甲胄“坚滑光莹、非劲弩不可入”。[23]三靠宋的赏赐。由前可知，西夏与宋签订和约，向宋称臣的条件是宋每年向其输大量的银、绢、茶，之前的赏赐更是不计其数。这对改善党项人民的生活和习俗十分有益。元昊未称帝前，曾劝其父李德明反叛宋朝，德明叹曰，是宋的赏赐才令“国中三十年不被皮毛而衣锦绮之衣”，[24]由此可知，宋代物化了的文明成果的传入，对西夏社会的进步是很重要的。

三、宋文化与女真族的封建化

女真族是我国东北的一个古老民族，居住在白山黑水（长白山、黑龙江）一带，过着游牧生活，夏天随水源、草原移动，冬天住在土穴中。隋唐时称靺鞨，分粟末靺鞨和黑水靺鞨两部，五代时黑水靺鞨附属于契丹改称女真也叫女直（避辽兴宗宗真讳），“在南（辽阳以南）者籍契丹，号熟女真；其在北者不在契丹籍，号生女真”。[25]生女真“地方千余里，户十余万”，[26]分为72部落，其中完颜部最强大，完颜阿骨打就出生于此。女真族一直受辽的奴役和剥削，不仅每年要向辽贡献北珠、貂皮、猎鹰、名马、良犬等，其官员还任意侮辱女真妇女，特别是辽派出的银牌天使，“每至其国，必欲荐寝者，旧轮中下户之室女后惟择美好妇人，不问其有夫及阀阅高者”。[27]由此激起义愤。1113年完颜阿骨打揭竿而起，打起反辽的旗帜，几经征战大败辽兵。1115年夏历正月元旦，阿骨打称帝，史称金太祖，国号大金，建都会宁府（黑龙江阿城县南），继之又攻克辽黄龙府，1120年攻下辽上京，1122年攻克西京，1125年金太宗生擒辽天祚帝，金统一了北方。

女真族开始只是无官府、无文字的氏族部落，由于辽之前就与汉人杂居，后接受辽的统治逐渐学会了农耕、冶铁等，阿骨打还命大臣完颜希尹参照汉字和契丹字制成了女真字，因此，金灭辽后女真族实已半封建化，但仍有浓郁的奴隶主占有制成分。真正使金彻底封建化还是在灭辽后。金对宋发动南侵后，随着中原占领区的不断扩大，搜刮的中原财富不断增多，特别是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汴京失陷，金人不仅俘获了徽宗、钦宗二帝及后妃、百工、技艺、内侍、僧道、妇女、医人等三千人北去，还将宫中库藏的金银、绢帛、珍玩、宝器、图籍、仪仗、天文仪器等中原文明的精华洗劫一空。靖康之耻宣告了北宋的灭亡，也同时加速了女真人的封建化过程。

（一）官制

金立国之初，采用的是勃极烈制度，即在皇帝以下设立勃极烈诸人为金国最高的辅佐皇帝的统治机构，在地方上以兵民合一的猛安谋克组织[28]来统治人民。随着中原地区不断地被吞并，被编入猛安谋克组织汉人的不断反抗，金太祖时已部分实行了辽宋官制，金太宗时更是明文规定新降地区“新附长吏职员仍旧”。[29]到金熙宗天会四年（1138年）金正式废除了勃极烈女真旧制，“建尚书省，遂有三省之制”。[30]金熙宗之所以能果断地沿袭宋制，是因为他自幼从汉族学者韩昉学习汉文经典图籍，能做诗写汉字，“雅歌儒服”，曾被女真旧贵族认为“宛然一汉家少年子”。[31]他对汉族文化心向往之，自然一即位就如一汉族皇帝模样，大刀阔斧实行改革，最终使金朝的“城郭、宫室、政权、号令，一切不异于中国”。[32]

