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流常常是双向互往的，虽然对每个国家或民族来说，文明程度有高下悬殊之分，但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更何况与中国比肩而立的文明古国还不止一个，它们都有其独特而精彩的民族文化和文明成果。只有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博采众长，以他山之石攻己之玉，使其他国家或民族的文化精髓为我所用，并融入中华民族宏伟浩瀚的文化体系之中，中华文化的发展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才会像长江黄河般滔滔滚滚永无止息。

泉州清净寺山门

（建于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

中国与东西方许多国家的文化往来源远流长，仅就东南亚诸国说，汉唐时文化交往就十分频繁。到了两宋时期，域外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更为显著：像越南的李朝（1009—1224年）兵法于11世纪传入中国，为宋人所用，并在战争中见效。蔡延庆本是北宋一文人，由于学了“安南行军法”，竟在边疆屡立战功，宋神宗对此十分欣赏。[102]像朝鲜的高丽纸、松烟墨经常作为礼品向宋朝赠送，在宋人中有很高的声誉。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毕昇发明的泥活字传入朝鲜后，朝鲜印刷工人在吸收借鉴毕昇的经验后，很快地将泥活字创新为铜铸活字，使活字印刷术进一步发展，并又反馈入中国。又如中国使用的折扇就是宋代从日本输入的，因此宋人称折扇为倭扇。苏辙有诗为证：“扇从日本来，风非日本风”，“但执日本扇，风来自无穷。”当时（宋神宗熙宁年间），汴京大相国寺中已有这种日本折扇出售。折扇传入中国后，很快便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明清两代不少著名书画家在折扇上题诗作画，创作出许多艺术珍品。

海船纹铜镜

阿拉伯的伊斯兰文明对宋代的影响也不可小觑。阿拉伯国家中有埃及、波斯等许多文明古国，其社会和自然科学的成就曾为世界瞩目，对世界许多国家都产生过重要影响。自唐代始，中阿两帝国就开始了多层次的经济文化交流，许多阿拉伯商队从陆上经中亚细亚、天山南路一带向长安进发，有的则取道马六甲海峡从水路北上交州、广州，在长安、广州、扬州、泉州等形成了多处商业中心，许多前来经商的穆斯林在中国娶妻生子永远不归。这些人渐与汉族融为一体，伊斯兰的许多先进文化技术自然就传入了中国。到了宋代，伊斯兰文明对宋代文化的影响更广泛。宋代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高峰时期，闻名于世的四大发明有三项是在宋代得以完善并广泛应用于实际的，而中国的这三项发明又都是经阿拉伯传到西方的；与此同时，伊斯兰文明中的许多卓越成就也传入中国。在自然科学方面，有天文学和数学。宋太祖建隆年间（963年）的《应天历》是应召入中国的西域鲁穆的穆斯林马依泽修撰的，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年）编撰的军事著作《武经总要》，书中提及的黄道十二宫如白羊、金牛等名词就是阿拉伯历法的专有名词。在数学方面，著名的阿拉伯数字于13世纪40年代传入中国，这对中国文化产生的影响，更是我们要指出的。伊斯兰的建筑艺术也极大影响宋代的建筑风格，如建筑在南宋度宗咸淳年间（1265—1274年）的扬州仙鹤寺，该寺大门东向，入内为一小院，院中有一南宋银杏树，高大挺拔，殿内宣谕台上有八角亭，内藏《可兰经》，该寺的建造既有伊斯兰文化特色，也融进了仙鹤形布局的中国民族风格。在社会科学方面，阿拉伯人创立的伊斯兰哲学也是中国伊斯兰文化的核心，阿拉伯人的清真寺不仅是礼拜之所，也是受教育的地方，清真寺是阿拉伯人历史上最早的学校。中国伊斯兰的经堂教育就是清真寺教育的一种形式。

宋代文化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高峰，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尤其是宋代对外交流的加强，使域外文化源源而至。