（二）儒家思想与科举制度

女真贵族刚入中原，排斥汉族文化，金兵占领孔子故乡曲阜时放火焚烧了孔庙，甚至下令禁止人民穿汉服，强迫汉人依照女真人习惯剃发，违者即死。汉人被俘后要在耳朵上刺字，作为奴隶出卖。但是，汉族的文化对各少数民族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即使其贵族统治者也莫能例外，金朝会逐渐受汉文化熏陶，渐染华风。金太祖就十分重视辽的礼乐图书典籍，曾下诏：“若克中京，所得礼乐图书文籍，并先次津发赴阙。”[33]金熙宗由于自幼读经书，因此继帝位后，则“宫室之壮，服御之美，妃嫔之盛，燕乐之侈，乘舆之贵，禁卫之严，礼仪之尊，府库之限，以尽中国为君之道”。[34]无独有偶，海陵王的师傅张用直也是汉儒，所以他称帝以后又让其教授太子，并言之：“朕父子并受卿学，亦儒者之荣也。”[35]所以女真贵族进入华北、中原地区以后，都逐渐学习汉族统治者的经验，特别是由熙宗始，提倡儒家学说，在上京会宁府建筑孔庙，拨款修建曲阜的孔庙，并把《论语》等重要典籍译成女真文字；封孔子后裔为曲阜县世袭县令，特授“衍圣公”的称号。

上行下效，许多女真贵族主动学习汉文化，尽管已有了女真文字，但上自皇帝下至平民都学习使用汉语，许多汉族儒生被女真贵族请去为子弟讲授儒家经典史籍，以致到金世宗时，许多女真人反而不通晓女真的语言文字了。

在推广汉文化的同时，为巩固加强金人统治，他们又采用宋朝科举制度，以培养人才，笼络汉族知识分子。金太宗即位不久，就于天会元年（1123年）11月始设科举制，当然因为草创科举尚无定期，数额也无定限，但开考科目却与宋同，分词赋和经义两种。金熙宗更大力推行科举制，对所有女真人、汉人以及契丹人等都一律量才录用。到海陵帝以后，科举制就完全正规化了。

金人通过广开科举，大大笼络了各族尤其是汉族知识分子，搜罗到大批愿为其效力的士人，可以说金朝是我国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王朝中最重视科举取士的王朝，是科举取士最多的朝代，“金朝进士的总平均数与南宋相当”。[36]这些汉族士大夫，对于建立和巩固金朝的统治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三）对猛安谋克制度的冲击

猛安谋克是女真族部落氏族性质的军事行政管理组织，带有深重的奴隶制色彩，部落酋长（勃极烈）严密地控制着所管辖的人口。金朝前期女真贵族入主华北、中原以后，主观上非常希望沿袭旧有的管理组织与生产方式，以加强其统治，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一方面对于被征服地区的劳力强行把他们编入猛安谋克中将他们转为奴隶，为加强控制还将汉人大量迁徙金朝内地；一方面又把金朝内地的猛安谋克组织迁往华北、中原，作为样板来逐步改变华北中原地区人民。然而主观愿望和客观效果恰恰相反，他们并未料到汉族文化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之大。被强迁金内地的汉人不仅促进了那里的经济发展，提高了那里的文化，也改变了那里的民风；而散布在中原内地汉人中的猛安谋克组织却如泥牛入海，根本抵挡不住高度发展的汉族封建经济和文化的汪洋大海的冲击，他们不断卖掉奴隶、出租土地，进而让奴婢从良。这种结果直接原因固然是汉族人民的反抗和中原先进的经济形态的作用，但与中原文化的传播也密切相关，所谓“尽令汉人佃莳，取租而已”。[37]同时，金朝统治者内部的汉族或汉化的契丹官员的劝谏也有重要作用。据《燕人尘》载：“初宋帝至燕山，金国诸王郎君怂恿金主如契丹故事献俘分赏，枢密刘彦宗力谏而止。”[38]同知北京留守刘玑也曾谏金世宗“凡奴隶诈良，不问契券真伪辄放为良”。[39]

（四）铸造业、火药武器和印刷术

我国东北一带是女真族的最初活动区域，随着中原地区的汉人及其他各族人民的被迫迁徙于此，他们与女真人民共同开发了东北地区，使农业、手工业生产发展很快，冶铁铸造技术更是达到了空前的水平。黑龙江阿城县南即原金上京会宁府遗址一带，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冶铁遗址，在辽宁绥中县城后村的金朝村落遗址中，出土了大批铁农具，有手锄、镐、铲和形态不一的镰刀、铡刀等，还出土了铁矛以及其他铁制生活用具，其铸造水平已高出辽的同类产品，其犁铧已接近北宋的洛阳铧。在金人统治过的河南、山西一带发现的金代小型铁矿坑和熔铁遗址，其出土的铁制兵器，无论从种类、造型和工艺水平看都已超过了宋代。[40]

利用火药制造武器是宋人对中华及世界文明所作的伟大贡献之一，北宋时利用火药制造的武器已相当出色，诸如火箭、烟球、火蒺藜、霹雳火球、毒药烟球等。而当时对火炮技术一无所知的金人攻下汴京后，从俘虏手中得到了各种火箭、火炮的式样和制作技术，促进制造武器业的发展，到了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金人入侵江南被扼困江中时，就用火箭打败了韩世忠的水军。金人很善于就地取材，南宋将领陈规在守卫德安（湖北安陆）时使用的飞火炮，是用竹竿置入火药燃放，北方缺竹，金人则用16层很厚的纸卷卷成两尺长的筒代替之。到金末元初时，金人用火药制造炸弹技术比宋毫不逊色。金哀宗正大八年（1231年）蒙古军进攻开封，金朝守御中就使用了一种“震天雷”来反击，“震天雷”是以铁罐盛药，用火点燃，其声如雷，爆炸燃烧面积可达半亩地之广。1279年元兵攻击宋静江府（广西桂林）时，守将即用这种震天雷守城，坚持达三个月之久。

金朝境内雕版印刷也相当发达，卷帙浩繁的佛经以及大量的汉文医书、诗词、戏文被印刷而运销各地。印刷术之所以发达，与造纸手工业的成就分不开，稷山（山西稷山）的竹纸和平阳府（山西临汾）的白麻纸是金著名的手工业产品。金的印刷术发展很快，从而出现了印刷业的中心城市——平阳城。平阳刻印的《四美图》如今看去仍线条精细清晰、人物姿态生动传神。

（五）诗歌、戏剧和绘画

金朝诗歌袭宋而来，初期并无特色，至金中叶开始学习苏轼的技巧与风格，正如后人所说的“苏学盛于北”，[41]但一般作家并未学到苏轼的意境开阔、才气纵横的一面，只学到了对闲适生活的咏叹和以议论入诗。至金衰落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诗歌创作才发生大变，大批作者开始描绘内忧外患的现实，诉说民不聊生的惨状。最能代表金代诗歌这一特点及成就的当属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他写了不少关心民生疾苦的诗，暴露了金末社会的黑暗，而奠定他文学史上地位的则是“丧乱诗”。如：“道旁僵卧满累囚，过去旃车似水流。红粉哭随回鹘马，为谁一步一回头。”“随营木佛贱于柴，大乐编钟满市排。掳掠几何君莫问，大船浑载汴京来。”[42]诗人用白描手法描绘了汴京沦陷后蒙古兵屠杀掠夺的暴行，字里行间渗透了血泪。清人赵翼有曰：“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43]的确，就悲愤凄切的情感而言，元好问的这类诗具有南宋爱国诗篇的气象。这些诗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国破家亡的现实，具有诗史的意义。

金朝的院本杂剧也受到宋代官本杂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角色上。宋杂剧由5个演员扮演，分别叫末泥、引戏、副末、副浮、装孤等，[44]金杂剧演员也大致如此，但金杂剧又有所发展。首先是演出从宫廷府第走向瓦肆行院，演出对象成了广大人民群众；其次是结构内容愈加庞杂，据宋人周密《武林旧事》记载的官本杂剧段落只有280本，而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记载的院本杂剧段落却多至690本。[45]发展了的金杂剧成为元杂剧的雏形。

随着宋金文化交流的发展，金朝的绘画和雕塑艺术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金朝画家武元直的传世名作有《赤壁夜游图卷》，大江峭壁，中流一舟，石欲穿云，树欲含烟，深得宋山水画意韵。山西大同善化寺中的金代佛像雕塑，形态饱满，刀法圆润流畅，尤其是诃利帝南天神像，真实生动典雅而富有个性，与宋代雕塑宛然无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