注释

[1] 《辽史·百官志》。

[2] 辽国风俗，皇帝坐西朝东，北面与南面分立官员，在牙帐之北的称北面官，在牙帐之南的称南面官。

[3] 《契丹国志·建官制度》。

[4] 《契丹国志·试士科制》。

[5] 《辽史·百官志》。

[6] 《宋史·选举志》。

[7] 《辽史·百官志》。

[8] 同上。

[9] 《宋史·职官志》。

[10] 《辽金史论集》第3辑，4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

[11] 《辽史》各本传。

[12] 《辽史·道宗纪三》。

[13] 《辽史·圣宗纪五》。

[14] 《辽史·萧韩家奴传》。

[15] 《辽史·刘辉传》。

[16] 《辽金史论集》第3辑，54页。

[17]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

[18] 王称：《东都事略》卷一二七，附录五《西夏》一。

[19] 八分：介于小篆、隶书之间的汉字体。

[20]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

[21] 同上。

[22] 文思院：属工部，掌金银、犀玉工巧及彩绘、装饰等。

[23] 《西夏书事》卷十四。

[24] 《东都事略》卷一二七，附录五《西夏》一。

[25] 《金史》卷一《世纪》。

[26] 《金史纪事本末》卷一《帝基肇造》。

[27] 《金史纪事本末》卷二《太祖建国》。

[28] 猛安是部落单位，谋克是氏族单位，初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每一猛安又分至10个谋克，其首领为勃极烈。后打破血缘关系，300户为一谋克，10谋克为一猛安。实行军事性质的管理制度。

[29] 《金史·宗望传》。

[30] （金史·百官志一》。

[31] 《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六六引《金虏节要》。

[32] 《宋史·陈亮传》。

[33] 《金史·完颜杲传》。

[34] 《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六六引《金虏节要》。

[35] 《金史·张用直传》。

[36] 《辽金史论集》第3辑，253页。

[37] 《金史》卷四十七《食货志·田制》。

[38] 《辽金史论集》第3辑，232页。

[39] 《金史·刘玑传》。

[40] 洪焕椿：《宋辽夏金史话》，156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

[41] 翁云纲：《斋中与友人论诗》。

[42] 《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其二。

[43] 《题遗山诗》。

[44] 中国科学院文学所编：《中国文学史》（二），69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45] 中国科学院文学所编：《中国文学史》（二），70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46] 《史记·太史公自序》。

[47] 《新唐书》卷一五二。

[48] ［越］明峥：《越南史略》初稿。

[49] 《朱子语类》卷九十五。

[50] 《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

[51] 《朱子语类》卷十三。

[52] 《后汉书·南蛮传》。

[53] 周宝珠等：《简明宋史》，5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54] 沈立新：《中外文化交流史话》，112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55] 《明英宗实录》卷七二九。

[56] 周宝珠等：《简明宋史》，575页。

[57] ［越］黎文休：《大越史记》陈圣宗纪卷五。

[58] 沈括：《梦溪笔谈》卷五《乐律》。

[59] 李觏：《直讲李先生文集》卷十六《富国策第三》。

[60] 《宋史》卷八十九《地理志》。

[61] ［越］黎文休：《大越史记》李太宗纪卷二。

[62] 李保林等：《中国宋学与东方文明》，339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

[63] 杨昭全等：《中朝关系简史》，154页，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2。

[64] 徐竞：《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十八“道教”。

[65] 周宝珠等：《简明宋史》，4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66] 高丽中期文学成就最显著者之一，一生创作汉文诗近万首。

[67] 《东国李相国全集》卷二十一。

[68] 《东国通鉴》卷三十，睿宗十七年九月条。

[69] 徐竞：《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四《升平门》。

[70] 二人为北宋著名书法家。

[71] 徐竞：《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十七《王城内外诸寺》。

[72] 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六《高丽国》。

[73] 《宋史》卷四八七《高丽传》。

[74] 杨昭全等：《中朝关系简史》，161页。

[75] 徐竞：《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十六《药局》。

[76] 《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

[77] 周宝珠等：《简明宋史》，563页。

[78] 《高丽史》卷四十四。

[79] 《高丽史》卷一一四。

[80] 李保林等：《中国宋学与东方文明》，379页。

[81] 《朱子语类》卷九十五。

[82] 郑师渠：《中国传统文化漫谈》，166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83] 《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风俗杂志·日本扇》。

[84] 周宝珠等：《简明宋史》，570页。

[85] 梁容若：《中日文化交流史论》，2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86] 周宝珠等：《简明宋史》，568页。

[87] 周宝珠等：《简明宋史》，589页。

[88] 《岭外代答》卷六《木兰舟》。

[89] 同上。

[90] 沈立新：《中外文化交流史话》，66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91] 沈立新：《中外文化交流史话》，135页。

[92] 《尚书大传》卷五《周传七》。

[93] 《三国志》卷四十七。

[94] 《太平御览》卷七八六。

[95] 参见周达观：《真腊风土记》之《器用》、《异事》诸条。

[96] 陈鹏：《东南亚各国民族与文化》，256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91。

[97] 同上书，125页。

[98] 《东南亚史论文集》，393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99] ［美］卡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162、16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100] 同上。

[101]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科学技术》，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02] 《宋史·蔡延庆传》。